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书名里有“简明艺术史”可能就不会读了，结果还不错。
19世纪70年代大都会刚成立时，刻意规定星期日闭馆，以免鄙视链末端的劳工利用唯一的公休日混入高雅的艺术殿堂，打扰有闲阶级的静好岁月。
序言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数据”是外置型的，掌握在精英阶级手里，不论天官还是祭司。据说一些大人物自己不读书，家里的专职奴隶会把内容背下来，需要的时候叫来“检索”一下。我们将来面对的形势或许也差不多。
一个信奉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穷人，要想继续混下去，就得自我减负，弄清楚哪些东西自己不需要，然后忙点儿没用的。穷人的世界比较狭小，所以就得通过读书、看戏、逛博物馆这些比较文艺范儿的方法，靠想象去扩充。拣个粗俗的例子：对穷人来说，007的世界就是梦想；而对国民老公们，除了“杀人执照”，那些都是日常生活。我常去博物馆，一是出于职业需要，二是找不出太多其他地方可去。好地方都贵，不是这儿贵就是那儿贵。势利之徒把穷人弄文艺，将穷人描画成装腔作势，害得我们自己也常在贫穷心态上自我绑定——这个咱也配？
当然都是经济舱——登机之后朝右转，再过几个门框，偶尔晒下飞行照，拍的都是机翼后缘。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生活和那些住在城乡接合部，每天堵在路上（活像条状监狱），周末接送孩子参加奥数班、上钢琴课的人，没有实质区别，也知道眼前的每个目标，都是一根胡萝卜，吊在拉车的驴子眼前晃，可你八个响头全都磕了，就缺最后一哆嗦，而游戏又不设定退出机制。作为普通人，能在世界上蹭到的福利十分有限，其中包括把公共空间当成自己家休息室。博物馆也在其中。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剧场，派定的角色永不换人，好处是可以随便走动。你不用知道博物馆学，历史知识、风格分析也大可留给内行。万一知道了，就当有人憋不住打弹幕，提前剧透了。随着流动的故事把你代入另一次元，悲喜剧自动展开，所有主题终将归于普遍的人类处境——没有谁永远走运，可从没走过运的倒很常见。
1 就从凡尔赛宫说起
打仗这件事除了花钱，还要加强国家的动员能力。当朝宰相、红衣主教马萨林（ Jules Raymond Mazarin）的增税和集权政策，恶化了民生疾苦，也催发了贵族阶级的谋叛之心。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下那盘很大的棋。
笼子就是凡尔赛宫。这位新主的计划，是将任性的贵族们圈禁起来，声色犬马，追逐时尚，斗志消弭，最后剥夺他们对于各自采邑的控制权。
集权体制意味着君主成为唯一的保护人，他的口味就是标准。路易的口味就是整天端着，拿腔作势，崇尚神话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尤其是高乃依、拉辛那样的三一律正剧。
以那个时代的标准看，路易十四的文化政策倒也算不上混蛋，起码从来没兴文字狱，夷过谁家的九族。讽刺诗人拉封丹爱写寓言，把人比作动物，而且从不积极颂圣，念念不忘富凯当年得势时对他有过知遇之恩，以至于为他撰文辩护，吁请宽赦，对于宗教这样的大问题，也经常不够严肃。这样不懂事的人当然会被边缘化。很多年里，拉封丹远离帝都，流窜外省，混迹各种偏门群体，其中有新教徒、冉森派教徒，甚至同性恋者。好在他活得不算太短，终于熬到法兰西学院空出来一个位置，由他获选补缺。路易十四曾拒绝颁旨正式确认他当选。但也不过如此。当新院士向同侪展示才干，国王陛下还有更重要的事体要忙——凡尔赛宫建成了。
2 悬挂傅科摆的地方
有宫必有斗。这是权力游戏的一部分，也是倾斜式资源分配的结果。单靠君主圣心独裁、雨露均施怕是没戏。即便如此，名额还分不过来呢。就算够级别的大贵族，也只能轮班进宫伴驾。不管金钱和道德成本多高，也不能在这种事上抠门儿或是清高，否则哪儿有机会在老板跟前混个脸儿熟。
