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内容上完全忠实於英文原著，并经作者核实后对英文版疏漏之处有所订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拥有本书中文翻译版权，其他所有繁、简体中文版均以此译本为母本。
香港中文版出版说明
本书在内容上完全忠实於英文原著，并经作者核实后对英文版疏漏之处有所订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拥有本书中文翻译版权，其他所有繁、简体中文版均以此译本为母本。
前言 探寻邓小平
写邓小平并非易事。19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文革期间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错误纪录，但没有找到任何书面证据。为正式会议準备的讲话稿均由助手撰写，有纪录可查，但其余大多数谈话或会议发言都不需要讲稿，因为邓只靠记忆就能做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条理分明的讲话。
就研究邓小平事蹟的客观纪录而言，最基本的一部文献是《邓小平年谱》：2004年先出版了两卷，共计1,383页，从官方角度记录邓小平从1975年直到1997年去世前几乎每一天的活动；2009年又出版了三卷，共计2,079页，记述1904年到1974年邓小平的生平。由党史学者组成的编写这部年谱的班子可以接触到大量党内文件，并力求做到记录準确。年谱不提供解释，不进行褒贬，不作揣测，没有涉及一些最敏感的主题，也不提政治斗争。不过，它对于确定邓小平曾在何时跟何人会谈，以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都大有帮助。
除了多次在中国的短期访问外，我也有数次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2006年住了五个月，2007年一个月，2008年数周，2009年一个月，2010年数周。这使我有机会采访到三类知情人士：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除了几位会讲英语的中国人选择用英语交谈，其他访谈都是直接使用汉语，没有翻译在场。具体而言，我受益于同朱佳木、程中原、陈东林和韩钢的深谈，他们都是专治党史的杰出历史学家。我也采访过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陈云的两个子女（陈元和陈伟力）、胡耀邦的两个儿子（胡德平和胡德华）。此外我还采访过陈毅、纪登奎、宋任穷、万里、叶剑英、余秋里和赵紫阳等人的子女。他们都是聪明、有头脑的人，出言谨慎且深怀孝心。他们的具体回忆令人感受到他们的父母及父母的同事的气息。
我采访过的前任官员中既有邓小平的仰慕者，也有他的严厉批评者。后者认为邓没有充分支持胡耀邦和知识分子，悲剧性地丧失了推动政治改革的良机。有些人是曾与邓小平共事或在邓手下工作过的著名官员，包括前外交部长黄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前副总理钱其琛和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所有这些官员都已退休，这使我们之间的交谈可以比他们在任时更为放松。
除了以上提及的这些人外，我还采访过鲍朴、储百亮(Chris Buckley)、陈方安生、陈广哲、陈昊苏、陈开枝、陈伟力、陈先奎、陈小鲁、陈元、陈知涯、郑在浩、邓英淘(已故)、杜芬（Dolfin）、德赖斯代尔（Drysdale）、杜蒲、杜瑞芝、杜润生、高华(已故)、高尚全、高西庆、龚育之(已故)、顾汝德（Goodstadt）、何方、何理良、胡晓江、黄平、黄仁伟、纪虎民、江绵恒、金冲及、刘遵义、冷溶、梁振英、李德全、李捷、李君如、李普、李盛平、李慎之(已故)、李向前、林京耀、柳述卿、刘亚伟、陆恭蕙、龙永图、卢跃刚、罗援、马立诚、马沛文、马诚礼（Martin）、狄迪（Nickerson）、彭定康（Patten）、皮尼（Pini）、沙祖康、单少杰、申再望、宋克荒、宋一平、孙刚、曾荫权、万叔鹏、王建、王军涛、王雁南、王毅、吴敬琏、吴南生、萧冬连、熊华源、严家其、杨成绪、杨启先、杨天石、叶选基、叶选廉、叶刘淑仪、余晓霞、曾彥修、翟志海、章百家、张国新、张显扬、张星星、张新生、张颖、张蕴岭、赵树凯、郑必坚、郑仲兵、周明伟、周牧之、周琪和朱启祯。我感谢所有帮助过一个外国人理解中国的中国朋友和熟人。
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邓小平一直使用「邓小平」这个名字。他父亲为他起的名字是「邓先圣」,他按私塾先生的建议改为「邓希贤」,这也是他上学和在法国时使用的名字。他去苏联时的名字是「克列佐夫」(Krezov),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名字是「伊万・谢尔盖耶维奇・杜佐罗夫」（SergeevichDozorov）。年回国后他使用了「邓小平」这个姓名。有人认为这个名字很适合他,因为他身材矮小,梳著平头。他在年至年从事地下工作时还使用过一些化名。
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邓小平对外部世界的初步认识，又因邓文明给儿子找到一个留学机会而得到了进一步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法国青年上了战场，一时造成工厂劳力短缺，於是招募了15万中国劳工赴法打工。当时西方各国几乎没有为中国优秀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但也有例外：一些社会贤达在战前就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希望能帮助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可以一边打零工谋生，一边到大学学习现代科技。
邓小平在施奈德军械厂时，被分派的工作是用大铁钳把烧红的大钢块从喷著火焰的鼓风炉里拖出来。邓小平当时还不到 17岁，只有一米五的个头，他干了三周便离职而去，回到巴黎另寻工作。（他的堂叔在施奈德又干了一个多月。）几周后，邓小平在巴黎一家生产纸花的小工厂找到一份临时工，后来又在小镇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当时它雇用了大约 1,000名工人，大多都是外国人）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从 1922年 2月 13日到 1923年 3月 7日，除了短暂的中断外，他一直在这里上班，工种是加工橡胶套鞋，一份不太费力的活。经过短暂的学徒期后，邓小平像其他工人一样成为计件工，於是他学会了抓紧干活，并工作很长时间，一周长达 54小时。他从工资中省出一些钱，又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点钱后，於 10月 17日辞去工厂的工作，想办法进了附近的夏狄戎学院唸书。然而他的钱并不够用，三个月后便又回到了哈金森橡胶厂。 3月份他第二次离开该厂后，工厂文件的纪录中说，他「拒绝工作」，「辞职不干，不再雇用」。
邓小平最后一次学习机会落空后，便投身到激进（ radical）事业之中。在第二次回到哈金森工厂时，他就在附近的蒙塔日加入了由秘密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基层组织成立的学习小组，其中有不少人是他在重庆预科学校的同学。
1925年春天，邓小平因其能力和可靠的表现，被任命为里昂党组织的领导人。 1925年 5月 30日，中国国内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上海的英国警员向中国学生的示威人群开枪，邓小平也和旅法的中国学生一起，抗议法国政府与镇压学生的中国政府沆瀣一气。
1925年11月，邓小平被派到巴黎的雷诺汽车厂工作，在那里从事组织工人的宣传工作。1925年底，参与示威的中国学生的上层领袖被驱逐出境，当时只有21岁的邓小平在组织内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发表了主要演讲并主持会议。1926年1月7日，有人警告邓小平说，他本人也成了逮捕目标，於是他乘火车经德国逃往苏联。
还在莫斯科时，21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不妨举个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1927年8月7日，中共21名领导人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国民党的剿共。22岁的邓小平并不是正式成员，他担任书记员并负责处理会议文件（在后来的党史中，他被赋予「党的秘书长」这个响亮的头衔，其实他当时只是个小角色，为这些共产党人做做会议纪录而已）。
邓小平在战斗期间离开广西后，去上海一家医院探望了临产的妻子，这是他们最后的几次相聚之一。医院的条件很差，她在生产时染上产褥热，几天后便去世了，没过多久新生儿也夭折了。据说妻儿的死亡让邓小平深感悲痛，但他立刻回到工作中。在这惨痛的一年间，回到上海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邓小平，又与上海一个既聪明又有自由思想的女革命家阿金（金维映）结为伴侣。
在江西，邓小平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崇敬。毛是带着一小批追随者从老家湖南逃离军阀、越过东部山区来到毗邻的江西省的。邓小平曾试图在广西建立和维持共产党的根据地，但以失败告终，所以他很理解毛泽东在建立根据地上取得的成就。毛泽东不但要为军队搞到足够的给养，还要阻挡敌军入侵，赢得当地居民的支持。
据邓榕说，在1930年至1931年的一系列沉重打击——第一个妻子和孩子去世、自己在党内受到严厉批评和责难、第二个妻子与他离婚——之前，邓小平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但是在经历了这一连串的悲剧和挫折后，他变得更加内敛，少言寡语。当时他还无从知道，从长远看，他因被指为「毛派头子」而受到惩罚其实是他的运气，因为这使毛泽东长期相信邓小平是忠实於自己的。在后来的岁月里，即便在毛泽东让激进派批邓时，也绝不同意把邓小平开除出党。
从1937年到1949年，邓小平和刘伯承先是共同抗日，抗战结束后又在内战中一起打国民党，他们配合紧密，使「刘邓」成了一个固定的称呼。刘伯承有善待部下的名声，邓小平则对部下要求甚严，打起仗来不顾一切。在处决那些被怀疑给国民党做奸细的士兵时，刘伯承也要比邓小平更加慎重。
从1947年夺取东北到1949年年底控制全国，中共只用了两年多时间。每占领一个大区，中共就会成立一个「局」，领导该大区。1952年以前，在北京逐渐建立起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期间，一直是由这六个大区的局承担着统治中国的主要责任。
赫鲁晓夫（Khrushchev）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谴责了史太林（Stalin）。与出席大会的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同志一样，邓小平也未被允许出席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会议，但第二天他便获准看了讲话稿。他马上敏锐地意识到，此事不但关系到苏联国内，而且会产生国际影响，他指派两名翻译连夜译出讲话，但在毛泽东决定如何作出反应之前他谨慎地避免谈论这篇讲话。
从1957年春开始，很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鼓舞下畅所欲言，批评的严重程度令毛泽东感到意外。他怒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资本家虽然已被消灭，但他们还是脱不掉自己的阶级本性。毛泽东在1957年夏发动「反右运动」，羞辱所有那些严厉批评中共的人。毛泽东带头整了大约55万名知识分子，把他们划为右派，并吩咐邓小平具体操办这场运动。邓小平在「双百」运动中曾对党的地方干部说，要听得进批评意见，不要打击报复。可是在反右运动中，有的知识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地批评那些任劳任怨的干部让他感到恼怒。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力挺毛泽东，维护党的权威，打击敢言的知识分子。这些打击迫害以及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直让中国的知识精英耿耿於怀。反右运动毁掉了中国大批最优秀的科技人才，也使很多人疏远了中共。
1967年，毛泽东把邓小平夫妻软禁在中南海（紧邻天安门，是党的高层领导生活和办公的地方）的家中。子女被赶走以后，他们便同外界失去了联系，两年间不知孩子们的下落。他们把时间用于读报、看书和听广播，每天打扫门前的道路。他们的处境比很多挨整的干部要好得多：在中南海里，他们得以免受红卫兵的批斗，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厨师和一名警卫，还能够用节余的工资购买必需品。毛泽东既要在邓小平的个人效忠问题上给他点教训，也为日后重新启用他留有余地。邓小平的子女却没有得到同样的保护。他们受到红卫兵的批斗，被迫交代父亲的罪行。
1969年3月第一次中苏边境冲突后，10月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把一些高级干部疏散到地方去，以便苏联一旦入侵时他们可以在当地组织抵抗。朱德和董必武被派往广东，叶剑英去了湖南，聂荣臻和陈毅去了河南，陈云、王震和邓小平分別去了江西的不同地方。事实上，他们下放农村后，并没有在组织地方作抵抗準备中发挥任何作用。一些敏锐的北京观察家认为，是林彪害怕潜在的对手，而以苏联进攻的危险为借口说服了毛，把可能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北京高干流放到外地。确实，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后，这些领导人纷纷获准从地方返回北京。
邓小平在去江西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也是由于体制的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1949年中共掌权时，作为革命家的邓小平成了建设者，致力於建设新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第2章 从放逐到返京：1969–1974
在邓小平下放江西之前，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西当地干部，指示他们安排邓小平的生活。为了确保安全，不使邓小平一家人受到造反派的攻击，他们被安排在一个军事驻地，住所在南昌市附近，以便必要时有方便的交通。
吃过早饭后，邓小平和卓琳步行前往县拖拉机修造厂，在那里干一上午的活。分配给邓小平的工作是对体力要求较轻的钳工，很像50年前他在法国工厂干的事情。修造厂离家只有一公里，当地人修了一条安全的专用路从他家通往工厂，使邓小平夫妇每天步行上下班时不会遇到外人。
下放江西使邓小平能够很快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虽然他不轻易流露感情，但据女儿邓榕说，父亲其实是个有感情的人。她说，父亲在北京挨批的三年里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后体重又开始增加，恢复了健康。他服用安眠药已经多年，文革期间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1970年1月1日，即来到江西还不到两个月，他睡觉时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药了。
当195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看到赫鲁晓夫谴责史太林时，他充分感受到了赫鲁晓夫那种感情用事的抨击给苏共和曾为史太林工作的人造成的重创。虽然中国的报刊广播对邓小平的批判铺天盖地，把他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但是远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在江西写的大多数信件都是为了请求允许孩子回家探亲、安排他们在南昌附近工作、让邓朴方得到必要的治疗。邓榕说，他一生中除了为孩子以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信。
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毛泽东本人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在1966年把他叫去，让他跟林彪见一面，与林合作共事。邓小平同意去见林彪，但交谈并没有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反而使他们各行其道。
有观察家认为，周恩来对林彪之死会幸灾乐祸，其实他深感不安。他一向以个人感情上的强大自制力闻名，可是在林彪坠机后不久，当他向副总理纪登奎说明国家面临的困难局面时，不禁潸然泪下，必须停顿片刻以控制个人的感情。他一边说一边哽咽。据说周恩来一生只哭过三次，一次是因为他迟迟才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一次是因为叶挺的牺牲，他们在1920年代就是革命战友，还有一次就是林彪之死。
周恩来对林彪之死的这种情绪反应，可能有若干原因。他知道，林彪虽然是个著名的激进派，但他务实、重秩序，周恩来很容易与他共事。此外，周恩来在毛泽东手下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今国家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破坏后，再次面临大动荡，这让他忧心忡忡。他深知每迈出一步都是艰巨的任务。[2-30 作者 2002年 4月、 2006年 11月和 2009年 4月对周恩来的翻译冀朝铸的采访。]有人认为周恩来也是在为自己落泪。到那时为止他尚能避免毛泽东对他的猜忌和惩处——两个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都因此而丧命。他一直设法只当三号人物，现在自己却也成了二号人物。他知道毛泽东会疑心。确实，毛在两年之后便开始批他。
除了依靠周恩来以外，毛泽东也把叶剑英叫回来整顿军队。叶是一位老资格的军事领导人，德高望重，没有个人野心。毛还悄悄地开始允许另一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人重新回来工作。在林彪坠机后他休养的两个月里，毛不止一次承认，很多老干部受了太多的苦。在对这个错误作出解释时，他说那是因为他错误地听信了林彪的谗言。
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心知肚明，如果毛泽东不点头，陈毅也不可能受到批斗。但是他们愿意暂时接受林彪要对陈毅之死负责这种不实之辞。他们不指望毛泽东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周恩来在1972年5月查出患了膀胱癌，但从这时直到1973年年初，他依然从事著繁重的工作。
跟善于抓大放小的邓小平不同，对细节有著惊人把握能力的周恩来是大事小事一起抓。毛泽东一给他活动空间，他便运用自己过人的记忆力，对很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表达了特別的关照。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使出浑身解数，痛苦地执行著毛的指示，同时也尽力保护他觉得自己能够保护的人。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之后，往往不再理会朝内衮衮诸臣，只跟内宫善于阿谀奉承的太监打交道。林彪死后，毛泽东也很少接见任何干部，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与外界的沟通主要依靠三位女士，一个是随时陪伴於他左右的生活秘书张玉凤，还有所谓的「两位小姐」：他的译员唐闻生（「南希」）和他的「外甥女」王海容（其实是毛的表兄的孙女）。
「四人帮」的名称及其所表示的他们是危险分子的意思后来广为人知。江青继续批判周恩来和老干部，同时她和另外三人也成了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批判对象。但是当时还不可能触及那个能让「四人帮」整人的人——毛泽东。事实上，有些大胆的人只在与可靠的朋友的私下交谈中会竖起四个指头，然后晃动大拇指，意思是不光有「四人帮」，还有第五个人：毛泽东。
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博得了非同寻常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国以其幅员和潜在实力，被视为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发展中国家特別高兴地听到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也欺负和剥削他国，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就应当给它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它。在联合国期间，邓小平还与来自各国的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在回答问题和讲话时都十分谨慎，因为他目睹过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况且他的访问只有一周的準备时间。他把难题推给外交部长乔冠华去回答。
邓小平发言两三天以后，在纽约和基辛格第一次会晤。他们初次见面时，基辛格对邓小平直来直去的风格有点儿摸不著头脑。邓小平虽然很客气，却带着毛泽东的强硬指示。他知道周恩来因为向美国示弱而挨了批，他要确保自己不会受到同样的指责。[Years of Renewal, p. 868.]他在1974年谨小慎微的风格与1978年夏天之后会见外宾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他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已很有经验，而且毛泽东已不在人世，无法再听人向他汇报邓小平的言论。
邓小平取道巴黎回国时，在那里的中国大使馆住了几天。这是他从1926年离开后第一次访问法国。他在那里喝咖啡，吃牛角包，就像半个世纪前一样。出于安全的原因，没有让他到市区转一转。他的随行人员想找到他以前住过的地方，但一无所获。回国之前，邓小平买了两百个牛角包和一些乳酪，回国后分送给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和聂荣臻等人，他们都是1920年代他在法国时的革命战友。
第3章 在毛泽东手下整顿秩序：1974–1975
周恩来做报告时，很多人大代表都为他痛苦的表情落下了眼泪；唸完报告后，他们全体起立，向他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这种情感上的反应，是他们向这位临终前的领导人表达的敬意，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工作出类拔萃；他在文革中保护了他们中间很多人，却在毛的手下蒙受不白之冤。瞻望未来，很多人盼望文革浩劫早日结束，国家能够最终致力於周恩来在11年前首次宣布、在这次报告中又重新提出的任务——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此后，邓小平的部下从打击徐州的派性转向打击徐州所属的整个徐海地区的派性，然后又扩大到江苏全省。江苏省在1975年是全国最乱的省份之一，1974年末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加，江苏却下降了3%。万里得到支持从铁路转向对江苏全省进行整顿，就像在徐州一样，他打击派性，选拔能够带来稳定和发展的干部。不到三个月，万里就报告说，在整顿江苏的新领导班子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1975年中国钢铁生产的改善与当时日本的钢产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邓小平在三年后参观一家现代化的日本钢铁厂时就会明白这一点，仅这一家工厂的钢铁产量就是1975年中国钢铁增产后总产量的数倍。邓小平在1975年的努力，是他通过政治动员增加钢铁产量的最后一次尝试。他在1978年10月参观了日本的大型现代钢铁厂以后，在提高钢产量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他不再搞整顿，而是转而依靠科技。这一战略转变带来了巨大收获。1980年代中国从日本引进现代钢铁技术后，钢铁产量从1982年的3,716万吨猛增到1989年的6,159万吨，1996年又进一步增加到1.12亿吨，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召集政治局开会。毛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他有不同寻常的大事要商量，因为很久以来他都是让別人主持这种高层会议。周恩来艰难地离开医院的病床去参加会议，这是前一年12月以来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虽然此后周恩来又活了八个月，但这是两位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以毛的身体状况而论，他是能够去医院看望周恩来的，但他并没有去过。
第4章 在毛泽东手下规划未来：1975
政研室比美国白宫的班子小得多，但除了不负责执行以外，它们的目的是相似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核心内阁，是直接向邓小平负责的一批独立的顾问，可以帮他规划总体战略，起草政府公告。邓小平对它的控制权大于对党的官僚机构的控制权，因为后者过於庞大、多样，无法成为他本人的工具。除了非正式的交流之外，政研室的成员每两周开一次例会。他们将工作分成三大块：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国内问题和国际关系。最初这个机构只有六名老资格的成员（胡乔木、吴冷西、李鑫、熊复、胡绳和于光远），很快又增加了第七名成员（邓力群，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即使在鼎盛时期，把助手都算在内，政研室也只有41名成员。有些成员也曾经是邓小平「钓鱼台写作班子」的成员，1962年至1963年九评苏共的著名公开信就是他们起草的。政研室的所有成员都是党内公认的老资格知识分子、有创见的战略家和写文章的高手。吴冷西、李鑫、熊复、胡绳和胡乔木具有在毛泽东手下领导宣传工作的丰富经历，而胡乔木像邓力群和于光远一样同时还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
江青和邓小平争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是《毛泽东选集》最后一卷，即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它成了一个关于如何定义毛泽东思想的战场。邓小平把李鑫调到政研室，就是因为他作为康生过去的秘书，控制著毛泽东的很多文稿；李鑫来政研室工作，强化了《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应由邓小平主管的理由。然而，尽管胡乔木、李鑫、吴冷西以及政研室的另一些人在为《毛选》第五卷準备材料，但他们在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工作，受到另外一个组织的保护。
在1975年，干部们对「四小龙」（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已有所耳闻，它们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但在当时公开赞扬资本主义仍属禁忌，因为这将使中国多年来付出的牺牲的价值乃至中共是否应该继续执政受到质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为高层决策提供正当性的信条。但是，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破坏之后，领导层想凭主观意志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热情基本上已经消失。
在9月26日讨论该报告的国务院会议上，胡耀邦讲话时，邓小平不断插话。胡耀邦讲到追上世界科技水平时，邓小平强调说，对中国目前的水平还是要谦虚一点，因为我国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其他国家太多。
胡乔木在9月28日把邓小平的讲话吸收进了第五稿。报告必不可少地歌颂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也大胆宣布政治理论不能代替科学。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的就是这个第五稿。恰恰是在这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应毛泽东之邀来北京看望他。毛向侄子表示，他对邓小平及其在清华大学的整顿工作有意见。毛泽东对科学规划也很恼火。他的怒气集中在一句话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胡乔木在最后一稿加进去的。毛泽东坚信，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1975年12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五十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1976年4月12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於次日黎明前去世，年仅59岁。
