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交感神經系統（副交感的英文「parasympathetic」，意指「抵抗情緒」）是另一組自律神經系統，會觸發自我保護功能，例如消化和傷口癒合。
前言：面對創傷
身上。「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所做的研究顯示，美國人有五分之一曾在童年遭受性猥褻，四分之一曾被父母打到留下傷痕，夫妻中有三分之一發生過身體暴力；此外，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在成長過程中有親人酗酒，八分之一的美國人曾目睹母親被痛毆或挨揍。
相對之下，精神科醫師對病患問題的根源所知竟是如此之少。未來是否能有一天，人類對腦部、心智和愛的認識，可以多到足以跟我們對組成人類生物體的其他系統的認識等量齊觀？顯然我們還要好多年才能了解得那樣透徹，不過自從三門科學誕生後，我們對心理創傷、虐待和忽視的影響已有驚人的認識，這三門新學科就是研究腦部如何支持心智歷程的神經科學、研究負面經驗如何影響心靈和腦部發展的發展心理病理學，以及研究我們的舉動如何影響身邊人的情緒、生理和思維模式的人際神經生物學。
這些全新學科的研究顯示，創傷產生真實的生理變化，包含腦部警報系統重新校準、壓力荷爾蒙活動增加、將無關資訊濾除的系統出現變動。我們現在知道，創傷危及的那一塊腦部區域是負責傳遞活著的具體身體感覺，這些改變說明心理受創的人為何會對威脅過度警戒，因而犧牲掉日常生活中的自發性參與。我們也因而了解受過創傷的人為何經常重複同樣的問題，很難從經驗中學習。現在我們知道，他們之所以有這種表現，並不是因為道德缺陷或欠缺意志力或性格有問題，而是腦部的真實改變造成的。我們對構成創傷的基本過程有了長足的認識，也因而開啟了減輕甚至翻轉傷害的全新可能性。現在我們可以發展一些方法和經驗，運用腦部本身自然的神經可塑性，來幫助倖存者感受到自己充分活在當下，讓生命繼續往前邁進。這基本上有三種方法：一．由上而下，藉由談話、（重新）與別人連結、允許我們知道並了解自己正發生什麼事，並同時處理創傷記憶；二．用藥物來關閉不適宜的警戒反應，或運用其他技術來改變腦部組織資訊的方式；三．由下而上，允許身體擁有一些經驗，從內心深處及臟腑對抗創傷造成的無助、狂怒或崩潰。至於哪個方法最能幫助某個特定的倖存者，則是經驗問題，我所接觸的病患大多需要多管齊下。
第一部 重新發現創傷
我對湯姆的過去很有興趣，這令他放下心，平靜下來，告訴我他是何等害怕和困惑，他很怕變得像他父親一樣不斷發脾氣、幾乎不跟子女講話，只會說子女比不上他那些在一九四四年聖誕節前後於「突出部戰役」殉國的同袍。
他回答：「我明白吃藥就不會再做噩夢，但這樣做就是遺棄了好友，讓他們白白送命。我需要成為活的紀念，追悼那些死在越南的朋友。」
這個主題的文獻不足是一大阻礙，但我的恩師埃爾文．賽姆拉德曾教我們要對教科書存疑。他說，我們只有一本真正的教科書，那就是我們的病患，我們只應信任可以從病患（以及從我們自己的經驗）學到的東西。這似乎很簡單，但賽姆拉德雖然催促我們信任自我知識，也警告我們，由於人類極擅長一廂情願的想法和遮掩真相，因此那樣的過程非常困難。我記得他說過：「人類痛苦的最大源頭，是我們對自己講的謊言。」
羅夏克測驗不像某些需要回答簡單問題的測驗，受測者幾乎不可能做假。這種測驗提供獨特的方法，讓我們得以觀察人如何用基本上沒有意義的刺激物（墨水漬）去建構心像。人類是會創造意義的生物，我們天生就會用這些墨漬創造出某種影像或故事，就像美麗的夏日躺在草地上會從空中飄浮的雲朵看到某些圖案一樣。人們把這些墨漬想成什麼，就洩露了他們的心智如何運作的大量訊息。