依照级别和指令，各家的硬件会存在明显差异。不管装潢如何富丽堂皇，很多住户单元缺少基本的盥洗设施，所以切勿将当年的王宫脑补成芝兰之室。据说那些命妇公卿，谁也不敢站在别人的下风处。一些大人物还有坐在马桶上会客的癖好，否则也不会有“天使的屁股”那样的典故（此处不雅，请自行搜索“ O culo di angelo！”）。
3 美女与独角兽
之所以提及这些旧事，是顺便解释一下博物馆的功能。博物馆这个词的意思是“缪斯之家”。按希腊神话的说法，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和主神宙斯一连睡了九夜，结果产下各司其职的九个缪斯，分掌从天文数学到诗歌舞蹈的九种技艺，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都要通过她们的眷顾，才能获得灵感。也就是说，博物馆是储存记忆的地方，而且是分类的记忆。这就是知识。缺了这部分故事，记忆将不再完整。很多朋友觉着逛博物馆枯燥乏味，就是因为忘了添加这些“佐料”。
传统上，订货甲方提供的设计图样十分简约（所以叫作“卡通”），仅仅规定主题部分，而背景花纹完全由作坊的艺匠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眼光自由发挥。这种富丽繁密的风格被称为“千花款”，除了用于装饰外，还要记录世间最脆弱易逝的部分，让其永不颓败。这种风格后来大受追捧，制作者为满足急剧扩大的需求，通过花样的重复使用提高效率。海外代工的现象也时有所见。明朝末年，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匠坊便为欧洲宫廷织造壁毯，只因原料短缺，羊毛有时会用棉线代替。
每一轮文化遗产大破坏，往往有两个阶段。动乱高潮期自不待言：一般人性命尚且难保，遑论其他。待局势平稳后，社会步入繁荣发展的初期，又会有新兴势力推土机般势如破竹。这时的社会已经重新洗牌，旧文化的权威代言人就算没有死，也早被批倒批臭。再到百废待兴，主流心态通常是社会发展已过奇点，过往的一切早以作废论处。事情还要等到再下一轮，人们幡然醒悟——那些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东西，原来还是蛮值钱的，有些还是国家的宝贵遗产。很多情况下，这个过程还是民族主义的伴生现象。
当文艺家忙于古董时，有人已经在下一盘大棋了。进入 19世纪中叶，长期动荡的法国变了，其首都也在变。现在统治法国的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也就是拿破仑三世。比起要把整个欧洲推倒重来的伟大伯父，这位第二帝国君主的野心，倒是收敛了许多。他只想改造巴黎。然而这个项目的规模，也已超过凡尔赛不知多少倍。这项由奥斯曼男爵负责的浩大工程，新建房屋多达十万余栋；拓宽的林荫道连接起一个个大型广场和火车站，规划成星形放射状。从这一构想不难看出，久经动乱之苦的巴黎精英阶级渴望秩序，而且他们的趣味并不太坏。大规模建设必须赶上适当的窗口期，经济开始起飞，但又不至于过度繁荣造成人力成本暴涨。凡尔赛宫如果推迟五十年，或许根本无法开工。一个工商业巴黎，取代了《悲惨世界》中那个污浊陋巷网成的迷宫。整个过程少不了强制拆迁之类的恶政，也有历史遗留的景观就此消失。比如，曾把法国领上强国之路的腓力二世，曾经兴建一道巴黎城防，如今只在先贤祠那一带还能看到一段残垣。
更大的工程是下水道，而这也早已成为另类景点。一般谋事者的毛病，是顾上不顾下，领导眼里看不见的部分，能偷懒就偷懒。而巴黎从 13世纪起，开始铺设石板路面，沿着中线凿出一道深槽，让污水沿规定方向流到别处——咱别提古罗马，历史从来都不是线性发展的——后来有了原始的下水系统，把污染区从家门口移到了塞纳河。然而讽刺的是，一个复杂庞大的上下水双向系统，却是在一个常遭诟病的冒牌皇帝治下兴建成形的。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19世纪法国作家，一生多产，著有《魔沼》《小法黛特》等。她的情人当中，有不少名噪一时，如诗人缪塞、音乐家肖邦，以及作家梅里美。