四十多年来，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直是有令必行，毛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他在文革中成了批判对象，自己的长子跳楼致残，他对文革无疑抱有强烈的反感，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把个人感情与国家大事分开，无怨无悔地听从毛的命令。那么，既然他很清楚毛的意图，为何现在非要拒不服从呢？邓小平知道，毛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操控大局於股掌，事实上他已经来日无多。但是，答案还要从邓小平对中国未来需要的评估中找。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4-8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下册，页 1249。]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纪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假如他能在毛泽东死后获得一定的统治权，他需要与阶级斗争划清界线，继续他的整顿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视文革为一场灾难的人与他充分合作。如果邓小平听从周恩来或陈云的劝告，他就要屈服於毛的压力，这也许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邓小平没有屈服。据邓榕回忆，当父亲在年初开始大力进行整顿时，他已经估计到有可能挨批和丟官，他已经作好了精神準备。[4-88 DXPCR, p. 366.]尽管邓小平在当时处境艰难，前途未卜，但到1977年重新上台时，他在1975年与毛泽东划清界线、拒不让步的做法却为他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福特回国后，批邓的会议也随即恢复，但是美方一直无人觉察邓小平受到了批判。
1975年毛泽东是有意愿转向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的，但邓小平的动作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限度。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手中仍握有大权，他能收紧缰绳，能撤掉邓小平或让他受批判。然而，毛已经没有精力或势力去控制他手下干部的思想了。从短期看，邓小平是出局了。然而，他在1975年底对自己所支持的事拒不认错，使他在1977年复出时拥有了一个十分牢固的起点。那时候，他将解冻他在1975年建立并推进的人事安排和工作计划。
第5章 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1976
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内，中国有四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先是康生，秘密警察头子，专替毛泽东做见不得人的事，在他布置下有数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干部遇害；他於1975年12月去世。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于1976年1月8日凌晨。然后是朱德，红军缔造者，早期军队领袖；他死于1976年7月。1976年9月，高居万民之上的毛主席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周恩来走在毛泽东之前，这使毛泽东得以左右周恩来追悼会的安排：他试图借机抑制群众对周的怀念，对周一生的成就只给予了以党的标準而论尽可能低的评价。可是毛这些手段的效果适得其反。很多中国人非但不服气，反而为深得他们敬仰与爱戴的周恩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而愤愤不平。
尽管毛泽东态度冷漠，但当电台和广播喇叭里传出周恩来逝世的噩耗后，举国上下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群众的眼中，周恩来自1973年以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民众自发流露的哀痛，堪与1945年罗斯福去世或1963年肯尼迪遇刺在美国引起的反应相比。中国人民还记得一年前周恩来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时虚弱憔悴的样子，故而对他的去世并不感到意外。但让他们担心的是，再也没有谁能够保护国家、使之免於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疯狂行径了。一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领导人，对周恩来如此心甘情愿地与毛泽东合作深感不满；但是在群众眼里，是周恩来使他们躲过了毛泽东的极端做法。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精心挑选的5,000名与会者宣读了悼词。据经常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当翻译的冀朝铸回忆，很少感情外露的邓小平「刚开口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就声音哽咽，停顿了一下。每个人也都在落泪」。
邓小平宣读的悼词颂扬了周恩来。但悼词内容是按政治局的指示写就的，所以毛泽东和「四人帮」也很难不同意。悼词中说：周恩来为党、为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为工人、农民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作出了贡献。他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外交事务上他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周恩来同志一生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总是顾全大局，遵守党纪，善于团结绝大多数干部。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为其他领导人树立了生活艰苦朴素的榜样。邓小平又总结道，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
追悼会过后，按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请求，由她陪伴周恩来的骨灰前往机场。在那里，工人将骨灰送上一架飞机，从空中撒向他奉献了一生的中国大地。
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仅仅让政治局的批邓会议中止了几天。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次检讨很不满意，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就作出指示说，要把这些检讨印发政治局，作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的清明节（每年的扫墓日）是每年祭奠亡灵的日子。离1976年清明节4月5日还有好几周的时候，「四人帮」就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个时机上街游行悼念周恩来。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仅干部和学生，很多一般群众也对1月份没有为周恩来举办适当的悼念活动感到气愤，他们的确打算在清明节表达对周恩来的崇敬。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四人帮」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因为这篇试图抹黑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反弹。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围了报社，要求作出解释。在距上海三小时火车车程的南京大学，很快就出现了抨击《文汇报》文章的大字报，示威也从大学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们抬著花圈从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进发，将花圈摆放在陵园内；这里是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十万共产党人而建立的墓地。后来「四人帮」让自己的人取走花圈，并阻止了进一步的示威。他们不让官方媒体报道南京示威的消息，却无法阻挡消息从非官方的渠道传播到其他城市。[Garside, Coming Alive, p. 115.]但是消息不胫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Garside说这次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比我见过的任何国家葬礼都要感人。这种政治示威与我在中国见过的任何事情大相迳庭。⋯⋯大批人群的行动是发自於信念⋯⋯表达著多年来暗流湧动的思想感情。这是⋯⋯对周恩来去世后所受待遇的愤怒，是反抗毛泽东的精神，是对中国未来的忧虑，是对那些肯定会惩罚示威者的人的蔑视。⋯⋯人民收回了给毛的授权。
几小时以后，4月6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员开会评估这一事件。他们断定示威是有计划有组织的。
当时在中央文件馆工作的高文谦说，对毛泽东来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民众的山呼『万岁』，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他﹞身后恐怕也难逃历史的清算。⋯⋯毛泽东内心的沮丧和恐惧的心情可想而知」。[5-4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308。]中国当时并不采用投票选举方式，甚至连村级选举也没有，但是天安门事件清楚地表明，至少在民众政治觉悟最高的北京，毛泽东已经失去民心，周恩来才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邓小平也有足够的民意支持成为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把邓小平彻底赶下了台。但是当汪东兴最先向毛泽东透露江青有可能动员群众批邓时，毛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转移到一个离他的子女不太远的安全地方，住处要向「四人帮」保密。即使是高层干部也不知道邓小平的去向，因此在外国人中间谣言四起，说邓小平避走广州，被他的老友和支持者、1974年1月至1980年2月担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保护起来。不仅香港的报纸，连一些西方分析家也报道过这些传言。
但是，邓小平不被准许参加党内讨论或公开会议，也不能参加红军司令朱德（7月6日去世）和毛泽东（9月9日去世）的追悼会。
毛泽东不仅保护邓小平，允许他留在党内，还为他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关照。例如，邓小平在6月10日让汪东兴把他的一封信转交华国锋和毛泽东，他说自己的妻子为了治疗眼疾住进医院，最好能有一位家人在医院看护她。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邓小平在6月30日也接到通知，他可以从东交民巷的临时住处搬回宽街的老住所。即使在弥留之际，毛泽东也没有完全放弃邓小平。
邓小平一家人搬回原来的家九天以后，北京一百多公里外的唐山发生大地震，官方统计有24.2万人死亡。北京也有强烈震感，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结构受损。如同帝制时代一样，有人认为这场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不满的征兆。邓小平一家人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帐篷，一直住到他们不再担心房子倒塌为止。邓小平一家人搬回原来的家之后，从1976年4月5日直到1977年初恢复工作，他在宽街的生活就像在江西的三年一样，又变成了以家人为中心，并只能从报纸和电台上瞭解新闻。
毛泽东选定了华国锋，并在4月7日进一步明确地把统治权交给他，但无论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两人之间都很少直接来往。在这之前，即使臥病在床，毛仍然积极部署批邓运动，挑选未来的领导核心。而4月7日之后，尤其是5月11日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他就既无心也无力积极指导华国锋了。
将被保留并供人瞻仰。后来天安门广场上建起一座纪念堂，参观者在外面排队进去瞻仰毛的遗容。邓小平和1975年与他密切共事的干部——胡乔木、张爱萍、万里和胡耀邦——被排除在参加悼念活动的党政领导人之外，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打击。不过邓小平在家里设了一个灵位，与家人一起私下祭奠毛泽东。
追悼活动一过，高层政治领导人又恢复了各种政治运作，以树立和维护他们的公共形象，为必将来临的权力斗争作準备。
江青曾对她的西方传记作者洛葛仙妮・维特克说：「性爱在最初几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长久使人著迷的是权力。」
江青从未培养出政治眼光、组织才能或与其他掌权者积极合作的能力，而这都是真正的权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她干了太多过河拆桥的事，迫害了太多高层干部，疏远太多同僚。她缺乏作为忠诚反对派的自制力。她缺少远比她有组织能力的党内老干部的拥护。在军队中，除了总政治部以外，她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支持。
没有人怀疑江青属于「你死我活」的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她会一拼到底。任何逮捕「四人帮」的决定，都需要华国锋代主席的果敢领导，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帅及时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保卫党中央）负责人汪东兴的配合。一切都要面对面地商量，而且要行动迅速。
10月5日下午叶帅分別与华国锋和汪东兴商量，他们决定由华国锋发出通知，在第二天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临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这也有常例可循）；宣布的会议内容包括三个重要问题：出版《毛选》第五卷，筹建毛主席纪念堂，研究毛主席在中南海过去的住所的用途。通常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和张春桥。这些议题都是王洪文和张春桥不肯错过的。姚文元虽然不是政治局常委，但一直是《毛选》第五卷出版工作的关键人物，请他到会参加讨论也顺理成章。10月6日晚，汪东兴的一小批警卫人员已埋伏在室内，但是楼外一切如常。将近8点时王洪文从东门迈步走进房间，立刻就被警卫扭住。
接下来要抓紧解决的问题是，「四人帮」作为政治局委员一直抵制华国锋成为正式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因为江青也在觊觎这个位置。为此，叶剑英在西山自己家中召开了一次没有「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会议从晚10点一直开到凌晨4点，会上一致推举华国锋担任党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们还讨论了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以防「四人帮」余党制造麻烦。
「四人帮」被捕的消息突然公布，让已经厌倦了无休止斗争的民众欣喜若狂，也消除了他们对那些人会卷土重来的顾虑。10月18日消息公布时，全国各地爆发了自发的庆祝活动。据观察到这些事件的外国记者报道，所有大城市都有异常兴奋的群众湧上街头庆贺。
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1977–1978
1976年4月华国锋被任命为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后不久，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汤玛斯・盖茨（Gates）与华国锋有过一次1小时45分钟的会谈。盖茨手下的人根据会谈写了一份评价华国锋的报告，上有盖茨的簽名。这个报告颇有先见之明，它得出结论说，华国锋是个「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他对材料掌握得还算充分，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太可能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我怀疑华缺乏长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领导能力，⋯⋯我认为将会出现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将被迫靠边站」。
按中国政治史写作中成王败寇的悠久传统，邓小平一向被誉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者，华国锋则因事事紧跟毛泽东的决定和指示而受到指责。
但是，很多人低估了华国锋和他的改革信念。后来的官方历史对华国锋脱离毛的路线的意愿和支持中国对西方实行开放，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其实，在华国锋当政的过渡期——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到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他不但逮捕了「四人帮」，而且拋弃了毛的激进思想，减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作用，更加强调现代化而不是阶级斗争，将毛泽东时代不够常规化的党内会议转为正常。华国锋还派一个又一个代表团出国学习现代技术。是他——而不是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的经济特区，并进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试验。华国锋确实想拖延邓小平在1977年的复出，但他并没有推翻邓小平在1975年取得的进步，他赞成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采取的改革措施。他不但推动了国家的迅速开放，甚至因为在他的「洋跃进」中走得太远而受到尖锐批评。
华国锋缺少毛泽东和邓小平那种英雄般的革命经历、宏大的历史眼光、解决问题的稳健意识以及他们的沉著与自信。他对党的工作的很多方面都有瞭解；他当过公安部长，1971年（获邀参加政治局会议）和1973年（被升任政治局正式委员）之后，他有大量机会瞭解全国的政治。但是，若论个人成就、眼界以及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整体地位，他都难以跟那些经历丰富的老革命家——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或李先念等人——相比。
在1949年中共掌权之前，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已经花了20多年时间筹划掌权之后应该做什么，华国锋却几乎没有準备的时间。过去白手起家建国和制定政策的革命家有宽广的视野，为华国锋和他这一代人所不能及，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学习如何贯彻而不是制定大政方针。
邓小平在1974年和1975年出国时，仍要受到毛的控制。与此不同，华国锋在1978年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是1957年（毛泽东去莫斯科）后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华国锋回国后，对中国能向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学习什么做了报告：这两个国家都接受外国货币，与外国公司开办合资企业，开展补偿贸易，引进外国技术——所有这一切丝毫没有损害两国的主权。华国锋表示，他在东欧看到的工厂论规模比不上中国的工厂，效率却要高得多。结论显而易见：中国应当以东欧为榜样，引进更多的外国技术。
时常有人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包括愿意学习国外经验和急迫地想要引进外国技术——源于1978年12月邓小平领导下的三中全会。其实这些做法始于1977–1978年华国锋的领导，而华国锋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华国锋和邓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视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邓小平又解释说，不能把毛泽东在某个场合做的事拿来解释他在不同场合和时间做的事。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不管什么人，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邓小平说：如果我死后人们能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足了。
邓小平也没有把很多时间用在外交上。他同意参与重要决策，但他表示不想承担对日常外交工作的领导，他说那让他感到厌倦。邓小平还说，他真正想抓的工作是科技和教育，他认为这是现代化最重要的领域。
7月21日，在实际上是他的复职演说中，邓小平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没有人对邓小平的选择感到惊讶：他是想做点工作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去世后依然挥之不去的大气候，邓小平在规划自己的事业时仍要当心。他首先重复了一句套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然后他才谈到他认为需要完成的工作，首先是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其次是党的建设。他再一次提出，学习毛主席的教导要有灵活性。
7月23日，邓小平讲话两天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宣布了他的新职务。社论说：「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6-39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页 47–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16–21日，页 162–163。]民众在1976年清明节时的感情宣泄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辩论，都证明这句话并非夸大其辞。邓小平复出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在7月30日大陆和香港之间的一场足球赛上。当广播喇叭宣布他来到体育场时，全场起立对他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6-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30日；与一些当时在场者的交谈，无日期。]老百姓显然觉得，邓小平扎实稳健的领导让他们放心，基於他在1975年取得的成绩，他让他们感到有希望。
1970年代初，一些大学在小范围内恢复教学后，也不是根据考试分数，而是根据工作单位的推荐，接受「阶级出身好」的工农兵子女。干部们固然不能明目张胆推荐自己的子女，但他们可以写信推荐別人的孩子，再让別人推荐自己的孩子。
胡耀邦和几位自由派干部利用了一项规定的空子，才使这篇文章得以面世。这项规定是，《理论动态》由「特约评论员」撰写的文章，可以不经汪东兴及其手下人的常规审查就由报纸转载。
邓小平后来对胡耀邦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準〉一文刚发表时，他并没有注意，争论热起来以后他才找来看了看。他说，这是一篇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文章。他表扬了胡耀邦组织的《理论动态》理论班子，并且说应当让它继续工作。胡耀邦希望跟汪东兴等领导人搞好关系，邓小平安慰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另一些领导人支持「两个凡是」而发生一点斗争也是难免的。邓小平在争论的关键时刻给予了支持，这让胡耀邦大受鼓舞。如果没有这种支持，胡耀邦和其他很多人也许会心灰意冷地屈服。
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
在日本，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转折点是「岩仓使团」。从1871年12月到1873年9月，明治政府的51名官员乘坐轮船和火车，考察了15个不同的国家。这个考察团由当时已是明治政府最高官员之一的宫廷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随行官员来自日本政府的所有重要部门：工业、农业、采矿业、金融、文化、教育、军事和治安。岩仓使团离开日本的时候，日本基本上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日本人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但是，这些官员考察了各国的工厂、矿山、博物馆、公园、股票交易所、铁路、农场和造船厂，这令他们眼界大开，认识到日本不但要引进新技术，还要引进新的组织和思维方式，唯此方能改造自身。这次出访，让使团成员意识到日本与先进国家相比的落后程度是如此之大，也对如何进行变革形成了共识。这些官员没有因所见所闻而沮丧，反而在回国后充满干劲。他们对日本的前景踌躇满志，并且热衷於向海外派出更多使团进行更细致的考察。中国派出的官员考察团，没有一个像岩仓使团那样考察了如此长的时间，但是从1977年到1980年，很多次由高层官员分別进行的考察访问，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类似的影响。邓小平在1975年开创性的五天访法之行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先例，当时陪同他的有负责工业、交通、管理和科技的高层干部，他们分別对各自的领域进行考察。
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的干部於1978年4月至5月访问香港，评估了它在金融、工业和管理方式领域帮助中国发展的潜力。这些干部探讨了在临近香港边境的广东宝安县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可能性。这种加工区从国外运进原料，用中国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后重新出口，既无关稅也不受任何限制。没过几个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建立这个加工区，这就是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当时广东存在著实际的治安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逃往香港。邓小平1977年视察广东时有人向他谈到这个问题，邓小平说，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铁丝网和边境哨所强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发展广东经济，这样年轻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谋生了。
国家计委的代表团从香港回来后，1978年5月北京成立了一个国务院下属的港澳事务办公室。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强也在1978年12月访港，以加强北京和港英政府的关系。他在香港期间促请港督麦理浩（MacLehose）采取措施，使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还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在国务院官员访港之前，香港与大陆的交往受到很大限制，这次访问为使香港成为向中国输入资本和全球经济发展知识的主要渠道铺平了道路。中国领导人对日本感兴趣，不仅因为它是获得现代工业技术的来源，还因为它提供了管理整个现代化过程的成功战略。
在1978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领的考察团於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对西欧的访问。它和 1978年 11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 12月的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y 2 to June 7, 1978.]
