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连政变都常常成了所谓“约定式政变”，也就是一边政变一边承诺将重新引入民主选举，显示了政治合法性观念的转变。
1. 政治比较的维度
所以，衡量政治发展，应该是两个尺度，一个是衡量民主问责，一个是衡量国家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用一个比喻，或许可以说，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动机，而民主问责则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盘。
2. 和平的“爆发”：一个黄金时代？
这本书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叫《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这可能也是21世纪最重要的书之一。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词，叫作“政治性抑郁”，这本书可以说专治各种“政治性抑郁”。反正每次翻这本书，我整个人就都变好了，连血糖、血脂都刷刷下降了。
但是我想补充一个有趣的数据。我们都知道，北欧人是以身材高大而闻名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830年，荷兰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米64。1米64的北欧男子啊，同学们。所以，拿破仑真的不算很矮，他只是代表了他的时代而已。
知识分子们想象过去的时候，似乎假定自己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还会是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其实，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结构，一个随机空降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农民、铁匠、马夫，换句话说，你“梦回唐朝”的话，不大可能成为“一将功成万骨枯”里的“一将”，更可能成为其中的“万骨”而已。
用英语中的一个常用句来说就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
3. 天下与我：国际格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打天下当然就是为了坐天下，打完了封土建邦、改装易服，这才是帝国风范。但是《大西洋宪章》约定，打赢了不寻求领土扩张，推动贸易自由，推动民族自决、人民主权，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更重要的是，《大西洋宪章》不仅仅是几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国际机构和规则的基础。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核不扩散协议……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大西洋宪章》所描述的原则。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直接原因就是“一战”后，美国采取孤立主义的国际战略，或者说，美国当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成为全球性国家，导致“十四点原则”缺乏实力的支撑，成为空谈；而“二战”后，欧美世界以其实力来支撑《大西洋宪章》原则的落地。所以，光有美好愿望是不够的，自由要有牙齿才能不被吞噬。 往更远里说，大家再想想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当然有各种原因，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格局。如果说今天的国际格局是自由霸权，当时欧洲的地区环境就是“王权霸权”。大家都知道，法国革命把整个欧洲的王室都给吓坏了，大家本来打得热火朝天，现在不计前嫌地团结起来，成立第一次反法同盟、第二次反法同盟……直到第七次反法同盟彻底打趴了拿破仑。法国革命一开始建立的是民主政体，后来演变成了恐怖政治，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四面楚歌的国际形势给逼出来的。所以，在一个“王权霸权”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孤岛般的民主政体很难一枝独秀地存活。
5. 为什么瑞典也如此排外？全球化与文化反弹
有研究指出，“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模式之所以出现于北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同质性的人口结构——正是因为彼此文化、语言、宗教接近，才产生了深厚的社会信任，使得人们愿意交出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扶助那些穷困潦倒者，一旦社会“二元化”，人们不再把彼此看作兄弟姐妹，他们还愿不愿意交同样高的税收、进行同样程度的财富转移，就变成一个问号了。
6.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1)
