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看到一些东西，我会想‘那不错’，但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它就无法活下去。它没有重要到我要为了拥有它而找一份我厌恶的工作去上班。”
引言 工作教条
与针对“工作生活平衡”的讨论停滞不前的状况相比，更有希望的是新出现的对经济增长范式的大胆批判。传统政府总是将经济增长和生活满意度视作一回事，并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尺。
第一章 一个挑衅
普利策奖得主斯特茨·特克尔在他 1972年出版的《工作》一书中，收录了对一百多位美国工作者的采访记录，从一系列令人惊叹的角度提供了一张反映错综复杂的美国生活的快照(Terkel, 2004)。在这本巨著中，我们听到了来自焊工、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家庭主妇、演员和电话接线员的声音，每个人都讲述了他们在工作中的希望、恐惧和日常体验。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人们顺利度过工作日的应对策略，从恶作剧和嘲弄，到幻想和其他“超然物外”的方式。一个天然气读表人偷窥穿着比基尼晒太阳浴的家庭主妇来打发时间，女服务员想象自己是芭蕾舞者在桌台间滑行来让时钟走得更快。某位生产线工人说了句“去他妈的”，就未经允许直接休息了。回顾这些采访案例时，特克尔写道：这本关于工作的书，究其本质而言，是一本描述暴力的书——既有精神暴力也有身体暴力。它关于创伤和事故、争吵和斗殴，关于焦虑和崩溃，也关于欺凌和发泄。在所有这些之上（或者之下），它关于日复一日的羞辱。(Terkel, 2004: xi)
一条道德界限已经划定：你是工作的人还是偷懒的人？这种对工作的道德化已被纳入最新的社会政策中，强制性的解决就业——无论其社会效用多么可疑——成了政府的一项关键职能。近年来，随着福利制度的削弱，对无业者的审核和惩罚也相应地越加严格，这被视为应对不愿工作的人的新举措，目的是推动人们摆脱福利、走向就业。这甚至也包括传统上被免除工作义务的群体，如单亲家庭和残疾人。
作为工作者，我们的行为和选择受制于当前社会特定的道德、物质和政治压力，也就是说，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体系决定了大多数人满足自身需求（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以及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等这类机制更复杂的心理需求）的唯一途径就是工作。正如我们将在后文读到的，那些尝试采取不工作的生活方式的受访者们，无论他们理性上思考得多么通透，也常常背负巨大的财政及心理风险。
即使在工作的内容可能不具备任何意义的情况下，人们仍然可能会享受工作，或者至少将其视为摆脱私人领域中的生活限制的机会，这也是女权运动要为妇女争取工作权利的部分原因。
如果本书介绍的作者和研究参与者们对工作持有批判态度，并不是因为他们仅仅想捍卫懒惰的权利，而是因为，有偿工作的义务如此普遍地妨碍人们去从事真正具有创造性、协作性的有益活动的可能。
资本主义在将自身建成一个所有人都感到注定要参与其中的世界后，就不再需要新教价值观的支持：“在发展期，资本主义需要劳动者出于良心而甘愿接受经济剥削，而当其掌权后，它已经能够不借助超验的奖惩就迫使人们劳动。”(Weber, 2002: 282)
早期资本主义很难说服人们接受规律且纪律严明的工作，人们对全职工作的抵触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尤其是在那些传统上依赖临时工的工业部门。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部个人逐渐与工作日所做的牺牲和解的历史。这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而是一场通过各种手段对工人的习惯进行严格改造的斗争：“在所有这些方式中—分工、劳动监督、罚款、铃声和钟表、金钱激励、布道和学校教育、压制集市和体育运动——新的劳动习惯得以形成。”(Thompson, 1967：90)
减少工作的命题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远早于工业社会的 1516年，托马斯·莫尔出版的《乌托邦》一书中。在莫尔的乌托邦愿景中，通过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限制多余商品的生产以及在人群中更平等地分配必要工作，劳作的苦役就能减少(More, 1962)。
