你一定已經發覺我經常使用引言和摘文，這可不光為了炫耀我讀過多少書，也是為了替我的文字增色，並善加利用那些更能精闢傳達我的想法的名家。
I 左拉：我控訴！（J’Accuse!）
尷尬則是因為你用的稱號：異議者（dissident）。事實上，不知為何，我們的語言和文化迄今仍無適當的詞彙來指稱你的這個志向，而「異議者」是個高貴的稱號，它必須被贏取而非自稱。它意味著犧牲和風險，而非單指意見不合（disagreement）。
古羅馬有句話說：「就算天塌下來，也要伸張正義。」（Fiat justitia—ruat caelum）。然而，每個時代都有人認為，「更大」的善——例如部族團結或社會和諧——應該先於追求正義。
左拉在分析社會時從不抽象。這樣的他揭露，在躁動不安的暴民與他們對「強人」和軍隊的吹捧之間，存在一種近乎施虐者－受虐者的關係： 檢視你的良心：當國家並未遭受任何攻擊，你聲嘶力竭想要捍衛的真是國家的軍隊嗎？難道不是你感到急需頌揚戰爭嗎？ 說到底，你身上流的還不是真正的共和之血。看到戰鬥頭盔仍會使你心跳加速；君臨天下的國王已經不復，你卻仰慕那樣的存在……你心裡想的不是捍衛國家的軍隊，而是剛好滿足你這份渴望的將軍大人。
II 里爾克：走進你自己
里爾克身上另一項積極而正面的成分是他對愛慾（Eros）的態度。他敏銳地看出性既是一股解放的力量，也是面對可怕死慾（Thanatos）的最佳還擊。他那七首「陽物詩」（Phallic Poems）是馬維爾和玄學派（metaphysical）那段美好歲月以降最優秀的非情詩作品。它們公然宣告，性交即為其自身的理由（fucking is its own justification）。
III 對語言文字時時警覺以對
「荷馬之錯，在於他說：『但願眾神和世人都不再有紛爭！』他沒發現自己正在祈求宇宙毀滅，因為若其祈求成真，世間萬物俱將消逝。」
古希臘的雅典人本來更隨意地使用這個字，所有不關心公共事務的人都被他們稱作白痴（idiotis）。
經常可見的是，各大宗教都無法有力地敘述天堂，反而在描繪地獄上更得心應手。早年的基督教教義學者特土良（Tertullian, 155-240），便是借用後者的生動來使前者更具說服力。他斷言，天堂的各種樂趣之一就是想像地獄所受的折磨。這種擬人觀至少還有點意思，其他的就別提了，問題是沒有人能夠真的渴望放棄智性，因為它為人類帶來諸多樂趣和種種回報，雖然同時也無可避免帶來焦慮、疑惑、衝突，甚至絕望。
IV 馬克思：必須懷疑一切
臣服擁戴是人世間的一股強大力量。當某人相信自己所受的奴役是光榮的、是出於自願的，這時候，把他當成一個（精神）奴隸來對待是行不通的。
從這項告誡，我要講到已故卡爾．波普爵士（Sir Karl Popper）的一項觀察。他本人在辯論時或許很霸道，但他依然承認爭論／辯論就其本身而言是有價值的，甚至不可或缺。正如他所注意到的，在辯論當中，勢均力敵的雙方很少能夠成功說服或「改變」對方。但同樣少見的是，在一場嚴格正派的辯論裡，雙方到了最後仍完全維持一開始的立場。讓步、精進和調整都將出現，雙方的初始立場都會經受修正，即便表面上看似維持「不變」。
他那漫長而充滿危險的人生令他相信，只有讓各種思想和原則彼此公開衝撞，才能將事情看清楚。衝突或許很痛苦，但無痛的解決方案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存在，而且追求那種方案只會導致無腦又無意義的痛苦後果，形同尊奉鴕鳥為神。 反觀那些無腦之徒天天提供我們的無恥建議，用各種關於「療癒」的陳腔濫調來替代公開誠實的辯論。
如此一來，是否就可以推論：既然人性能被變差，那麼肯定也能被變好？不見得。我們是哺乳動物，而我們的前額葉（至少在我們接受基因改造工程之前）太小、腎上腺太大。
V 反抗的藝術：「假裝」（as if）