他們堅持要我成為這支新部隊的一員，還送我海軍上校制服當生日禮物。回想起來，那樣的舉動揭露出一部分問題：你若不是圈內人就是圈外人，如果你不屬於這個部隊，你就什麼都不是。經歷創傷之後，世界就鮮明地切割為知情者與不知情者兩種人，凡是沒有共同創傷經驗的人都不可靠，因為他們不懂。可悲的是，這些人通常包含配偶、子女、同事。
說出這些故事後，她們看起來快活多了，也常對我的傾聽表達真摯的感謝，甚至有人表示心中淤積的痛苦已宣洩許多，或許未必需要電擊治療了。每次會談之後我都感到難過，因為隔天早上的電擊治療將抹去病人與我交談的所有記憶。不久我就辭掉工作。
這次事件和其他類似的經驗促使我為學生制定一個原則：如果你對患者做一些絕不會對自己的朋友或孩子做的事，你就必須思考，是否在無意間複製了患者過去的創傷。
我們尊崇的老師埃爾文．賽姆拉德非常不鼓勵我們在學業第一年埋首精神科教科書（我們後來大多成為求知若渴的閱讀者與多產的作者，這種知識飢餓法或許居功厥偉），他不希望我們對事實的理解被精神疾病診斷標準的框架所蒙蔽，記得我有一次問他：「你認為這個病人是思覺失調症還是情感思覺失調症？」他停了一會兒，摸摸下巴，看得出來陷入沈思。「我想我會稱呼他麥克．麥金泰爾。」他這樣回答。
美國精神病院住院人數能降低，抗精神病藥物是主要因素。一九五五年，美國住院病人超過五十萬，到了一九九六年已經不到十萬人。
研究者需要一種準確、系統化的方法來溝通彼此的發現，於是促成所謂「研究診斷準則」的發展（那時我也以基層研究助理的身分略盡棉力），這一切都奠下基礎，第一個有條理地診斷精神問題的系統，也就是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因此得以出版，這本書通常被稱為「精神醫學聖經」。一九八 ○年，診斷準則的里程碑，《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發行了，這本書在序文中謹慎地告知這個診斷系統不夠精確，因此不應用於司法或保險目的。 8就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份謹慎很遺憾地沒有維持多久。
研究人員進行幾輪電擊後便打開籠門，然後再次對這些狗進行電擊。控制組是從未被電擊的狗，這些狗會立刻跑出籠子，但是那些經歷過無法逃避的電擊的狗完全不試著逃走，只是躺在籠子裡哀號、排便。僅僅提供逃脫的機會未必能使受過創傷的動物或人重返自由，許多受創的人就像梅爾和塞利格曼實驗中的狗一樣，就這麼放棄了，無法冒險嘗試新的選擇，只能困在自己熟悉的恐懼中。
人們轉移了對疾病的注意力，不去處理潛在、根本的問題。「大腦—疾病」這種診療模式從病患手中奪走他們對自己的命運主控權，而由醫師和保險公司負責處理他們的問題。
大腦—疾病模式忽略了四個基本事實：一．我們有能力摧毀彼此，也有能力互相療癒。恢復社交關係與社群聯結是復原的關鍵。二．語言藉由敘述我們的經驗、幫助我們下定義、找到共同的意義而賦予我們改變自己與他人的力量。三．我們能夠藉著呼吸、移動和觸摸等基本活動來調節自己的生理機能，包括身體與腦部一些不受意志控制的功能。四．我們可以改變社會，創造一個兒童與成人都感到安全且生氣勃勃的環境。
第二部 受創者的大腦
能夠行動，並做出一些事來保護自己，是決定恐怖經驗是否會留下長期傷痕的關鍵。