4 镀金时代的修道院
马可·波罗曾在他的东方游记中提到过独角兽，说个头和大象差不多。估计他见到的是亚洲犀牛。考虑到独角可供药用的传说，这种可能性更大。
将近一百年前，美国著名的富二代小约翰·洛克菲勒置下这块产业，为了景观完整，他顺便也买下了河对岸属于新泽西州的那片坡地，也就是后来的帕利塞德峭壁公园。这是典型的有钱又任性。然而，小洛这次大规模置业，并非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作为标准石油公司创建人老约翰·洛克菲勒的儿子，原始积累阶段的脏活已经与他无关。他开始关心工人的劳动环境和福利，也很在意家族名誉的洗白。
这件事得追溯到一战前。当时有个旅居巴黎的美国雕塑家巴纳德（George Grey Barnard），他和别人联手，从法国各地废弃的中世纪教堂和修道院搜寻哥特式建筑的部件，再转手倒卖到美国。当时的土豪人家，喜欢把宅邸修建成欧洲的中古式样。这个市场相当可观，参与其事的人，大多成了赶上风口的猪。这一动向很快被法国当局察觉，这些人又魔高一丈，把囤积到手的拱石、柱头、雕刻之类，混充其他物品，装箱出货，托运到纽约。它们最终的集合地，正是哈德逊河边的崔恩堡公园。
就像符号学家艾柯曾经评述，这种文化复制并不关心历史本身，它只是移植历史的想象。
5 大都会，作为秀场
也有一些知识，你从书上是读不到的。本猴多年前在这里见过一个导游，年纪已经不小，但还能看出她曾有过的美貌。她在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一幅滴彩抽象画跟前，手里的光笔指指点点，讲解画家当年都在哪些地方掸过烟灰。听着挺酷，对吧？
对于博物馆来说，搜藏和学术研究固然重要，但如果只藏不展，那还不如改成库房算了。类似大都会这样的机构，其更大的长处，一是资金充裕，二是策展能力超强，它们会在业内频繁拆借藏品，推出各种主题的临时特展。一个博物馆的水平和活力，经常就表现在这些特展上。它们提供的是眼光，是见识，还有前沿的学术成果，以及当前思想气候的变化。再稀罕、再名贵的馆藏，也要组织到一个富有创意的叙事框架内，才能彰显意义。
举近期的例子，像最近国内有过介绍的“耶路撒冷1000～1400年：天国下的子民”。这个特展原本计划安排在修道院分馆，但最终落实到第五大道总馆。借自几十个机构的两百余件展品，呈现出11～15世纪的耶路撒冷，一个位居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要冲之地，各种宗教、风俗、语言杂处的文明中心。
19世纪70年代大都会刚成立时，刻意规定星期日闭馆，以免鄙视链末端的劳工利用唯一的公休日混入高雅的艺术殿堂，打扰有闲阶级的静好岁月。
6 美术馆大劫案
在改编自伊夫林·沃小说的英剧《故园风雨后》中，男主角随贵族朋友到威尼斯探访老爸，就是住在这栋建筑里。剧中，老主人听说年轻人正在学画，问他最想去看哪些名家的作品。 “贝利尼大师。”年轻人回答。 “哪个贝利尼？”又问。 “难道还有两个？” “三个。” 16世纪，威尼斯的贝利尼一家，以绘画闻名当地，老爸雅各布调教出两个著名的儿子：詹蒂莱和乔凡尼。哥哥原本负责总督府装修，可工程做到一半，因为国际政治需要，被总督遣往伊斯坦布尔，为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画像。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就以这段历史为蓝本。弟弟对于后世艺术影响更大，除自己成为一代宗师，又带出乔尔乔内和提香这样两个名垂青史的徒弟。
首先罪犯的作案动机就是个谜，加之线报大多来自市井小贼，连维纳斯和米老鼠都分不清楚。也许幕后主使的趣味独特，在窃贼锁定的目标当中，包括5幅德加的素描，而价值远高于此的米开朗基罗、提香和拉斐尔的作品却得以幸免。考虑到这一类贼赃极为烫手，几乎没有变现的可能——偷画不像偷车，每一件涉案作品都是流传有序的海内孤本，极易追踪——罪犯的动机基本无以揣度。这也是此案难破的原因之一。
7 《蒙娜丽莎》失窃案
