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俄文版的莎士比亚和英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已经证明，伟大作家的作品，翻译版本越多越好。只有将一个作家的作品多方面地全盘呈现出来，才有可能突显他或她的多样性。翻译的版本越多，读者就越有可能在这首或那首诗中，抑或在同一首诗的这个或那个版本中，获得“新的发现”，这正是（如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所说）我们阅读经典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前言
和宽泛地介绍各国文学一样，传统上，介绍俄罗斯文学也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罗列所谓的“正典”，著名作家的生平和作品——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配以19世纪的一些次要人物和20世纪的主要作家。第二种是简述文学运动和文化制度：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查制度、苏联作家协会和文学异见分子。第三种介绍方式是作家而非学者偏爱的，即一种个性化的文学鉴赏。拿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文学讲稿》或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来说，素材的选择显然相当主观，在大力推崇某些作家的同时，对其他作家的批判也是不遗余力。
普希金等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不应该被看作某种文艺“政治局”的成员，坐在那里接受一群毫无人身自由的当代和后代读者“雷鸣般的掌声，进而变成了热烈欢呼”——这是当年苏联的大小会议上耳熟能详的套话。那些作家往往跟彼此、跟俄罗斯公众意见不合，然而历届政权惯于利用已故作家，把他们供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先知，而另一方面，同样的政权对那些不愿闭嘴（或停笔）的当代作家却毫不容忍。
马丁·麦克劳克林翻译的卡尔维诺真是件珍贵的礼物，对我撰写第一章极有帮助。
第一章 遗嘱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几乎摆脱了情节推进，仅凭少数几个既典型又难以捉摸的瞬间便捕捉到人物的整个世界，堪称构思短小叙事的典范。英语世界一贯崇尚不露痕迹的精湛技巧（英语中的“craft”一词包含“技艺”和“隐秘”两重含义，不是没有缘故），契诃夫恰是一例。
普希金的诗作尤为复杂精妙，就在于它们把这些和其他文体层次融合在一起。其对各类形式特征的运用同样精妙，包括格律、类韵和头韵等。这样极大的文体密度，因充分利用俄语语法提供的手段以实现的凝练而得到了平衡，由此便可以容纳大量的省略（即作者认为读者可以通过推断得出的语词都被省略了），这是英语通常做不到的。普希金的诗歌跟文学俄语的规范是顺从与叛逆并存。它既有一切优秀俄语作品共有的冒险奇趣，同时又紧紧把握住这样一个文学传统所固有的修辞拓展；在该文学传统中，写作者会积极寻求而非刻意避免创造性重复，即所谓的“语词编织”——跟爱尔兰英语、非洲英语或口语化的英国和美国英语不同，官方的英国或美国英语都倾向于避免这样的重复。如此有意识地违反语言规范，正是为什么俄罗斯评论家和理论家罗曼·雅各布森声称现代读者如果想要读懂普希金，就“必须彻底抛弃普通的审美标准”的原因之一。
虔诚而感伤地哀叹普希金的不可译性，似乎已经成了一切普希金介绍文本的一项类型要求：跟所有关于诗歌无法翻译的老套说法一样，凿凿有据，却不免以偏概全。的确，普希金的作品最好还是读俄文原文，就像最好能用希腊文阅读埃斯库罗斯，或者用意大利语阅读但丁。但用英语阅读这些作家总好过根本不读。此外，俄文版的莎士比亚和英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已经证明，伟大作家的作品，翻译版本越多越好。只有将一个作家的作品多方面地全盘呈现出来，才有可能突显他或她的多样性。