在創傷後壓力症中，杏仁核（煙霧偵測器）和內側前額葉皮質（瞭望台）之間的重要平衡發生極大的變化，使人更難去控制情緒和衝動。神經影像研究顯示，當人們處於極度情緒狀態下，強烈的恐懼、哀傷和憤怒，都會使皮質下跟情緒有關的腦區活化量增加，並使額葉各部位的活動大幅減低，尤其是內側前額葉皮質。在這種情況下，額葉的抑制功能會故障，人也「失去理智」：他們可能會因巨大的聲響而受到驚嚇、因小小的挫折而暴怒，或一被碰觸便呆住不動。 13要有效處理壓力，就需要在煙霧偵測器和瞭望台之間取得平衡。如果你想要有更好的情緒管理，大腦給你兩種選擇：學習由上而下，或是由下而上的調控。了解和治療創傷壓力的核心，就是認識由上而下調控與由下而上調控的差異。由上而下的調控包括強化瞭望台監控身體感覺的能力，正念冥想和瑜伽能幫助這一點。由下而上的調控包括重新校準自主神經系統（前面提過，這個系統從腦幹發源），我們可以透過呼吸、動作和碰觸來調整自主神經系統，呼吸是少數由意識和自主神經共同控制的身體功能。本書第五部將會探討能增進這兩種調控方法的具體技巧。
再次經歷創傷的效果很戲劇性，令人恐懼，而且有可能毀掉當事人。但隨著時間拉長，抽離現實的傷害可能更大，這在受創兒童身上是很特別的問題，以行動宣洩的兒童較能獲得外界注意，而腦中空白的兒童則不會干擾任何人，卻會一點一滴失去他們的將來。
一直到近期，針對達爾文理論的科學討論仍多聚焦在《物種起源》（一八五九）與《人類的由來》（一八七一）這兩本書。然而《人與動物的情感表達》確實是探索情緒基礎的非凡成就，充滿他數十年來探究而得的觀察與軼聞，以及他家中子女與寵物的露骨實錄，也是圖解書的重要里程碑──這是最早收錄照片的書籍之一。（攝影在當時仍是相當新穎的科技，達爾文與大多數科學家一樣，想運用最新科技呈現重點。）
副交感神經系統（副交感的英文「parasympathetic」，意指「抵抗情緒」）是另一組自律神經系統，會觸發自我保護功能，例如消化和傷口癒合。
有一種測量叫做心率變異度，可以用來評估這兩個系統的靈活度，良好的心率變異度（波動愈大愈好）表示你的喚起系統的煞車和加速器都運作正常且處於平衡。
伯格斯的理論提供一種解釋：自主神經系統調節三種基本的生理狀態，不同的安全程度決定了哪種生理狀態會在特定的時間點被激發。當我們感到威脅時會本能地訴諸第一個層次，就是社會連結，向身邊的人尋求幫助、支持和安慰。如果沒有人伸出援手，或是我們處於緊迫的危險，生物體就會轉而採取比較原始的生存方式：戰或逃，於是我們擊退攻擊者或逃到安全的地方。但如果這個策略失敗了，我們無法脫身，被壓制或困住，就會關閉自己的功能，並將能量耗損減到最低來保護自己，這時人們就處在僵呆或崩潰的狀態。
伯格斯幫助我了解，哺乳類動物的自然狀態是保持某種程度的警戒，但為了要在情感上與另一個人親近，我們得暫時關閉防衛系統；為了遊戲、交配和養育後代，大腦必須關掉天生的警戒機制。
但是多元迷走理論幫助我們了解和說明這些特異的、非正規的技術為何如此有效，使我們能更意識到治療時要結合由上而下的方法（活化社會連結）與由下而上的方法（緩和身體的緊張）。我們也以更開放的態度看待那些古老的、不使用藥物的保健之道，這些方法自古就存在西方醫學之外，從呼吸訓練（呼吸調息）和吟誦，到氣功等武術，再到擊鼓和團體歌唱及舞蹈，它們都仰賴人際間的律動、內臟的覺知、聲音與臉部溝通，以幫助人們脫離戰或逃狀態，重新整理人們對危險的感知，並提升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
要能辨識手上的東西，需要感覺它的形狀、重量、溫度、材質和位置，每一個各別的感官經驗都傳送到大腦不同的區域，然後被整合成單一知覺。麥克法蘭發現，創傷後壓力症患者往往很難將這些感覺整合起來。