而那时人类将有幸面临一个更深层次的议题：“在摆脱紧迫的经济忧虑后，人该如何使用他的自由，在科学和复利为人类赢得闲暇之后，应该如何度过闲暇时间，去更明智、更惬意、更好地生活。”(Keynes, 1932: 366)。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Marcuse, 1998)中指出了这种情况的荒谬性：现代人所感受到的压抑是一种人为的或者说“剩余”的压抑。在此使用“人为”一词是为了表明，迫使我们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劳动的不再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这一不可避免的严酷事实，而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使可用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分配不均衡，而且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需求以延长工作的寿命。
高兹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在于，他拒绝将工作的问题简单化约为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问题。他认为，要全面地理解工作的负面影响，就必须意识到工作正以更广泛的方式支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以高兹为代表的左派旨在争取的正是工人在工作之外过上丰富而有趣的生活的权利，但这一斗争已经被人遗忘。作为一个作家和社会批评家，他也始终捍卫每个人自主地进行个人发展的权利。
在现实中，如何处理节省下来的工作时间，并不像高兹所希望的那样取决于严肃的政治辩论，而是预先被利润和增长的经济律令支配了。
对工作的高需求使工人愿意屈就，这严重削弱了人们为工资、权益和工作质量等问题挺身而出的意愿和力度。近些年来有工作的穷人 7和零时工合同 8的数量迅猛增长。对于那些试图通过教育投资保护自己不受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影响的人来说，教育证书能确保未来有稳定、高薪而有趣的工作的昔日承诺也正在逐渐失效。菲利普·布朗及其同事的一项大范围分析表明，在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就业竞争的全球化以及工作的去技能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大量毕业生落入“机会陷阱”——他们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Brown et al., 2011)。
第二章 工作之痛
形式“将劳动者毁坏为碎片化的人，把他降格为机器的附属品，摧毁他的工作中仅剩的吸引力并把工作变为令人憎恶的苦役”(Marx, 1906：708)。
在许多现代工作场所，计算机技术并非用来增强工作者的能力，而是为工作强度和工作中的控制达到新的极端铺平了道路。当今那些令人不快的工作中，呼叫中心堪称典型，相关研究记录下了许多如今已司空见惯的管理方式：自动拨号器将拨入和拨出的通话直接连接到员工的耳机，在呼叫之间不允许任何休息；监控软件收集每个员工工作效率的数据，并自动上报迟到或表现不佳的信息，以便管理者对其进行指导、处分或羞辱。一项研究将现代的呼叫中心称为“电子全景监狱”(Fernie and Metcalf, 2000)，还有的将其描述为工作人员“头脑中的流水线”，因为他们清楚在完成一项任务后会立刻收到下一份任务(Taylor and Bain, 1999)。 2013年，超大型线上购物平台亚马逊因其仓库员工（也被称为“分拣员”）的工作条件引发了公众争议，在这里，掌上电脑的控制使得低薪工人需要在严格的时间限制内搜寻庞大的仓库，扫描并收集订单中的商品。一名卧底记者如是写道：“我们是机器，是自动机器人，我们拿着扫描仪并给它插上电源，感觉就像在把它接入自己的身体。”(BBC News, 2013)
在桑内特研究的烘焙店中，面包的制作不需要人们亲自动手搅和揉面，而仅仅通过操纵电脑屏幕上的图标即可完成。工人不需要掌握任何烘焙过程的真正知识，也没有机会实际接触生面团。他写道，对工人来说，工作流程被编成代码写进自动运作的机器，已经变得不透明且“难以阅读”，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围绕这份工作发展出一种文化或自豪感。工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在执行无需动脑的简单任务，这种任务和他们的知识并不对等”(Sennett, 1998：70)。桑内特在对面包师的描述中，拒绝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异化一词，因为这一术语代表了能点燃工人斗争的火花，而面包店的工作者只是对他们的工作漠不关心。这里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最令人垂涎的工种中，也能观察到桑内特所描述的电脑化和去技能化的过程。即便在高等级的工作中，知识可能被压缩在电子操作手册中，后者将工作程序绘制到最小的细节，或者由半自动的计算机程序来完成工作任务，以实现最少的人工干预(Brown et al., 2011)。