所以，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历史上，自由式民主并非人类政治制度的常态。如果把5000年文明史看作一天24小时的话，是最后这一个小时才出现了大规模疆域上的代议民主制及其扩散。可能因为民主的观念现在已经非常深入人心，我们很容易忘掉这个基本的事实：历史上的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时期，民主是一种人们闻所未闻的东西，就像人们对火车、汽车、宇宙飞船闻所未闻一样。而在极少数有过民主实践的地区，比如古希腊，它的直接民主制与今天的代议民主制也很不同，而且很快走向了衰亡，成为历史尘封的记忆。在这个大的历史图景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就显得格外突兀。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这意味着，权力不再是代代相传的私有财产，而变成了一个抛向空中的绣球，在抢这个“绣球”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争斗，你说你抢到了，他说他抢到了，你说他作弊了，他说你作弊了，结果就是爆发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游戏终结。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需要透明公正的规则，需要可信的法治，需要各方势力之间的信任和妥协，而所有这些机制的培育都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要有一方破坏游戏规则，就会引发旋涡状的恶性循环，劣币驱逐良币，直到整个棋盘被掀翻。
但是，另一方面，土耳其的民主完全崩溃了吗？也不完全是。2017年，埃尔多安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推动修宪公投，改议会制为总统制。尽管百般操纵，修宪的支持率也只达到51.4%，而反对率高达48.6%，两方势力如此接近，说明反对派还是有相当的动员空间。2019年伊斯坦布尔的市长选举，更是让埃尔多安政府狼狈不堪——3月份选举，执政党推出的候选人输了，他们不甘心，作废了选举结果，推动了第二次选举，结果第二次选举反对党以更大的优势再次当选。埃尔多安政府虽然恼怒不堪，但也无可奈何。
7.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2)
它一点都不风平浪静，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内战、外战、“大恐怖”，断头台几乎成了法国革命的一个象征。最后结果是什么？王权复辟，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民主崩溃。之后的事情，我们的中学历史书里也都有，法国又经历了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一战”“二战”，都充满了动荡，直到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法国的民主转型才能说是尘埃落定，而这时候距离法国革命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 法国转型的艰难不是孤例。德国、日本转型的法西斯道路，美国建设民主过程中的独立战争和内战，西班牙1936年的民主崩溃及其引发的西班牙内战……所有这些国家的历史，都显示民主转型的艰难。即使是被视为“和平转型”典范的英国，也并不真正是和平转型。1689年的光荣革命被视为“不流血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做到不流血，恰恰是因为之前的英国内战流血太多了，到了1689年各方都实在是打不动了，才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君主立宪。
阿根廷、韩国的情况并非例外。相当一批拉美、东亚、中东欧国家或地区，在过去40多年里走向了民主稳固。连撒哈拉以南非洲也趋势类似。有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大约一半权力更替是通过政变发生的，到90年代降到四分之一，到21世纪则进一步下降到13%。对于我们比较政治学者来说，不但“发生了什么”值得研究，“没有发生什么”也值得研究，甚至有时候，“没有发生”的事情比“发生”的事情更重要。
用学者伯米欧(Nancy Bermeo)的话来说，在21世纪，连政变都常常成了所谓“约定式政变”，也就是一边政变一边承诺将重新引入民主选举，显示了政治合法性观念的转变。
但是这个调查中反映出来的结论是，对于新兴民主国家，尽管民众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和“绩效性理解”都高度认可，但是在其中多数，民众认同“程序性理解”的比例仍然清晰而显著地高于“绩效性理解”。可以说，程序性民主观念，已经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独特观念，而是一种在诸多发展中国家也深入人心的大众观念。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绩效是绩效，程序是程序，二者未必是一码事，就像我们会把文景之治或者贞观之治称为开明皇权时代，但不会说它们是民主时代。
8. 法国往事：转型浪潮中的第一艘泰坦尼克号
相比之下，法国革命经历了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共和国、帝国再到复辟的过山车历程——讽刺的是，到了19世纪，类似的过程又循环了一遍。于是，从1791年到1852年，法国产生了七部宪法、两部宪章和一个补充条例。托克维尔曾讽刺道，法国60年里制定了九部或十部“永久性的”宪法。
但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对其失败机制有相当的概括力，那就是“不自由的民主”。
在任何国家，面对民众，恶都是很难被推销的。打压异己、剥夺自由是一种恶，直接推销它很难奏效，但是，当恶与善捆绑出现，人们却有可能为它慷慨解囊。
民主和自由有交叉之处，但它们并非同一事物。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
9. 埃及：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一半鸡蛋要左转，另一半鸡蛋要右转；一半鸡蛋要民族主义，另一半鸡蛋要普世主义。在埃及的背景下，一半鸡蛋要政治伊斯兰化，另一半鸡蛋要政治世俗化。这种多元社会结构下的“诸善之争”，才是自由社会最大的困境。