當我們的感覺被遮蔽時，就不再感到自己完整地活著。一八八四年，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在一篇標題為〈情緒是什麼〉 3的文章中，描述了一個讓人震驚的「感官麻木」案例，這位女性患者在訪談時提到：「我……沒有人類的感覺。所有能使人開心愉快的事都圍繞［著我］，但我，我仍舊缺乏享受和感受的能力……我的每個感官、自我的每個部分，就像是與我分離一般，不再提供我任何感覺。這種無法感覺，就像是我的頭部前方有一片虛空，而且我整個身體表面的感受力都減少了。我像是從來沒有真正摸到我碰觸的東西。這些可能只是小事，但帶來的可怕後果，就是我無法有任何感覺，也無法有任何快樂的可能，雖然我仍然有需要也渴望擁有感覺和快樂，這讓我的生活變成難以理解的折磨。」
他們學會關閉排山倒海的情緒，結果卻不再認得自己的感覺。他們之中幾乎沒有人有興趣接受治療。
第三部 兒童的心靈
我們在一張又一張的卡片中看到，儘管不曾受虐的兒童對問題也很警覺，卻依舊相信這個世界本質上是良善的。他們可以想像出突破惡劣處境的方法，看起來在家中是覺得受到保護且安全的，也覺得父母至少有一方很愛自己。似乎就是這一點造成了基本的差異，讓他們熱切地投身於學校課業和學習。
科學家總是研究自己最困惑的事，因此往往在別人視為理所當然的領域成為專家。（或者就如依附理論研究者畢翠絲．畢比告訴我的：「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研究自己。」）研究母親在孩子生命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的學者，都在很脆弱的年紀就被送到學校，大約是六到十歲之間，遠早於他們應該獨自面對世界的年紀。鮑比告訴我，這種寄宿學校的經驗很可能因此啟迪了歐威爾寫出小說《一九八四》，書中精采地描述人類為了得到權威人物的喜愛和認同，寧願犧牲珍貴且真實的一切東西，包括自我感。
有一個依附類型的研究，調查了超過兩千個「正常」中產階級家庭中的嬰兒，結果顯示安全型占全部的六十二％，迴避型占十五％，焦慮型（或矛盾型）占九％，紊亂型則占十五％。 21有趣的是，這個大型研究顯示孩子的性別和氣質對依附型態影響不大，例如「磨娘精」型的孩子並不會比較容易發展出紊亂型的依附，而低社經地位家庭中的孩子則比較可能是紊亂型 22，這些孩子的父母往往被經濟和家庭不穩定壓得喘不過氣來。
要與自我和他人產生同步性，需要整合以身體為基礎的感覺：視覺、聽覺、觸覺和平衡，如果這樣的同步性沒有在嬰兒期和童年早期發生，之後出現感覺統合問題的機率便會增加（創傷和忽視絕對不是這些問題的唯一禍首）。
同步表示透過與我們連結的聲音和動作來產生共鳴，這些聲音和動作都結合在日常的感官韻律中，例如煮飯、打掃、睡眠與清醒。同步可以意味著相視而笑及擁抱、在適當時機表達滿意或不贊成、來回傳球，或是一起唱歌。
我問起她的過去，瑪莉琳說她猜想自己「必定有過」快樂的童年，但十二歲以前的事她幾乎不記得。
詩人奧登曾寫道：真相，就如愛情與睡眠，憎恨太過強烈的靠近。
我也嚇到了──瑪莉琳是那一年第三個我懷疑曾遭受亂倫並在之後診斷出自體免疫疾病的人，罹患這種疾病的人，身體會攻擊自身。
幸運的話，他們的朋友或同事會用言語而非行動告訴他們──這種對人不信任又厭惡自己的特質會讓他們很難與人共事。但這並不常發生，瑪莉琳的經驗是典型的例子。她攻擊麥可之後，麥可絲毫沒有興趣處理問題，她同時失去了友誼和最佳球伴，這時像瑪莉琳這樣聰明、勇敢，面對多次挫敗還能保有好奇和決心的人，就會開始尋求協助。