如果劳动过程的电脑化使得许多工作不再依赖工作者的技能和主动性，这会对职场文化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人们将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毫无兴趣并感到疏离。
工作者掌握自己的情感和互动行为的权利被放弃，私人的情感系统就此接受商业逻辑的统治。商业街零售人员的处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类似的写照，他们中的许多人会接受友好态度的模拟训练，或按照工作手册的分步脚本和屏幕上的提示来与顾客互动。 1 对情感规则的服从还经常通过复杂的约束机制被加强，例如监控摄像、“神秘顾客”、客户投诉和员工评价等，以确保员工的行为可预测。
在纪录片中，这些女性看起来最害怕的客户是汉克，一个外表温柔可亲的男人，他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他从来不是真正想和她们发生性关系。塞德斯特伦和弗莱明认为，女人们对汉克的抵触，是因为他花钱想要得到的不仅仅是外在表现，而是霍克希尔德会称为“深层扮演”的行为：他对肉体和美丽皮囊不算感兴趣；他想要的是和一个真正的女友度过漫漫长夜，一起亲吻、拥抱、畅谈未来——这正是最高强度的情绪劳动。
然而，在当下非物质形式的工作中，量化工作者的产出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管理者评估每个工作者的生产力变得越来越困难。结果，工作者越来越多地通过他们的“性格”来被衡量（ Gorz, 1999：39–44; Weeks, 2011：69–75）。优秀的员工应该掌握职业精神的社会规范，表现出全情投入、充满干劲，并和组织的目标保持一致。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做自己”并不包括选择消沉或不快乐；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表现出“积极的个性、孩子气的快活、充满活力的心态和外向、无拘无束的性情”（ Fleming and Spicer, 2004：82）。这种“做自己”并不适合内向者、思考者以及对乐趣有着更任性或叛逆的定义的人。弗莱明和斯特迪还发现，呼叫中心的电子全景监狱及更为传统的控制方式（如自动呼叫分配、监控工作表现和分层管理结构）很大程度上仍在运行。在接受采访时，虽然一部分员工表示他们喜欢 3F 精神，但另一部分则感觉他们在被洗脑。
除了让工作变得可以忍受以便持续有人来工作之外，资本主义逻辑中不存在任何动机去为人们提供有意义、有成就感的工作（ Wright, 2010 : 48）。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一旦公司不得不削减成本和解雇员工，员工和老板之间所有平等和合作的表象会以多快的速度瓦解。这类事件粗暴地提醒我们，归根结底，员工并不是公司大家庭的一部分，而是用后即弃的创造私人利润的工具（ Gorz, 1989 : 64）。
第三章 工作的殖民力量
如果没有时间做饭，为什么还要升级烤箱呢？霍克希尔德推测，这些崭新的厨房电器对购买它们的人来说就像图腾：从未使用过的、闪闪发光的全新烤箱，代表着人们希望拥有的悠闲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解读年轻职业人士公寓里的杂乱状况。书架上摆满了读了一半的小说，架子上到处是落满灰尘的光碟，橱柜里则是快散架的露营装备，这些都成为人们在工作占上风之前、希望拥有的闲暇生活的象征。
当教育有可能成为一种无趣的活动，只为追求工作所需的证书时，当我们与他人的交往如此经常地为职业发展的需要所左右时，当待业已经变成“求职”时——后者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工作——还有多少时间我们能够确信是属于自己的呢？确切地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从生产或消费经济财富的要求下解脱出来，自由地体验世界及其文化？
我没有爱好。并不是说我是那种除了勤奋地完成规定的任务之外，不能利用自己的时间做任何事情的工作狂。而是，就我职业范围之外的活动而言，我也无一例外地非常认真地对待它们……创作音乐、听音乐、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些活动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称它们为爱好，是对它们的嘲弄。(Adorno, 2001：188-189)
每个打工人都被教导说，他总是可以做得更好，而获得就业力的路途就成了这样一条悲剧性的道路：旅行者不断向自己宣战，质疑自己的个性与成就是否恰如其分，始终对自己利用时间的方式和效率感到无法满足(Costea et al., 2012)。不符合模范员工形象的个人特征——例如害羞、低落、情绪敏感——都必须被抹去，以呈现出一个适宜推销的自我，这个自我是无害的、负责任的、易掌控的，最重要的是，可以雇佣的(Elraz, 2013)。就业力体现了一种新颖的权力动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为就业力做出的个人牺牲是自我强加的。与传统的剥削（局限于固定的时间，并通过老板从外部强加的强制性纪律和技术控制）不同，就业力所要求的纪律是持续的，需要不断的自我管理。它代表一种“去中心化”的剥削形式，因为以前仅限于工作时间内的剥削的空间和时间界限已经消失，人们被迫以一种几乎是自愿的方式被驯服(Cremin, 2011：58)。