10. 南非：转型何以软着陆？
这个问题上，曼德拉政府的做法堪称表率。 他的做法首先是权力共享。既然白人少数很难再通过选举成为赢家，那么通过制度设计给他们划出一定的“权力保留地”就非常重要。
宽容的姿态，还体现在南非著名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转型之际，如何处理几十年来种族隔离政权中的压迫者？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头疼问题。完全放过他们，有违正义原则；但一个一个去审判，则有可能让历史成为社会持续撕裂的伤口。非国大最后选择的方案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让作恶者用“坦白换大赦”：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是要求他对公众交代清楚其罪行，用交代清楚让受害者受到一些心灵的抚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仅仅是针对迫害黑人的白人统治者，而且也讯问参与暴力活动的黑人，让这个和解的过程更加平衡。
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权力保留地”条款，比如联邦制、行政分权安排、财产保护条款、大赦条款，还有军队和公务员的留置条款等，都是德克勒克推动的。可以说，他把这些最有可能成为转型地雷的地方给预先“排雷”了，为后来的平稳转型开拓了一大片安全地带。 1994年后，南非国民党毫无悬念地从第一大党变成第二大党。此后两年，德克勒克以副总统的身份，带领国民党参与民族团结政府，辅佐非国大执政。可以想象，非国大作为长期的“革命党”，执政经验不足，这个时候，南非国民党作为前执政党的辅佐就特别重要。
正如我们不能把曼德拉政府的包容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德克勒克一方的妥协视为理所当然。一个政党在被全世界道义唾弃的情况下，和对手协商自己的消亡，并不容易做到，其领导人完全可能心理失衡、破罐子破摔。
11. 印度：民主为什么“不管用”？(1)
人们解释一个国家的成功或者失败时，倾向于过分夸大政体的作用，而忽略人们往政体这个程序里输入什么。这种夸大，有时候表现为“民主浪漫主义”，似乎一旦民主化，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有时候则表现为“威权浪漫主义”，似乎一个国家只要采用威权政体，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就会手到擒来。
印度宪法开篇就宣布：印度要建成一个“社会主义世俗国家”，其中，“社会主义”这个词相当醒目。 印度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世纪90年代之前，印度经济具有高度计划经济的特点。和苏联体系一样，印度一直有“五年计划”。虽然计划的程度可能比苏联略逊一筹，但同样是官僚们和经济学家们坐在一起规划，每个行业应该发多少许可证、发给谁，每个工厂的产量应该是多少、价格多少。这种计划经济的痕迹，从印度很多“部委”的名称都能看出来，直到今天，印度还有“纺织部”“煤炭部”“铁道部”“钢铁部”等以产业命名的部委。这些名称，中国40岁以上的人可能都会觉得似曾相识，而中国的计划委员会是1998年就转型了，但印度的计划委员会是到2014年才废除。
12. 印度：民主为什么“不管用”？(2)
其实，很多国家历史上都有过类似的“职业世袭身份制”，像在英文世界里，叫Smith的就是铁匠出身，叫Miller的就是磨坊主出身。中国某些历史阶段也有过类似的制度安排，比如明朝就有军籍、匠籍、灶籍等职业身份。但是，在其他国家，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这种制度就慢慢瓦解了。可是在印度，这种“职业身份制”却非常顽固。为什么呢？因为它被写进了宗教文本，内嵌于印度教，被神圣化了，所以打破它格外困难。
如果说政府的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关系，“表亲的专制”则用来形容来自水平方向的社会压迫。如果说政府的专制，它的后盾是国家的暴力机器，而“表亲的专制”，其后盾则往往是社会习俗
13. 伊拉克：铁腕强人是救星？
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似乎怀念萨达姆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似乎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虽然不民主，但是和平稳定、欣欣向荣。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苏联笑话，它说：未来如何确定无疑，但是过去怎样，却难以预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它不容置疑，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好说了，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
需要注意的是，伊拉克发动的两次国际战争，都是它主动挑起的，并不是迫不得已的应战。至于对本国国民使用化学武器，更是难以洗刷的污点。从造成的战乱死亡人数来看，萨达姆在位期间的悲惨程度，其实远远超过他被推翻后。今天伊拉克人所面对的很多政治死结，很大程度上也是萨达姆时代打下的，库尔德问题、什叶派问题、和邻国的矛盾冲突问题，无一不因为他而大大恶化。
14. 什么是国家？从墨西哥的毒贩集团说起
哪怕到了19世纪，“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观念也没有那么深入人心。拿破仑打仗缺钱，美国说：路易斯安那多少钱？法国说：1500万怎么样？美国说：那就这么定了。
15. 为什么要“重新带回国家”？比较政治学的轮回