羅蘭．薩密特在經典研究《兒童性虐待適應症候群》中寫道：「兒童性虐待的發生、恫嚇、污名化、孤立、無助與自責，都仗恃著一項駭人事實。孩子若試圖揭發祕密，都會受到成年人以沈默和不信任形成的共謀抵制。『別擔心這種事，那不可能發生在我們家。』『你怎麼想得出這麼可怕的事？』『以後不准再講任何一句這樣的話！』一般孩子在這種情況下絕對不會再問，也不會再提起受到侵犯的事。」
這樣的病患在精神醫療過程中通常會得到五、六種診斷。如果醫師特別注意到她們情緒的起伏，就會認為她們有雙相情緒障礙，並且開出鋰鹽或丙戊酸的處方。如果醫療人員對她們的絕望印象深刻，就會告知她們罹患了重度憂鬱，然後開出抗鬱劑。如果醫師專注於她們心神不定、缺乏注意力，可能會把她們歸類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以利他能或其他中樞神經興奮劑來治療。臨床工作人員若恰好問起創傷史，而病患也願意提供相關訊息，就可能會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這些診斷沒有一個是完全錯誤，但也沒有一個能針對「病患是誰、受了什麼苦」展開有意義的描述。
第三版的序文中，明確警告手冊中的分類不夠精確，因此不適用於司法或保險目的。儘管如此，這本手冊仍逐漸成為掌握大權的工具：保險公司需要手冊上的診斷才能申請理賠，直到現在研究仍需採用手冊上的診斷才能獲得研究經費，學術計畫也依據手冊上的類別來組織。診斷標籤很快地蔓延到大眾文化，幾百萬人知道芝加哥黑幫老大托尼罹患恐慌症和憂鬱症、電視劇《反恐危機》中的凱莉．麥迪遜則有雙相情緒障礙症。
我遇過數不清的患者跟我說他們「是」雙相情緒障礙症或邊緣人格，或「有」創傷後壓力症，
病患面對的是虐待、背叛和遺棄造成的影響，但我們被迫要給出憂鬱、恐慌、雙相情緒障礙或邊緣型人格障礙這樣的診斷，而這些診斷並不是真的針對他們想解決的問題。
他解釋說：「我不是因為肚子餓或其他原因而吃東西，純粹是因為肥胖讓我覺得安全，我從幼稚園開始總是一天到晚被打，但是體重增加之後就再也沒有被打過了。」
美國公共衛生署長在一九六四年發表了吸菸與健康的報告，開啟長達數十年的法律和醫學戰役，改變了數百萬人的日常生活和長期健康前景，美國的成人吸菸人口也從一九六五年的四十二％減少到二 ○一 ○年的十九％。根據估計，一九七五年到二 ○ ○ ○年之間，死於肺癌的人數減少了將近八十萬人。
我問她，什麼對她最有幫助，她回答：「我照顧的那匹馬。」她說自己初次得到安全感，就是跟她的馬在一起的時候。這匹馬每天都在那裡，耐心守候著她，她一靠近，就露出高興的樣子，這讓她開始感覺內心跟另一個生命有深刻的連結，也開始像朋友一樣跟馬說話。後來她也漸漸跟馬術治療計畫的其他孩子講話，最後終於和治療師說話。
更重要的是，基因並非固定不變，生活事件可能觸發一些生化訊息，導致甲基（一群碳原子和氫原子）依附於基因外（此歷程稱為甲基化），然後開啟或關閉了基因，這會使基因對於身體傳來的訊息更敏感或更不敏感。生活事件可以改變基因的表現，卻不會更動基因的基本構造，不過甲基化的型態可傳遞給後代，這種現象稱為表觀遺傳。我們又再次看到，身體會記住傷痕，而且是記在生物體最深的層次上。
表觀遺傳中最常被引用的，是麥吉爾大學研究者邁克爾．米尼所做的實驗。他研究初生的幼鼠和母鼠， 5發現幼鼠出生後十二小時內被母鼠舔舐和梳理身體的程度，會永久影響腦中回應壓力的化學物質，並修改超過一千個基因的配置。比起較少獲得關注的幼鼠，獲得母鼠充分舔舐的幼鼠比較勇敢，在壓力下產生的壓力荷爾蒙比較少，也較快恢復原狀，而且這種鎮靜沈著會持續一生。這些幼鼠的海馬迴有比較緊密的連結，而海馬迴是學習與記憶的核心。牠們在囓齒動物的一項重要技能上也表現得較好：在迷宮找到正確的路。