由于中国刚开始走出冷战的思维模式，谷牧代表团的成员以为他们会被当作敌人看待。虽然有出国之前为他们準备的情况简报，但东道主的友好和开放还是让他们吃惊。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工厂等设施都是保密的，甚至对一般中国人也不开放，因此对于欧洲人愿意让他们参观工厂、办公楼、商店和几乎所有其他设施，他们无不感到诧异。[7-12徐瑷：〈不看不知道〉，页 540。]考察团访问了五个国家的15个城市。他们参观港口，乘坐汽车、轮船和火车旅行。他们考察了发电厂、农场、工厂、商场、研究所和生活区。考察团在一些访问中分成小组，总共考察了80个不同的地点。
考察团的成员本来以为会看到工人受剥削的证据，然而这些国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让他们大跌眼镜。广东省省委书记王全国在总结考察印象时说：「这一个月多的考察让人大开眼界。⋯⋯所见所闻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吃惊。我们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原来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腐朽的，走出国门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谷牧的代表团回国后，根据安排立刻向政治局会议汇报了出访情况。会议由华国锋主持，於下午3点召开。政治局委员们是如此之兴奋，他们决定晚饭后继续讨论，会议一直持续到夜里 11点才结束。[7-20崔荣慧：〈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页 559。]他们听过谷牧的汇报后，才知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一些中国领导人有些怀疑对西方情况的汇报，但他们瞭解并尊重谷牧代表团的成员，知道这些人是可信的。由于多年来惧怕西方，他们对欧洲人热情好客的开放态度、以及提供贷款和技术的意愿更是感到吃惊。谷牧知道他的同事们对资本家抱有疑虑，他解释说，欧洲人愿意投资是因为他们的工厂开工不足，因此想把产品和技术卖给中国。谷牧提出了外国人能够帮助中国改进生产的一些可能方式——补偿贸易、合资生产和外国投资，并且建议说，所有这些可能的方式都值得仔细研究。为了打消对谷牧在汇报中有所夸大的顾虑，最熟悉国外发展状况的老干部——叶帅、聂荣臻和李先念——都称赞谷牧的介绍既客观又清楚。这次汇报给政治局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一致同意，中国应该抓住机遇，立即行动起来。
曾在中国几乎对外隔绝的时期领导著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在9月9日的闭幕会上宣布，中国已进入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他在务虚会的总结报告中说，中国不能再维持封闭的经济，为了加快发展，必须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引进外国技术、设备、资本和管理经验。李先念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人能够充分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在20世纪取得重大进展。他宣布，为达到这个目标，从1978到1985年要进口价值180亿美元的货物和设备。
在务虚会期间，乐观的与会者自然无意听取陈云——他代表了一批冷静谨慎的干部——所说的话。陈云自1962年受到毛的排挤后一直没有官职，但是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盲目乐观的大跃进给经济造成的破坏，当时也没有人能比他更敢于给乐观情绪泼冷水。务虚会临近结束时，陈云得知务虚会上的一些发言后，对自己的老部下李先念说，会议应该延长几天，听一听不同意见。
邓小平没有参加务虚会，但他一直在看会议通报，对乐观情绪也未给予限制。当听说决定借价值180亿美元的技术和设备时，他随口说道：「怎么不借800亿？」[苏台仁编：《邓小平生平全纪录》，第 2卷，页623–624。]邓小平说，这种抱着僵化教条不放的人应该开开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辽宁时说，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他本人在内，必须承认我们辜负了十分有耐心的中国人民。深谙政治复杂性的人都听得懂邓小平的言外之意，所以邓无需再讲下面的话：「当『我们』辜负了人民群众，谁应该对此负责？是谁不愿作出改变来纠正错误？是谁相信凡是毛说过的话都是正确的？」他还指出：「我国的制度⋯⋯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它很落后，只解决表面问题，造成机构重叠，助长官僚主义。⋯⋯如果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就无法证明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
中央工作会议是由华国锋主席召集的。在他最初的讲话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意识到这次会议将对他本人意味着什么。他在11月10日宣布开会时说，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农业和1979年至198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还要继续讨论国务院四化建设务虚会的内容。他的会议计划，与邓小平一年前在广东军队会议上倡议的完全一致：结束对「四人帮」的批判，集中精力搞四个现代化。但是会议开始两天之后，华国锋的会议计划却被更广泛的政治讨论打乱了。华国锋和邓小平都不曾料到，政治气氛会发生如此彻底而迅速的改变。邓小平在几周前就为会议準备好了讲话提纲，并安排胡乔木和于光远帮他作了充实。[7-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0月底，第415页；苏台仁：《邓小平生平全纪录》，第2卷，页625。]但是11月14日他访问东南亚归来后，听说北京的气氛已变，又让他的笔杆子为他写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讲话稿。
通常，如此重要的政治声明必须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这三位大胆的主编觉察到正在变化的政治气氛，未经上面允许就冒险采取了行动。[7-55 DXPSTW, pp. 71–72.]胡耀邦责怪他们三人不但不告诉政治局，甚至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曾涛回答说，他们认为假如请示胡耀邦，他就要为这个决定承担重大责任。那还不如让他们来承担责任，先把它发表出来再说。
通过对已经变化的政治气氛作出让步，并在一些问题上完全改变自己的观点，华国锋避免了一场内讧。
中央工作会议不但为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提供了推动力，而且成为一个高层干部更坦率地检讨以往的错误、思考未来新路线的论坛。在小组讨论中，一个又一个发言人介绍自己应付粮食短缺的工作经历，主张国家有必要加大投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许多领导人来说，这些讨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舒解的机会，他们可以公开承认自己过去不敢正视的失败，这些失败造成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大量苦难与死亡。即使他们把主要责任推给上级，自己也不能完全逃避责任；对许多干部来说，这是一个从未彻底癒合的伤疤。
有关农业的最大胆的发言之一，是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他认为纪登奎的建议不足以解决农业问题，并仍然反映著思想上受到的禁锢。胡耀邦还大胆主张，政治和经济活动全部统一在公社这个单位是不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必须想办法提高农民和当地干部的积极性。他说，如果集体所有制管理不善，调动不起农民的热情，它也不可能有效率。[7-65 DXPSTW, pp. 39–46.]这些话是在表明他的同事对于把农业生产队分解成生产小组的普遍支持。不过，当时的任何人，包括胡耀邦和万里（他当时在安徽试验在生产队下面搞更小的生产组）在内，都没有提到包产到户和解散公社的可能性。他们知道，这种讨论将在党内上层引起很大争议，动摇那些仍在试图维持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干部的权威。
参加分组会的人也讨论了各种经济问题。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后出任广东省省长）强调了政治稳定的重要。他提醒人们说，1949年以后有三个增长相对较快的时期：建国后的最初几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和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1961年–1965年），这些也正是政治比较稳定的时期。他还提出，应当优先发展轻工业，更好地满足对日用品的需求。他多少有些超前地认为，要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在他看来，应当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并降低出口稅以增加出口。
有一些难题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为了避免再次揭开文革的伤疤，他建议对此事进一步研究。就像他过去多次讲过的那样，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后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他说，在吸收外国投资和技术之前，首先需要国内的稳定。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7-73 DXPSTW, pp. 76–78收录了邓小平评论的原文。]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让群众和外界产生中国存在权力斗争的印象。邓小平给政治局常委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成为了党的观点。会议几天之后，他的讲话被印发给全体与会者。
邓小平现在要成为头号领导人，因此他必须重写他在工作会议闭幕式和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到12月2日，华国锋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作出让步之后，邓小平把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远叫来，让他们负责準备他在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他当时正忙于结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同时也在準备对越南可能进攻柬埔寨作出强硬反应。不过，至少从1969年到1973年下放江西以来，邓小平就一直在思考这次讲话中所要谈到的问题。胡耀邦和于光远得到了另外一些实际起草人的协助，并且像通常一样，由胡乔木作最后的润色。
邓小平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因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作这样的準备。他向齐聚一堂的中共领导干部概述了他在新时代的思路。讲话反映著他对自己当时苦苦思索的一些大问题的想法：如何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要避免以后的失望；如何既维护稳定，又开放经济；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维护国家的发展重点。
邓小平说，集体负责论实际上是「无人负责」。他主张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同时承认为此必须给予个人权力。
在三中全会上收获最大的是陈云。三中全会之前他甚至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全会上他却成了政治局常委。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他取代汪东兴获得了对需要平反的案件最后拍板的权力。不难理解，很多老干部的案件将在以后几年得到平反，使他们得以回来工作。
在世界政治史上，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成了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却没有任何公开、正式的权力交接仪式。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会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他依旧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不仅没有为他举行的加冕礼或就职仪式，甚至没有公开宣布他已经登上了最高职位。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同时，敢于试探可允许的公开讨论界线的人，一般说来都不是出身於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人。那些「阶级出身不好」的党外知识分子多年来已经被吓得噤若寒蝉，也没有站在公开批评的前列。实际上，在后毛泽东时代冲击言论边界的人，通常都是勇敢的年轻人、党员和老干部，或是有当权的亲朋好友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的人。从原则上说，邓小平赞成扩大自由，他愿意在这方面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由于他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责任，当他对秩序能否维持产生深切疑虑时，他会迅速收紧控制。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感受到了群众对于结束文革、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广泛支持，因此他允许了两次重要论战的开展，这扩大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这两次论战一次是在民众中自发产生并对公众开放的，它最初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道墙上，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西单民主墙」，后又扩散到全国其他城市。另一次是党发起的论战，只局限於党内，它使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内主管文化政策的领导干部走到了一起，探讨他们在新时期工作的指导方针。
大字报写得激情洋溢。有些作者因害怕报复采用了化名；也有些人为了要求得到赔偿而采用真名实姓。
11月26日，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两个凡是」上公开作出让步的次日，邓小平对日本民社党党魁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随着人群每天在西单墙前聚集，异常兴奋的中国人渴望瞭解情况，急切地与外国人交谈，向他们提出了一大堆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既幼稚又极为真诚的问题。例如：你们国家由谁来决定报纸电台的报道内容？
还有一些群体开始自印杂志，向那些来看西单墙的人免费发放。1月17日，一群自称「中国人权联盟」的抗议者印了一份「十九条宣言」，要求言论自由、对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评价的权利、公开政府预算、允许旁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允许与外国大使馆自由接触、为知青安排工作等。
邓小平刚刚接过权杖时，可能理论上认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励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讨论。但是，当抗议者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正像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所说的，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虽然华国锋是党的主席和总理，但决定压制批评的是邓小平。3月28日，北京市政府的干部根据正在发生变化的政治气候和邓小平本人的意见，发出规定宣布：「禁止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大字报、书籍、杂志、图片等材料。」
会议开始时民主墙前已经如火如荼，但西单的民主墙是无组织无计划的群众运动，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则自始至终都作了细心的安排。此外，西单的大字报作者和读者都是在民主墙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参加务虚会的160人则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党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都能相互交流，与民主墙上的大字报相比他们的讨论更加细致，反映著对党史和世界局势更全面的理解。尽管如此，这两个场合也有著共同的基础：即一种发自内心的愿望，要为新时期营造更加开放的思想气氛。这两个场合之间也存在著某种联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是务虚会的成员之一，曾奉命汇报西单民主墙的情况。他去那儿看了之后，回来向务虚会的与会者汇报说，民主墙看起来气氛活跃而平和，大字报上的言论是诚恳的。
务虚会上的气氛可以用《人民日报》前总编吴冷西的遭遇作为一个缩影。吴过去一直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準」，他被要求写一份检讨，但他的第一份检讨被判定为敷衍了事，他只好又写了一份。自由派正在佔上风，但他们所采用的手法，与过去为支持极左事业而采用的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党内团结的做法相类似。
虽然準备这篇讲话只用了两三天时间，但它不仅为务虚会第二阶段定了调子，而且成为此后二十多年判断文章、书籍或电影在政治上是否违规的指导原则。[DXPNP-2，1979年3月27日，页498–500。]
如果邓小平认为有什么事物是神圣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受到批评时他会本能地发怒，强调公开批评党是不能容忍的。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135–137。]一些最著名的批评者获准出国居住，在国外继续发表言论。事实上，从1979年到1992年这个时期，大趋势是自由讨论的空间在不断扩大。虽然不满於那些愚蠢而随意地管制言论自由的做法，但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寻机突破自己的自由界限。为言论自由设定一劳永逸的界限是不可能的。
第9章 苏联和越南的威胁：1978–1979
邓小平的战略分析起点和毛泽东是一样的：分清主要敌人，广结盟友与之对抗；分化敌人的盟友，使其疏远敌人。
1975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和越南便趁此机会，填补了美国撤军留下的空白。在邓小平看来这加剧了对中国利益的威胁。他的结论是，苏联决心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越南则想成为东南亚的霸主。因此中国要与大致处於同一纬度的另一些国家——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形成对抗苏联的「一条线」。同时，中国要努力使另一些国家——比如印度——疏远苏联。
胡志明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中国住过多年，他努力与中国和苏联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 1969年 9月他去世后，中越关系开始恶化，中国的援助也随之减少，最后中国从越南撤出了军队。[9-12 Che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 229–237.]而中国在 1972年尼克逊访华后改善了中美关系，随后减少了对越援助，越南人把这视为中国人背叛越南抗美战争的一个标志。[9-13
美国人撤出越南后，苏联为重建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慷慨提供了大规模援助。与此相对照，在 1975年 8月 13日，即美国人撤出越南后不久，身患癌症、面色苍白的周恩来在医院里对越南最高计划官员黎德壽（ Thanh Nghi）说，中国已经无力为越南的重建提供大量援助。中国被文革搞得元气大伤，自己的经济也捉襟见肘。周恩来说：「你们越南人得让我们喘口气，恢复一下元气。」但是就在同一个月，中国其他官员欢迎了柬埔寨副首相的到来，并答应在未来五年为他们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9-14
1977年初越南驻华大使说，假如邓小平重新掌权，他会更加务实地处理分歧，中越关系将得到改善。如果说中国在邓小平 1975年下台后有什么外交政策的话，那么这种外交政策也只是充斥著革命口号，既缺少眼光，更不讲究表达技巧。
对于泰国华人的忠诚问题，邓小平也再次向克里安萨作出保证。他说，中国鼓励海外华人成为居住国的公民，只要他们选择了泰国国籍，就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他进一步表示，他希望已经取得泰国国籍的华人遵守泰国法律，尊重当地风俗，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那些仍保留中国国籍的人要为泰中友谊和泰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作贡献。
1963年马来西亚取得独立后，马来人害怕拥有强大政党的华人可能主导他们的政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口的75%是华人、当时仍是马来西亚一部分的新加坡在1965年遭到遗弃，被迫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此后马来人成为明确的多数，但华人仍然支配著经济和大学，并且他们强大的政党一直是侯赛因・奥恩的心头大患。
当邓小平在11月14日离开新加坡时，这两位领导人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就像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关系一样，他们能够相互尊重，并且默契交流。李光耀和邓小平都经历过与殖民主义作斗争的年代，并都在海外的殖民大国生活过。他们在各自国家的革命斗争中都是敢作敢为的领袖，也都知道怎样才能在乱局中重建秩序。虽然李光耀接受的是英国教育，但他学过中国史，能够体会邓小平的生活背景。他们都是坦率的现实主义者，对自己的国家忠心耿耿；他们年轻时便担当大任，坚信强势的个人领导之必要；他们深谙权力之道，在战略思考中考虑历史大势。在中国大陆以外，除了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创建人包玉刚，没有任何领导人，能够像李光耀那样与邓小平建立如此深刻的交往。邓小平和很多外国领导人关系亲密，但是他和李光耀的关系反映著一种更深层的相互理解。从邓小平的角度说，李光耀和包玉刚吸引他的地方，是他们在处理现实事务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都与世界级的领袖有著直接交往，瞭解国际事务，能够把握大趋势，愿意面对事实，说话直言不讳。在李光耀看来，邓小平是他遇到过的印象最为深刻的领导人：邓小平对事情有深入的思考，出了问题时他会承认错误并加以改正。
邓小平赞赏李光耀在新加坡取得的成就，李光耀则欣赏邓小平处理中国问题的方式。在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之前，中国媒体把新加坡人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几周后，这种说法就从中国媒体上消失了。
第10章 向日本开放：1978
对邓小平而言，要说服中国那些充满激情的爱国者，让他们向日本学习，是需要政治勇气与决心的。尼克逊总统之所以有政治基础来和曾是旧敌的中国发展关系，是因为他已证明了自己是坚定的反共派；同样，邓小平本人是参加过八年抗战的军人，他一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能够采取大胆的措施改善中日关系。
30年后的1998年，另一个外国政要——南朝鲜总统金大中——向1973年救过他性命的日本人表达谢意，给日本民众留下了同样难忘的印象。南朝鲜中央情报局曾在东京绑架了金大中，把他放在一条小船上试图将他淹死，多亏一支勇敢的救援队他才获救。金大中试图克服南朝鲜人对日本的敌意，他满怀真诚地用日语演讲，韩日两国不应当往回看，只应向前看，走向和平与友好的未来。他这一番话感动了日本的听众，在随后几个月日本和南朝鲜的民意测验中，两国国民对于对方都表现出更加正面的态度。
邓小平访日期间，很多日本人对日本曾经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表达了歉意，日本政要也发誓绝不再让这种悲剧重演。邓小平接受了他们的道歉，并没有要求他们详述那些暴行。对于很多不同领域的日本人来说，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既是对日本人过去的行为表示忏悔，也是为中国的繁荣作贡献的方式，这种帮助本身就可以增加两国和平相处的机会。
邓小平曾在1974年和1975年负责接待外国高层领导人，当时他所会见的日本客人，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通过与日本代表团的个人交往，他知道各个阶层的日本人都对中国文化抱有好感。日本东道主一再向邓小平说，他们要感谢中国，它是日本文化——佛教、文字、艺术、建筑——的源泉，这在被日本人视为传统日本的中心的奈良和京都尤其如此。
这天下午，日产公司总裁川又克二陪同邓小平，花了一小时时间参观了公司在神奈川的工厂。该厂刚在生产线引进了机器人，号称全世界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汽车工厂。邓小平参观了生产线，听人介绍说每个工人一年平均生产94辆汽车，邓小平说，这要比中国排名第一的长春汽车厂多出93辆。他在参观完日产公司后表示：「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稻山嘉宽是在日本招待邓小平的一位重要的工商界人士。他从1957年就开始向中国出售钢材；到1971年，他的公司已在改造武汉钢铁厂、使之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钢铁厂上发挥了主要作用。他的一些雇员对他向这家过时的苏联式钢铁厂转移如此多的技术、而不是去建新厂赚钱而有所不满。稻山回答说，他很乐意改造这家工厂，因为1901年他的钢铁公司八幡制铁在日本开办第一家工厂时，铁矿石就是从武汉运来的，他很高兴现在能回报这个城市。
稻山信奉「隐忍哲学」，对其他公司和国家非常大度，甚至不顾自己公司的利益，他为此而受到部下的批评已不是第一次。他并不想让自己的公司损失钱财，但他也想造福社会。他认为转移钢铁技术对南朝鲜和中国有好处，给其他国家送去这样的礼物，与它们分享繁荣，对双方都有利。他甘愿冒著日本人所谓「自食恶果」的风险——即向中国转移技术，然后中国会把更廉价的产品再出口到日本，损害日本国内的生产基地。他表示，他相信中国的市场足够大，能够消化中国生产的钢材。在乘气垫船去君津的途中，邓小平和稻山在閒聊中得知他们原来是同年出生，稻山便问邓小平怎么把身体保养得这么好，邓小平说，因为他「只是一个丘八﹝当兵的人﹞」。
邓小平访日之后，对「管理」一词的含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开始更频繁地使用它。他的同胞都相信毛时代教给他们的东西，认为西方工人受著剥削，邓对他们解释说，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日本工人挣的钱能够买房子、买车、买那些中国还根本没有的家电。邓小平在日本不仅看到了他过去只是读到过的东西，他还要学习日本人是如何组织工人、如何将他们的敬业精神和效率发挥到最大的——他将其总结为「管理」。