他稱此為「無權力者的權力」，因為即便是在幾乎不准有任何異議的情況之下，也還滿容易讓一個堅持強迫人民服從的國家自取其辱。事實是，你無法百分之百控制人類，就算你可以，也無法持續抓著不放。
但大家必須記住，重要的是那些勝利看似遙遙無期、令人陰鬱沮喪的年頭。在那些年的每一天裡，這種「假裝」的姿態必須保持下去，直到累積的效應浮現。許多偉大的「假裝」實踐家——包括E．P．湯普森本人，以及當時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克里格爾等人——都沒能活著看到他們對未來抱持希望、年復一年淡定排練醞釀而成的那場盛大演出。
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 1936-2011），捷克詩人、劇作家、異議份子、思想家暨政治家。在民主政治運動「布拉格之春」期間不斷發表文章批評現況，與其他作家、異議人士發表《七七憲章》，要求政府遵守《赫爾辛基宣言》的人權條款。捷克九○年代「天鵝絨革命」的靈魂人物，一九九三年到二○○三年間擔任捷克共和國總統。
VI 「不作為」的修辭彈藥庫
作好心理準備，你將會聽到（甚至可能是在自己腦袋裡）許多不利於我們行使反抗的論調，當中有一些非常誘人。你也許會被問到或是自問：這麼做能有什麼用？不巧的是，這個問題沒有好答案。這世界或許很荒謬，人生也無論如何一定很短暫，但這不代表我們就只能對那些顯然不合理或沒道理的事視而不見。
任何人若曾提筆為不得人心的事辯護，或曾目睹可能引發爭議的事件，多少會心生一股想扭曲或封鎖那些事實的衝動，因為任何誠實的陳述都會包含可供那些無恥敵人利用的內幕。
前因原則（The Principle of the Wedge）：你現在不該公正行事，以免別人期望你將來仍會公正行事，但那些期望是未來的你或許沒有勇氣去滿足的。
危險先例原則（The Principle of the Dangerous Precedent）：你現在不該採取任何公認正當的行動，以免你自己或那些跟你一樣平凡膽怯的後繼者將來不敢做對的事。
VII 事情沒有看起來那麼複雜
人們不該將孩子過度美化，畢竟他們很容易受人影響，也很容易成為灌輸思想的對象——而且，天真無邪的效力有限。你必須先要洞悉世情，才有辦法去辯論「發動核子戰爭是不對的，配備毀滅性武器則沒有錯，而且可謂深謀遠慮」、「有些事若由個人為之是可惡的罪行，若由國家為之則罪有可恕」這樣的主張。這些是邁入成熟的回報，只有當我們開始衰老才能享有。
適應力也會構成威脅，令我們可能變得習於某些危險，從而未能及時警覺，直到一切已經太遲。核武問題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此時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實際上等同於正穿著軍服、坐在一條毫無掩護功能的戰壕裡，一票人沒經過你同意就取得決定你生死存亡的權力，而且將你當成用完即棄的消耗品。你根本沒發現自己是何時被徵召的。你所謂的「正常」生活，是活得好像自己命懸一線的事實完全不存在一樣。
IX 「反神論者」（antitheist）
但每當他們說到或寫到他們的信仰，其智性和道德標準就會瞬間崩壞，讓我目瞪口呆。他們希望神站在他們那邊，也相信自己是在為祂服事——這充其量除了是某種極端的唯我論（Solipsism），還能是什麼？我們最大的資源是心智，但我們的心智並未受到良好的訓練，反而學會將必須經過證明之事直接假設為真，從結論來推導證據。即便是最溫和、最無私的宗教信仰，也少不了這種傲慢與不合邏輯。真正的信徒必須相信自己是為了某個目的而存在這世上，而且是某個「至高存有」（Supreme Being）真正關心的對象，同時也得聲稱自己對這位「至高存有」的所欲所求略知一二。
