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7, 2023

《高薪城市》书摘

用eink app读,不知为何想划线出完整句子非常困难。

引言

总体而言,美国三分之二的就业岗位都在本地的服务行业。而且在过去50年里,这个数字一直在悄然增长。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本地服务行业的百分比都差不多。在这方面,产品和服务是当地生产和当地消费的,因此不面临全球竞争。虽然本地服务的就业岗位占绝大多数,但它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原因之一是本地服务行业的生产率往往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太多。理发、餐厅服务、开公交车或者教数学所花费的劳动量和50年前是一样的。相比之下,由于技术进步,创新部门的生产率每年都在稳步增长。

创新产业把“好工作”和高工资带到了它们所聚集的社区,而且它们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远比其直接效果要深刻得多。吸引一个科学家或软件工程师到一个城市会引发乘数效应,提高那些提供本地服务的人的就业和薪资水平。

其中之一便是,一个城市或一个州为该地区的低技能工人创造就业机会的最佳方式是吸引那些雇用高技术人才的高科技公司。

第一章 美国铁锈

在快速发展的那些年,中产阶级收入的增长与汽车、化工、钢铁等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密切相关。对于数百万的工人来说,工厂中一份好的、高薪的稳定工作便是美国梦。随之而来的是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的生活待遇,从拥有住房到拥有周末和暑期。简而言之,这意味着繁荣和乐观。当时美国最有活力的地区是底特律、克利夫兰、阿克伦、加里和匹兹堡等制造业圣地。

从工厂到私立学校

不久以前,我们从低工资国家进口的商品并不多。在1991年时,从这些国家进口的产品不到美国制造业进口的3%,如此低的比例不会影响大量的就业。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世界已经成为商业往来日益频繁的地球村。到2000年,从低收入国家进口的产品占美国进口的比例已经翻了一番,到2007年,又翻了一番。而进口比例的增长主要来自中国。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量商品的生产由高劳动力成本的富裕国家转向了低劳动力成本的贫穷国家。

制造业的新潮

以“AA美国服饰”(American Apparel)为例,它经营着北美最大的服装厂。这家雇用了5000名工人的工厂,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多层建筑中,离金融中心的高楼只有几条街的距离。该公司的营销重点在于支付工人体面的工资——缝纫工是每小时12美元,并提供医疗保险。它的T恤衫在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时尚的都市消费者中备受欢迎。而这些T恤衫除了它们的制作地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美国的服装生产变得如此稀少,以至于在洛杉矶市中心生产的这一举措本身就使得该产品脱颖而出。

中国和沃尔玛如何帮助穷人

经济学家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存在争论,但他们都赞同“比较优势”原则。这个原则的核心洞见是,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发展相对生产率较高的行业,那么每个国家都会获益。

有趣的是,这种变化趋势使得穷人比富人受益更多。芝加哥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最近研究了不同收入家庭的消费模式。研究中的参与者每次从杂货店购物回来,都会扫描记录其购买的所有商品。他们利用这一非常丰富的数据研究发现,与典型的高收入消费者消费的商品价格相比,低收入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增长幅度要小得多。自1994年以来,最贫穷的20%的家庭的价格指数增长速度,比最富有的20%的家庭的价格指数增长慢三分之一左右。

这是全球化的一个悖论:在就业方面受到冲击最严重的人群作为消费者却会获益更多。

生产率悖论

尽管对于很多消费品确实如此,但对于很多高端的非消费品,如飞机、工业机器、高端医疗设备却并非如此。报纸很少报道如下的事实:美国工厂的产出水平与中国是相当的,它是日本的2倍多,是德国和韩国的好几倍。仅仅是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就比整个英国的经济规模还要大,而且还在增长。自197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产量翻了一番,而且仍在不断增加。

第二章 智能劳动:微芯片、电影和乘数效应

当我见到他时,他正在忙于完成《赛车总动员2》(Cars 2)的制作。他告诉我,他使用的数学很简单,但由于某种原因,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什么是创新型工作

生产脸书应用程序的公司直接创造了至少5.3个新职位,并间接创造了至少13万个相关商业服务岗位。这些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数字,它们一起使得与脸书相关的工资和福利总价值超过120亿美元。

因为大多数媒体的报道都集中在将软件工作外包给像班加罗尔(Bangalore)这样的地方。但数据告诉我们,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软件行业的就业实际上增长了562%——不像互联网行业那样爆炸式增长,但仍然比其余劳动力市场高出33倍。

为什么创新对你是重要的

原因很简单:现代社会绝大多数工作都是本地服务。诸如服务员、水管工、护士、教师、房地产经纪人、理发师和私人教练等提供的服务都是在本地生产和消费的。这些部门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一个地区居民的需求,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参与国内和国际竞争。