考虑到读报告的中共领导人仍然深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因此代表团的报告里解释说，日本对马克思所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作了重大修正。日本的管理人员聪明地学会了如何通过激励工人获得利润，他们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待遇要比马克思看到的那些受剥削的工人好得多。
第11章 向美国敞开大门：1978–1979
[Memcon, 2009年4月对占美・卡特的访谈。]普赖斯的代表团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人民日报》很少刊登外国人的讲话，这一次却刊登了普赖斯在宴会上强调全球化发展益处的讲话。布热津斯基的中国政策副手、和邓小平见过14次面的奥克森伯格说，他从未见过邓小平在描述他对中国前景的展望时表现得如此求知若渴、专注而投入。[11-35 LWMOT, tape 15, p. 25.]事实上，除了尼克逊总统的访华以外，普赖斯在北京受到了1949年以来美国代表团所能得到的最热情的款待。
双方派到谈判桌上的都是一流团队。卡特选择伍德科克这个劳工领袖和专业调解人担任大使级的驻华联络处主任，是因为他很看重伍德科克的谈判技巧，还因为伍德科克在华盛顿政坛人脉甚广，不管他与中方可能达成怎样的协议，都将更易于得到国会的支持。伍德科克能利用他和华盛顿政治领袖的个人关系，协调那些一般官僚程序难以解决的政策问题。伍德科克有著强硬而可靠的劳工谈判人的威信，素有诚恳正直的名望。万斯国务卿把伍德科克称为「天生的杰出外交官」，说他具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周全的思虑、以及在这些谈判中起著关键作用的精準措辞」。[11-40 Vance, Hard Choices, p. 117.]国务院和白宫都对伍德科克十分信任，因此认为没有必要让一名华盛顿高层官员来回奔波。谈判开始时，伍德科克已在北京担任了一年的联络处主任，也得到了北京官员的信任，他们愿意接受这位谈判对象。
芮效俭（Roy）於1978年到达北京，接替大卫・迪安（Dean）担任了谈判团队的副手。他在南京长大，其父是从事教育的传教士。他能讲汉语，精通中国历史，被视为国务院最能干的年轻专家之一。在白宫，卡特总统、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Mondale）、布热津斯基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通过高度保密的渠道直接与伍德科克和芮效俭联络。
在美国继续对台售武的情况下，邓小平依然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关于他本人在作出一生中这个最重大的决定之一时有何考虑，没有任何纪录可考。但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使他最珍视的目标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回归大陆——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同意呢？当时他刚刚在其势均力敌的同事中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他可能认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加强他在中国领导层中的个人地位。或许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还知道，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会让中国更容易得到它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
蒋经国是在半夜被叫醒，得知即将发佈公报的消息的，台湾人的愤怒一如北京人的欣喜。台湾官员及其在美国国会的朋友怒不可遏，一些保守派也跟著声讨打算与「共产党敌人」合作的美国官员。但是，文化差异极大的两个大国将携手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这一前景无论对美国民众还是中国民众都很有吸引力。正如卡特总统本人所说：「我们本以为在全国和国会内部会发生严重对立，然而这并没有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几乎都是清一色正面的反应。」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3月1日即将升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官员忙得不可开交，甚至无暇接听电话。这些中国官员都是在中国学习英语，缺少在美国的经验；各项工作，包括保安、后勤、与美国东道主的协调、準备祝酒词和讲话、应付大约950名西方媒体记者和33名中国媒体代表的要求等等，让他们不堪重负。
邓小平将越南称为东方的古巴，是苏联从南部威胁中国的基地。在邓小平看来，苏联和越南已经建成一个亚洲集体防卫体系，威胁著所有周边国家。「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需要长期和平」，因此中美两国应当协调行动，遏阻苏联。中国现在还不可能与南朝鲜直接接触，但他希望北韩半岛南北双方能够举行走向重新统一的谈判。伍德科克回忆说，在休斯顿，邓小平钻进了詹森太空训练中心一个复制的太空仓，他「很著迷⋯⋯在这个模拟著陆的运载器中他非常开心，我想他大概愿意一整天都待在里面」。[11-97 Carter, Keeping Faith, p. 216.]这次访问象征著两国将携手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这对美中两国人民都有巨大的感召力。
美国国务院一些有头脑的官员，虽然完全相信美中恢复邦交的价值，但是对邓小平访美期间美国对中国的过度情绪化反应也表示担忧。他们担心美国政府和媒体向美国民众过度推销中国，就像他们在二战期间过度推销蒋介石一样——当时美中两国是同盟，美国民众对国民党内猖獗的腐败毫不知情。在邓小平1979年引人瞩目的访美行程之后，热情的美国人并不瞭解中国共产党仍在继续施行的威权主义、中美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以及那些仍然妨碍着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就像美国人对邓小平作出了过度反应一样，很多中国人也对邓向美国的开放作出了过度的反应。有些中国人想一夜之间就能得到一切，没有意识到在能够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前，中国需要作出多少改变。
1979年2月结束访美时，邓小平对他的译员施燕华说，通过这次访问，他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最初施燕华并不明白邓小平的意思。无论在邓小平的随行人员还是与他会面的外国人看来，他显然很享受这次出访——这个看看外部世界、听人们对他说些恭维话的机会似乎很让他愉快。但这并不是他出访的目的。他出访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完成一项任务。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向日本和美国进一步敞开国门。这既是为了遏制苏联，也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帮助。现在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可以转向另一些重要任务了。邓小平在当时的15个月里5次出访国外。虽然他又活了18年，但是从此再也没有迈出国门。
第12章 组建领导班子：1979–1980
1979年7月11日，邓小平启程前往华北和华中，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出游。这次出游从登安徽省的黄山开始。黄山是中国的名山之一，在文学和历史上一向享有盛誉。邓小平於7月13日开始登山，两天后返回。对于任何一个75岁高龄的人来说，这种旅行都是令人惊叹的壮举。邓小平登山即将结束时歇脚的照片被广为传播，照片中的他卷起裤脚，拿着手杖，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
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登黄山，就像毛泽东著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领导人，準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12-3学者中间孙万国第一个意识到了邓小平登黄山的政治意义。]不过，毛泽东1966年7月畅游长江，是针对当时人们担心73岁的主席的健康而刻意安排的，且被中国的宣传报道过度渲染，精明的读者很难相信，年迈的毛泽东能够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创下游泳速度的世界纪录。而邓小平登黄山则被当作一件平常事来看待，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身体非常健康，要精力充沛地做一些事情。
邓小平要做的新工作是什么呢？党的建设——为关键岗位选出高层干部，选拔和培养新党员。登黄山几天后邓小平就在海军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会上说，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準备接班人。[12-4 SWDXP-2, pp. 197–201.]邓小平说，中国的重要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现在需要集中力量抓组织问题——要选拔和培养干部。三中全会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政治的核心目标。邓小平在3月30日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及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实事求是——使思想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现在则要适时地确立标準来选拔和培养干部以形成领导班子，要先从上层开始，然后中层，最后是基层；要吸收和培养新党员。
比邓小平小十到二十岁的那一代人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但邓小平选定的高层政治领导是尊重教育并能在工作中自我教育的人。邓小平为他的班子选出了三个他认为适合、并相信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年生）、赵紫阳（1919年生）和万里（1916年生）。胡耀邦已证明他能领导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赵紫阳在四川开展了很有前途的企业重组试验。万里对铁路秩序进行过成功的整顿。这三人又能提携那些瞭解中国在现代科技和工程领域所需的年轻干部，领导他们实行管理创新。尽管他们三人是为邓小平效力，但他们并不是朋友，而是致力於共同事业的同志，是严守党纪、贯彻党的政策的同事。
从1980年到1987年胡耀邦下台的这段邓小平主政时期，用西方的话说，邓小平是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胡耀邦和赵紫阳则在他手下分別担任党、政两大部门的执行总裁。党制定大政方针、主管自上而下各级部门人事和宣传，政府则负责各级行政管理。高级干部都兼任党政职务，工作往往重叠，但从原则上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领导各项工作，準备提交邓小平批准的文件，在党和政府中抓一线的落实，即所谓的「日常工作」。尽管当时困难不少，但很多干部后来都认为1980年代初是个黄金时代，当时最高层的干部齐心协力，发动并落实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面对的难题是，在这个最高层的领导班子以下，由于文革的断裂，缺少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下一代领导人。邓小平把这种局面比喻为青黄不接——春末时分，去年的存粮已近告罄，而地里的庄稼尚未成熟，使口粮难以为继。他说，中国很幸运，一些老干部仍能工作，但迫切需要弥补这个断层，要抓紧让地里的青苗成熟起来，在三四十岁的人中间培养接班人。
邓小平让组织部列了一个名单，选出那些特別有前途、有可能提拔到高层的更年轻的干部。当这一年稍后名单交来时，邓小平和陈云很洩气，他们看到165人中只有31人是大学毕业。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他为1980年代确定的主要任务，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未来十年的「国情咨文」。华国锋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是以当时的政治斗争为重点，在1978年的十年规划则集中讲经济问题。
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做些什么呢？邓小平提出了四个要求：（1）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2）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4）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
2月29日五中全会最后一天，邓小平表达了他对党的期待：提供高效的领导。他的口吻就像一个军人出身的工厂经理，他说：「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準备的会⋯⋯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
邓小平不需要对宣传部作出具体指示。五中全会上的宣传干部，包括主要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和党刊《红旗》）的总编，都根据邓小平的会议讲话，撰写反映其观点的社论和文章。邓小平因长期身居要职而严于律己，在判断自己的讲话会被人如何解释方面很有经验，所以他一向讲话慎重。
对于高层发出的信号，下面的人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研究。某个省委书记来到北京后，通常先要在书记处找一个熟悉邓小平眼下关心的事情的可靠熟人交谈。各部委和各省也都有一个不大的政策研究室，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随时瞭解和掌握高层领导的最新想法及其对本部门或本省的意义。上边发的文件如此之多，下级干部不可能逐字逐句地阅读。各单位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就是让单位上司及时瞭解哪一条指示最重要，邓小平、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下一步要做些什么。这使本单位的领导核心对于如何做不会惹麻烦，如何向中央争取资源，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邓小平究竟何时决定让华国锋靠边站，至今没有公布可靠的纪录。邓小平对毛泽东如何拿掉干部有过多年观察的经验，从1978年12月到1981年6月，他有条不紊地逐步削弱了华国锋的权力基础，据此有理由推测他事先是有战略考虑的。
毛泽东整治高级干部时，往往先除掉他们的主要支持者，使他们陷入孤立，从而使批判他们变得更容易。同样，邓小平在1980年2月除掉华国锋的左右手，让赵紫阳接过了总理的工作。华国锋在1980年5月出访日本时已没有多少权力，但他的出访可以让外界放心，中国没有因权力斗争而分裂。[12-34 SWDXP-2, p. 295.]
每一次他公开讲话，都抱怨最新一稿没有充分承认毛主席的伟大贡献。
在法拉奇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的两周以前，北京已经发出通知，要减少在公共场所悬掛毛泽东画像和诗词的数量。因此法拉奇的提问便以「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会保留？」作为开始。邓小平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他解释说，毛泽东犯过错误，但是跟林彪和「四人帮」的罪行不同，与他的成就相比，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说，毛泽东思想仍然提供了重要的指南，尽管毛在晚年接触实际少了，违背了他原来提倡的思想。当法拉奇问到大跃进的错误时，邓小平答道，那不是毛泽东一人的错误，而是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所有人犯下的错误，他们都有份。[12-45邓小平以这种笼统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他没有为自己的错误举出具体事例，除非他处在压力之下。]当她问到毛泽东选林彪做接班人一事时，邓小平说，领导人为自己挑选继承人，是封建主义的做法。邓小平的意思很明确：毛泽东选华国锋做接班人也是不对的。在问到将来如何避免文革这类事情时，他解释说，党的领导人正在改进各项制度，以便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12-46 SWDXP-2, pp. 342–349.]很多领导人在回答法拉奇的尖刻提问时会变得十分烦躁，邓小平却应对自如。后来法拉奇回忆自己漫长的采访生涯时，将她对邓小平的两次采访作为自己的得意之作。
在11月10日至12月5日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是否免去华国锋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个主要职务，成了争议最大的问题。当时辩论的内容十分敏感，以至於党史研究者在30年之后仍无缘看到大部分纪录。不过，一份关键性的文件，即胡耀邦在11月19日的一篇有关讲话被公之于众。从这个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到争论的大致轮廓。
胡耀邦在退休后说，他最愉快的几年就是在华国锋手下的那段岁月。这种说法很可能反映著他对邓小平让他下台的不满。但胡耀邦在1980年是受命就免去华国锋职务作出说明的人。胡耀邦在有关这段历史的说明中首先承认，党和人民绝不会忘记华国锋在逮捕「四人帮」上作出的贡献，尽管他夸大了自己在这一成就中的作用：由于「四五」示威运动后形成的政治气氛，逮捕「四人帮」并不是难事。胡耀邦又说，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继续执行毛泽东错误的阶级斗争路线，他没有广泛征求意见，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在世时，华国锋有时也不同意毛的看法，甚至被毛批评过（他曾被毛批为「满脑子都是生产」），但是毛泽东去世后，他却用「两个凡是」加强个人权力。胡耀邦还批评华国锋搞个人崇拜，给自己添加光环。最后，胡耀邦回忆说，他在「四五」事件后非常失望，因为从那时起直到1977年2月26日，他一直无法得到与华国锋交谈的机会，而且直到1977年3月14日之前他也不能随便看望邓小平。
叶帅为何要维护华国锋呢？有人揣测，叶帅本人想继续在党和政府中扮演关键角色，所以他支持能够让他如愿的人。但是叶剑英已经年迈，他不但从未表现出任何个人野心，而且多年来一直不愿意插手日常事务。更有可能的是，像另一些党的干部认为的那样，叶帅担心邓小平可能变得过於专断，举止越来越像毛泽东，所以他想以保留华国锋作为限制邓小平的权力、促进党内民主的手段。
政治局经过这些激烈辩论后最终形成的决议，措辞直截了当而又严厉：「华国锋同志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1978两年中，华国锋同志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一些左的口号⋯⋯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虽然﹞华国锋同志也有一些工作成就，但十分明显的是，他缺乏作为党的主席所应有的政治和组织能力。而且每个人都很清楚，根本不应当任命他担任军委主席。」
第13章 邓小平的治国术
邓小平无法忍受令毛泽东感到陶醉的个人崇拜。[13-1 SWDXP-2, p. 329.]与毛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建筑里基本不摆放邓小平塑像，人们家中也几乎见不到悬掛他的画像。很少有歌颂他成就的歌曲和戏剧。他也从未担任过党的主席或总理。学生们确实要学习邓小平的政策，也会引用他的名句，但并不需要花时间背诵他的语录。
邓小平的作息很有规律。他八点用早餐，九点到办公室。妻子卓琳和秘书王瑞林为他準备好要阅读的材料，包括大约15份报纸、从外国媒体翻译的参考资料、一大堆来自各部委和各省党委书记的报告、新华社搜集的内部报道以及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为瞭解最新动向，邓小平主要依靠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情况汇总。邓小平阅读时不做笔记。文件在上午十点前送达他的办公室，他当天就会批覆。他不在办公室留下纸片，那里总是干净整洁。
陈云要求自己的机要秘书每天为他选出五份最重要的材料，邓小平则要浏览所有材料，以便自己决定哪些需要仔细阅读。读过材料并对其中一些作出简要批示后，他把全部文件交给王瑞林和卓琳，由他们把他圈阅或批示过的文件转交相关干部，再将其余文件归档。邓小平圈阅或批示文件就是他领导全党工作的方式。对一些文件他简单地写上同意，还有一些文件他会送回，要求作进一步加工和澄清，或提出再做研究的指示。在上午三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里，邓小平很少会客，但中间他会花20到30分钟到院子里散步。在家用过午饭后，他一般会继续看材料，有时会让干部来家中见面。如有重要外宾来访，他会到人民大会堂的某个房间会见他们，有时也与他们一起用餐。邓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他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复杂的领域，例如经济或科技领域，邓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战略，然后向他说明不同的选择，最后由他拍板。在另一些问题上，例如国防、与重要国家的关系和高层干部的选拔，邓小平会花更多时间摸清情况以便亲自制定战略。自1952年就担任邓小平机要秘书的王瑞林，在向外界说明邓小平的意见时十分慎重，避免加上自己的理解。
总书记胡耀邦是党务的执行官，总理赵紫阳则是政府事务的执行官，他们将所有重要问题交邓小平最后定夺，但多是以书面形式，很少亲自面谈。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例会（但主要是书记处会议），赵紫阳主持国务院的会议。陈云和邓小平很少参加这类会议，均由机要秘书代为出席。赵紫阳在其口授的回忆录中说，他和胡耀邦更像是大秘书而不是决策者，但他们要负责抓落实。邓小平确实保留着拍板的权力，但通常他不会事必躬亲；他定大政方针，让胡耀邦和赵紫阳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落实他的指示。在作出最后决定时，邓小平会考虑政治气候和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意见。虽然他做事独断而果敢，其实也受到政治局成员中的整体政治气氛的限制。
华国锋担任党主席时经常召开政治局常委的例会，邓小平则很少召集常委开会。当赵紫阳问他何以如此时，他说：「两个聋子﹝邓小平和陈云﹞能谈什么？」邓小平要做的是分工明确。他很清楚，建立新的组织结构，要比把一两个领导干部派到不配合其政策的旧组织更容易控制权柄。
胡耀邦主持书记处的会议。虽然胡也要主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但邓小平建立起自己的领导班子后，常委会很少开，政治局一个月也开不了一次会。赵紫阳作为总理也会参加书记处的会议，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叶剑英不亲自与会，而是让他们的机要秘书代为参加。机要秘书对自己所代表的人都十分瞭解，这一群机要秘书可以进行坦率的交流，避免了领导人本人因排名、权力或面子等顾虑而可能引起的问题或尴尬。
数位高层官员，其中大多是接近政治局级別的，被任命为书记处书记。与秘书不同，他们都有管理权。政治局成员以及这些书记处书记下面都有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协调不同系统的工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邓小平找到了一些保持体力的办法。他利用书面文件处理大多数事务，避免参加劳力耗神的会议。他的大多数电话都由王瑞林处理。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要员前不要求別人口头通报情况，虽然部下们可以看出他对来访者的近期活动有一定瞭解。只要不是会见大人物，邓小平通常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用餐，晚饭后他一般会放松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看看电视。他关注新闻，对体育也有兴趣，每周会有一两次请人来他家打桥牌。但是他与牌友、甚至与家人都不怎么閒聊。[13-6 2006年8月、2007年7月与吴明瑜的交谈，他是邓小平的桥牌牌友之一。]邓小平有「不爱说话」的名声，即便是在家里。[13-7 2002–2006年对邓小平女儿邓榕的采访。]邓小平晚年时尤其注意保存体力，而会见外人时，人们则看到他机警、活泼，甚至热烈。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后再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別或朋友。与毛泽东不同，他既不心机复杂，也不怀恨报复，尽管也有极少的例外。
邓小平从未提出过治国原则，但是披阅他的讲话、参考他部下的看法以及他实际作过的批示，还是有可能总结出一些可视为其治国模式的基本原则：言行要有权威性。邓小平当过十多年严厉的军事领导人，他懂得如何让风趣的谈话也能透出威严。做重要讲话之前，他会和其他重要领导人及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一起为讲稿把关，使他确信自己的讲话是在传达党的声音。
捍卫党的地位。195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亲眼目睹赫鲁晓夫对史太林的全面批判损害了党的权威，他决心维护中共的尊严。如果他断定某些批评危及中共的尊严或伤及他的领导地位，他会严加限制。如果批评得到很多人的回应，他会作出更强烈的反应。
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邓小平不相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能在中国行得通。他认为统一的命令体制更好用，效率也更高。中国也许可以有初级的分权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具有準立法功能，书记处有行政功能，纪检委有监督党员的準司法功能。但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还是单一的强大权威说了算。
牢牢掌握军队。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努力保留他本人和党对军队的控制。当华国锋有拉拢军队的迹象时，他立刻采取行动切断他与军队的联系。即使在放弃了其他职务后，直到1989年11月以前，他一直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一职。
得到群众的支持后，再作出重大政策的突破。邓小平力求避免草率提出有可能引起很多高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抵制的政策。他最有争议的措施之一是解散农村人民公社，但他在1979年并没有公开赞成解散公社。他仅仅说，在农民饿肚子的地方，要允许他们找一条活路，即使是保守的反对者也难以批评这种观点。
规避罪责。如果邓小平的政策不得人心或出了问题，通常要由下属来承担罪责，就像把毛泽东的错误推到林彪、江青和其他下一级干部身上一样。在一个最高领导层的纪律仍然严重依赖个人权威的国家，邓小平像其他很多高级干部一样，认为有时必须丟卒保帅。
正视令人不快的事实。邓小平认为，掌握真实情况十分重要。在大跃进期间，浮夸报告使灾难变得更加深重。邓小平会通过不同的渠道验证自己得到的信息，然后再对它的真实性作出判断。即使这样他也会存一份戒心，愿意找机会亲自看一看。邓小平尤其愿意听取他所选定的一部分官员的意见，如杨尚昆和他的机要秘书王瑞林，他们能够对他实话实说。他也仔细听取外国人向他介绍他们在中国看到的情况。