幼猴出生時若被帶離母猴身邊，只跟同輩一起成長，會變得強烈依附同輩。牠們會死命黏著對方，不願離群去進行健康的探索和玩耍。牠們也因為玩得太少，欠缺正常猴子應該要有的複雜性與想像力，長大後就變成緊張的成猴，害怕新環境，並且缺乏好奇心。
馬修．傅里德曼告知我們，第五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不太可能納入發展性創傷症。他寫道，委員一致認為不需要用新的診斷來填補一道「被遺漏的診斷隙縫」。美國每年被虐待和忽視的這一百萬個兒童是「診斷隙縫」嗎？
法藍克．普特南在一九八六年跟他在國家精神衛生研究院的同事潘妮洛普．崔克特開始針對性虐待如何影響女性發展進行第一份縱貫性研究。
十九世紀末之前，醫師是根據疾病的外顯表現進行分類，例如發燒和膿皰。這並非不合理，因為當時幾乎沒有別的方法可用。 28這件事之所以出現改變，是因為路易．巴斯德和羅伯．科霍等科學家發現，許多疾病是由肉眼看不到的細菌所引起，醫學自此轉變成努力找出方法除去這些微生物，而不是只治療微生物所引起的癤瘡和發燒。第五版出現後，精神醫學堅定地退回十九世紀早期的醫學實務。儘管我們已經知道手冊列舉的許多疾患的源頭，手冊的「診斷」所描述的卻是問題的表象，完全忽略了根本的病因。
我們的一大挑戰就是應用神經可塑性（大腦迴路的彈性）來改寫大腦程式和重組心智，幫助那些已被設定成認為別人是威脅、自己很無助的人。
第四部 創傷的印痕
「格蘭特成人發展研究」清楚闡明了人類心智會改寫記憶的獨特能力，該研究系統化地追蹤哈佛大學超過兩百名大二學生的身心健康狀況，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四年一直進行到現在。 2當然，研究的設計者沒有料到多數研究參與者後來會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我們現在卻得以追溯他們戰時記憶的演變。他們在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接受詳細訪談，談戰爭經驗，之後在一九八九或一九九 ○年進行第二次訪談。在過了四十五年之後，絕大多數日後描述的內容跟戰爭剛結束時的訪談紀錄有天壤之別──隨著時間流逝，戰爭事件已褪去強烈的恐怖色彩。但是後來發展出創傷後壓力症的受創者並沒有修改描述，他們的記憶自戰爭結束後原封不動保存了四十五年。
布雷爾和佛洛伊德這篇一八九三年的論文為我們留下不朽的遺產，即今日所謂的「談話治療」：「起初我們非常驚訝地發現，當我們成功地揭露相關事件的記憶、引發伴隨記憶的情緒，並且讓患者盡可能地用言語詳細描述該事件的細節和影響，那些個別的歇斯底里症狀就會立刻、永遠消失（粗體字為原文標注）。但是不帶情緒的回憶幾乎總是毫無效果。」
這個反應可以藉由一個動作來釋放，即「從淚水到報復行動」。「而語言是行動的替代品，藉著語言的協助，情感也能同樣有效地被『發洩出來』。」他們的結論是：「現在就能理解，我們在這些篇幅中描述的心理治療程序為何會有療效。這個治療程序讓一股運作的力量得以結束……這股力量沒有在第一時間〔意即創傷發生時〕宣洩，我們讓被阻斷的情感透過語言找到出口，並且將它帶到正常意識中，使它能被經驗的聯結修正。」
儘管精神分析理論在現代已黯然失色，「談話治療」卻繼續存在。心理師普遍認為鉅細靡遺地描述創傷故事有助於將之拋諸腦後，而目前全世界心理學研究所課程中的認知行為治療，也都以此為基本前提。