在拥有模式下学习的学生会努力记住讲座中的要点，但“内容不会成为他们个人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从而丰富和拓宽他们的思想”(Fromm, 1979: 37)。他们与学习的关系是一种占有的关系：他们寻求拥有而不是吸收和整合知识，只为通过考试并获得资格证书。知识留下来了，但学生没有真正投入学习中，也没有用知识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学习的主要动机是焦虑。这与在更鲜活的“存在”模式下学习的学生形成鲜明对比。与那些只为获取知识的学生不同，这些学生会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他们听到的东西会激发他们自己的思考过程。新的问题、新的想法、新的视角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他们的倾听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过程。”(Fromm, 1979：38)
这种内在性的丧失的一个副作用是，我们的社会可能正在失去判定一项活动即使无法提高就业力、满足经济需求，也有价值和意义的评判标准。高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才是真正的自己，也就是说，我不是外界力量和影响的工具或产物，而是我的行为、思想、感情和价值观的创造者？”(Gorz, 1986)在一个工作之外的生活往往仅是工作的延伸——自由时间被用于恢复体力、消费麻醉和休闲享乐，或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就业力——的社会里，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难以回答，而这令人担忧。
亨尼克特还引用了通用汽车研究实验室主任查尔斯·凯特林的话，后者同样承认，企业的目标必须是“有组织地制造不满”(Kettering, 1929)。在高兹的表述中，资本主义的利益相关者会试图推动一种 “越多越好”的文化风气，而这摧残了人们去追求自己眼中的富足的能力(Gorz, 1989：第9章)。如果一定程度的消费者满意度是为了让社会中较富裕成员持续消费所必需的，那么这种满意度理想的情况下应该是暂时而非持久的，以便维持消费者对更多商品的渴望。
大多数当代广告的技巧是绕过对质量和价格的真实判断，将物品与某种情感或观念并置。目的是在产品或品牌和一些更飘忽不定的东西——受欢迎、魅力、家庭和谐、成熟、健康或任何其他我们珍视的社会价值的意象——之间建立象征性的联系。(Lewis, 2013：82)
第四章 工作的大本营
罗素主张在全社会范围内减少工作时间，同时更公平地分配必要劳动。他认为，闲散的乐趣被不公正地局限在精英阶层中，而他们悠闲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剥削他人劳动的基础之上。与这种倾向相反，罗素认为闲暇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
他自己也承认，他对增加闲暇的呼吁“震惊了富裕阶层”，后者一直怀疑穷人是否能够明智地利用闲暇时间(Russell, 2004c：8)。人们普遍认为穷人不值得拥有闲暇，更多的自由时间会导致无聊和堕落。（在罗素写作的时候，人们对越来越高的电影上座率产生了重大的道德恐慌，资产阶级社会认为这正在腐蚀年轻人。）从社会上最有权势的人的角度来看，也许更令人担忧的是，自由时间的增加可能会滋生穷人的政治意识，或者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集体行动。
对失业者的污名化是具备传染性的。关注公共资金浪费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似乎无一例外地痴迷于疑似骗取福利金的事例相对较小的支出。
媒体对劳资纠纷的另一种常见反应，是使用“可能会更糟”的论点。如果赖利认为她受到了苛待，那么她应该庆幸自己没有成为战俘。如果 2012年参加罢工的英国公共部门雇员认为他们是不公正的受害者，那么他们应该想想那些收入更低、工作条件更差或难以找到工作的人。
在 1970 年代，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和塞尔玛·詹姆斯敦促女性拒绝可以通过工作获得自由的迷思：“到流水线上接受奴役并不能算作从厨房水槽的奴役中解放出来。”(Dalia Costa and James, 1973：33)
第五章 断点