通过试验避开保守派的抵制。党内很多保守的领导人害怕出现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当毛泽东时代被迫上山下乡的青年人大批回城时，邓小平和其他官员担心他们找不到工作会造成大的社会动荡。由于当时的财政捉襟见肘，政府无力在国营企业中扩大就业，因此允许家庭搞「个体户」，以免造成大批人失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资本家雇用八个人就是剥削的说法，这被解释成亲自参加劳动的创业者雇用七人或七人以下就不算资本家。个体户便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邓小平得到陈云的同意后说，「看看再说」。
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作出基本的政策决定后，会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俗语对之加以解释。
最高层的气氛一向复杂而微妙，因为它的基础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开的讨论。转变高层气氛的重要因素，大概莫过於现行的政策、战略和领导人正在取得的成果。如果事情的效果不错，政策或领导人就会获得支持。如果事情搞砸了，人们就会躲避，以免与失败有染。
说到底，民主集中制要求每个人必须加入合唱，表态支持具体的政策。对于他们认为适当的政策，他们会给予认可，因为跟得不紧有可能吃亏。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气氛」，如何选準时机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支持时迅速采取行动。
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1978年4月国家计委代表团鼓励广东进行创新后，刚上任的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来到广东，为中国向世界经济敞开大门作準备。习仲勋离京之前，热心於家乡发展的广东人叶帅对习仲勋说，要想得到海内外广东人的真心合作，首先要给50年代早期因受到地方主义指责而蒙冤的干部平反。
1979年4月初习仲勋在北京的中央的工作会议上说，广东和其他省份一样，缺少足够的自主权有效开展工作。他大胆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几年之内就能起飞，但在现在这种处境下，什么改变都难实现。另一些高层干部十分清楚中国的经济计划过於集权。华国锋像邓小平一样赞成给广东更多自主权以发展出口，他向习仲勋保证，会给予广东吸引外资必不可少的自主权。
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延安时期对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得不到在全国范围搞这种试验的支持，但对于保守派来说，反对这种试验更不容易。这是因为在一地进行试验、成功之后再加以推广的思想，早就是中共惯有的智慧。
为了确保经济特区不会搞政治试验，陈云坚持将特区改为「经济特区」。1980年3月，面对压力的邓小平同意了这一改动。[14-23《回忆邓小平》，中册，页 383。]他安抚保守派的同志说：「它们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14-24王硕：〈特事特办：胡耀邦与经济特区〉，《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页 37。]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他的想法：特区要在新的管理方式上开展广泛的试验。邓小平以其典型的作风，接受改变名称以避免争论，但其实他还是要继续闯下去的，他并没有阻止广东继续进行广泛的试验。
邓小平在1978年10月访日时曾说，他来日本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仙草」的。假如有一个地方能找到让中国起飞的「仙草」，这个地方就是香港。从1979年到1995年的直接对华投资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或至少经由香港这个中国的「南大门」。
邓小平允许广东敞开大门，香港就成了投资、创业和外界知识的来源。香港遍地都是企业家，包括1948年中共军队攻取大陆后逃过去的成千上万的人。在1949年以前，香港一直是把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贸易中心。中共掌权后关闭了边境，使香港经济也受到打击。当时一些从上海和宁波逃过去的企业主，在香港建立起纺织业和全球航运业。到1960年代时香港已成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1970年代，早年在香港生活，后去英美、加拿大或澳洲留学的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始回到这块殖民地，他们熟知现代金融、高科技和国际市场。因此，香港在1970年代末为中国提供了一些当年苏联绝对稀缺的东西——它是一块企业家的风水宝地，而这些企业家十分熟悉西方的最新发展，与中国大陆有著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而且很乐于提供帮助。
在香港工作的中共党员不属于香港社会的主流，他们缺少接触香港精英的渠道，而现在北京急欲得到后者的合作。北京和广东的干部开始绕开香港的共产党同志，直接与香港的主流领袖接触。1982年，邓小平把一名前省委书记许家屯派往香港，担任中共在香港的最高代表，许和邓本人及北京高层均有直接联系；他到港后开始直接和香港精英接触。
对于香港的工厂主来说，中国的开放可谓恰逢其时：由于香港劳动力短缺，工资和成本上升，他们已经开始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而边境另一边低成本的劳动力，不但能够挽救香港服装厂、玩具厂和电子元件厂的厂主，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广阔的机会。转变迅速出现，而且往往令人吃惊：据香港报载，香港一些工厂的工人早上到了工厂时发现，全部生产设备一夜之间就被运到了边境另一边的村庄，那里已经建起了新工厂。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香港繁荣期掌握了先进建造技术的香港建筑公司，突然发现在边境另一边有著无穷无尽的机会。
欧洲和北美的商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去中国时，通常都会取道香港，先乘火车到广州，再从那儿飞往其他目的地。
中国到1980年代末时已经更加开放，内外交往扩展到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其他许多地方。香港商人与大陆打交道时使用的语言，就反映著这种交往的变化过程。在1978年后的最初几年里，香港和广东之间的交际语言是粤语，这是通行於香港和广东很多地方的一种方言。然而到1980年代末时，中国很多地方都越来越开放，於是普通话渐渐成了新的通用语言。深圳和珠海的很多居民来自北方，他们只说普通话，不讲粤语。
习仲勋和杨尚昆设法使北京批准了一系列导致广东经济起飞的措施，但是从1980年到1985年间领导广东经济起飞的却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他的搭档梁灵光省长以前是轻工业部部长，被派到广东帮助其发展轻工业。邓小平退出后，就像全国人民感谢邓小平搞了改革开放一样，广东人也感谢任仲夷的大胆领导。多年以后胡锦涛视察广东时，曾专程去看望已退休20年的任仲夷，向他表达敬意（关于任仲夷，请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得到任命的省级领导人在赴任之前，很少受到最高领导层的接见，但任仲夷和省长梁灵光却应邀与邓小平单独见了面，此外还去拜会了华国锋、万里、陈云和叶帅。邓小平与他们见面时说，他们的任务是为未来探索一条出路。邓小平瞭解广东的地方主义问题造成的强烈情绪，关于如何对待这个过去遗留的问题，他向任仲夷和梁灵光说了自己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不谈过去，但要全面地看问题，不要纠缠於小事。邓小平说，只要在新的岗位上拿出适宜的政策，工作就能顺利进行。邓小平还表示，他希望广东和福建的干部能够用自己的经验为其他地方提供指导。万里在会见他们时则大胆地说，如果北京的指示不适合地方的情况，他们就应当做符合当地需要的事。
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发现，为了吸引外资设厂，必须建立「一站式」的决策中心。早期的外来投资者为了安排电力、运输、建材和劳动力，拿到各种批文，必须跟不同的官僚机构打交道，这让他们不胜其烦。
做到信誉牢靠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地方干部认识到要想留住外方合作伙伴，使其扩大投资，就必须讲求信誉。外国投资者希望确保在出现问题时可得到公正解决，中国的干部便以簽订协定、引入法律程序等方式予以保障。地方干部发现，过去几年做得好的地方，都是尊重协议的地方。
在世界各地设有工厂的新力公司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曾说过，一般而言，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其官僚机构也效率低下，但是一旦采用了现代工业的效率标準，这些标準会逐渐渗透到政府之中。按国际标準，当时的中国政府机关仍然效率低下，人浮於事。但是，中国工商业一旦提高了效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党政领导也会效仿同样的效率标準。
广东的进步不能简单地用「开放市场」来解释，因为有很多存在著开放市场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广东那样的进步。不如这样说，在广东，不到十年前还在大搞阶级斗争的中共组织，已经变成了推动现代化的有效工具。
当任仲夷和刘田夫奉召进京参加2月13日至15日由陈云主持的中纪委会议时，形势到了紧要关头。地方官员把奉召进京称为「进宫」（指帝制时代地方官员进京接受训斥）。[14-45故有本节标题「二进宫」，此说来自一出京戏。]会议要求两人对何以未能阻止走私和腐败作出解释，并且警告他们改进工作。任仲夷按要求作了自我检讨。他还从广东带了68个人来京，意在表明广东干部在推动改革、严肃对待走私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有这么多广东干部在场，使陈云的批评任务变得复杂，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对任仲夷表示同情了。
北京会议之后，陈云对胡耀邦说，他对广东的反应很不满意。於是胡耀邦给任仲夷打电话说，他们没有过关，还要再回来接受新一轮的批评。
邓小平大有理由对广东的成功试验扩大到其他地区感到满意。1984年10月，邓在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说，他在这一年办了两桩大事，一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另一桩就是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
很多先前被香港引入的西方做法，而今通过南大门进入广东，随后又传播到中国其他地方。例如，当广东在佛山附近建造了全国第一座收费大桥时，那里的干部被批评说，这是一种用收费还债的资本主义做法。可是没过几年，发债与收费就成了筹资兴建大桥与高速公路的惯用做法。1983年广东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为多种食品——如稻米和鱼类——定价的省份。这些商品的价格先是大幅上涨，随着人们对市场作出反应，增加了产量以后，价格也随之回落。
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
邓小平推进经济现代化时喜欢讲「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过往50年的经历已经使他对如何过这条特別的河形成了若干信条。其中之一便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邓的小儿子邓质方曾对一个美国熟人说：「我父亲认为戈巴卓夫是个傻瓜。」
1978年12月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刚刚回到最高领导层的陈云提醒人们注意经济中的潜在危险：经济增长的前景难以把握、预算失衡、购买外国技术远远超出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支付能力。在这个充满未知数的新时期，许多领导人都试图为经济出谋划策，各种意见众说纷纭。不过，当最高领导层汇总各种观点时，不同的意见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极。一方以「建设派」（builders）为中心，他们热衷於引进新的工厂和基建项目；另一方以陈云为首，可以称为「平衡派」（balancers），他们行事谨慎，力求资源能被用于所有国家重点项目。
为加强平衡派的势力，邓力群於1980年秋天在中央党校开课，分四讲介绍了陈云的经济思想。他大力推崇陈云，以至於有人指责他要搞个人崇拜。邓力群说，1949年以来陈云的政策建议都是正确的。大跃进错在哪儿？错在不听陈云的劝告。现在错在哪儿？也错在没有充分采纳陈云的明智之见。全面落实调整政策至关重要。
1980年10月28日，为回应对十年规划的批评——是十年规划导致了不进行认真分析、单凭愿望开列项目单的后果，邓小平接受了陈云的观点，不再制定十年规划。有关长期经济发展的讨论只集中於制定五年计划这一更加慎重的过程。
邓小平难免要失去他在1978年10月访日之行中赢得的善意。与日本人在类似情况下的表现不同，邓没有谦恭地道歉，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中国缺少经验，犯了错误，现在遇到了困难局面，无力为原来要购买的全部货物付款，也没有作好使用那些可能购买的工厂设备的适当準备。但是邓小平向日本人保证，中国愿意对蒙受损失的日本企业给予补偿；从长远看，中国有了进一步发展，作出更好的準备后，愿意再恢复购买。
在这种气氛中，万里十分怀疑自己容忍进一步放权的做法能否得到上面的支持。在1979年7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万里把陈云叫到一边询问他的意见，陈云私下对他说：「我举双手赞成你。」万里也问了邓小平的看法，但邓小平当时仍不想公开支持他，回答说：「不必陷入争论，你这么干下去就是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15-59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争论虽然在升温，万里却有陈云和邓小平悄悄为他撑腰。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一位农业部副部长批评包产到户的做法时，万里反唇相讥：「看你长得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
一些观察家认为包产到户的想法是农民自己的发明，但事实上很多干部都知道这种想法，有些干部甚至从实行集体化以来就一直在考虑它。更确切地说，如果让农民在家庭生产和集体农业之间选择，他们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家庭生产。
政府对1984年的大丰收完全没有準备，结果是没有足够的仓库收储粮食，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收购打下的全部粮食，只好给农民打白条。在此之前，政府由于担心城里人的不满，没有把从1978年开始多支付农民的价格成本转移给城市消费者。这种补贴给政府预算造成了紧张。从1984年开始，政府才将这种成本转移给城市消费者。1985年1月1日政府宣布，不再义务收购农民打下的粮食。种地的农民在1985年因担心卖粮拿不到全款而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使这一年的粮食产量下降了2,800万吨，降幅为7%，但比刚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1980年仍高出6,000万吨。1985年以后经过几年的调整，粮食生产又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使农业产量保持了稳定，而1989年的产量再次超过1984年的峰值，此后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15-72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页 116；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下册，页 1506。]这时粮食产量已很充足，於是政府取消了粮食配给制，消费者已能够买到他们需要的任何粮食。
邓小平在1987年与南斯拉夫官员会谈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答案是迫切需要给年轻人找到工作以免他们在城里闹事。到1978年失业人数已达数千万，而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失业，甚至使用「失业」一词在当时都很敏感，因此没有工作的城市青年是在「待业」。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1982–1989
尽管陈云的批评者有时会让人觉得他反对一切改革，但事实并非如此。陈云支持赵紫阳在四川率先进行的让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他赞成中央在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面给予企业更大自由；他并不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并支持在工商业领域放松管制，让下级干部有更多的自由进行探索；他还同意在价格上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使一些当时仍由计划管理的小商品转而进入市场交易。他也想让经济保持活力。[16-6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广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页 93。]但是陈云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计划体制的良好秩序，使重点工业部门得到它们需要的资源，并确保通货膨胀不至於失控。在这些问题上他表现得很固执。
在智囊团里为赵紫阳工作的人，都十分尊重和钦佩赵紫阳。他们喜欢他毫不做作的随和作风、不拘一格广纳贤言的开放态度，以及能把想法转化为推动国家前进的实际政策的能力。
1985年，在邓小平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后，中国官员再次请世界银行召集专家，为中国从管制经济转型为由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经济提供指导。中外专家在一条名为「巴山轮」的船上开了一个星期的会。在这条从重庆沿长江顺流而下、经三峡抵达武汉的轮船上，他们进行了正式和私下的紧张讨论。世行召集的西方人中，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Tobin），他介绍了运用宏观经济手段、尤其是通过调节需求控制市场的可能性。
1980年代，日本为中国提供的援助和在中国开设的工厂多于其他任何国家。日本的在华工厂为中国树立了尺规，用以衡量中国在实现高效工业生产上取得的进展。中国在学习现代科技上主要盯的是美国，但中国工厂引进的新生产线中来自於日本的数量最多。池田勇人首相在1960年代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了邓小平要求工农业产值在20年内翻两番的动力。
尤其令中国官员印象深刻的是日本通产省的一项重要职能：它分析如何才能使不同产业的日本企业获取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所需的资源和技术，然后让企业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来开发创新产品，以此推动整个国家的快速发展。
邓小平在1984年6月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说。这个宽泛且模糊的巧妙概念完全符合邓小平的基本思路：即扩展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框架，使国家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邓小平利用这个概念来推动其扩大市场、在工商科教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目标。
在1984年国庆日，邓小平获得的民众支持达到了整个邓时代的最高峰。在那一年的国庆游行中，北京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打出了一条写有「小平您好」的横幅。这是一种发自民间内心的友好问候，而街道两旁的群众也自发加入到「小平您好」的行列中。这句话和这个场景，和17年前红卫兵遵照上面的指示高喊「毛主席万岁」表达崇敬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1984年的这些学生自发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感情，他们感谢邓小平结束文革动乱，克服粮食短缺，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终于带领国家走上正轨。而且就在一周之前，邓小平簽署了香港和平回归中国的协定。
1984年底公布的数据让陈云深感担忧。1985年2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值邓小平南下广州，陈云批评了严重的预算赤字、超额使用外汇储备和严格控制开支的失败。他作出结论说，计划优先于市场的政策并没有过时。[16-37《陈云年谱（1905–1995）》，1985年2月18日，页 375–376。]陈云利用年底的数据，想把大胆向前闯的邓小平拉回来。各省领导人被召集起来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结果是大规模削减基建、银行信贷紧缩、严控涨工资和外汇使用。[16-38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页 311–312；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p. 363, 949–952.]按照中国标準而言的严重通胀，甚至使赵紫阳也转向了加强控制和限制投资。面对这种大气候，邓小平最后也加入了努力给过热的经济降温的行列中去。
经邓小平同意后，赵紫阳在1987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说法。这又是一个巧妙的概念，使邓小平和赵紫阳可以对保守派说，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但他们补充说，高级阶段可以拖到一百年之后。「不再以计划为主」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新提法为继续向市场经济前进提供了框架。赵紫阳宣布，「商品交换」要遵循「价值规律」，价格由价值决定；商品供应不足，价格就会更高。赵的讲话还明确允许私营企业雇用七人以上。赵紫阳又说，将来股东可以分红。陈云在赵紫阳讲话的过程中离开了会场。改革派认为他的离去是为了避免公开冲突，也是在表明他对赵紫阳的讲话有看法。
邓小平此举的另一个考虑是有增无减的腐败，而价格双轨制正是腐败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正是双轨制使一些干部能够以国家规定的低价获得物资，再按市场上的高价转手卖出。因此，结束国家计划价格将可以消除腐败的这个根源。
邓小平深知改变党的决策会削弱党的权威，因而他自担任头号领导人以来一直坚决反对公开宣布任何决策变化。可是这一次他別无选择。民众的情绪太强烈了，邓小平只好接受国务院8月30日作出的放弃取消物价管制计划的决定。这一次政策上的出尔反尔，是邓小平自1978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在改革举措上最富戏剧性的倒退。邓小平宣布进行全面物价改革计划这一决定，后来被证明大概是他一生中代价最高昂的错误。他对于从长期来看此项改革的必要性的估计是正确的——既然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必须在某个时候放开物价。后来朱镕基选择在1990年代放开了物价，当时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民众也已适应了物价的温和上涨，因此更易于接受物价改革。朱镕基设法避免了硬著陆，他的政策被认为是极大的成功。
邓小平的错误出在对民众情绪的短期评估上。他错误地以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使民众接受放开物价。83岁的他已经远离了群众，触及不到普通中国人的感受。邓的家人在使他瞭解百姓感情方面起著一定作用，但他们的交往对象大多是其他高干家庭，通货膨胀的压力对他们要比对普通受薪阶层的影响小得多。
赵紫阳虽然承认了错误，但他还没有作好彻底丟卒保帅（邓小平）的準备。他没有明确公开地宣布放开物价的决定是由他作出的。据知情的中共官员说，尽管邓小平此后继续支持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但两人的关系有所紧张，因为高层官员和群众都认为邓小平要对物价失控负责。
第17章 一国两制：台湾、香港和西藏
历史上的先例也为邓小平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郑成功被刚建立的清朝打败后，率领明朝余部逃往台湾；22年后的1683年，当时统治台湾的郑成功的孙子同意台湾重归大清管辖。1949年蒋介石被中共打败后，也逃到了台湾。邓小平希望他在莫斯科的同窗、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总统也会遵循郑家的先例。
同时，美国国会使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它於1979年4月10日通过了《台湾关系法》，使蒋经国大受鼓舞。该法案旨在调整美国与台湾的贸易、交往和其他领域的一系列相关条约。由于台湾政府不再是全中国的正式代表，这是必要的一步。但是，《台湾关系法》的内容和精神超出了对具体条约的调整，它反映了很多反对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国会议员的情绪。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期间，国会一直被蒙在鼓里；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一心想与中国恢复邦交，很少考虑台湾的安全，也未能充分预见到美国国内支持台湾的政治势力之强大。
《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在美国政治中的含义是：美国忠实於它的盟友。但是它违背了与中国谈判的精神，有人甚至认为它违背了1972年《上海公报》的精神，美国政府在该公报中承认「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年多来像一位军人那样以强硬姿态气势汹汹地教训美国官员的邓小平，又变成了一个幽默风趣的合作伙伴。
在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自己能在「去见马克思」前解决台湾统一问题仍存一线希望。他和蒋经国有私交，两人在1926年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会见李光耀时，知道李不久前曾见过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蒋经国，就问他蒋经国对接班人问题是否有所安排。李光耀回答说自己没法说谁最终会接蒋经国的班。邓小平则说他担心蒋经国去世后台湾会发生混乱，因为那里有部分势力想跟美国和日本合作，寻求台湾独立。邓小平随后请李光耀转达他对蒋经国的问候以及两人见一面的建议。没过一个月，李光耀就飞到台湾捎去了这个口信。然而蒋经国有著多年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痛苦记忆，他说他无法相信他们，拒绝了会面的邀请。
两年后的1987年，蒋经国在病榻上废除了实行已久的戡乱法，使反对党合法化，从而为台湾的民主化打下了基础。他也第一次允许台湾人民去大陆探亲，但不能直接前往，而是要绕道香港。台湾人很快就开始前往大陆探亲，并在那里做起了生意。由于很难区分台湾人是否在大陆有亲戚，因此不久后便允许所有台湾人前往大陆。邓小平欢迎台湾人来大陆探亲和做生意，他把这视为走向最终统一的步骤，尽管在他生前也许不再可能实现。邓小平的说法是：「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对香港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然而，1977年在与叶剑英元帅共同前往广东时，他们的讨论重点并不是收回主权，而是香港能为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什么帮助。邓小平很清楚，中国可望在金融、技术和管理领域大大得益于香港。即使中国收回主权后，也要让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眼下的任务是减少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劣迹给香港商人造成的恐惧和反感。文革中的红卫兵不但迫害港人住在大陆的亲属，而且还湧入香港让港人心惊胆战，使他们普遍憎恶毛泽东的统治。