最简单而言，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产权保护，那么，谁来保护产权？虽然政府有各种可疑之处，但是通常而言，它比街头那些脖子上挂着金链子、胳膊上刻着刺青的黑帮混混要靠谱，因为它的时间视野通常比黑帮混混要长——黑帮混混今天还在斗殴，明天可能就被打死了，但是政府不能不管明天。
16.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战争
说到战争，我们可能都有会一种本能的反感。毫无疑问，战争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可以说罄竹难书。但是，一个反讽的历史事实是：在很多层面上，战争又是现代文明之母。战争加速了科技发展，远至铸铁技术的进步，近至核能源、计算机、超声波等技术的开发和发展，都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争还是现代金融之母，因为打仗要钱，在王室税收有限的情况下，各路人马不得不进行金融创新，于是有了债券，有了汇票，有了抵押贷款，有了中央银行。战争甚至还催生了现代民主，为什么？同样是因为打仗要钱。国王要钱而王公贵族不想给，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贵族们说：行，你要钱可以，你得让我们成立一个议会，凡事得通过议会和我们商量才行。这就是代议民主的最初起源。所以，战争加速科技进步、塑造现代金融、催生代议民主，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的则是，战争还缔造国家。
学者蒂利(Charles Tilly)的名言就是：“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Wars made state,states made wars.)
18. 美国：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1)
因为北美民众痛恨那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试图中央集权的英国政府，所以在立国的过程中，他们处处把独立战争前的英国作为假想敌来对待，无数制度设计都是为了防止另一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出现。 事实上，独立战争后，北美的民众一开始就没打算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我们知道，独立战争前，北美不是1个殖民地，而是13个，这13个殖民地的关系，几乎相当于13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赶跑英国之后，大家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军队也解散了，华盛顿本人都回家种地去了。因此，最开始北美成立的并不是联邦，而是邦联，也就是13个独立的国家组成一个联合体，连中央政府都没有，只有一个议员都经常不来上班的国会，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联合国。 但是后来，一批被称为“联邦党人”的政治家，比如汉密尔顿、麦迪逊，他们实在不甘心，他们觉得，如此天时地利、风云际会，为什么不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国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独立战争打仗的钱都还没有还上呢，你们这些州往哪跑？ 于是，他们召集了著名的费城会议，也就是美国的制宪会议，推动松散的“邦联”结合成更加紧密的“联邦”。当时很多赶到费城开会的州代表，是到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会议不仅仅是为了修补一下邦联，而是要立宪、要建立更强大的联邦政府，所以有些人当场愤而退会。55个人到会，最后只有39个人签署费城宪法，那16个人，就这样白白错过了成为“开国之父”的机会。
1. 美国：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2)
其中最著名的一项活动就是反垄断，老罗斯福总统甚至由此获得“托拉斯杀手”的声名，因为在任期间，他一口气起诉了40多个大公司。 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发生这些变化？客观背景当然是美国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变化。早期的美国，大体而言是个自耕农社会，19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化进程改变了这一点。工业化、城市化一旦开始，恶劣的劳工条件、巨大的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贫民窟、无法控制的失业风险等问题接踵而来。人们发现，以前的生活是有根的，而现在却是在一个巨大的旋涡中打转，完全不由自主，不知道下一刻会撞上什么。 从19世纪末开始兴起的各种进步主义运动，正是对这个旋涡的反抗。各种罢工、抗议、新闻调查、工会、政党……涌现出来，要求政府出面约束垄断资本、改善劳工条件、提供公共服务。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新的美国诞生了。著名的“扒粪者”运动，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批记者和作家，通过各种社会调查报道来推动社会变革。其中最著名的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以《丛林》（又译《屠场》）这本书揭露美国肉类加工行业惨无人道的劳动条件和卫生条件，直接推动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成立。