从历史上来看,当制造业工资不断上涨时,其他行业必须对工资进行调整以保持竞争力。例如,虽然建筑业的生产率没有增长,但是建筑商需要提高木匠、屋顶工和管道工的工资,以防止他们去从事制造业工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制造业的消亡会如此可怕。这也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创新活动的兴起如此重要,它不仅关乎行业自身的就业,更关乎整个经济。

但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就创造就业而言,高收入劳动者和低收入劳动者的利益之间没有内在矛盾。

双城记

因此,那时西雅图居民的生活质量在下降。今天,除了天气,大多数人认为西雅图是美国最舒适的城市之一。但当微软在20世纪70年代末搬迁到西雅图时,那里的犯罪率明显高于阿尔伯克基,人均抢劫案要高出50%。西雅图学校的质量参差不齐,博物馆年久失修,如今有趣又不拘一格的烹饪环境在当时也不值一提。

虽然他有一份大多数人都梦寐以求的高薪工作,但他觉得自己能做得更多。那是互联网时代的开始,他想要采取一些行动。贝佐斯最终辞掉了他的工作,创办了一家网络书店。他决定以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亚马逊命名,并将它搬到了西雅图。

杰夫·贝佐斯并没有来西雅图的个人原因。杰夫·贝佐斯不是在西雅图出生。(事实上,他出生于阿尔伯克基!)但当他创办自己的企业时,盖茨将微软搬来西雅图已有15年了,那里已经成为高科技活动的聚集地。由于微软在西雅图,大量的软件工程师和程序员集中在那里,风险投资公司也在那里开设了办事处。在懂得如何创建好网站的人才还很少的时候,贝佐斯在西雅图找到了真正的人才。贝佐斯还找到了融资渠道。

你的薪水更多地取决于你住在哪里而不是你的简历

何塞是律师收入最高的城市,平均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旧金山的排名也很靠前。在另一端的城市,如奥尔巴尼、布法罗和萨克拉门托,律师的薪水比圣何塞的一半还少。

对于服务员来说,薪水最高的地方是拉斯维加斯。在这座城市那些最豪华的餐厅中,一位服务员可以赚取6位数的收入。在这座罪恶之城,即使在普通场所工作的服务员也有不错的薪水。包括小费在内,一般的服务员每小时能赚18.20美元。

邻居的教育水平如何影响你的薪水

这些知识溢出被认为是城市和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指出,这些溢出效应可能足以解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长期差异。他的解释是,当人们互动时,他们互相学习,这个过程使那些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同伴进行互动的人更具生产力和创造力。

事实上,教育对社会而言的全部回报——有时被称为“社会回报”——要高于私人的回报。由于大学毕业生没有因为他们给周围人带来的利益而得到补偿,所以大学毕业生比社会理想的数量要少。换句话说,如果大学毕业生的薪水反映了其全部社会价值,将会有更多的人上大学。纠正这种市场失灵的一种方法是为大学教育提供公共补贴。事实上,这正是州和地方政府承担居民教育大部分费用的原因。

大分化与新的地理不平等

想想看:虽然美国的人口总数自1900年以来翻了两番,但这一时期美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县在流失人口,有四分之一的县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平均水平,排名前二十的县人口增长已经超过了100倍。包括拉斯维加斯的克拉克县的人口已经增加了1400……

死亡的不平等分布

预期寿命是衡量人们健康状况和整体幸福感的最佳指标之一。它不仅仅反映了基因,还反映了生活方式、经济状况和许多其他因素……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杰森·弗莱彻(Jason Fletcher)发现了吸烟具有类似的影响。将一个人社交网络中吸烟者的数量增加10%,会使这个人吸烟的可能性增加约3个百分点(作为一个以前吸烟的人,我可以证明当我在东海岸城市看到很多人在室外吸烟时,点上一支烟的冲动要强烈得多。而在加利福尼亚,我很少看到人们吸烟)。营养食品的可得性也因每个社区的社会经济特征而大不相同。在低收入社区,快餐店更加普遍,新鲜食品比有着各种收……

慈善的不平等

一个城市设立一个公司总部,每年会为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带来大约1000万美元的额外公共捐款。令人惊讶的是,并不是企业本身提供了这种慷慨的捐赠,而是那些获得高薪的企业高管。

第四章 吸引力

创新产业的地理集聚似乎难以解释。没有明显的自然优势可以解释为什么创新产业会集聚在那里

为什么这些本可以在任何地方的创新公司都集聚在这些昂贵的地方?像圣何塞这样的城市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你真的去过圣何塞,你不会发现它与其他城市有很大的不同。很难看出圣何塞的薪水如此之高的线索。事实上,那里看不到任何标志性的东西。