北京在提到香港时，长期以来习惯称「港澳」，仿佛说的是一个地方。对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来说，澳门这块隔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相望的葡萄牙殖民地只是个小地方，相对而言并不重要，经济活力来自於香港；况且，虽然与葡萄牙的租约到1999年才到期，澳门实际上已处在大陆的控制之下。葡萄牙在1967年和1974年曾两次提出将澳门归还中国，北京已与葡萄牙达成协议，大体勾画出了归还澳门的方案。
从1949年到1978年的冷战期间，香港一直是中国与外界沟通的最重要视窗。港英当局允许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这里共存，甚至相互搞谍报活动，只要他们不公然开启战端，能让港英殖民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即可。
为了解决「收回香港主权」的问题，邓小平要认真进行準备。1978年他还没有筹划处理这件事的路线图。当时邓小平仅仅作出了中国将维护香港繁荣的一般性保证。然而，廖承志在1978年8月19日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对一批香港客人保证说，香港可以长期保留它的现行制度，中国不会在香港搞群众运动。
1920年邓小平赴法国时乘坐的轮船曾停靠香港，当时他就对香港产生了兴趣，1929年至1931年他被派往广西领导城市暴动时曾取道香港，在那里住过数月，对香港有了更多瞭解。
9月24日上午，「钢铁公司」邓小平和「铁娘子」戴卓尔见面，两人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戴卓尔夫人后来把这次会谈描述为「生硬粗暴」。
1983年邓小平携家人去上海过春节时，顺道走访了附近的江苏，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一路陪同。邓小平之前并不瞭解许家屯，尽管1975年邓在全国进行整顿时，许家屯先是在南京、继而在江苏全省的整顿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在1983年春节见面时，本来的安排是许家屯用二十分钟向邓小平汇报江苏省的发展情况，结果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在许家屯的领导下，江苏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六年翻了一番；他们见面时江苏的工农业产值在全国首屈一指。作为临近上海的沿海省份，江苏也开展国际贸易，许家屯是率先允许发展市场的人，为此还被江苏一些行事谨慎的计划干部到陈云那儿告过状。事实上，陈云曾要求把许家屯调离江苏，但邓小平看出他是一个大胆的改革派，坚持把他留在了那里。
负责高层干部任免的胡耀邦知道邓小平十分赏识许家屯，於是在邓与许家屯春节见面后不久，胡耀邦便向他提议由许家屯担任香港的新职务。得到邓小平同意后，1983年4月胡耀邦通知许家屯要把他调到香港全面负责大陆与香港的关系，为1997年的过渡作準备。
许家屯在香港的正式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他以这一身份出席公开场合，但他的权力却来自他的中共港澳事务委员会书记一职，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他的抵港引起了极大关注，因为他是到那时为止中共派驻香港的最高级別的官员。
他还说，香港华商的主流意见是，他们尊重港英政府和法治，怀疑北京是否有能力为香港提供良好的领导。此外，很多在1949年以后逃离大陆的香港商人认为绝对不能再相信共产党。他们见识过共产党在1950年代曾承诺善待与之合作的工商界人士，然而后来却自食其言，对他们进行迫害，没收了他们的企业。
Cottrell,
随着《联合声明》尘埃落定，中国开始转向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它实际上是1997年之后香港特別行政区的宪法。这部规定了未来北京和特区之间关系的基础性法律是由中方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该委员会由来自大陆的36人和香港本地的23人组成。许家屯负责挑选香港的代表，为了争取那些可能反对中共统治的人，他挑选了香港主流社会中代表不同团体和观点的重要人物。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那天，邓小平为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和其他高官一起接见了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
经过此后几年为起草《基本法》而召开的十次全体会议的协商，所有重大问题都得到了讨论：特区首长的性质以及向谁报告工作，立法会如何形成，香港是否拥有终审法院，法院和行政部门的关系。起草人团体高度多元化，有著十分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努力合作共事，因为他们深信维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很多香港的华商对西方式民主并不比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更热心。但香港民众对中共将如何统治香港十分担心，因此很多香港起草人都支持李柱铭，他是一名大胆敢言的律师，为香港力争更多的法律保障。香港的起草人尤其想确保香港高等法院——它因其公正性而在香港享有崇高威望——的裁决不会被北京的政治领导人推翻。为了增强港人对每一个决定的信心，中国领导人同意在每次全体会议后向大陆和香港的记者通报情况。
在讨论过程中，起草委员会中两名亲民主的委员李柱铭和司徒华试图让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由公投产生，但未获得成功。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保留了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北京有权任命行政长官、派驻军队和对影响外交及国防的问题作出决定。香港有权保留它的政治制度50年不变。它仍将是一个开放的自由港；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享有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共产党的自由；保留它的法院系统和当地法律，只要不影响中国的安全和外交，它有权作出终审判决。
可是，表决刚过了四个月，香港的乐观气氛便被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彻底断送了。香港不久之后将由一个竟敢在街头向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统治，这个噩梦笼罩了整个香港。1989年6月4日，出于对争取自由的北京抗议学生的同情，也是出于对自身未来命运的担忧，500万香港居民中估计有100万人走上街头，这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成千上万有经济能力的港人购买海外资产，送孩子出去留学，争取外国公民身份。「六四」之前进展顺利的中英关系也迅速恶化。[17-97 Qian Qichen, Ten Episodes in China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F.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254–255.]甚至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也蜂拥加入抗议人群，而许家屯并没有处罚这些抗议者。
许家屯在1990年1月被周南取代。许已经过了70岁的正常退休年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为那些批评北京镇压天安门示威运动的香港人辩护，而且众所周知他和天安门镇压后被软禁在家的赵紫阳关系密切。他过去在沟通北京与香港方面成就卓著，但在天安门悲剧之后，北京官员和港人之间出现的巨大裂痕是许家屯所无力弥合的。
邓小平经常说，他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香港回归，但是他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当时距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仅差几个月。
1950年5月中国军队占领西藏（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的东部后，毛泽东把西藏领导人请到北京，与汉族官员簽订了西藏「十七条协议」。据此协议，西藏接受中国对西藏的政治控制，但允许藏人一定程度的自治，藏人可以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保留寺院、使用自己的语言、维持自己的风俗。[17-104 Melvyn C. Goldste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 2: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1951–19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98–99.]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框架，规定藏人接受中国的主权，但中国同意达赖喇嘛无限期治理西藏本土（即后来的西藏自治区），大约400万藏人中有一半居住在这里。
任荣的误判导致了他被胡耀邦撤职。胡指示让任荣离开西藏，以免影响与藏人搞好关系的努力。取代任荣的是另一个同为将军出身的汉人阴法唐，他不久就成了邓小平在西藏的亲信。阴法唐在西藏工作了20年，十分关心西藏的建设，从党委书记一职退下后仍留在当地帮助建设学校。
在胡耀邦去西藏之前，分布於各省藏区的军工厂垄断著藏民所喜爱的氊帽、皮靴和其他货物的生产。胡耀邦的西藏之行后，军队的垄断被打破，西藏政府下属的工厂也得到允许生产这类产品。在胡耀邦1980年访问西藏后的几年里，在提拔藏族干部、改善藏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步。1978年时西藏的干部中只有44.5%是藏人，198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4.4%，1986年时达到60.3%。[17-112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p. 126.]寺院获准接纳少量僧人，藏语得到了正式认可，对祈祷、朝拜和各种宗教仪式的压制也减少了。
达赖喇嘛在国外的成功使得西藏僧人的反抗有增无减，这促使中国领导人想方设法利用外国团体孤立达赖喇嘛。有些外国团体对中国的压力作出了让步，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做法反而增加了外国人对达赖的关注，加强了外国对中国的批评。在西藏，僧人日益增多的反抗导致中国官员强化西藏的治安力量，对寺院实行更加严厉的管制。
1989年1月，邓小平为了控制骚乱，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胡锦涛和不同的干部谈话，但其基本目标反映了邓小平的政策：发展经济，扩大汉语教育，加强外部联系，和一些藏人展开合作，保持对分裂主义活动的严密控制。1989年春天，在北京学生示威的同时，西藏再次发生了骚乱，对此胡锦涛宣布实行戒严。
198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一种一直延续至今的恶性循环：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名望鼓舞着当地藏人反抗，从而导致北京的镇压；而外国人知道了镇压的情况后会谴责北京，这又鼓励了藏人的反抗——如此反复不息。但是，藏人和汉人都很清楚始于1980年代中期的对外部市场的开放以及对西藏的经济援助给西藏带来的长期后果：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独立性的衰落。
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作準备
邓小平遭到了中央军委其他成员的普遍反对，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军队没有作好作战準备。人民解放军还没有从文革的破坏中复原，纪律涣散，训练不足。除了1978年在边境线上与越南有1,100多次小摩擦之外，中国军队自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从未打过仗；而越南军队却跟法国、南越和美国军队打了几十年仗。他们还拥有苏制现代装备，而且苏联在1975年美国越战失败后一直为越南提供大量经济援助。
在筹划进攻越南的那段日子，邓小平忙于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以及为承担头号领导人的责任作準备，但是他仍抽时间领导著与对越战争相关的外交和军事準备工作。战事一开始，他每天都深度投入到军事指挥之中。约翰・路易斯（Lewis）和薛立泰后来研究邓小平在打越南中发挥的作用时得出结论说：「无论是这次进攻的战略思考还是战争目的及规模的确定，都是来自邓小平本人。他选定自己最高级的战将担任战场司令员，动员相关各省支援战斗，批准作战细节，下达作战命令。这是一场邓小平的战争。」
2月17日黎明，大约20万中国军队从分散在整个边境的26个地点同时向越南境内发起进攻。进攻之前中国就在边境不同地点发动袭击以分散越南的兵力。中国要用优势兵力集中夺取俯瞰五个越南省会城市——谅山、高平、老街、河江和老山——的山头，他们预计几天之内就能攻下这些地方。邓小平的这次入侵行动发生在一个战略时刻：不到三周之前他刚成功地出访美国，并在日本作了短暂停留。邓小平的出访使苏联担心美国可能向中国提供情报，假如苏联采取行动，美国有可能支持中国。布列兹尼夫甚至给卡特打电话，想让美国保证不会暗中帮助中国。但是卡特向他作出保证后，布列兹尼夫疑心犹在。
中国预计一周内拿下全部五个省会城市，但直到开战三周后他们才攻下谅山。而最惨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谅山附近。
邓小平声称中国已经给了越南一个教训，但西方的军事分析家在评估了这场战争后认为，事实上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越南人给了中国一个教训。
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对攻打越南是否明智表示过怀疑。但战争之后，邓小平确实利用军队在越南战争中的糟糕表现强化了他自1975年就开始的工作：让无能的军官退休，严肃纪律，增加军事训练，使用教育程度更高的军官。他指示解放军认真分析战争中暴露的弱点。中国军队终于开始正视美国军事分析家指出过的很多问题：战争前后情报质量低下，各单位之间通讯不畅，装备质量差，军队领导没有能力提供全面协调。
越南则在它的北部边境驻扎了80万军队以防中国进攻。越南人口大约只有中国的二十分之一，它在此后十年为保卫其边境耗费了大量资源。
邓小平的话是有远见的：1988年越南从柬埔寨撤走了一半军队，第二年又撤出了其余的军队。越南未能实现它称霸东南亚的野心。邓小平退休时越南已不再威胁东南亚各国，而是开始谋求与诸国建立友好关系。1980年代初，正是由于越南对这个地区的威胁才导致东南亚各国加强东盟合作。有意思的是，1990年代越南自己也开始努力与东盟改善关系，并在1995年被接纳为东盟的成员国。
不久之后邓小平说得更具体，他说，中国有能力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避免战争的危险。
因此，整个1980年代中国政府一直在减少军费在预算中所佔比例。尽管中国的数据不完整——因为它不包括军事工业的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但根据官方数字，军费开支从1979年开始改革时佔国民生产总值的4.6%不断下降到1991年的1.4%。
所有中共领导人都不断说「党指挥枪」，但毛泽东和邓小平很清楚，在关键的权力斗争中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忠诚至关重要。因此邓小平既要通过正式制度控制军队，也要抓个人控制。他对自己未被任命为总理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但他认为在制度上获得对军队的控制权十分重要。
邓小平从毛泽东那儿继承下来一支海军，它规模很小，而且已经完全过时。1975年邓在毛手下主政时，苏振华领导的海军提出过一个新的发展计划。1978年之后，由于对外贸易尤其是石油、无烟煤和铁矿石进口的大幅增长，中国的计划干部开始更加关心保障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中国还开始了在渤海湾和南海扩大海上能源的勘探，这使得保护有争议海域的勘探成为必需。
中共领导层早就在考虑为军界和政界的高级干部规定强制性退休年龄，但一直未能建立这种制度。邓小平说：「要有退休制度 ⋯⋯军队干部的退休年龄要比地方干部小一些，因为军队要打仗。」[18-79 SWDXP-2, pp. 269–275.]退休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干部没有任期限制，并且他们因为「对革命的贡献」而觉得自己理应享有这样的待遇。虽然所有重要的军事决策都是由邓小平拍板，但他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还是裁减军队老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解释说，就军费而言，「世界各国军费用到人头上的并不多，主要是用在装备上。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主要是人头上花钱多。我们指挥机构的人太多，战斗部队并不多」。
1978年，与军工相关的国营企业生产的军品佔其全部产值的92%，民品只佔8%；到1982年这些工厂生产的军品比重下降到66%；1992年邓小平退下来时又进一步降至20%。
此外，邓小平还要求军队把部分设备和技术转向发展民用经济。例如，邓小平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军用机场可以向社会开放，海军港口可以军民两用。随着新政策的落实，部队单位把食堂变成了餐馆，招待所改为酒店，供应中心成了商店，军队医院向地方开放，接受平民付费看病。从1985年到1990年，军队企业的产值增长了700%。
军转民的商业活动使部队干部有机会改善单位的住房、医疗和娱乐设施，离退休人员也可以获得住房补助和其他好处。军事单位赚了钱，甚至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大批军企转为民企身分，并获得了在市场上赚钱的机会，这一变化在1985年以后有助於减小军队的规模。例如，大批铁道兵和工程兵成了铁道部和首都建筑公司的下属单位。在十年内把深圳从一个小镇变为大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建筑公司，主要就是由过去军队的建筑单位在军转民之后成立的。
不论军队商业化有多少好处，把军队与私人利益搅在一起，也造成了腐败和贪婪的机会，背离了军队奉献于自身使命的精神。很多军队领导人对非法敛财的行为及其对爱国主义战斗精神的侵蚀深感担忧。被这些问题困扰了几年之后，较下层的军事单位收到了禁止参与商业活动的命令；然而较高层的、专业化的商业活动仍在继续。
然而，在1995年，当邓的接班人面对李登辉总统可能会宣布台湾独立这一切实的可能时，他们断定这一危险已足以促使中国必须作好军事準备，不仅要攻打台湾，还要阻止美国在可能的冲突中支持台湾。中国需要阻止美国的军舰、飞机和军队接近台湾，以增加美国武力干涉的成本。从1995年开始，由于江泽民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军费的增加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很快就超出了阻止美国接近台湾所需要的能力。由于中国的能源要依靠海上通道，中国也开始发展海军，致力於成为一个全面的军事大国。邓小平既不是这一过程的启动者，也没有为他的接班人制订建立现代军队的计划；但是他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於军事现代化。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1980年8月18日，一位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作出了严词批评，堪称邓小平时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之一。他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於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位公民是谁？邓小平。
邓小平对1980年波兰罢工的反应，类似於1956年毛泽东对匈牙利和波兰起义的反应。先是允许开放言论，意在帮助改正官僚体制中最严重的弊端，争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变的批评者。但是一旦发现对党的敌意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就要进行压制。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在1957年开展无情的反右运动断送了知识分子的拥护，因此他在1980年试图走温和路线，既要限制言论自由，又要让知识分子继续积极支持现代化。
在8月18日的讲话中，邓小平对他的计划作了说明。成立一个地位很高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让老干部担任荣誉职务，继续享受与职务掛钩的各种特权。老干部不难看出邓小平是要让他们变得「有名无权」——早在1975年7月邓小平就对军队的退休问题提出过类似方案。后来，政治局的老干部确实变成了中顾委的核心成员。
邓小平让老干部有名无权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很多老干部，包括陈云、王震和宋任穷，都成了中顾委委员，但仍然保留着过去的职务。他们退休后，赵紫阳说，在1980年代，他和胡耀邦虽说是总书记，其实只是大秘书，因为在这十年里实权一直掌握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六人小组」（薄一波、彭真、邓颖超、宋任穷、杨尚昆和王震）手里。邓小平虽然位高权重，但也没有绝对权力强迫其他所有人退休。事实上，1982年3月，面对来自老干部的压力，党刊《红旗》杂志宣布，由于党和国家规模之大，让「二三十名老同志留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是必要的。
邓小平想制造一种比毛泽东时代更自由的气氛，因此剧本作者白桦尽管受到批判，邓小平仍允许他留在党内。当时，另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以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写下有关腐败干部的文章，邓小平也允许他保留党籍。甚至胡乔木这位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也说，中央的文件要放弃「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让很多知识分子反感的说法，他的替代说法是「文学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这扩大了可以接受的作品的范围。
1981年中央党校需要任命新校长时，胡耀邦支持任命项南，他是个思想开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共干部，后来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一职；陈云则支持任命王震，以对学校的宽松气氛加以限制。[19-15 Ruan, Deng Xiaoping, pp. 120–121.]让王震这样一个对外部世界所知不多、被看作粗人的人来领导国家最开明的一批学者，这让有求新思想的党员感到愤怒。[19-16 Ruan, Deng Xiaoping, pp. 120–121.]但是邓小平批准了对王震的任命，於是王震在1982年接管了党校。
王震一上任就将冯文彬、阮铭和孙长江撤职。阮铭获准移民美国，他在那里详细地写下了这段经历。[19-17 Ruan, Deng Xiaoping, pp. 120–121。另据作者在 1993年至 1994年对阮铭的采访。]孙长江被安排到首都师范大学这所二流学校教书。（有一次，孙长江开玩笑说，他要感谢王震让他去了最小的大学，而没让他去最大的小学。）
胡耀邦处境艰难。北京的「婆婆」太多，胡耀邦处在他们的压力下很难真正控制党组织。他有名义上的权力，也有邓小平为他撑腰；他仍在主持会议，领导日常工作。但是他把大量时间用在了北京以外。他去全国各地视察，鼓励当地干部努力克服现代化的障碍。在胡当政的几年里，他总共走访了1,703个县，佔全国全部县的80%以上；走访了全国183个地区中的173个。1987年1月被革职之前，他还打算视察余下的10个地区。
转引自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19–120.]将人道主义和异化视为普遍原则的观点，在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看来是对党的最高权威的根本挑战。在西方观念中，超验的神可以批判世俗统治者，但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
夏衍在评价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时宣称，这次大会堪称作家们的遵义会议。就像毛泽东在 1935年 1月的遵义会议上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一样，中国作家在这次会议上摆脱束缚，宣告了自身的独立。
作协会议对中共权威的放肆挑战让邓小平十分恼火。在邓小平看来，胡耀邦在争取知识分子的人心上过於宽宏大量，却未能使党的纪律得到加强。此外，胡耀邦的宽容使邓小平显得像是一个专横的、过分严厉的专制主义者。
邓小平继续做着一件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既要坚持党的纪律，又不彻底疏远知识分子。在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举行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作了比较。
SWDXP-3, pp. 146, 148.]但是他仍然试图阻止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批判。他说：「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
在当选候补委员的年轻干部中，还有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在1985年后能够出席政治局会议，只要党认为他们有前途，不犯大错误，就有望登上更高的职位。
1986年6月10日，在与赵紫阳、余秋里和万里等人开会时，邓小平谈了三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农业、外汇和政治改革。这也是1980年以来他第一次谈到政治改革。邓小平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於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时机似乎终于成熟。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标志著经济体制改革基础研究的结束，需要进行一些政治体制的变革以配合新经济体制的发展。1980年时邓小平及其身边的干部担心中国会发生类似於席卷东欧的示威。1986年，他们则为亚洲新的一波民主示威浪潮感到紧张。继年初将马科斯总统赶下台的「人民力量」运动之后，这股浪潮已驱使蒋经国在邓小平召开6月代表会议的三个月前宣布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若在此时向国内外公众表明大陆和台湾一样开放，岂不是明智之举？
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会见财经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赵紫阳、姚依林、田纪云等人讨论经济问题和十三大的準备工作，邓小平再次谈到要党政分开，下放权力，理顺政府职能。他说，党应当只管党员的纪律，法律问题应当留给政府去做。
就像政府可以用宏观调控间接引导经济一样，党可以退出日常管理，只提供总体性的指导。
