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由六个独立的中篇本格推理故事组成，每一篇也跑强调谜团和逻辑趣味的路线，但六篇串连起来便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绘图。我的想法是，微观之下本作是本格推理，宏观下却是写实派的社会作品。
黑与白之间的真实
在殖民地时代，香港警察曾因为尽忠职守而获英女王颁予“皇家”的称号，七〇年代末肃清贪污贿赂后，成为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优秀执法部队，有效率地遏止香港的犯罪活动，以保护市民为己任，获得社会各阶层支援，确立了公正无私、诚实可靠的专业形象。虽然警队里偶有害群之马，身为警务人员却涉及严重的案件，可是大部分市民会认同这些只是个别事件，并不影响对香港警察的观感。真正影响市民对警方观感的，是政治事件。
骆督察以前听到这些批评，他都会一一反驳。可是，如今连他自己也怀疑这说法是否真实，他再也无法义正词严地主张警方绝对中立，站在市民的一方，不偏不倚地执法。警队里抱着打工心态的同僚愈来愈多，他们忘掉了这份职业神圣的本质，只单纯地执行上级的指令，跟以劳力换取薪水的一般工人毫无分别。
但对不少新入职的后辈来说，警察不是“身份”，只是“职业”，“嫉恶如仇”、“警恶惩奸”不过是纸上谈兵，不求把工作做好，但求把工作做完，保持良好的考评纪录，尽快晋升至安逸高薪的职位，安然待到退休，领取优渥的退休金和长俸。
“他仍听得到。”骆督察沉着地回答，“而且他的血氨含量已下降至安全水准，不会影响他思考。”“就算听到又如何？他如何告诉我们他的想法？他是个重度昏迷的病人啊？”蔡婷插嘴说。五人中只有她一人具备专业的医疗知识，她知道这时候要挺身而出，替家人发言。
“我就说，他很擅长控制这机器。”骆督察道：“他之前每次肝昏迷都是用这机器跟我们沟通，练习时间加起来超过一个月，系统已收集了大量他的资料，误差值接近零。”“有人能够如此迅速地改变自己的精神集中程度吗？”蔡婷一脸惊愕，来回察看老人和荧幕。 “哔。”十字瞬间移到YES之上。
“你以为一直让他以为自己杀害兄长的人是谁？”棠叔平淡地说，不过骆督察听得出他在忍耐笑意。
结果，老警官真的连自己的命也“毫不浪费”地用上了。脑波仪器是真的，就是因为是真的才会令嫌犯们相信昏迷中的侦探能解决事件，但正如蔡婷所说，没有人能够把精神状态操作得如此自由。关振铎的所有回应，其实都是骆督察自导自演。他委托曾被关振铎帮助过的苹果制作仪器，在地上放了两个踏板，只要骆督察左脚一踩，指标就会移到YES，踏右脚的话，就会跳到NO。因为有病床阻隔，除了苹果和阿声外，没有人看到他的腿部有所动作。因为骆督察临时要求苹果加入突然弹出的错误视窗，让她不得不在现场改写程式，还好赶得上，仪器方面亦一切顺利。她没想过骆督察一人演得如此生动，自问自答，令一众嫌犯完全投入，深信关振铎是个即使昏迷了仍能破案的天才侦探。骆督察直觉上觉得棠叔最有可能是控制俞永廉的幕后黑手，所以他特意要他试戴脑波仪器，令他深信“昏迷中的人亦能发出指令”一事。
这样的疑惑在棠叔心底发酵、变大，骆督察特意让众人知道他跟苹果会在翌日再访医院，暗中在真凶心里加了一道时限。骆督察知道，时间不足会让人的判断力变差，就算再精明的罪犯亦有可能作出愚蠢的决定。结果，棠叔为求保险的行动反而为自己的脖子套上绞索。
骆督察苦笑一下。他知道这种办案手法是踏进了灰色地带，即使不会被抓住把柄，这方法其实和棠叔那种“不会被逮住”的犯案手法没分别。毫无疑问，这是违背原则的旁门左道，但骆督察谨记着师傅的一句话——你要记得，警察的真正任务是保护市民。如果制度令无辜的市民受害、令公义无法彰显，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反抗那些僵化的制度。
囚徒道义
骆小明十七岁从警察学校毕业后，已经在警队度过了十七个寒暑，虽然他的头脑不错，做事也相当积极，可是运气不好，老是遇上背运事，加上他不合群的个性，害他的个人档案中添上一笔笔负评。在香港警队，升级除了要通过考试外，更要看纪录够不够“干净”，如果处事不够圆滑便升职无望。