我們的身體是承載記憶的文本，回憶，就等於重生。──凱蒂．坎農
一九三二年，美國經濟大蕭條，那年五月有將近一萬五千名失業、身無分文的退伍軍人在華盛頓國家廣場紮營，要求政府立刻支付這筆補償金。當時參議院以六十二票對十八票否決了這項額外支付的提案，一個月後，胡佛總統命令軍隊清空這些退伍軍人的營地，陸軍參謀長麥克阿瑟將軍指揮部隊並派出六輛坦克車，艾森豪少校負責與華盛頓警方聯繫，巴頓少校則負責裝甲部隊，配備刺刀的士兵向前衝鋒、朝退伍軍人群眾丟擲催淚瓦斯，隔天上午整個國家廣場空無一人，營帳一片火海。 7這些退伍軍人始終沒有拿到撫恤金。
最近的神經科學研究也支持威廉斯的發現，這些研究顯示恢復的記憶都會經過修改才進入記憶庫。 22記憶只要被隔絕，我們的心智就不能改變它。但只要某段記憶開始被述說，尤其是重複述說，記憶就會被更改──敘述本身會改變故事。
一個是組織這些記憶的方式，另一個是出現的身體反應。當他們想起婚禮、孩子出生和畢業典禮時，想到的都是過往的事件，是有開頭、過程和結尾的故事，沒有人提及他們曾完全遺忘這些事件。創傷記憶則完全不同，是混亂的。受創者異常清楚地記得某些細節（例如強暴犯的氣味、孩子死去時額頭上的傷口），卻記不得事件的順序或其他重要細節（例如：最早到達現場幫忙的人是誰，是被救護車還是警車載到醫院）。
接下來我會提到，找出字句來描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可以帶來改變，但未必能讓情境再現消失，也未必能提升專注力、引發積極參與生活的動力，或對失望和受傷不再過度敏感。
第五部 復原幽徑
我去治療，並非為了發現自己是怪胎我每週去，每次都只找到這唯一答案當我談起治療時，我知道人們想些什麼不就只是使你變得自私，使你愛上自己的治療師喔，但我是多麼地愛別人就在我終於能大肆暢談自己時──達．威廉斯，《從這些聲音你聽見什麼》
沒有人能「治療」戰爭、虐待、強暴、猥褻或任何一種恐怖事件。已經發生的事，無法倒帶取消，但你可以處理創傷在身心靈留下的印痕：胸口那股被你標記為焦慮或沮喪、把你整個人給壓垮的感覺；害怕失去控制；時刻提防危險或被拒絕；自我厭惡；各種噩夢和情境再現；讓你無法專心工作、無法投入當下的幽暗迷霧；無法向別人完全敞開心門。
理解自己為何有某種感覺，並不會改變你如何感覺，但可以使你不會任由這些強烈情緒擺布，
我把這當作一種實證性問題：試試看效果如何，但只有病患能做判斷。另一方面，若是 SSRIs沒有功效，可再試試別的藥物，因為這些藥物的效果都有些微差異。
任何剛開始進入談話治療的人，幾乎都立刻面臨語言的局限，我自己在進行精神分析時也是如此。雖然我說話流利，也能說出有趣的故事，卻很快便了解，要在深刻體會自身感受的同時說給別人聽，何其困難。
創傷不只會壓垮講述者，也會壓垮聆聽者。
問題不在於「語言」不夠文雅和樂觀，……［士兵沈默不語］真正的原因是，他們發現沒有人對於他們必須報告的惡耗有興趣，有哪個傾聽者在非必要的情況下願意被撕裂、受驚嚇？我們以說不出口來表示無法用言語形容，但其實它的意思是令人作嘔。
過去已有研究顯示睡眠（尤其是做夢時的睡眠）在情緒調節上扮演重要角色，而《夢》上的這篇文章指出眼球在快速動眼期會來回快速移動，就跟進行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時一樣。增加快速動眼期睡眠的時間能夠減少憂鬱，而快速動眼期睡眠愈短，就愈可能變得憂鬱
我們吸氣時會刺激交感神經系統，造成心跳加速；吐氣時則刺激副交感神經系統，讓心跳減慢。健康的人在吸氣和吐氣時會使心率出現穩定的節奏性波動，因此良好的心率變異度就是基本健康的指標。