作为一个闲人，我承诺努力杜绝疯狂加班，尤其是不为公司里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上人；尽可能不让压力入侵我；慢慢吃饭；经常喝真正的精酿啤酒；多唱歌；多微笑；在感到恶心之前离开朝九晚五的走马灯；在私下里也在公共场合自娱自乐；娱乐自己也娱乐他人；认识到工作只是为了支付账单；永远记住朋友是力量的来源；享受简单的事物；在大自然中度过美好时光；少花时间在大型企业和公司上；要去创造很多美好的事物；记得反其道而行之；为自己身边的世界和人们带去改变，无论这改变多么微小……——摘录自闲人联盟宣言
在显得不那么另类的光谱另一端，我们有像亚当和萨曼莎这样的人，他们对工作的抵制表现为突然转行。亚当抛弃了计算机程序员这种要求高投入的工作，选择在日本做兼职英语教师，同时接少量的自由编程工作。萨曼莎放弃的是专利律师这一高薪工作（这使她的母亲感到惊恐），转而成为兼职服务员和私人教师，从而获得更悠闲的生活方式。
对这些人来说，对工作的抵抗似乎是出于自我保护。在我遇到的所有人中，也许拉里表现出了最卑微的抵抗行为。作为一名社工，他曾经鼓起勇气要求他的经理每天减少一小时的工作时长——这项要求获得了同意。拉里的目标很简单，只是让自己的日常生活不再那么匆忙和充满压力。
像所有社会交往一样，访谈是一种自我表现和选择性诉说真相的行为。这并不是说参与者是骗子，而是要认识到访谈与其他任何社会互动无异。我应该透露，我遇到的一两个人的强迫性乐观情绪使我不太能信服。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隐藏了生活中一些不太理想的方面——也许是向我隐藏，也许是向他们自己隐藏。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直觉是，人们十分开放地分享了自己生活的跌宕起伏。许多人对参加这项研究的机会心怀感激，表示他们珍视这个机会，因为能帮助他们厘清自己的感受。
我的意思是丧亲或裁员——有时可能是好事，这些变故迫使人们采取行动，并意识到在接下来二十多年一直朝九晚五做同样的工作并不是唯一的选择。(雷切尔)
同样，可以理解的是，许多参与者不认为有一个压倒性的原因或时刻使他们决定抵制工作，甚至对这样的看法感到愤怒。也许称其为“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误导性的——它可能更像一种不断累积的感觉，或是一长串事件的结果。对于那些因身体不适而无法工作的参与者来说，抵制工作很难被称为“决定”，而更像是一种必然或自我保护的行为。我对人们抵制工作的因素的讨论，也只能涉及那些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动机尚能做出解释的情况。考虑到这一点，我将研究通往抵制工作的三条常见“路线”：垃圾工作、迷你乌托邦和搞坏的身体。
他说：“没有任何满足感。我曾经热爱我的工作，但现在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它。”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年的劳动过程发生了变化，因而每个社工不再管理少量的整桩个案，而是会领到一系列涉及更多个案但工作范围更窄、更常规性的任务。拉里相信，正是由于这些变化，他不再能够为案主做出什么是最佳行动方案的判断——他从多年的服务中获得的智慧变得多余，“你的经验不如你的打字速度有价值”。他的工作日常已经变成在不耐烦和怨恨的状态下艰难完成行政任务，尽管他清楚地意识到办公桌上的文件事实上与“有相当紧迫的情感需求或危机”的人相关。
他填写工作申请表——通常是针对商业街的百货商店，是为了满足福利领取条件。但他希望雇主不会做出回应，尤其是在计算出最低工资的工作只能让他们夫妇的经济状况略有改善之后。索取福利就像一场游戏，马修确信他们最终会输。他不得不从事繁重琐碎或道德上可疑的工作的可能性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销售我不关心的产品，为一些无趣的事情做贡献，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为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做贡献——我不知道如何可能在每天做这些的同时不感到沮丧、焦虑或两者兼而有之……我非常担心错误的工作会对我造成伤害。
在我们见面的过程中，我认为马修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他友好、热情，看起来对露西很关心，但他承认自己在工作中很难表现出类似的品质，
他们把每个人都叫作“资源”！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的，我们这个项目需要更多资源”，我就在想，你说的资源是什么意思？哦，你是说人啊！
我们可以从这些关于断点的叙述中得出一个关键点，无论人们是减少了工作时间还是完全放弃了工作，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某种粗暴的反工作道德观，而是出于想要做更多事情的强烈愿望。