像美国其他许多都市区一样,圣何塞的都市地区主要由停车场、办公园区和一些枯燥乏味的玻璃塔组成,四周环绕着一座座海边的独栋家庭住宅。

如果旧金山不喜欢沃尔玛,为什么沃尔玛偏爱旧金山

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在这里,在特定领域训练出的技能工人可做很好的选择)、专业化服务的提供者,以及最重要的知识外溢。虽然被讨论得不多,但这些力量最终决定了创新工人和公司的选址,因此决定了整个社区的未来。

优势2:生态系统和风险资本家

米兰达所指的生态系统包括对创新公司很重要的专业服务的提供者,它们的服务包括广告、法律支持、技术和管理咨询、航运和维修以及工程支助等。这些服务使高科技公司能够专注于它们所擅长的——创新——而不必担心其他事务。仅仅通过进入高科技集聚中心的行为,一家公司实际上就会在一夜之间变得更大,因为它可以利用当地的专业知识。

他看来,资金只是风险资本家提供给初创企业的许多东西之一。“很多的支持,很多的团队建设,很多的组织工作,创业者和风险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这些是创业成功的关键。”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如今,风险投资家并不是简单地写一张支票然后就消失了。

杜尔坚持让谷歌公司的两位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两位虽然是才华横溢的工程师,但在当时仍是天真的商人——聘请一位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做公司的CEO。杜尔的指导使两位谷歌公司创始人选择了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作为公司的CEO,这可以说是谷歌早年做出的最具决定性的商业决策之一。凯鹏华盈办公室距离谷歌只有10英里。寻找合适的CEO花费了将近1年的时间。

优势3:知识溢出的(几乎是)魔法经济学

地理上的接近不仅让人们发表了更多论文,而且他们的研究质量也会更高。哈佛医学院的一个医生团队分析了哈佛大学出版的所有医学论文,并将数据与作者们办公室之间的距离联系起来。他们研究发现:办公室的距离低于一公里提高了以被其他研究人员引用次数来衡量的论文质量;而如果作者们在同一栋楼或者使用同一部电梯,这种效应会更大。

第五章 流动的不平等和生活成本

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有着超常的流动性,人们总是为了更好的经济条件在地区间流动。但是,这种地区间的调整仍是不充分的。事实上,它也是高度不平等的。即使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选择到其他地方居住以获得更好的生活,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利用这样的机会。事实证明,这对美国的不平等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18~30岁的意大利男性中,有高达82%的人依然与他们的父母同住;而且即便搬离父母的房子,他们也倾向于选择离父母较近的地方生活——通常在同一个社区甚至是同一栋楼里。虽然意大利人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欧洲人总体上的确比美国人更容易扎根于一个地方。

当今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迁移意愿更加强烈。大学毕业生群体的流动性最高,社区大学教育程度的群体次之,高中教育水平的群体再次之,高中肄业群体流动性最差。从这个角度来看,高中肄业的美国人更像意大利人,而不是美国的大学毕业生。教育水平较低的人流动性差并不是因为缺乏机会: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且多样化的国家,人们总能找到比其他地方做得更好的州和城市。

这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在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都普遍存在。在英国,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失业率十分相似,这是因为他们很高的迁移概率倾向于使各个地区的就业机会均等化。相比之下,各地区低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失业率差异就十分大。在一项民意调查中,当欧洲居民被问及是否“依附于他们的城镇或者村庄”时,芬兰、丹麦、荷兰等高教育水平国家的居民选择“一点都不依附”或“不太依附”的比例十分高。

流动代金券和持续下降的失业率

为什么低教育程度会导致较低的流动性?对一些人而言,这反映出他们对其他地区的就业机会知之甚少,缺乏做出重大生活改变所需的某些技能,特别是缺少迁移需要的资金。迁移就像是一种投资:为获得更好的工作,你必须先有一笔支出来覆盖流动所需要的直接成本和找到工作之前的生活费用。

不平等与房地产之间的惊人联系

有人可能认为居住在污染下降最多的社区的居民是最大的净受益者,但这取决于他们是业主还是租客。一项研究发现,一个地区污染水平下降的幅度越大,社区宜居性的提升幅度越高,这些地区的房价也就越高。例如,在一个低收入地区,臭氧含量下降了24%,居住成本上升了10.8%。更好的环境使房屋业主和租客都变得更加健康,但房价的上涨导致业主们越来越富有,租客们却越来越贫穷。

生活成本最高的那些地区倾向于有着最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它们的工资和生产力也是最高的。

中产阶级化与不满

么其他居民呢,那些最开始就没有房产的人呢?在许多大的都市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是租客,因此他们受到了生活成本上涨带来的剧烈冲击。这种冲击给那些最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住房、回忆、邻里和社交网络——也就是说他们生活的一大部分——并且不得不从别的地方重新开始的老年人和低收入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贫穷却性感