另一个信息我们却很容易忽略，那就是这张照片本身。这是谁照的？为什么照的？不是所有的悲惨都能留下这样的记录，事实上，历史上绝大多数悲惨不能留下任何记录。而这些breaker boys能够为全世界所知，以至100多年后的今天，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我们还在谈论他们，正是因为摄影家路易斯·海因(Lewis Hine)的记录。他留下了数千张反映劳工悲惨生活的照片，而这些照片通过唤起公众的关注，直接推动了相关改革。1910年煤矿局的成立，1912年儿童局的成立，以及之后更多相关立法的诞生，都与之相关。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比悲惨更可怕的，是不为人知的悲惨。一旦有了信息的开放和流通，社会就有了推动变化的杠杆。
这种“顺序论”乍一看似乎有道理，其实非常可疑，因为当国家能力的发展远远超前于社会能力，它往往就不会有动力再来给民众赋权，这种“等国家崛起了再来谈论民权”的逻辑，有点类似于“等我发达了就来娶你”的逻辑一样，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觉得可疑。 更重要的是，当国家接纳民权，国家能力未必受损，它反而可能因合法性上升而国家能力上升。在英国历史上，政府打仗永远缺钱，什么时候开始不缺钱了？光荣革命之后。当王室的权力“被关进笼子里”，国家的财政能力反而上去了。当英国人觉得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人之国、一家之国，而是大家之国，他们反而开始愿意交税了。
20. 国家建构的瓶颈：阿富汗的悲剧
塔利班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学生”。为什么叫“学生”？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宗教学校的学生。
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极左主义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但是把这两者在短时间内都经历一遍的国家，却似乎只有阿富汗，简直相当于一个人被两辆卡车分别碾压了一遍。更糟的是，这两种力量在阿富汗发生了遭遇战。关于这场遭遇战，有个学者的比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苏军入侵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就像是阿富汗面对病毒入侵时的免疫风暴——它的确杀死了病毒，但是同时也杀死了自己。
21. 韩国电影中的革命：观念的水位与制度的变迁
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着。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插图]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
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
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22. 何为民主文化？泰国困局
什么是“后现代文化”？简单来说，就是“自我表达的文化”，也就是强调个体自主性和选择的文化。在英格尔哈特看来，工业经济强调流水线、纪律感、集体性、整齐划一，而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则要求个体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表达欲。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自主的个体选择去塑造自身命运和社会命运，民主就越可能出现和稳固。他甚至通过数据回归分析，给这种可能性做了非常精确的计算。他的结论是：当一个社会30%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形式上的民主倾向于出现；而当一个社会45%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实质性的民主倾向于出现。当然了，社会科学家给的这些精确数字，大家参考一下就行了，不必过于较真儿，毕竟社会科学家也不是星相大师，不能指定民主转型的黄道吉日。
从此，泰国的政治对决大幕拉开。黄衫军的主要构成是城市精英阶层，而且媒体、法官、军队甚至王室大体而言都站在他们这边，阵容非常强大。但黄衫军有一个弱点，而这个弱点在民主社会中恰恰是致命的——人数。毕竟，红衫军的核心成员是农民，而农民占泰国人口的三分之二。
23. 恶真的平庸吗？暴民考古学
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平庸之恶”。这种恶不需要创造性、戏剧性、思想性或任何所谓“恶之花”的美感，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解读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汇，就是“不假思索”(thoughtlessness)。在她看来，无法反思性地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艾希曼罪恶的核心要素。在艾希曼的眼中，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传达一些信息，执行一些命令，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他反复强调：“我从来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事实上，我没有杀过任何人。”
普通人就普通在，如果有人让我们去杀一个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胆量也没有足够的恶意去做这件事，但是，如果只是让我们去传达信息、去维持治安、去登记财产、去清理骨灰、去注射某种药剂……我们中的多数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去执行。
权力如何制造“暴民”？不妨将其机制拆解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压，其次是利益诱惑，再次是意识形态。