我们可以对比埃莉诺的异国经历和伯格及普尔伯格所说的“文化冲击”或“不同世界的冲突”的去物化力量，接触外国的价值观和习俗可能会瓦解一个人对理所当然的现实的认知(Berger and Pullberg, 1966)。在与异国的接触中，一个人的文化被揭示出它仅仅是自己的文化，还有其他可能且合理的生活方式。只要这些遭遇没有在个体心中引发仇外心理或恐慌从而使他更渴求熟悉的事物，它们就可能成为个人转变和社会转型的种子。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享受这样的体验，但自主性的感受并不一定要在异国情调或昂贵的静修中才能得到。
布鲁斯联系了公民咨询局，他们建议他（正如他们当时向许多人提出的建议一样）将工作能力评估当成一场游戏。布鲁斯安排了重新评估，这一次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他和自己达成了协议，为了确保自我照料的时间和金钱，他要突出讲述他的医疗标签，但也尽力避免把自己是病态的这个想法内在化。布鲁斯的第二次索赔尝试取得了成功，他将公民咨询局称为“大救星”。
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会说“啊，好吧，如果你能做到这个的话，那你也能工作”。
第六章 不一样的乐趣
他描述了“新穷人”的概念，在富裕社会中，新穷人的苦难是双重的：他们不仅被剥夺了特定的物质需求，而且被排除在当今消费社会的正常文化生活之外。鲍曼认为，现在的正常生活的内涵是人们能够“对消费市场的诱惑迅速而有效地做出反应”(Bauman, 2005：112)。因而，在这个以商品关系为中心的社会中，如果一个人的购买力是低下的，这就等同于他过一种社会规范所赞许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低下。“新穷人”饱受折磨，并且被污名化为“失败的消费者”：人们认为他们购买错误的东西、买得不够，或者不得不通过精打细算和自己动手的可耻方式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们可以从迈克谈到购物时的心理活动看到这一点：“有时我看到一些东西，我会想‘那不错’，但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它就无法活下去。它没有重要到我要为了拥有它而找一份我厌恶的工作去上班。”
第七章 不完整的人
但我知道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人们会问“你给哪里写东西？”这是迷恋生产力的体现，人们在意你的写作会带来什么。比如，它是否会对工作、劳动力市场之类的东西产生什么影响。
由于艾玛的健康时好时坏，并且没有明显的外部症状，她时常难以向别人传达她生病的信号。由于没有任何明显的方式表明她的病情，她一直在努力说服别人她有权不工作。
如果我们大方一些，我们可能会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完全无意的。它代表的是一种社交习惯，或者一种获取信息的尝试，给交流补充某种语境让这个过程变得轻松，将对话推向某个共同基础。如果我们刻薄一些，也许会把“你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看作赤裸裸的衡量对方社会地位的企图。“你是做什么的？”意思是“用一句话概括你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我会根据你的回答来评价你”或者就是在问“你是一个值得了解的人吗？”
戈夫曼描述了“遭受贬低者”的两难困境：“展示还是不展示，说还是不说，透露还是不透露，撒谎还是不撒谎，以及在每种情况下还需考虑向谁、如何、何时和何地。”最近我告诉人们我没有工作，通常他们会变得很生气，但这不一定是针对我的。他们会说，“哦，你现在经历的真是太惨了”，而通常我会想，不啊，实际上我很快乐。
马修希望，通过冒一定的风险并坦诚地表达自己对工作的感受，他或许能以某种微小的方式改变人们对不工作的看法。他说，借由这种方式他与人们开始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对话，但大多数人还是会以一种怜悯的眼光看待他。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对比克莱夫，他有时在回答“你是做什么的？”时会说“尽量不造成什么伤害”。克莱夫希望用幽默改变这个可怕的问题的性质，将其提升至意识层面，促使人们对其进行思考。
第八章 从逃避到自主
戴维·柯林森的一项研究表明，体力劳动者将建立追求卓越文化的举措称为“美国佬的宣传”，把公司通讯邮件称为“戈培尔①公报”(Collinson, 1992)。
从本书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但促使我反思最多的事情之一是，人类的幸福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观和行动之间的连续性。毕竟，正是在这两件事——理想和现实——令人痛苦的割裂中，滋生了不快乐并出现了断点。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当人们有更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他们会更快乐。