最後，有一點很重要：相對於功能性磁振造影或其他類似的腦部掃描，定量腦電圖便宜又輕便多了。
我們的病患認為能看到自己大腦的局部電流活動型態，對他們很有幫助。我們可以呈現一些似乎能解釋他們為何難以專注或缺乏情緒調控的腦波型態，讓他們清楚明白為何不同的腦區需要接受訓練來產生不同的頻率和溝通模式，這樣的說明幫助病患不再自責地試圖控制自己的行為，而能開始學習以不同的方式處理訊息。
正如多瑞斯後來所說：「任何曾接觸過極端痛苦、折磨或死亡的人，都不難理解希臘戲劇。這全部都見證著退伍軍人的故事。
一九九六年，我在南非參加杜圖大主教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舉辦的公聽會時，也觀察到共同節律的力量。這些活動都以集體歌唱和舞蹈為框架，那些曾見證暴行的人在公聽會上敘述他們跟家人遭受的殘酷對待，當他們情緒激動到瀕臨崩潰時，杜圖會打斷他們的證詞，接著帶領所有觀眾一起禱告、歌唱和跳舞，直到見證人能控制、穩住嗚咽並撐住身體。這樣能使參加者以來回擺盪的方式重新經歷恐懼，並在最後找到字句來描述自己的經歷。鑒於受害者終獲自由後常會有的報復，我相當認同杜圖和其他委員會成員的作法，他們避免了原本可能發生的復仇暴動。
說：「我們都會互相依賴。我們要求年輕人隻身走進世界，然後說這是獨立，這想法太離譜了。我們需要教他們如何互相依賴，意思就是教他們如何跟人建立關係。」
他們滿口髒話，不只是為了突顯自己很強悍，也是因為沒有其他語言可以傳達自己是誰、自己的感覺是什麼。當他們發現語言的豐富與潛力時，往往會由衷感到喜悅。
凱文．柯爾曼注意到他們講話時充滿了「我覺得……」這樣的表達方式，他說：「如果你把你的情緒經驗跟判斷混在一起，你的作品會變得很模糊。如果你問他們：『你覺得怎麼樣？』他們會立刻說『這樣感覺很好』或『那樣感覺不好』，但這些都是判斷。因此在某個場景結束後，我們絕對不會說：『你覺得怎麼樣？』因為這樣會把他們引導到大腦的判斷區去。」柯爾曼會這樣問：「當你演出這個場景時，你有沒有注意到任何特殊的感覺浮現？」這樣他們就會學著去為情緒經驗命名：「當他那樣說的時候，我覺得很生氣」、「他看著我時，我感到很害怕」。他們開始將情緒具象化，並且「賦予語言」（沒有比這更好的說法），如此便幫助他們了解自己有許多情緒，他們愈是注意，就會愈感到好奇。
結語：有待我們做出的選擇
在今日的社會，你家的郵遞區號甚至比你的基因密碼更能決定你是否會有健康、安全的生活。一個人的收入、家庭結構、居住環境、就業和教育機會，不只影響發展創傷壓力的風險，也會影響獲得有效幫助的途徑。貧窮、失業、較差的學校、社會孤立、槍枝氾濫和不合格的住屋，都是滋生創傷的溫床，而創傷會帶來更多創傷，被傷害的人又傷害其他人。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我這領域的專業往往使問題惡化，而非緩解。今日許多精神科醫師在類似生產線的辦公室工作，花十五分鐘看看幾乎不認識的病患，然後給病患藥丸去減緩痛苦、焦慮或憂鬱。他們傳遞出的訊息似乎是：「交給我們來幫你搞定，你只需要配合、服藥，還有三個月後回診。但千萬不要用酒精或（非法）藥物來減輕你的問題。」這種走捷徑的治療方式導致病患根本不可能發展自我照顧和自我領導的能力。這個取向帶來的悲慘後果之一，就是止痛藥的處方嚴重氾濫──現在美國每年死於止痛藥的人數比死於槍枝和車禍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