为了有足够的金钱购买，于是当上“边缘人”，向警方提供情报；可是这些线民在左汉强掌权后，都不约而同地“意外使用毒品过量”致死。
骆小明轻轻拈起信封。摸上去像是一片光盘，不过骆小明仍小心翼翼地撕开对口的胶带，慎防里面掉出刀片或像炭疽粉末之类的有害物质。
关振铎顿了一顿，再说：“所以，要对付左汉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粉碎任德乐所信奉的江湖道义’。只要乐爷不再坚守他的信念，他们两人之间的平衡就会失效，左汉强的防线就会崩解。乐爷作供会让左老大的手下产生错觉，认为左汉强必定完蛋，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自然愿意跟随任德乐‘背叛’。全世界的流氓都差不多，尤其是以利益维系，位居其下的，没几个是真心为老大卖命。
“传闻左汉强好色，只要能跟他上床，就有机会接近他，找到他的犯罪证据。”小明愣住。他没想过面前这个十七岁的少女在几年前已有这觉悟，出卖身体为的不是名利，而是复仇。“结果……有没有找到？”“我连跟他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更别说色诱他了。”唐颖沮丧地说。
“即是说，左汉强其实从来不着紧自己或女艺人们的声誉受损？” “对，虽然这种强硬手段会让自己是黑道老大的事成为公开的秘密，但他更借此制造出‘法律也站在自己的一方，警方也对自己无可奈何’的神话。
“不，因为你同时具备两个特质——敢作敢为和优秀的推理能力。这个计划愈少人知道实情就愈好，只有这样才能骗过左汉强和任德乐两个老江湖，推理能力不足，就无法依据我设下的细微线索，推论出左汉强才是犯人的‘真相’；而不够胆识的话，就不会跟左汉强对质。这种人物不易找啦，今天警局里大都是畏首畏尾，只重视仕途安稳的家伙，天晓得数年后他们坐上高位要职，我们这些老鬼多年来为警队建立的形象会不会断送在他们手上，像你这种敢作敢为的笨蛋大概会吃不少苦头……”
最长的一日
关振铎知道，其实自己在情报科B组管太多，近年他都尽量让手下办事，只在关键时刻插手，指出下属们的分析有何漏洞。在他眼中，不少线索是显而易见的，但部下们都一脸讶异，直到他说出理由——或是行动后证实他的“预言”正确——部下们才彻底心悦诚服。这也是关振铎选择在五十岁退休的理由。他可以在部门多待五年，直到五十五岁才退休，但他知道他留在情报科只会阻碍下属们成长。情报科是警队的核心，如果B组的成员无法独当一面，只会危害整个警察部。
香港不少人对主权移交后的社会环境存有疑问，于是选择移民外国，虽然英国政府否决了让全香港数百万市民获得英国国籍的提案，但为了防止香港公务员大量流失，削弱政府工作能力，特意推出居英权计划，让合资格的香港公务员申请，要他们安心留在香港工作。所以，这些公务员的家人往往先一步移居英国或其他英联邦国家，他们的子女更往往在外国留学，然后落地生根。
关振铎送曹警司到房门前，曹警司说：“阿铎，不管你接不接受提案，我也再跟你说句，恭喜退休。你我都知道，在警队能平安退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我知道在道上混要讲义气，但我不是要你出卖同伴，我只是要你放过一条无辜的性命罢了。你犯不着为你没干的罪行负责，尤其是杀人这种大罪——况且，你跟那可怜的家伙相处了这么久，也不想他毫无价值地被杀吧？”“……柴湾丰业街恩荣中心四一二号室。”阿武吐出一个位址，便再垂头不语。
一边说：“监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地，惩教员很容易跟囚犯建立微妙的关系，在石本添这种恶魔面前，年轻的菜鸟很容易掉进他的心理圈套，成为他的同党。施永康可能只是其一，搞不好押解及支援组还有其他内应，毕竟谁负责押解囚犯都是主管随机决定，石本添未必只有施永康一颗棋。起诉施永康是件易事，但石本添回到狱中，到时只会有另一场计划。他喜欢安插内鬼嘛，我们就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嘿。”
泰美斯的天秤