翻译的版本越多，读者就越有可能在这首或那首诗中，抑或在同一首诗的这个或那个版本中，获得“新的发现”，这正是（如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所说）我们阅读经典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然而《“纪念碑”》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个体文学评论家甚或作家对它的理解。在短短的五小节二十行诗中，它提出了七个主题，它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中引起了广泛共鸣。这些主题是：为名人建造的纪念物成为国家力量和文化权威的表现方式；一个纪念已故著名作家的“纪念碑”；其他作家成为一个作家的理想读者；一个作家担当起国师的角色；作家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文学在殖民或教化野蛮民族中所起的作用；写作与宗教经验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 “我为自己竖起了一座纪念碑”
而诗人的草稿表明，他的作品绝非一蹴而就，而总是在最终完稿之前经过一再的大幅修改。普希金追求的精妙声音效果需要费些力气才能达到，而既要话语直白平实，又要避免过于露骨，这样一项复杂的任务就意味着在一次次的修改中，对诗歌主题或论调的表达变得越来越隐晦。然而那个关于诗人–梦想家的传说深入人心：普希金原本是个勤奋的写作者，但这一事实似乎就是没有“普希金是个快活的天才、他的每一份诗思都是天赐灵感”那么撩人遐想。后来的俄国作家，包括阿赫玛托娃和纳博科夫，往往用铅笔和橡皮而非钢笔来写作，为的是他们的第一、第二乃至第四十四稿不至成为让后世幻灭的佐证以及多事的学术研究的资本。
在他看来，“对诗人备受爱戴的容貌的亵渎”恰恰说明了“广告，用魏勒的话说，可谓‘无远弗届，无知无畏，六亲不认，无孔不入’”。
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曾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在赫鲁晓夫公开抨击斯大林之后，于1956年自杀；他的纪念碑建成于1972年）。
说到审查者，他们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不为人知，却至关重要。
第三章 “我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
他是最早把自己分散出版的作品集结成一部《全集》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他精心规划《全集》的内容和排版，还修订了早期的一些诗作，将它们收录进去。在俄罗斯，如此煞费苦心地传播自己的诗作无疑是前所未有的。直到17世纪末，文本制作都是由东正教会垄断的，作家们发挥的作用跟圣像画家差不多。很多文本（如祈祷文）都是匿名发行的，作者对于抄写过程和他们提供的素材在编纂中如何使用没有发言权。作家的圣洁和对神学的精通决定了他们作品的价值，只不过为此目的，修辞力量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印刷术在17世纪的传入并没有立即改变这一状况，因为新技术一开始也是用于印制宗教书籍的。在世俗印刷文化于18世纪出现后，一开始，书名比作者重要：翻译作品通常要么匿名出版，要么张冠李戴，抄袭和盗版屡见不鲜。
不过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情况总算有了改观。图书审查制度相继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治下逐渐强化，个人作者身份这一概念得到强调。究其原因，不仅是要让作者为自己所写的东西负责，而不提倡匿名出版（1848年，明令禁止杂志发表未经署名的文章），也是因为审查委员会除了发挥惩戒作用外，还须负责版权执法。引用一条官方法令的话说，他们应该“禁止出版商未经授权随意出版那些与其毫无关系的作者之书籍”。与此同时，图书审查员的出现促进了自我意识的提高，因为他们是既对作品带有敌意，又有艺术鉴赏力的读者（19世纪有几位大名鼎鼎的审查员本人就是作家，包括伊凡·冈察洛夫，他的著名小说《奥勃洛莫夫》刻画了一个整日赖床不起的人物形象）。于是作家们需要不断超越审查员，这刺激他们广泛采用各种花样翻新的寓言式写法。
它还是分期发行小说的先驱性典范，每写完一章出版一章，七年（1825—1832）才出版完毕，单行本直到1833年才面世。后来许多其他著名作品也使用了这一分批出版方式，包括《战争与和平》和《罪与罚》（但这些小说都是在期刊上连载，而不是以书籍形式分批出版的）。在分批出版的过程中，作者对小说人物的看法有时会发生变化：他们及其读者往往视之为优点，因为这使得他们的小说创作和真实世界的人物一样，既不连贯，也不可知。很少有作者会在单行本问世之前对单个章节进行重大修改：正如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章中写到的，“里面的矛盾可真不少/然而，我并不想把它们改正”。