大家想想，这是何等的光环，一个33岁的年轻人，一个签名，一句话，决定着无数人的命运，而仅仅是在7年前，他连一份推销员工作都没有保住。所以，哪怕战争结束，他已经逃亡到阿根廷，从“神”重新变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养兔专业户”，他依然沉浸在昨日辉煌中。最后他之所以暴露自己，被摩萨德抓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实在忍不住向当地的其他德国移民炫耀自己是谁。在一张送给朋友的照片背面，他郑重其事地签名道：阿道夫·艾希曼——党卫军军官（退休）。
恐惧、利益是普通人作恶的两个台阶，第三个台阶，则是意识形态。恐惧让人沉默，利益让人积极，意识形态则令人狂热。
阅读纳粹德国史就会知道，他们消灭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一系列配套的“生物进步主义”措施，比如，对老弱病残实行安乐死工程，绝育工程，消灭精神病人，消灭吉卜赛人，各种优生学措施，等等。
25. 文明的冲突：一个过时的预言？(2)
在政治伊斯兰派看来，戴不戴头巾是女性的个人自由，我们并没有强迫所有女性都戴头巾，你们凭什么强制公共部门的穆斯林女性不戴头巾？埃尔多安上台后，立刻开始推动解除禁令。
可以说，这种价值冲突是所有文明都不得不穿越的风暴。危险的不是观念差异，而是这种差异的极化。最好的可能性当然是，进步主义者走得更慢一点，等等自己走在后面的同胞，对身后的传统抱有更大的温情，而保守主义则走得更快一点，对未知和陌生更加开放。遗憾的是，人类往往要经历无数撕裂才学会宽容，要被激情的烈焰烫伤后才意识到激情的危险。在一个价值迅速变迁的时代，世界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是在此之前，它常常会变得更糟。
26. 智利：皮诺切特之后
这一点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这两个政党名义上都是左翼或中左翼政党，直到2010年后，智利才有中右政党赢得总统大选。但是，智利无论哪个党上台，经济上都默默坚持守成道路。
税费占利润的比例，玻利维亚是84%，巴西是65%，阿根廷甚至是106%——说实话，企业每挣100元，上交106元，我还真没看懂是怎么回事，可能阿根廷人的数学是探戈舞老师教的。智利是多少呢？34%，远远低于周边国家。
27. 委内瑞拉：如何毁掉一个国家？
可能有人会说，查韦斯2013年去世，委内瑞拉经济危机2014年后出现，问题肯定完全出在他的继任者马杜罗。这种说法其实不对。为什么？因为无论是经济路线、外交政策还是政治倾向，马杜罗都完全继承了查韦斯的遗产。
28. 新镀金时代？不平等的幽灵(1)
在1870年时，阶层更能影响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但是到了2000年，出生地的权重和阶层相比，已经是5:1了。我们常常觉得，出身于哪个阶层是抓彩票，其实，更大的彩票是出身于哪个国家。从新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穷国的穷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富国，其实，某种意义上，这真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只要你能成功偷渡并且在富国存活下来，你自己、你的孩子就改变命运了，把世界大多数人口甩在后面了。换了我，如果是穷国的穷人，没准也会去冒这个险。
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投资，也需要消费。如果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很穷，也就是消费能力低下，那么经济发展同样会失去动力。你这边拼命投资生产，那边没人花钱消费，资本家迟早也会走向破产。 大家可能听说过凯恩斯的一个观点，叫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根据这个观点，越穷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越强。同样是1000块钱，交给富人，他们可能根本注意不到，1000块不过是存款数额尽头一个难以察觉的数字，但是交给穷人，他可能立刻拿去买必要的生活用品了，因为富人不需要10部车、20个电脑，多半一年不会滑30次雪，但是对于穷人，他的一切需求都是刚需，所以他的钱会更快地回到经济循环当中去。
李克强总理说了，有6亿人的可支配月收入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这怎么刺激消费？所以，所谓产能过剩，背后相当一部分原因，还是经济不平等。
29. 新镀金时代？不平等的幽灵(2)
就美国而言——我解释一下，我大量用美国举例子，不是因为美国更重要，而是因为美国的相关研究最成熟。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下，各国贫富悬殊形成的机制很不同
但简单地把美国政治说成是寡头政治，有很多现象就解释不通。比如，美国的社会和福利支出为什么会不断扩大？既然权力都被富人劫持了，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糕分出去？要知道，2017年，top 1%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21%，但是他们交的联邦收入税，占联邦收入税总额的38.5%，也就是说，他们收入高的不成比例，但是他们交的税更不成比例。事实上，top 1%交的联邦收入税，超过底部90%的总和。
30. 政治的可能与不可能
不禁想起经济学家索维尔(Thomas Sowell)的一句话，他说，经济的第一原理就是稀缺性，因为从来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但是政治的第一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忽略经济的第一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