这三位死者都被站在道德高地的群众批判，成为家长和老师向子女和学生说教的反面教材。纵然大众知道他们的身份与被杀没有关系，但中国人总喜欢以因果报应来判断事物，用“多行不义必自毙”来解释他们为何交上这种噩运，他们就像被鞭尸似的，每天接受报章杂志的道德制裁。如果套用民众的价值观，姑爷兴、钱宝儿和Mandy都是“自食其果”的话，在走廊被石本胜轰掉脑袋的男人其实最无辜。
两人离开位于中环的警察总部，边聊边往太平餐厅。中环除了是香港的商业核心，更有不少老字号西餐厅和茶楼，老饕都知道分布在德忌利街一带的餐厅茶馆哪一间物超所值，哪一间味如鸡肋。
Borrowed Place
夏嘉瀚是英国人，本名是Graham Hill，当他来香港工作时，一如其他洋人，给起了一个中文名字。他一直觉得这有点可笑，他明明是一个不懂中文的老外，却有一个中文名字，而香港的本地华人为了赶时髦，往往替自己改一个洋名。像儿子的保姆梁丽萍，英文名叫Liz。可是她却不知道这是Elizabeth的缩写，Liz刚到夏家工作时夏嘉瀚便常常叫她做Elizabeth，对方却一脸茫然，说明后双方才发现这个小误会。
对他们来说，香港的地名和街道名字很拗口，而且夏嘉瀚在阅读书籍时发觉原来这片“殖民地”有部分并不属于联合王国——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是割让给英国的占领地，但新界只是租借，租约在一九九七年到期，英国不可能在一九九七年后将香港切成两边，保留港岛和九龙的管治权，将新界还给中国，而问题仍未解决，两国政府未有定案。夏嘉瀚读到此处，便觉得香港不过是一片借来之地，今天他到这城市工作，跟其他英国人一样，只是在别人的土地上讨生活而已。
刚就职时，夏嘉瀚被工作内容、案件数量吓一大跳。廉署成立之初，每天都收到大量匿名举报，而且大部分都是投诉政府部门的贪渎事件。案件不一定很严重，涉案金额不见得庞大，但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令夏嘉瀚讶异。小贩每天都要付几块钱给巡逻警员，称为“茶钱”；在公立医院住院留医，如果不“打赏”负责杂务的女工，病人便会被置之不理，不会得到合理的服务。几乎所有公营部门都有类似的问题，夏嘉瀚便明白，香港政府成立廉署是有迫切的需要，否则当社会愈繁盛，这些小贪便会演变成大贪，蚕食社会制度，到时再处理便为时已晚。
加入警队，成为组织的一分子，即使是正直的人，也不得不低头，警队里有一个说法——“行贿”是一辆车子，小队收到钱，你可以“上车”，给你分一份；你不愿意同流合污，便不要收贿款，但也不要多管闲事，这叫做“跟车跑”；如果你硬要向上级举报，便是“站在车子前”，你只会被车子撞倒、辗过，害自己遍体鳞伤，任何不自量力的家伙，想阻止这辆车子，就算不被整治，也很大机会给投闲置散，在警队里被孤立排挤，当然更别奢望有任何晋升机会。警方内部本来有反贪污部，但由于反贪污部也是由警员组成，与其他部门关系千丝万缕，成效自然不彰。廉政公署便是为了突破这困局而成立，直接隶属香港总督，以独立身份调查所有涉贪的人物和部门。
乐香园位处中环，被本地人称为“蛇窦”——粤语中偷懒开小差俗称“蛇王”，这间咖啡室每天下午茶时间，便会挤满从中环办公室偷偷窜出来喝咖啡奶茶的白领，所以有“蛇窦”之名。
他要的是文件，油麻地果栏贩毒案中，污点证人提供的文件。那些记录了贪污警员资料的账册。对廉署来说，这些是对付警队的最有力武器，如果文件落入警方手上，整个行动便前功尽废，警队中不少人为这些文件提心吊胆，生怕自己的罪行会被揭发。而此刻正在审阅文件的，是九龙总区刑侦的关振铎督察。账册上是暗号，但关振铎熟悉不少黑话，加上一点想像，他大概知道名单涉及哪些部门，甚至涉及谁。他特别留意的，是九龙总区成员的资料。
Borrowed Time
虽然我曾听说，香港的“租约”在三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才到期，但天晓得毛主席会不会叫解放军进攻香港，赶跑英国人。
如今我实在无法认同他们，左派说，这是“以暴易暴”，是“必要之恶”，要对付英国人，一点牺牲是值得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伤害自己应该保护的人，有什么“值得”。