正如湯瑪斯．潘恩指出的，如果你想要，你可以承擔別人的債務，甚至自願替他坐牢。那是心甘情願的自我犧牲。但你不能將他的實際罪行當作自己的罪行來承擔：一來，你並未犯下那些罪行，而且可能寧死也不願為之；二來，這種荒謬作為將會剝奪他應負的個人責任。所以，這整個赦罪和寬恕機制在我眼裡是完全不道德的，而所謂「神所啟示的真理」（revealed truth）觀念則是免除我們自行摸索倫理守則的艱鉅任務，從而貶低了整個自由意志的概念。
不過，猶太教也跟伊斯蘭教、基督教同樣堅信某些浮誇、矛盾、時而邪惡且瘋狂的文本是神自身的話語，儘管它們明擺著根本出自凡夫俗子之手。
X 對宗教的批判是其他所有批判的前提
但是，讓我反過來問你：所以你的意思是，宗教信仰是他們展現崇高道德的充分或必要條件嗎？換言之，要是沒有這份信仰，他們就不會反對種族主義或納粹了嗎？我想我對這兩人的評價更高，不會這樣說他們。
XI 甘冒「精英主義」的罵名
在某種程度上，過去有許多可敬的反叛者或反對者是為那些無聲和弱勢群體而行動、發言。這或許「很精英主義」——他們的成績斐然，當中包括派出一支先鋒隊伍冒充群眾的計謀——卻仍能藉著提到「人民」來為自己開脫。連美國憲法的序文——由那些將別人當作自己財產的人士所起草——也是用「我們，美利堅合眾國人民……」來起頭。這種「邪惡對善的認可」，在此前和此後的無數次召喚裡，向來是一個強有力的主旨。就連那些把「我的人民」掛在嘴邊的專制君主，也是有意無意地在向它致敬。這正是麻煩出現之所在。
在那個年代，精英主義對民粹主義的操縱可以說是純憑機運亂槍打鳥。喬治一世到三世的時代（一七一四至一八三○年間）英格蘭當局縱容「教會與國王派」（Church and King）暴徒，宣洩了本來可能導向教會和國王的能量（對此我不認為我言過其實）。那些不識字之徒燒毀成堆的湯瑪斯．潘恩作品《人的權利》（The Rights of Man, 1791），因此獲賜酒食，為此樂不可支。
我很確定，你就像大多數聰明人一樣，多少會對這種事有所防備。眾人皆知，問題可以被「設下圈套」；眾人皆知，樣本可以被「加權」；眾人皆知，問題明白易懂與否取決於該假定是否普遍且流行。所謂洞悉世情，就展現在對這些事情的理解，並偶爾宣稱對其不信任或懷疑。
不過，這些疑慮並未發展成認真嚴肅的批判。人們首先要注意的是，這些深入大眾心靈海洋的探索是由有錢有勢的組織所委辦，它們不會為了滿足好奇心而砸錢。這些民調採用的策略和市場調查相同：重點不是要解釋世界，而是要改變世界。偏好某項產品的傾向，並非被動等著被人發現與觀察，而是要被培養、鼓勵和開發。
布萊希特在一九五三年精準捕捉了這種心態。他談到當時有一份共產黨傳單，內容是訓斥柏林人無腦起義反對史達林主義，對此他不動聲色地嘲諷：或許黨應該解散人民，再選出另一批。
XIII 權力在握者也不過是哺乳動物
你一定已經發覺我經常使用引言和摘文，這可不光為了炫耀我讀過多少書，也是為了替我的文字增色，並善加利用那些更能精闢傳達我的想法的名家。
我這輩子的一大樂事和年齡漸長的一大特權，就是重訪那些當我初見或初識他時身為政治犯、流亡者或難民的人士。我頭一次見到現任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是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倫敦一場亂七八糟的基進份子辦的派對上，他就坐在地板上，而且一點也不亂七八糟。
至於金大中——現在是大韓民國總統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我首次見到他時，他正在雷根政府的反對之下流亡維吉尼亞州。
XIV 不要信任以「我們」之名發聲的人
卡繆面對的是家鄉阿爾及利亞那場不正義的殖民戰爭。在那裡，叛軍會隨機引爆炸彈，可以輕易炸死占領軍，但也同樣可以輕易炸死他的老媽媽。卡繆表示，如果不得不在正義和母親之間作抉擇，他可能必須選擇母親。E．M．福斯特則是說，要是必須選擇叛國或叛友，他希望自己能有足夠勇氣叛國。