城市要有自己的文化和自由的态度才能得以兴旺,简而言之,它必须很酷。

吸引他们的是世界级的人文景观、数不尽的画廊、美妙至极的公共艺术展、无与伦比的高雅和另类的音乐作品、凌晨一点之后才营业的前卫舞蹈俱乐部、亲民的美食餐厅、日益多样化的民族美食。柏林众所周知的开明态度、大胆却有趣的建筑风格、饱受折磨的历史,令人体验到一种置身于20世纪80年代纽约的感觉。柏林也拥有全欧洲最能负担得起的住宅市场、享受政府补贴的高质量托幼服务、优质的学校,以及出色的公共基础设施,包括一座大型的玻璃钢铁结构的新式中央火车站和一座崭新的机场。不可思议的是,柏林也获益于过去分裂的历史:2个动物园、3个大型歌剧院、7个交响乐团及大量博物馆,都是40年冷战竞争留下来的遗产。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沿着美丽的街道散步,你会不可避免地感受到这种创造力和高品质生活的独特融合简直无法超越。

贫困陷阱和大推动的经济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斯福的任务太容易了。当制造业是就业增长的引擎,而繁荣依赖于基础设施和廉价的能源时,发展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田纳西河谷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如此之低,以至于无论是开一家炼铝厂、一家钢铁厂还是一家化工厂,都会有助于地方经济。但是,如今决定地方社区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做出正确的选择要困难得多。

是一个太阳能电池板研发中心还是生物技术实验室?即使是专业的风险投资家也很难预测哪些行业和公司会成功。对于处境艰难的市政当局来说,这一挑战是无法克服的。

产业政策、绿色就业和挑选赢家的挑战

但在2011年,这座城市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当地最大的雇主之一——名为索林德拉(Solyndra)的太阳能电池板公司申请破产。索林德拉公司本应该是明智的产业政策的典范,却变成了一个痛苦的警示。2009年,美国能源部向该公司提供了大约5.35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使得索林德拉公司能够在弗里蒙特开一家大型工厂,并雇用1000多名工人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紧随其后的是高调的剪彩仪式和奥巴马总统的到访。但索林德拉公司的商业模式基于一个有严重缺陷的前提。它完全依赖于一种被认为是比硅基太阳能电池发电更便宜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组的竞争力。当硅的价格昂贵时,索林德拉公司的技术显得鼓舞人心。但即便如此,聪明的分析师也会意识到,硅的价格不太可能永远居高不下。

大量的太阳能电池板覆盖着我家屋顶的整个南侧。在白天的中间时段太阳光很强烈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电表逆时针旋转,这是电池板在把电力卖回给电网。为减少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做出贡献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尤其是在加州的能源消耗达到高峰的中午时分。

贿赂企业雇用工人

这些补贴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倾向于达成共识的少数事项之一。尽管他们关于政府干预的言辞听起来并不相同,但蓝州和红州都在努力贿赂企业来他们的辖区。

赋权于社区

在一个困难的社区里提供一份新工作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劳动者得到了一份工作,它还以减少公共援助和减少犯罪的形式创造了社会效益。解决这些外部性问题是地方经济成功发展的秘诀。某些行动会使整个社区受益,但个人不会独自去做。

为什么不平等与教育有关

对于一些欧洲人来说,美国最让他们耳目一新和鼓舞人心的地方是,这是一个缺乏强烈的社会阶层意识的国家。即使在今天,欧洲一些国家的等级观念还是非常盛行,如英国和法国(尽管很多法国人强烈地否认这一点)。欧洲国家的蓝领工人会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白领的专业人士差异很大。

事实上,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不管是挣2万美元还是30万美元——都会回答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学位的年投资回报率仍超过15%,要远高于历史上股票的投资回报率(7%)和债券、黄金、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率(全都低于3%)。因此,大学应该是聪明的投资者投资的地方。而且,我们还没有考虑风险。事实上,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回报更高,而且比其他投资更安全。如果大学是一只股票的话,它将成为华尔街的宠儿。

工作和签证

由于心存顾虑,数千的香港居民——很多都非常富有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主权移交之前搬往了温哥华。尽管在早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文化冲击,也不是所有华人都留了下来,但温哥华最终还是在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方面从这次移民潮中获益。移民带来了他们的积蓄,温哥华当地经济获得了数亿美元的新投资。由于习惯了香港高密度、高层住宅的居住环境,许多移民选择居住在公寓楼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温哥华市中心的复兴。这些变化都帮助温哥华逐渐变成一个文化多元的全球化大都市。日本的经验则刚好相反。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高科技公司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些高科技公司在过去20年中失去了优势,特别是在软件和互联网相关的领域中。对于这样惊人的逆转有很多解释,但是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日本公司所能获得的软件工程师的数量要比美国少得多,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的外来移民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