屠格涅夫的民族自豪感没有多少事实依据。歌德在德国、密茨凯维支在波兰、吴克·卡拉季奇在塞尔维亚的角色至少跟普希金在俄国一样重要。俄罗斯的文学高潮绝非当世无双，而是席卷全欧的知识大潮的一部分，此前各自孑然独立的文化支流汇入欧洲知识主流。可见屠格涅夫的观点站不住脚，何况他行为乖僻，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度过，跟那些出入他居所的名人用法语交谈，但这些都未曾减损他这话的可信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分量不减反增。
对伟大作家的解读跟可供研读的作品选一样乏善可陈。学生们不得不写说教气十足的人物分析，比方说他们会这样评价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他常常放纵自己的暴脾气。”他们不得不回答“契诃夫有何重要意义”这样的考题，答题时必须歌颂作家预见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一发生在他死后13年的事件）的先见之明。回答这类考题需要的是套话而非独立思考。
无一例外，每一位经典作家都必须这样描述：1）他热爱自己的祖国；2）他热爱自己的民族和人民；3）他抗议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弊病；（和其他每一位经典作家一样）他也是4）一位人文主义者，5）一位现实主义者，6）一个乐观主义者，7）没有缺点且总而言之没有任何独特的个性。
与谄媚同道的，还有对任何可能有颠覆性的生平细节的压制，例如普希金嗜酒如命，沉溺嫖赌，酷爱醋栗果酱，而托尔斯泰对上述四样中的至少三样同样偏爱有加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给了俄国成年人一种对文学充满喜爱的熟悉感，常被用来证明此人有着良好修养。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及各类艺术家）可以指望他们的绝大多数读者了解文学典故，哪怕那些典故经过层层改写。（互文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引用，作为俄罗斯文学史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与作家们成长的精神世界有着密切联系。）要是某个孩子公开指出屠格涅夫歌咏的“朴素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与苏联生活的关联在于这是压抑社会中唯一一个自由的领域（“要是没有你——想起家乡发生的一切，怎能不叫人绝望呢？”），那么他多半会被赶出教室，甚至被学校开除，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学生私下里尽情探索文本中潜藏的颠覆性。
然而鼓励中学毕业生阅读有限的样板化经典文本，并将其视为文学创作的巅峰，以此为准绳来判断每一类作品的制度，最坏的副作用在于它促成了咄咄逼人的审美保守主义。苏联的庸俗市侩们并非对艺术一无所知，而是对投其所好的东西一知半解，他们据此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将自己的喜好强加于人。大量学生毕业时只熟悉玛琳娜·茨维塔耶娃所谓的“永远欢喜的普希金，生命中唯一的成就就是死亡”，认定此人仅有的两部作品就是《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上尉的女儿》，还有两三首抒情诗。
第四章 “我的名字会远扬，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
相反，普希金那些妙趣横生地自我贬低的信件却在俄国传统中后继无人。
就连普希金对于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这一传统观念，也并非十分有理有据。普希金对句法的精简大多早在18世纪就已有先例，不光在一贯被认为是前普希金时期文学先驱人物的尼古拉·卡拉姆津的作品中可见一斑，也出现在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文本中，例如娜塔丽娅·多尔戈鲁卡娅女大公1767年撰写的回忆录（那是她为自己的后代撰写的私人记录），以及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小说和教养书等。