當歷史唯物論被套用在道德和社會事務上，重點一直都是：它證明了許多不幸福、不正義和不合理，都是人為的。那些所謂「神所賜予的」環境或形勢，一旦籠罩它的霧翳被撥開，人們便會發現：決定容許這些情況存在下去的，從頭到尾都是——人類自己。
總之，別讓任何黨派或組織替你思考，不論那些團體的志向有多麼崇高。不要信任那些高談闊論「我們」的人，或任何以「我們」之名發聲的人。若你發現這種腔調正不知不覺滲入自己的語言中，就要質疑你自己。對安穩和多數的追求，並非總是等於團結；它也可以是讓異議言論噤聲的共識、暴政專制、集體主義型態之一的部落主義（tribalism）。永遠都不要忘記：即便世上有「群眾」可以召喚，有「人民」可以頌讚，但他們絕對都得由「個人」組成。
參與法國大革命的經驗讓他知道，狂熱和狂熱份子，以及所有自認掌握真相並有權將之強加於人者，可以有多麼危險。
說他們主要是擔心自己的性命安危，完全是一種誹謗——好吧，「幾乎」完全是在誹謗，畢竟我這個世代的年輕美國人當中，確實有個只顧自己的逃兵：比爾．柯林頓。
他說，體制之間的關鍵差別已不再是意識形態的，主要的政治差異存在於認為和不認為公民可為（或應為）「國家財產」的兩派人之間。這巧妙呼應了潘恩對奴隸制的攻擊（「人不能以人為財產」），也說明了我個人對熱核國家的抗拒。這種國家將人民當成免洗工具，用完即棄。如果你追求的是真正基進的結果，我會建議你遵循亞當．米奇尼克這個犀利觀察所揭示的路線。
XV 成為國際主義者
我不會說我從小就被灌輸一堆醜陋的事——我的父母很聰明，沒有滿腦子偏見——但當時對外國人的普遍態度就是「看好錢包」、「別亂喝水」這一類，而這種態度又被英國小報和許多政客不斷強化。二十多歲起，我開始認真地旅行，而不只是走馬看花，去的經常是那些曾為英國殖民地的國家。我帶著我的社會主義信念同行，但往往仍得克服某種緊張不安的抗拒才能走進當地市集。
一方面來說，旅行「窄化」了我的心智。它讓我發現一件極其尋常又平凡的事，那就是：不管在任何地方，人類都是一樣的，而這個物種每一位成員的差異程度也很微小。
佛洛伊德說得很對。他曾經寫到「對微小差異的自我陶醉」：來訪者眼裡微不足道的區別，卻是當地那些偏狹之人的執念。
某些方面，我為種族主義者和宗教狂熱者感到遺憾，因為他們完全不明白何謂為人，因此值得某種同情。但我硬起心腸，決定更恨他們，因為他們帶來不幸，還為此提出可鄙的藉口。我最討厭聽到人們用「歧視」來指責種族主義者。「歧視」（to discriminate）是一種寶貴的能力，但種族主義者完全不加以區別、將某個「種族」的所有成員化約為一，正好自曝他們完全沒有「歧視」的能力
關於出國旅行的報酬或積極面，我似乎說得還不夠多。正如你發現愚蠢與殘酷在哪裡都差不多，你會看到人道主義的要素也是在哪裡都一樣。不論是印度阿姆利則（Amritsar）或巴基斯坦拉合爾（Lahore）的旁遮普人，都是一樣的好客與心胸寬闊，即使領土分割意味著旁遮普和印度次大陸的殘缺。
或者這麼說好了：別跟身份政治扯上關係。我清楚記得自己是什麼時候第一次聽到「個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這句口號。一開始，它旨在反擊一九六八年之後面臨的挫敗和衰退。誠如你可能會說的，這是個安慰獎，要送給那些錯過那一年的人。當時我打從骨子裡意識到，一個很糟糕的觀念已經侵入論述中——事實也證明我並未誤判。人們開始在集會裡站起來，高談自身感受而非自身想法，闊論自己是誰而非做了什麼（如果有的話）或主張什麼。它就有如「對微小差異的自我陶醉」的複製品，甚至更加無趣，因為每個身份團體都會衍生若干次團體與各自的「特異性」。這種傾向飽遭各種諷刺——「切羅基族跨性別殘障女同志團體的過重成員，要求政府召開聽證會來聽取其需求」——但再怎麼諷刺都是不夠的。
語出吉卜林的詩句：What do they know of England, who only England know?