日常生活中似乎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人们留给自己的时间少之又少，我们能看到的日出寥寥无几，我们与所爱之人在一起的时间微乎其微。这本身并不能改变工作仍然被社会建构为收入、权利和归属感主要来源的事实。在如今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公平地说，对工作的任何实质性抵抗仍然只能是来自那些勇敢者、意志坚定者、有应急收入来源的人或因健康和个人原因而无法工作且没有太多选择的人。
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理念被管理层采纳，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具有非凡的能力，它能削弱一个潜在的激进想法，并以能够获取商业利益的方式把这个想法还给人们。工作生活平衡论调的失败之处在于，它没有从根本上叩问工作的意义，也没有质疑工作履行其社会功能的能力；它只允许我们低声下气地请求能少工作一点（通常是为了承担其他责任，比如照顾家人）。它试图在现行体制内容纳我们对该制度的不满，阻碍了我们以开放的方式对其他选择进行真正的比较。
与其说我是在倡导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不如说我在倡导安德烈·高兹所说的时间政治：对社会中工作时间的数量和分配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共同讨论，让每个人都有更多的自由去实现自主的自我发展。其中强调的是，工作问题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因此也需要政治性的解决方案：［解决办法在于］界定新的权利、新的自由、新的集体保障、新的公共设施和新的社会规范，按照这些条件，工作时间和活动的选择将不再处于社会讨论的边缘，而是社会新蓝图的一部分。(Gorz, 1999: 65)
从当前的视角看来，多元活动或基于文化的社会构想看似过于崇高且遥不可及，但它们在当下的主要作用是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变革，而是一个集体探索和公开辩论的渐进过程。事实上，民主辩论目前之所以奄奄一息，原因之一或许在于忙碌的生活让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研究政策、组织成集体或去了解我们的社区正在发生什么。民主的力量取决于人们是否有时间介入和参与这一进程。时间政治与过去规划好的乌托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并不寻求将人们纳入某个预先计划好的乌托邦计划中，而是逐渐将他们从规定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给他们成为政治上活跃的公民提供时间。对缩短工时的要求“既不规定革命性替代方案的愿景，也不是在呼吁革命，而是让参与者加入到创造更广泛的变革方法和愿景的实践中来”（ 最近一个例子是瑞典哥德堡市 2014年在不减薪的前提下为公共部门雇员实行六小时工作制的提案。哥德堡市副市长马茨·皮尔海姆坚信，该提案不会对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大多数雇员很难在典型的 8 小时工作制中始终集中注意力（Withnall, 2014）。
该政策是绿党更广泛承诺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即承认正式经济之外的活动和各种自行组织的形式的价值，其官方政策大纲将工作定义为“人们为养活自己、支持家人和社区而从事的所有活动”(Green Party, 2014b)。威尔士绿党的一份声明补充道，“我们用于知识、发明、互动和即兴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Green Party, 2014a)，绿党削短工时的政策旨在为这些活动和能力的繁荣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正如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我自己的案例研究里有一些初步证据，证明时间对于过上更加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的益处，这些证据表明，如果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他们很乐意减少图方便的消费或补偿性消费。
我们不应该把现代疾病视为必须经过专业评估和医学治疗的个人病症，而应该认识到，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压力造成了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理智实际上可能正是一种癫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