普希金笔下的人物往往没有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是作者悬挂自己才华锦缎的木桩子（果戈理的人物也是一样，除了《钦差大臣》中的市长，这个人物在最后因为针对自己的恶作剧而愤怒爆发时，才获得了全剧中唯一一处真正个人化的雄辩口才）。
与之有霄壤之别的，要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部出色的——并且无论以俄国还是以世界标准来评判都是革命性的——小说《地下室手记》，在那部小说中，我们唯一的定位点就是中心人物自己的声音，从小说的第一句话开始，他就用反复无常又前后矛盾的话折磨着我们。
第五章 “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
另一个立场是无视苏联艺术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如果可以抹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6—1881）中如此刺眼的泛斯拉夫弥赛亚主义和反犹主义（顺便提一句，这些在他的小说中也显而易见），把他理解为普遍人类自由的预言家，那么把1920年代的马雅可夫斯基看成是不由自主地预言自由的先知也同样合理。
卡特琳娜·克拉克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拓性研究《苏联小说：作为仪式的历史》首次出版于1981年，指出苏联现实主义所创作的那些说教和程式化小说，事实上是对自我改造的强力神话及忠诚感的表达，这些有助于维系苏联这个紧张不安的新国家。这些小说人物塑造潦草，也很少考虑人物心理的合理性，并且通过克服外部困难来强调进步，这些让它们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俄罗斯民间文学的手法，另一方面又与古典史诗结为盟友。最近，戴维·谢泼德、托马斯·拉胡森和约亨·赫尔贝克等其他评论家也分析了苏联现实主义作家自身经历的自我成长的主动进程：他们无论在私人日记还是在公开讲话中，都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党性要求的样子，不断重写自己作品的早期版本，为的是让自己跟上政策的变化。这类进程或许不符合关于艺术和道德独立的西方理念，但它们也绝非毫不含糊和易于解读的：斯大林时代的一个主要悲剧就是，有那么多复杂的思考和备受折磨的才智，都被用于创作党的政策要求的那些头脑简单的宣传小说和诗歌了。
第六章 “和愚蠢的人们又何必较量”
说起翻译普希金有多难，没有什么比《“纪念碑”》里的最后一句更能说明问题了。在英语中，这一句听上去是标准的陈词滥调，就像从某个“交朋结友、登高一呼”的人生指南里摘录的句子。还是语域起到了关键作用：俄语的“glupets”一词有种亲民的调子，因而原句更加贴切的译法似乎是“和傻子打啥口水仗”。即便如此，现代读者还是会不解，为何这最后两句诗把如此不搭界的主题组合在一起。诗人先是对自己的缪斯庄严地发出号令：“诗神，继续听从上帝的意旨吧”，然后又来了这句看上去不足挂齿的人情世故之道，其间究竟有何联系？（无疑，这句话跟《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草稿上匆匆写下的据称引用《可兰经》的那句“别跟愚人较量”有些关系，不过既然引用这句话的是叶甫盖尼本人，而在此之前他刚刚公然轻浮地说了一句“《可兰经》里还是有不少常识的”，这里，圣言文本便被贬为日常生活行为指南了。）
然而看了《“纪念碑”》的草稿就知道，“和愚蠢的人们又何必较量”这句话从这首诗创作之始就坚定地存在于普希金的头脑中。在最后三节中，这是诗人唯一毫不犹豫地直接写在最终文本中的一句。认为诗人这个身份不仅跟宗教和神秘表象的超验世界有关，同时也跟上流社会的陈腐庸俗密不可分这一观点，是普希金的后期诗作中频繁出现的主题。举例来说，《诗人》（1827）的结构就围绕着（上流社会的）“世俗无谓的烦忧”与（诗意灵感的）“神圣话语”之间的对立，这个对立贯穿诗人本人的一生，他一直在这两个领域间穿梭。
第八章 “哦，诗神，继续听从上帝的意旨吧”
西方人普遍认为俄罗斯是个阴郁、潮湿的地方，那里的居民永远忧郁悲观，动辄哭泣，要么就没完没了地谈论灵魂。只要开始阅读俄罗斯文学，相信许多人很快就会放弃这一错觉。在契诃夫的戏剧中，每个想要煽情地自怜自哀的人物都会展现出一种颇有想象力的黑色幽默的天赋（像万尼亚舅舅听到那些关于好天气的社交滥调时便回应道：“是上吊的好天气。”）。在这里，幽默是用来暴露虚假做作的武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也是一样，每个精心策划的社会事件都会随时陷入荒诞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