1987年1月，在学生示威受压、胡耀邦下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后，北京的政治气氛转趋保守。为应对这一股寒流，赵紫阳请胡乔木和邓力群参加了政治改革研讨小组的会议，以便让思想正统的老同志也能在讨论中充分表达意见。[19-69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480。]新的气氛限制了有关政改的讨论，但并未使其停滞。赵紫阳在1987年2月4日提议加强工会的独立作用，给其更大的活动空间以代表工人利益。薄一波还记得在1949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工会曾受到鼓励发挥更大力量抵制资本主义趋势，因此他预期党在未来会重新鼓励独立工会，以限制新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研究者也讨论了改变全国人大的可能性，希望人大从一个徒具形式而无实权的橡皮图章转变为一个能够代表不同观点进行有意义讨论的权力机关。
学生运动和胡耀邦的落马 1986年春天，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科斯总统及其妻子艾美黛赶下了台，由此触发东亚各国的学生示威，中国电视上的这些新闻也点燃了中国学生的抗议活动。中国在1980年初只有大约350万台电视机，随着电视机产量的爆炸性增长，到1985年初已超过4,000万台。
1986年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自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1987年5月29日，在学生示威渐趋平静几周之后，赵紫阳对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过去跟外界没有多少接触的学生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
如果方励之只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不难及时把他打压下去。然而方励之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是中国试图培养的知识分子的楷模。
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与农业有关，但1987年1月6日发给全党的1号文件的内容却是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的指示要点。
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自我检讨。他承认自己未能承担起责任，按邓小平的指示阻止学生示威。「自1986年11月以来，小平同志曾就这次十年来最大的学潮给我作过三次指示。」此外，他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些具体问题上受到批评，对每一个问题都作了严肃的交代，他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也试图作出辩解：
胡耀邦对随后受到的猛烈批评完全没有準备。他后来说，如果他知道「党内生活会」是那个样子，他就不会交辞职信，也不会作这种全面检讨。
赵紫阳在1月15日也对胡耀邦提出了批评。后来，1989年赵紫阳被软禁后，他在跟別人的交谈和录音中痛心地表示，虽然他和胡耀邦有分歧，但他对胡的批评并不过分，他和胡耀邦对改革有著一致的看法，并曾合作共事。他说自己「没有对胡耀邦落井下石」。
胡耀邦对这些话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赵紫阳会这样批评他。胡的朋友也觉得赵紫阳确实是在「落井下石」。
15日上午的「党内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后的检讨，他表示要为自己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但是他也要求组织继续调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过派系。生活会结束后，有人看到胡耀邦在会议厅的台阶上黯然落泪。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曾数次邀请胡去他家打桥牌，都被胡婉言谢绝，只有一次例外：1987年12月30日，即胡耀邦得知自己要被解职那天的整整一年后，他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邓小平问胡耀邦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耀邦没有回答。[19-100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页473；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下册，页1190–1195。]在1989年4月胡耀邦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的遗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绝了。她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邓小平很清楚，毛泽东像皇帝一样至死不退造成了极大危害。所以他决心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对高层领导人的任期要有限制，到期就退休。然而就邓小平本人而言，退休是有附加条件的。赵紫阳在1989年5月向戈巴卓夫透露说，中共的十三大有一个内部约定，即使邓小平已退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但在大事上他仍保留着最后拍板的权力。
与邓小平同龄的那一代老干部知道，只要邓小平决定退休，他们也只能跟著退。1985年邓小平开始提出他可能退休的问题时，有些老干部请求他留任。就像其他对权力交接的时间和过程并无明确规定的国家中的集权统治者一样，邓小平及其同事有理由怀疑一些没有耐心的年轻干部甚至在老干部还不打算退休时就开始为他们的退休作準备，或至少热切期盼他们退休。
党的十三大是赵紫阳的大会。邓小平知道，为了使接班人有效行使领导权，必须给他相当大的活动空间。除非邓小平认为事态紧急，赵紫阳就是当家人。把胡耀邦解职后，邓小平让赵紫阳放手筹备并领导了十三大。
1987年5月29日，在绿灯亮起的两周以后，赵紫阳对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他正在为十三大準备一个政治改革纲领，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赵紫阳说，这个过程需要保持政治稳定，也将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成功。改革要循序渐进，一个省一个省地进行。赵紫阳说，将来党不会再插手政府事务，党内将会有高度的民主。
实际上，赵紫阳是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无限期地拖后，他要让那些希望经过短期整顿后党会再次迈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人打消这种念头。十三大为经济体制提出了「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一新说法，反映了市场正在变得更加重要，这与过去宣称计划优先的文件相反。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详细硬性计划的作用将持续下降。要建立劳动力、技术、信息和房地产市场。赵紫阳说，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另外，十三大的中央委员会的产生，是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差额选举，因此就排除了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保证了当选者至少拥有其他人最低限度的支持。大会第一轮投票时，候选人比实际名额多出十人，因此得票最少的十人落选。邓力群便是落选的十人之一。[19-120 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472–473。]这反映著邓力群受到普遍排斥，也表明胡耀邦得到普遍同情。
第20章 北京之春：1989年4月15日–5月17日
在6月4日之前，无论何人，不管是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还是学生领袖，事实上都无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乱局。党内领导层的分裂，对中国当时能容许多少自由的分歧，曾为革命浴血奋战的老干部和习惯於舒适生活的学生之间的观点差异，城市居民担心通货膨胀与就业的不安全感，示威运动的浩大规模，以及学生领袖在控制自身运动上的无能，国内外民众对示威者的同情，中国军队在控制群体事件上缺少经验——凡此种种，使中共领导人在控制局面上一筹莫展。
胡耀邦从南方过冬返回北京后不久，出席了1989年4月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还不到一小时，他便因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而栽倒在地。紧急送往医院后他似乎有恢复的迹象，但在4月15日凌晨猝然去世。群众从晚间7点的电视新闻中得知了他的死讯，次日的电视和报纸又发佈了正式的讣告。这一消息令举世震惊，他的去世完全出人预料，引起了巨大的同情，甚至连一些强硬派也不例外。[20-2 TP, p. 21.]邓力群是胡耀邦最高调的批评者和1987年1月批胡的带头人，但这时他也赞扬了胡耀邦。他后来写道，胡耀邦从来不搞阴谋，胸怀坦荡，对人不抱恶意。邓力群还说，与胡相比，赵紫阳则参与过阴谋和整人。
群众能够长期被胡耀邦所感动，不仅因为他热情亲切，还因为他做人正派，对党忠心耿耿。他是知识分子的希望，曾为他们作过勇敢的斗争。他是他们心目中好干部的表率——有崇高理想，无任何腐败劣迹。他曾长期担任团中央总书记，能够与他所培养和提携的年轻人打成一片。然而他在1987年却被冷酷地免职，因为他被指责为对1986年的学生示威太软弱。
当学生们利用悼念胡耀邦去促进自由民主事业时，1976年4月5日的示威（为悼念周恩来）和1989年4月的示威（为悼念胡耀邦）之间明显的相似性，足以使学生们受到鼓舞，也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担忧。1976年的示威称为「天安门事件」，而1989年的示威也同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像周恩来一样，胡耀邦努力保护人民，含恨而终。不论1976年还是1989年，群众对于受他们爱戴的人没有得到更多的尊重而义愤填膺。1976年的示威者借机抨击「四人帮」，现在不是也可借机批评邓小平和总理李鹏吗？1976年春天被逮捕的人在1978年秋天就得到了平反并被称为爱国者；那么1989年的示威者难道不可能以后被称为爱国者吗？在那些希望有一个更仁慈的政府的人们中间，胡耀邦已经取代了周恩来，成了当时的大英雄。
1966年时有很多高干子女踊跃参加红卫兵反对「走资派」，但在1989年高干子女很少加入抗议活动。相反，他们和父母一起因为享有特权而受到抨击，因为他们把权力地位变成了在新的市场经济中谋利的资本。
按照早已确定的行程，赵紫阳出访北韩将从胡耀邦追悼会后的4月23日开始。据赵紫阳说，他动身之前去见邓小平时，邓小平告诉他仍然应当去北韩访问，并且他回国后将被提拔为中央军委主席，这说明当时邓小平仍把赵紫阳视为他的接班人。因此赵紫阳按照行程於4月23日準时从北京火车站动身前往平壤。
[《李鹏六四日记》，1989年4月23日。]邓小平同意要对学生发出警告，说明他们行动的严重性。此后，邓小平便深深卷入了应对示威者的决策之中。
84岁高龄的邓小平很少出门，也很少跟人交谈，不再能敏锐地感受民众的情绪。有些干部相信，倘若周恩来还活着，他会与学生取得谅解。但是在1989年4月，没有哪个领导人既拥有提出解决方案的权威，又具备在革命老干部和青年人之间建立沟通渠道的能力。即便是赵紫阳，尽管他后来主张与学生对话，撤销「四二六社论」，但当时他也是态度疏离，并没有被学生视为同情他们的盟友。学生指责他的儿子搞腐败，批评他打高尔夫球。
学生获得了如此广泛的同情，以至於李鹏很难在下级官员中为镇压行动获得支持。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对他的同事解释说，很多报社的记者对于他们报道广场真实事态发展的文章不能发表感到不满。被告知要平息示威的高校干部按照要求把上面的指示传达给学生，但很多人内心并不赞同。[20-23 TP, pp. 86–95.]李鹏甚至无法指望官方媒体支持他。有时候报纸的準时印刷和派送也受到影响。在国家电视台上，报道广场情况的节目会突然中断，一度出现黑屏，画外音也完全消失。有一天，一位播音员说：「今天没有新闻。」
李鹏是个稳重的干部，学水利工程出身，有尽责有效的行政官员的名声。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也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众多养子之一，这使他有著特殊身分。
与李鹏生硬而严厉的语调相反，赵紫阳的态度就像一个宽厚的长者去劝说本质不错的孩子。5月3日和4日，赵紫阳在两次重要的公开讲话中说明了要正面看待学生要求的理由。他在5月3日纪念五四运动的大会上说，七十年前的示威者推动了科学与民主，今天的示威者也应当重视科学和民主在实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了稳定和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又说：「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 ⋯⋯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20-30这篇讲话收入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p. 244–251.]像往常一样，党的领导层试图表现出他们的一致面。赵紫阳的讲话在文字上作了仔细推敲，使保守派无可指责。
学生因赵紫阳的讲话而平静下来，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数骤减。
赵紫阳没有亲自来到学生中间，而是派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代替他去了广场。阎明复在5月16日看望了学生。阎明复虽然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但对学生的要求抱有同情。由于迫切地希望达成一致，他开诚布公地向学生们披露了党内的分歧，敦促他们离开广场以保护赵紫阳。他答应次日再来见他们，并保证只要他们返回校园，就不会受到惩罚。阎明复甚至提出，为了确保他们受到保护，自己可以充当人质。[20-38 David Zweig, “The Hunger Strike: From Protest to Uprising,” in Ogden, ed.,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194–195,尤见 footnote 29; TP, p. 176.]然而，他的努力并未奏效。
沈志华仔细评估过他们的会谈，认为这确实是邓小平对戈巴卓夫说过的话。官方的会谈纪录称，邓小平说最初的辩论包含着「一些空话」。他坦承「我们也不认为当时我们说的话都是对的」。邓小平不靠笔记，仅凭记忆就清楚细致地讲述了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他说，问题的原因在于苏联对中国不能总是做到平等相待。但是他又说，中国绝不会忘记苏联的援助为新中国打下了工业基础。邓小平同意结束过去的争论，放眼未来，使中国能够与各个邻国建立睦邻关系。戈巴卓夫对历史背景已有很好的瞭解，他言谈谨慎，表示赞同邓小平的看法，中苏作为邻国应当努力发展友好关系。
邓小平得知赵紫阳这些话后很不高兴。赵紫阳的支持者后来解释说，赵紫阳理所当然要纠正戈巴卓夫的印象，因为他与邓小平的见面也是正式的官方会见。赵紫阳后来也说，他是想保护邓小平的形象，而不是损害。[20-49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35–44.]然而李鹏在日记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承认赵紫阳的说法是準确的，但他认为赵紫阳在这种场合说出来，是想把1988年的经济问题和导致学生示威运动恶化的决策责任推给邓小平。
全世界的记者聚集在北京，本来是要报道中苏和解的过程，却发现学生运动更加引人入胜。确实，广场上的大戏很快就使戈巴卓夫的访华黯然失色，不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外国记者们很难不被学生的理想和热情所打动，而学生也远比以往的中国人更加大胆敢言。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他们愈加相信解放军不会对他们动武。有些学生意识到这是向世界展示的机会，便派会讲英语的示威者站在游行队伍的周边，向全世界讲述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消除高层腐败的必要性。
第21章 天安门悲剧：1989年5月17日–6月4日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5–34; 2006年10月、2007年7月采访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当天晚上赵紫阳尴尬地主持了政治局常委会，在没有邓小平在场的情况下研究如何贯彻邓小平实行戒严的决定。赵紫阳在会上宣布，他不能执行戒严决定。他清楚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他说，告別的时候已经到了。次日凌晨5点，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表达了他对学生的关切。在负责监视他的李鹏的陪同下，赵紫阳拿着手提扩音器说：「我们来得太晚了 ⋯⋯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赵紫阳声音颤抖、眼含泪水的情景。他说，他也年轻过，也参加过游行，并不想后果会怎样。但他劝说学生放弃绝食，爱惜身体，以便积极参加四化建设。
5月28日赵紫阳又给邓小平写信，试图就他对戈巴卓夫说的那些令邓小平气愤的话作出解释。同一天他被软禁在家中。他的助手鲍彤被捕并被送入关押高级囚犯的秦城监狱。虽然邓小平又活了八年，但他从未回覆过赵紫阳的信，他们也再没有见过面。从5月24日到26日，北京的党中央把各省的党委书记和省长以及港澳负责人叫到北京，向他们解释了实施戒严的理由，以期得到支持。[21-10 TP, p. 277.]而正式处理赵紫阳的程序是在6月4日以后才开始的。赵紫阳瞭解胡耀邦在1987年承认错误的后果，因此他拒绝认错，他说，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在软禁期间，他享有舒适的生活条件，但直到2005年去世，能去拜访他的人一直被严格限制，他本人出门时也受到严密监控。
不论广场上的学生还是高层领导，都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一幕：大批北京市民蜂拥走上街头，彻底堵住了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进城的五万名军人，六条主要道路和其他几条小路概莫能外。李鹏在5月20日的日记中简单地写道：「我们没预料到会有大的抵抗。」他又记述道，各处的部队全被挡住。有些军人试图通过地铁进入天安门广场，但地铁入口也被封死。有些部队想利用郊区的铁路线，但市民躺在了铁轨上。有一支2,000人的部队从外地乘火车到达火车站，一下车就被团团围住动弹不得。
进城的士兵大多是农村青年，与城市大学生相比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远不如他们见多识广，对自己遇到的事情毫无準备。外国记者报道说，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显得手足无措。他们被告知不要对辱骂作出回应，不能造成流血。他们遵守了命令。士兵几乎都没有携带武器。学生们很快就组织起来，同被堵住的卡车上的士兵交谈，试图让他们相信学生们在从事正义的事业——他们要争取更多的自由，结束腐败。有印刷机可用的围观者很快印出了反对戒严的宣传页到处散发。有些士兵既不瞭解情况又準备不足，显得有些同情学生们的诉求。
江泽民并不知晓这些有关他的未来角色的高层讨论。5月31日李鹏打电话通知江泽民立刻飞到北京，但没有解释理由。江泽民抵京后，李鹏对他说邓小平要见他。第二天邓小平便通知他已被正式指定为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北京私下拜见了另外两位元老陈云和李先念，并立刻开始为自己的新工作作準备。
[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虽然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它所报道的情况大多準确。]
在镇压过程中，军队的谋略家为了不使道路被封堵，早在5月26日就派出小队士兵渗透到北京市内。保密是关键。有些部队乘坐的是没有标记的卡车，武器也被藏了起来。有些部队为避免受到注意，穿着便装步行或骑自行车三五成群地进城。有些士兵守在交通要道附近，戴着墨镜，穿得像是地痞流氓。还有些人被允许穿着军装，但扮成外出进行常规跑步训练的样子。[21-39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89–91.]几天内，他们不断以小规模分头进城，但在6月2日即星期五，进城士兵的数量增加了。尤其是一大批士兵逐渐集结到了天安门广场以西约四英哩的军事博物馆，这里将成为部队和装备的重要集结地之一。很多受过特別良好训练的部队也开始通过地下通道到达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人民大会堂内，他们将以训练有素的方式帮助天安门清场。还有一些穿便装的士兵被布置在全市一些重要地点，负责提供有关道路封锁状况和示威者动态的情报。
邓小平在6月3日承认，即使天安门广场和整个北京的秩序大体得到恢复，也需要几个月甚至数年时间才能改变人们的想法。他并不着急，并且觉得没有必要谴责那些参加绝食、示威或请愿的人。他命令军队只把违法者和试图颠覆国家的人作为目标。他告诉他们，镇压的理由是，为了继续改革开放，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
行动按计划进行。6月3日下午6点半，广播和电视发佈了紧急通告，为了保护生命安全，工人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中央电视台不停地播放这条通告，广场上的大喇叭也同样广播。[21-45 TP, p. 368–371;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0–151.]但是通告没有具体说明部队就要进城。由于政府已多次发出其他警告，很多人并没有足够重视「保护你们的生命」这句话。
6月2日和3日，抗议的学生采用了他们自5月19日以来学会的策略。尽管有对讲机的人很少，但他们很好地利用了摩托车来传递部队移动的消息。数百名称为「飞虎队」的骑摩托车者向各个地点传送消息，告知部队的动向，使人们能够及时设置路障。当路障迫使领头的卡车停下来时，人们便一拥而上，割破轮胎或放气，使卡车无法继续前进。然后人们又割断线路或拆卸零件，开始嘲弄车上的士兵，并朝他们扔砖头石块，有时候还攻击坐在卡车后面的士兵。路障在一些地方很有效，不但挡住了第一批卡车，而且使后来出发的卡车也无法绕过前面不能动弹的车队。[21-46 TP, p. 365;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14–120.]最激烈的抵抗和暴力发生在6月3日夜晚到4日凌晨天安门以西四英哩的大街上，这里离木樨地不远，附近的高层住宅楼居住着很多退休的高干。38军的部队在晚上9点半到达木樨地时，看到数千名市民聚集在这里阻止他们前进。公车被拖到木樨地的路中央，挡住了装甲车前行。解放军先是放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但没有多大效果，人们大胆地向部队投掷石块和杂物回应。有个军官用扩音器命令人群散开，也没有奏效。由于38军军长徐勤先以身体抱恙为由拒绝带兵，这支从西面开过来的军队就像在中国内战中向解放军投诚的国民党军队一样，承受著需要证明自己忠诚的特殊压力。大约10点半前后，木樨地附近的部队开始朝空中鸣枪，投掷眩晕手榴弹，但并未造成死亡。
夜里11点时，仍然无法前进的部队开始直接向人群射击，使用的是每分钟能发射90发子弹的 AK-47自动步枪。有人中弹时其他人就会将伤者搬离危险区，把他们抬上救护车或放在自行车和三轮车上，迅速送往最近的复兴医院。解放军的卡车和装甲车也开始全速前进，压过任何敢于挡路的人。[21-47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21–122.]即使开始使用真枪实弹、以致命武器对付同胞，部队仍然用了大约四个小时，才走完从木樨地到天安门大约四英哩的路程。
当部队步步逼近时，侯德健和另外三个人於3点40分左右与戒严部队见面，协商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经过简短的谈判之后，解放军军官表示同意。凌晨4点广场灯光关闭。侯德健返回后不久就通过话筒宣布了他们达成的协议，让留在广场的学生马上离开。大约3,000人跟随着侯德健匆匆离开了广场。4点半军队和军车向前推进，留下来的学生往西南方撤退。早上5点20分时大约只剩下200名无畏的示威者。他们被部队强行赶走时，是黎明之前，5点40分，正如清场命令所要求的那样，广场上没有剩下一个示威者。
据一些目击者说，广场上有人中弹，但政府发言人否认凌晨4点半到5点半之间广场上有任何人中弹，这是含蓄地承认了此前和此后可能有人遭到射杀。[21-52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33–148.]政府也不否认广场附近的长安街上有人遇害。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数，但各种估计数目出入极大。中国官方在6月4日几天后的报告中说死了200多人，包括20名军人和23名学生，大约2,000人受伤。
很多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认为，向无辜的人们开枪的决定是不可饶恕的，党迟早要为这场运动翻案。尽管在决定动武中起积极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时候，「六四」还很难平反，但政府的立场已经有所软化。在镇压后的20年里，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释放，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说法也逐渐变得温和：先是称为「反革命暴乱」，然后改为「暴乱」，后来又成了「政治动乱」，最终变成「八九风波」。
同时，和记者们热衷於报道学生一样，学生们也热切希望自己的观点让更多的人知道。北京市民对学生毫不掩饰的大力支持，使记者和学生都难以想像政府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很多记者事后自我批评说，他们像自己所报道的学生一样沉浸在兴奋之中，以至於看不到潜在的危险，未能让西方观众对后果有所準备。
这场造成如此严重的人道灾难并被全世界所见证的巨大悲剧，使所有关心人类福祉的人都会提出一个问题：这场大灾难是否可以避免？
第22章 站稳脚跟：1989–1992
在「六四」后的几周里，邓小平有理由对江泽民的表现感到满意。江泽民学得很快并与推选他的党内元老——除邓小平之外，还有陈云和李先念——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表现出良好的政治直觉，并利用曾庆红为他出谋划策。曾庆红在党内政治中人脉极广，过去就在江泽民手下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随他一起来到北京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在党内多年从事组织和安全工作，曾庆红通过他知道了很多党内的人事内幕；他母亲邓六金是延安幼稚园的园长，许多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当年从那里出来的孩子。
邓小平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著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邓小平把权力交给江泽民一年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吴作栋。此后李光耀尽量约束自己不去干涉接班人的工作，但是他说，自己仍然是个守门员，如果出了问题，他认为自己仍然有责任为维护新加坡的成就做一些必要的事情。同样，邓小平也对李政道说：「我主要就是希望完全退下来，但是动乱我要管。」[22-19 SWDXP-3, p. 315.]邓小平把权柄交给江泽民后，不再为重大事情拍板。他已经85岁高龄，行动不便，听力也进一步下降，他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休息。两三年前他还以做事专注著称，但现在已经做不到了。
天安门事件后不久，乔治・布殊做了一件过去的任何美国领导人都没有对中共领导人做过的事情——他试图与邓小平通电话。「六四」事件发生后，布殊总统也立刻宣布了暂停与中国的军事订单和高层交往，并为在天安门悲剧中受到伤害的中国人提供人道主义与医疗帮助。他在6月5日还接见了中国留美学生，为他们提供政治庇护，并对他们那些受到迫害的中国同学给予支持。但是，与美国的舆论、尤其是主张严厉制裁中国的报纸相反，布殊说，他不想为了中国政府的行动而惩罚中国人民。布殊瞭解中美关系的艰难历程，他要避免将来有可能给恢复中美关系造成更大困难的任何对抗。他说，从长远看，继续接触能够加强中国内部争取更大自由的压力。几年后他回忆1989年的事件时说：「假如我没有同那个人 ﹝指邓小平 ﹞见过面，我也许不会那样自信地认为，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后还应当同他们保持联系。」