XVI 基進份子的幽默
就我們對人類的理解來說，一個幽默感不足的人要比一個智力低下的人更棘手。
切斯瓦夫．米沃茲在其詩作〈並非如此〉（Not This Way）中表示反諷是「奴隸的榮耀」：銳利的私語和機智的微言是輸家的慰藉，也是威權無計可施的。
XVII 別怕被看作偏執狂
在現代的大眾社會裡，不管再怎麼樣，異議者都不太可能面臨絞刑台或囚室，甚至失業或挨餓之虞。這種事當然依舊會發生，而且大量發生在那些為使我們的社會繁榮興旺而生產原物料的國家裡，但在更多數時候，敵人是頂著一張平庸的臉。
這八年來，我感覺到人們開始有反應了。的確，我偶爾會聽到別人對我說：「拜託，別再提那件事了。」或是「你好像對這件事很執著。」又或者是——我最喜歡這一句了——「我們不能往前看嗎？」然而，能夠惹人厭，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回報
所以我拜託你：別怕被人看作偏執狂（但如果是你「發現」自己是個偏執狂，或許又不太一樣了）。這是那種「指標性謾罵」之一，表示對方或那些寬以待己之人的玻璃心被刺痛了。它應該激勵你再繼續喋喋不休下去。
這些都讓人感覺「德雷福斯時刻」好像永遠不會到來。許多階級抗爭也是如此，例如協助沒有儲蓄的罷工者保持士氣、調閱那些糟糕又複雜的紀錄以找出公司把錢藏在哪裡，以及努力讓記者關心、寫出真實的報導。論及某個備受摧殘或遭遇種族清洗的遙遠國家時，你得向漠不關心的人解釋它在地圖上的位置、為何此事可能對他們具有意義，甚或——就某方面來說，人們或許不想聽到這一點——他們可能也有責任。
我無意使它看來無趣又消磨人心，但除非你追求的是立竿見影，才會覺得這些事讓人意志消沉。這一切的最大回報（如果這個字眼洽當的話），是你將在參與活動時認識的人、你將學到的教訓，以及你將獲得的自信——來自你從當中建立起的經驗和信念——以對抗那些許多人公認或第三手的意見。
XVIII 「絕無下一次！」（Never Again!）的偽善
就像人家說的，我知道要「深入其境」，以免自己過度美化波士尼亞人，同時也檢視自己和他人是否落入那種「烏托邦式遊客」的陷阱。我的依據是歐威爾的《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 1938）。令人驚訝的是，這本書在此地經常被拿出來討論，也因此令人更為堅定。
你可以試著對一群冷漠的聽眾說這段話，然後你會發現，他們會很好奇你把自己當成誰了（如果你夠行的話）——對此，你自身也會同感好奇。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就放膽說出來，同時記住這件事：相較之下，你冒的險有多麼小。
【後記】
第一，美德和好處若是強索或強求來的，結果會適得其反。第二，任何的自我描述都不可靠（全美卡車司機工會有一位幹事曾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被問到該工會是否真的很夠力，他謹慎而優雅地回答，擁有勢力就跟擁有淑女氣質有點類似：「如果你得說你有，你很可能就是沒有。」）
已逝的詹姆士．卡麥隆早年曾在基進新聞學（radical journalism）的領域指導過我。他坦言每次坐在打字機前時，都會心想：「今天他們就要看穿我了。」（他曾以一支勁筆完整記錄下印度的獨立，過世時是世上唯一見過三次核爆的的人）。每當我心生同樣的恐懼，只要想到教宗、英國女王和美國總統每天醒來也承受類似的折磨，就讓我感到寬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