监牢。“五月风暴”发生前，警察已有不少特权，像何先生的货物稍稍占用了大街的路面，便会被警察发告票，不过如果事前有打点一下，付一些“茶钱”给巡逻警员，这些小问题便能私下解决。然而，暴动发生后，警察有权拘捕“可疑分子”，“妨碍警务人员办公”、“拒捕”、“参与骚乱”、“非法集会”等等，都是单凭警员一面之词便能定罪的指控。想不到，以“莫须有”入罪，会在今天的香港社会出现。
苏先生在五月尾响应工会号召罢工，旋即便被老板解雇。虽然他失去工作，但他仍有付租金给何先生，我好奇一问，他告诉我“工会领导”有给他薪水，另外完成特别任务更有酬劳，他劝告我加入他们的行列，同心合力推翻英国人的统治，说现在是难得的机会，革命成功的话，我们这些“思想纯正”、“及时区分敌友”的同志便能担当领导工作。我没有明言拒绝，只说我要跟大哥商量一下，再作打算。我猜如果我婉拒他的要求，他可能会把我当成“反动分子”，将来有什么后果我真的谈不上来。
邹师傅的话说得铿锵有声，可是，依我看，苏松他们跟他们口中的“黄皮狗”差不多，一样是“消耗品”。
那些被港英政府关进监狱的人，出狱后大概会一时被左派追捧成“不屈的战士”，但长远而言，他们会被照顾、安顿生活吗？我很怀疑。
“我硬要你来帮我，如果连午饭也没得吃，未免说不过去吧。”阿七除下眼镜，解开领带，笑道，“我们当警察的，有时要挨饿工作，为了追捕犯人可能连半滴水都没得下肚，但你是市民，没道理要你跟我一样。其实我也没吃午饭，如果我一个人追查，我便会跳过不吃，这顿饭算是你带挈我的。”
“我知道凶手是谁。”“咦？”阿七意外地瞧着我。“是谁？”“害死那两个小孩的。”我直视他的双眼，“便是你。”“我？”阿七瞪大双眼。“你在胡说什么？”“炸弹不是你放的，但因为你的愚昧迂腐，所以他们才会死。”我说：“杜自强要找你，你被那个杂差房探长说两句便连屁都不敢放。杜自强就是要告诉你北角的事啊。”
“你为了什么‘警队的价值’连命也可以不要，去拆一号车的炸弹。可是，昨天有两个无辜的小孩，却因为你失去宝贵的性命。你要保护的，到底是警察的招牌？还是市民的安全？你效忠的是港英政权，还是香港市民？”我以平淡的语气问道，“你，到底为什么要当警察？”
作者后记
我在一九七〇年代出生，成长于八〇年代，在那段岁月里，不少香港小孩的心目中“警察”是一个跟“美国漫画中的超级英雄”无异的概念。坚强、无私、正义、勇敢、忠诚地为市民服务。即使年纪渐长，明白到世事的复杂性，警察的形象依然是正面多于负面。可是在二〇一年的时候，看到香港社会的种种现象，眼见跟警察相关的种种新闻，那想法便不断动摇。我愈来愈怀疑，撰写以警官作为侦探的推理故事，会像宣传（Propaganda）多于小说（Fiction）。连作者自己也质疑的故事，怎可能教读者信服呢？
于是，这部作品的方向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我不想再单单借着故事描写“案件”，我想描述的，是一个角色、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故事。然后篇幅便超乎我想像的急速膨胀了。如果你熟悉推理小说（尤其是日系推理小说），大抵知道“本格推理”与“社会推理”的流派分野，前者以谜团、诡计为主，重点是以线索解开谜底的逻辑趣味，而后者的重心放在反映社会现状，强调人性和写实。我本来想写纯本格的故事，可是方向一转，便倾向于社会描写。两者性质未至于完全相反，但要结合混搭并不简单，很容易让其中一方的味道盖过另一方。为了解决（或称为逃避）这问题，我采用了另一种方式编写——这部作品由六个独立的中篇本格推理故事组成，每一篇也跑强调谜团和逻辑趣味的路线，但六篇串连起来便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绘图。我的想法是，微观之下本作是本格推理，宏观下却是写实派的社会作品。
如果有读者读完这部小说，想到故事中提及的地点观光一下，我会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