但是，当布殊在1989年6月想与邓小平通电话时，邓小平并未接回应。回应外国领导人的电话不合中国领导人的惯例。於是布殊在1989年6月21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亲笔信：写此信时我心情沉重。我本想与您亲自讨论此事，但很遗憾没有做到。首先，我是本著真诚的友谊写这封信的，因为我相信您一定知道，写这封信的人强烈地认为美中之间的良好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我写此信是想请您帮助维护这种我们双方都认为十分重要的关系。 ⋯⋯我请您 ⋯⋯记住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的立国原则。这些原则就是民主和自由。 ⋯⋯这些原则难免会影响美国人看待其他国家的事件和作出反应的方式。这不是傲慢自大的反应，也不是想强迫別人接受我们的信念，这仅仅是对那些原则的持久价值及其普遍适用性的信仰。
布殊接着又解释说，作为美国总统，他不得不实施制裁。「当朋友之间遇到麻烦时，例如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它说清楚。 ⋯⋯在我们这样一个开放的制度中，常常不可能做到事事保密；但这是一封没有副本的特殊信件，在我的私人文件之外没有任何副本。」[22-28 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2.]布殊在信中提议向北京派出一名私人特使。布殊发出此信的次日，就收到了邓小平回覆。他说，他準备接待派来的特使。布殊很清楚，「六四」刚过就派出特使会激怒美国民众，因此他对派特使一事进行保密，即使是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也没有接到通知。（中国方面对访问保密并无困难。）
从1989年到1993年，中美军方实际上没有任何高层接触。军方的交往在1993年恢复，但双方的信任关系从未恢复到1983年至1989年的水平。事实上，1989年以后，中国转而向苏联购买苏-27战机，从以色列购买军事设备和物资。中国不再愿意从美国购买任何重要的军事设备。
天安门悲剧发生的一个多月后，在7月14日法国召开的七国峰会上，主要的问题不是是否制裁中国，而是应当采取多么严厉的制裁。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年11月10日，页1297。]几个月后的1990年5月，布殊宣布批准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中国已经同意让方励之离开美国大使馆出国的决定。
让中国人和邓小平本人尤其感到震惊的，是发生在罗马尼亚的、反抗中国的老朋友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的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它在12月25日以两人被枪决而达到顶点。齐奥塞斯库是东欧领导人中唯一下令军队向平民开枪的人，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不想到七个月以前北京类似的军事行动。确实，罗马尼亚的事态急转直下，导致了齐奥塞斯库被处决，这让中国领导人担心自己能否免於和齐奥塞斯库——他曾表示赞成北京6月4日的镇压——同样的命运。
从1989年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北京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感到很难处理从东欧和苏联传来的消息。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去掩盖、淡化、拖延甚至歪曲新闻，但事件本身毕竟还是时常让他们感到头痛，因为这些事件使他们不可能取信於民。1989年6月4日，邓的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同一天，波兰公民以民主投票方式选出了议会，这也是二战之后苏联占领东欧以来，东欧国家第一次举行这样的选举。但是《人民日报》直到6月10日，即邓小平向戒严部队干部发表讲话之后，才向民众报道了这一选举的消息，但仍然只字不提反对党候选人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共产党候选人。早在1980年代中期，当雅鲁泽尔斯基（Jaruselski）取缔深得民心的团结工会时，北京的媒体曾为之拍手称快；而在1989年11月雅鲁泽尔斯基被赶下台时，深感震惊的北京官员并没有向中国民众及时报道这一消息。
从1989年9月底到10月初，当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湧入西德避难时，中国的报纸却在继续赞扬东德。例如，10月7日（东德共产党统治40周年纪念日）东德爆发大规模抗议时，《人民日报》不但只字不提，反而误导人们说：「东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现在已经加强了团结。」然而，这种向中国民众掩盖东欧事态真相的做法只会对北京的领导产生不良影响。当11月11日柏林墙被推倒时，《人民日报》再也无法掩盖这一消息了。
1990年2月的苏共全会讨论了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的问题，《人民日报》没有作任何报道。全会结束那天，《人民日报》根本没有提到苏联，而是宣布「在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肯定会发生新的动乱和战争，国家将陷入分裂，人民将遭受苦难，更谈不上国家建设」。第二天报纸才登出莫斯科的苏共全会同意放弃垄断权力的消息。
「六四」之后外国人的制裁和批评，为邓小平及其同事提供了强化这种爱国主义的有效手段。天安门悲剧后的几周内，邓小平开始强调他的爱国主义教导。中宣部巧妙地宣传外国人的反华言论，使很多中国人、甚至包括主张民主的学生感到愤怒。西方国家阻止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1994年后改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做法被广为宣传，将民众的怒火引向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外国拒绝向中国提供现代技术，被说成是不公正地阻止中国分享现代化成果。外国人批评中国对待藏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做法，被说成是外国列强企图削弱中国的阴谋。西方对台湾的支持和对中国主张南沙和东海岛屿主权的抵制，在政府向中国民众作出的解释中，被说成是遏制中国的例证。诸如此类的宣传取得了预期的效果。1989年后的几年里，当初高呼口号反对政府腐败和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的学生，也开始支持党和政府。他们喊出了反对外国人的口号，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是在不公正地指责中国。在唤起年青人的爱国主义方面，特別成功的一件事是，官方媒体巧妙地宣传外国人因「六四」事件而反对北京主办奥运会的言论。国家主席杨尚昆在1990年向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将申办奥运会后受到外国的抵制，这让年轻人怒不可遏。1989年时反政府的年轻人，现在又热烈支持政府有关中国受到其他国家苛待的说法。
在这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过於重拾抗战时期的反日宣传。当日本政客参拜供奉著日本在二战中阵亡官兵的靖国神社时，或是当极右翼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即使这种事在日本并没有多少人在意，他们的言论仍会被公布在中国的媒体上，引起强烈的反日情绪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支持。1991年底，中宣部还制订出一套更加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利用教科书、讲演和媒体。1991年11月发佈了〈充分利用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文件。后来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通知〉。这两份文件的重点都是教育那些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或内战的青少年。
第23章 邓小平时代的终曲——南巡：1992
一代人之前的1965年，毛泽东对自己不能全面控制北京的「资产阶级」政策而感到不悅。他无法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上传播自己的观点，便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次日该文又由上海市党报《解放日报》转载。然后，71岁的毛泽东乘专列去了南方的杭州、韶山和武汉等几个城市，为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点火。这个故事在1991年又重演了一次。当时邓小平对北京保守的经济政策也感到不快，可是他对这些政策又不能完全说了算。他无法在《人民日报》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便把它登在另一家报纸——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可是1991年这把火并没有点着，决心已定的邓小平在1992年又点了一把更大的火。他以87岁高龄，乘专列南下，先去武汉，然后是深圳、珠海和上海，他在这些地方成功点燃了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大火。
他还让上海的报纸发表了几篇文章，尽管用的是化名。1991年3月和4月，上海的干部让《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不久前在上海的讲话，整理出了四篇系列文章。[23-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1年2月10、12、14日，页1327–1328。]这些文章没有暴露与邓小平的关系，而是署名「皇甫平」（意思是「黄浦评论」，又可指「辅助邓小平」）。
中宣部动员《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对「皇甫平」的文章进行了反驳。1991年11月，在雄伟的上海南浦大桥的通车仪式上，替北京的保守派领导人说话的李鹏总理公开批评了皇甫平的文章，他说，这些文章让人错误地以为北京的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
当邓小平的专列於1992年1月17日驶离北京站时，北京的其他中央领导并没有收到通知，甚至连江泽民也不例外。这次出行完全由武警部队一手操办。北京的其他领导人和南方负责接待他的干部只知道，邓小平夫妻、他们的四个子女（只有小儿子邓质方没有随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门散心观光，进行「家庭度假」。谁能反对这个老领导的家庭去度假呢？
邓小平为了保持体力，只在每天上午游览三小时，然后与家人一起吃饭，午睡，下午休息。在当地一次外出游览时，家人在一块标识上看到用邓小平笔迹复制的「深圳」二字，女儿邓楠说：「你应该收利息，你有知识产权啊。」[23-23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231–232。]邓小平笑了。
按照北京为「家庭度假」制订的官方原则，邓小平只带了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也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但是当他开始视察深圳时，估计有50到60名摄影记者紧紧尾随着他的「家庭度假」，很多人甚至买了盒式录音机，以便能够捕捉邓小平的每一句话。
邓小平在1990年和1991年未能让国家回到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上，但是由于香港的媒体和珠海的一次会议，他在1992年取得了戏剧性的突破。
香港左派报纸的编辑仍记得很多同事因支持「六四」示威而被解雇，因此在报道邓小平的行程和讲话时忐忑不安，但他们仍然在1月23日同香港电视台一起报道了邓小平来到深圳的消息。由于中国的宣传部门无法在毗邻香港的大陆地区遮罩掉香港的电视信号，广东南部有数百万人在香港电视台上看到了邓小平在深圳的部分画面。北京那些站在谨慎的计划官员一边的宣传干部面临著艰难的选择：尽管邓小平南行的消息已在华南各地传开，但他们可以继续装聋作哑；或者承认这次南行，但尽量弱化邓小平对那些在改革开放上立场更保守的人的抨击。同时，邓小平的支持者——那些希望允许他们加快发展的南方当地干部，则愿意冒险把邓小平的意见传播出去。
中国出版的有关邓小平南巡的书中没有提到珠海会议，官方的《邓小平年谱》中也没有相关纪录。这种省略不难理解，中共领导人不想向群众透露党内矛盾。但是，会议的与会者和珠海的观察者所透露出的消息，从江泽民在会后几周内的反应中得到了证实。出席会议的军队领导人的强大阵容表明，如有必要，军队高层愿意拥护一个新的领导人。
亟欲得知珠海会议确切内容的江泽民，说服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贾庆林给了他一份会议录音；此后不久官方就宣布贾庆林入选政治局。江泽民并没有在春节给邓小平打电话的习惯，但是在2月3日，即邓小平离开珠海五天后，江泽民打电话给邓小平拜年。他后来承认，这次通话并非随意而为。
邓小平十年来一直忙于工作，从未逛过商店，但是他有一天上午去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零售商店——上海第一百货公司。他在这里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消费品，这与14年前改革刚开始时消费者在货架上看到的可怜的供应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只会使他对中国的进步感到更加自豪。[23-48我本人曾在1973年去这家商店，当时里边只陈列著朴素的棉布和热水瓶。]在女儿邓榕的帮助下，他给孙子们买了几枝笔，作为送给他们的礼物。
南行后的几个月里，邓小平并没有同江泽民见面，告诉他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江泽民。实际上，据江泽民说，他觉得邓小平仍在考验他，潜在威胁犹在：假如江泽民不全力支持改革，得到军队拥护的邓小平有可能用乔石把他换掉。江泽民决心在邓小平的最后考试中过关。春季，在公开场合，他变成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力鼓吹者。他仔细拟定了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毕业班上的讲话。
到夏天时，邓小平已巩固了自己的胜利。地方干部获准提高投资比例，扩大对外贸易，沿海地区的试验也被推广到内地。邓小平可以把精力用于国家在今后几十年将面对的另一些问题了。7月24日，在看了为即将召开的十四大準备的文件草稿后，邓小平提出了几个有待思考的问题：农村体制、他本人在中国的发展中的作用、统治制度、国家安全。
江泽民不但赞扬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把他的观点上升到「邓小平理论」的高度。知情人都清楚，邓小平是个实干家，不是意识形态宣传家；与共产党国家的很多领导人不同，他并不认为担任最高领导人必须成为理论家。但是对于江泽民来说，把邓小平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能够加强它的重要地位，使之可以与「毛泽东思想」平起平坐，让人们能够像干革命一样集中精力搞四化。
邓小平在十四大选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成员是胡锦涛，他成为继江泽民之后的接班人。那次大会时他只有50岁，比其他成员的平均年龄小8岁。胡锦涛努力争取其他老领导对他的继续支持，后来经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通过，他作为第四代领导人核心担任了两届总书记。这样，邓小平选定的接班人在1992年之后就得到了三届党代表大会的认可。正如邓小平计划的那样，中共十四大也标志著任期终身制的结束。为老一代革命家表达意见提供正式渠道——因此也缓解了他们从一线退下来后的心情——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被正式解散。不但邓小平，而且包括邓小平的对手陈云在内的老一代领导人，全都退出了政坛。此后，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所有任命都有任期限制。1992年当选的另一些担任重要职务的干部，都是根据邓小平的人事政策——把在原来的岗位表现突出的人一步步提拔到更高的岗位——选出来的。
与这些人相比，江泽民手下后来成为第四代领导人的都不是老革命，而是在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建立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好学生。他们出生在战争年代，却是在1949年后共产党的领导下接受的教育。他们年龄太小，没有赶上去苏联或东欧学习的机会；又因年龄太大，错过了去西方留学的年代。他们上学时，西方的法学、经济学和商业管理这些学科还没有被引入中国，但他们在任职期间通过文件、会议和短训班的形式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他们是既能干又眼界开阔的技术官僚，大多数人是学工程技术出身，接受现有体制并希望维持它的有效运转。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优点是做事负责，与同事和下级都能搞好关系，不会挑战上级。他们没有经历过严重危机的考验，也不準备挑战现行体制。他们只是在邓小平那一代人建立的框架内，务实而勤奋地工作著。
第24章 转型的中国
不如说，邓小平是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他把各种想法进行梳理和总结，用他的团队和群众所能接受的步调和方式展示给他们。他在最高层提供稳定的领导，使人们能够在经历巨变时保持信心。
毛泽东在南北朝鲜战争时关闭了中西交往的大门，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此后中国开始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发挥一定作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一度在第三世界也有一定影响。1960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后，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的作用陡降。1978年以前，中国政府对境外事务的参与十分有限。例如，在文革期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只派出一个大使，驻於埃及。
党的上级部门下达有关领导班子如何开展工作的规定，不断向每一级发佈指示。它们也与下级召开会议，有时让下级领导参加上级的会议，或是派上级干部到下面视察。如果上级干部认为某个问题很重要，他们可以、也确实会进行干预。但是对下面的监督很难面面俱到，因此领导班子在领导本级工作时，一般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北京控制各省的关键手段，是任免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力。
培养各级干部确实花费了大量时间。指导者的任务是向年轻的下级干部提供如何提高工作表现和技能的建议。最有前途的年轻干部可以陪同上级参加各种上面的会议和党内的非正式聚会。他们还会参加党校的培训班。他们中被组织上认为最有前途担任国家级领导人的干部，可以进京学习中央党校的课程；被认为能够担任省市级领导职务的人，则去各自地区的党校学习。
中国自有历史纪录以来直到199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在方言和文化上有著巨大地区差异的农业社会。1949年以前，落后的运输系统使大多数商品只能在从当地乡镇市场步行可及的区域内生产和消费，很多人几乎一辈子都生活这个范围之内。
中国在1980年代实行开放时，食品、医药、产品及工厂安全、劳动环境、最低工资、建筑规程等领域几乎没有任何规则。
在这种无章法的社会中，谋取私利的机会几乎无穷无尽。掌握土地的干部在批准土地使用权时经常收礼。国企「私有化」时，本单位职工往往能得到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企业股份。国企负责人在完成国家指标后，被允许在市场上出售产品，於是他们常常把大量精力用在这一类生意上。公家的卡车在完成本单位的主要工作后，可以跑运输做生意，以便改善单位职工的生活。就像俗话所说，毛泽东时代是一切「向前看」，邓小平时代则是一切「向钱看」。邓小平给他的接班人留下的这种体制，没有对公私利益作出严格区分。地方干部对于能从他们管辖的企业拿多少好处，在看法上千差万別：收受春节礼物？给亲戚朋友找工作？拿红包？如果能拿，拿多少现金为宜？子女上好学校或出国留学的机会？公车私用？由于司法不独立，民众往往不愿意冒险向个人捞好处的当权者发起挑战。
利用西方和日本的资本建立并由外国人管理的工厂，尽管也在使用廉价劳动力，但普遍提供了比当地企业更好的工作条件。很多外资工厂空间宽敞，通风良好，在炎热的夏季，室温会维持在室外酷热的温度以下。这类工厂普遍采用了有关工作日工时、劳动条件以及工人安全的标準，在克服最严重的超时工作的问题上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在这些工厂里，一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年轻人也养成了现代生活的基本习惯，如守时、清洁卫生和遵守纪律等。
邓小平的接班人所面对的问题是，享受不到这些福利的人怨声越来越大。人口流动的增加所需要的保障措施，是单个的工作单位无法提供的，政府预算和合格医务人员的数量仍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
邓小平的接班人受到压力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更加成功地阻止腐败的氾滥，也没有为解决不平等问题采取更多的措施。克服这些问题将来有可能变得更为困难：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风险是，很大部分人还没有机会享受早先经济增长时期带来的好处，经济就陷入滑坡。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发展，他的最后一次努力——南巡——使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这种增长带来一个问题：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开始与美国匹敌时，中国将如何作为？邓小平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会做什么？
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1933年在江西，陈云作为唯一具有「工人背景」的高层干部，很快就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从而成了中共的七名最高领导人之一。
2006年7月对程中原的采访，他一直在为邓力群工作，负责给他整理文件和写传记。]新疆平定之后邓力群回到了北京，先是在刘少奇手下的中央办公厅工作，然后受杨尚昆的领导。他帮助起草党的文件，后来又去了党刊《红旗》杂志。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时，刘的两个高级秘书立刻与他反目，但第三个秘书邓力群再次义气当先，拒绝批刘。
邓力群爱恨分明，为了讲义气不惜接受惩罚；胡乔木则不同，他很圆滑，总想跟任何当权者搞好关系。他认为谁掌握了大权，就会忙不迭地对其表忠心，但是他对政治的嗅觉并不总是灵验。
就连一些崇拜胡耀邦的人也承认，他缺少最高领导人所应有的沉稳与庄重。他讲话时手舞足蹈，让人觉得他是个没经验的青年人。
问过胡耀邦的副手胡启立对胡耀邦脱稿讲话有何感觉，胡启立说：「可怕。」[25-12 2002年11月对罗伯特・霍克的采访。]
胡耀邦有一次和客人开玩笑说，邓小平看上他是因为他身高只有一米五，是唯一比邓小平个头还矮的干部。
1975年7月胡耀邦恢复工作后，将心灰意冷的科学家又动员起来，因为搞现代化迫切需要他们的帮助。1977年至1978年他在中央党校时，也鼓励干部们为使党和政府在文革后重新焕发活力作好準备。1977年12月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后，胡耀邦不知疲倦地投身於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工作。他还领导著理论工作，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準〉一文。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权力格局中，李先念的排名仅次于邓小平和叶剑英。他具有不同寻常的本事，能同时与很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领导人相处，如毛泽东和他的对头张国焘、毛泽东和周恩来、华国锋和邓小平、邓小平和陈云。自1954年进京后，李先念一直从事经济工作。
毛远新在文革刚开始时对老干部抱有同情，毛泽东把他叫到一边向他说明了这些老干部的问题后，毛远新转而趋向激进。
任仲夷在1980年之前从未在广东居住过，以前也仅去过广东一次，但是在领导广东发挥特殊作用、进行新体制试验方面，他却发挥了核心作用。他在1985年退休后定居於广东，直到2005年去世。他是坚定的改革派、出类拔萃的省级领导人，堪称领导广东的不二人选。1978年到1980年任仲夷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当时该省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远非广东可比。
任仲夷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领导人，只要他一露面，气氛立刻就会活跃起来。他晚年拄著拐杖走路，因为癌症动过几次手术，即使如此，他仍有著令人捧腹的幽默感。做过胃切除手术后他开玩笑说，自己做到了「无畏」，取其与「无胃」同音。他的一只眼睛失明后，便自嘲能够「一目了然」。
任仲夷享有这样的名声：他具备出色的战略决策能力，在无章可循，需要对上级所能允许的尺度作出判断时尤其如此。在困难条件下，任仲夷不但为促进改革与经济发展尽心尽力，而且能够承受任何批评，保护自己那些负责落实新做法的部下，从而赢得了普遍尊重。任仲夷到广东后，先用几个月的时间视察全省，瞭解情况，与当地干部谈话，看各种报告。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他集中力量建桥梁、道路和发电厂。他还鼓励手下的干部办事要灵活，大胆招商引资。他对害怕受到北京批评的部下说：「没有明令禁止的事先干起来再说，得到允许的事则要用足全力。」
叶剑英出生于广东北部山区的梅县，这里是客家人的非正式首府，出过很多将军和华侨。叶的祖父在马来亚做矿工，不少家人在那里经商，叶与他们在马来亚住过几个月，因此要比其他大多数军队领导人有更开阔的眼光。
赵紫阳於1919年生于河南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是天生的领袖人物。他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总能表现出自信从容的魅力。他就读于开封初级中学和武汉高级中学。假如他在美国，他也许能进入私立预科学校和长春藤大学（他的两个孙子后来都走了这条道路），不必费多大力气就能成为优等生和学生领袖。
尽管不像胡耀邦那样热情洋溢，但赵紫阳同样受到部下的喜爱。他不拘一格，平易近人，愿意倾听別人意见，不论提出意见的人职位高低。他尤能够迅速领会某种战略的意义。他不是政坛上的快拳手，但有著报效整个国家的崇高意识。他个人享受著特权，但他也为照顾穷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例如，他在大跃进期间草拟过克服粮食短缺的全国性政策。
在1950年代，所有的省级领导人都深度参与了农村工作，毛泽东也承认赵紫阳是个很懂农业的干部。但是，对赵紫阳在后来改革时期的工作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他早期领导在香港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工作的共产党组织的经验，这些组织包括中国银行、华润集团、新华社、「爱国学校」和工会。这些组织向北京汇报工作，但也要向广东汇报，通过与他们的接触，赵紫阳瞭解了香港的市场气氛。从1957年开始广东每年都要举办半年一次的广交会，这也使赵紫阳比其他省委书记对国外的工商业有更深入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