在公众想象中，偷盗艺术品的罪犯往往是些雅贼，就像窃书非偷。周润发、德尼罗等明星，都曾出演这类题材的影片。好像一沾艺术的边儿，刑事犯罪也都跟着纯洁起来。
在《艺术世界阴暗面》（Art & Crime： Explor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Art World）一书中，荷兰犯罪学家泰惠斯（A. J. G. Tijhuis）曾经提到一件老案子。这个故事里，伦敦国立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丢失过一张威灵顿公爵的肖像，警方怎么都查不出线索。画像的作者鼎鼎大名，就是西班牙画家戈雅（Francisco Goya），画中人物是在滑铁卢战胜拿破仑的统帅。对于当时的西班牙人，这位英国爵爷打败法国侵略者，也算救星一枚，画家应该也是抱着真诚的感情为人家画像的。总之，国立美术馆领导急得好像热地里的蚰蜒，可没曾想，贼人四年之后自动出来投案。大家一看，竟然是个貌不惊人的胖老头。他坦白说，因为看见博物馆有一扇窗子开着，下面还立着维修工留下的梯子，就顺梯子爬了进去。作案动机？他说是为了抗议电视收费。
1682年，太阳王的宫廷迁往凡尔赛，而这座“故宫”将被冷落多年，直到大革命爆发，宫中的王家珍藏对公众开放。
卢浮宫的另一项功能，是国民的荣誉供应站。它向新社会的公民们昭示，作为法国人，他们就是文明世界的中心，需要培养与其崇高地位相称的荣誉感。
当代卢浮宫的社会功能，早已发生巨大变化。这个传统上供人研习临摹名家经典的场所，逐渐发展成旅游景点，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上演文化成人礼的舞台。近年来，这个典礼几经概括提炼，发展到只要把一组自拍快照上传到社交媒体，就算搞定。
停留巴黎期间，卡夫卡没能看到《蒙娜丽莎》，却平生头一回坐上了地铁。和他同行的，是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就是后来违背作家遗愿，把原来商定全部销毁的手稿拿出来出版的那位。可他们不知道，也是在布拉格城里，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姓卡夫卡，一门心思只想当作家。此人还写过一部小说，讲一只甲虫进化成人的故事，应该比较励志吧。那部手稿倒是真的没了。
《蒙娜丽莎》一案牵涉极广，嫌疑人当中不乏各界名流。先是诗人阿波利奈尔遭到拘留，因为他倒卖过一件从卢浮宫偷来的雕像，买主是画家毕加索。这件雕像的造型，启发毕加索构思出《阿维尼翁的少女》，开创了一代立体派画风。当时尚未脱贫的毕加索新泡一萝莉，赌咒发誓要在艺术世界出人头地，让她共享富贵，于是积极搜罗各种独家专享的风格资源，以图创新。先锋诗人一进局子全撂了。等到传讯画家时，他也把屎盆子全都扣到阿波利奈尔脑袋上。可警察烦心的不是雕像，而是古画，最后一看查不出什么名堂，就把俩人都放了。
接手侦办名画失窃案的，正是以科学方法著称的名探贝尔提翁（Alphonse Bertillon）。此人是查案科学化的先驱，各国沿用至今的标准化罪犯档案照以及犯罪现场摄影，都是他的发明。他的另一贡献，是将囚犯身体各部分测量后存档，如囚犯刑满后重操旧业，便可用于提调稽对。
不管卢浮宫的馆藏当中有多少东西的来历不堪深究，《蒙娜丽莎》肯定不在此列。它是画家本人带到法国，并在法国完成的。
8 赝品大师
所谓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复古；中世纪被压抑的古典文化，在危机四伏的时代里再度重燃。原本属于异教偶像的希腊罗马艺术，突然在上流社会升温。流风所及，自然涌现大批假货，填补供应缺口。一些巨匠也参与其中。米开朗基罗就靠干这个起家。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他用云石雕出一件小爱神睡像，埋入地下做旧后，再谎称希腊古物出手。被他忽悠的买家权势熏天，不但自己是红衣主教，而且有个教皇叔叔——西克斯图斯四世，梵蒂冈的西斯廷礼拜堂，就因他而得名。这个赝品没能保留至今，但同样题材的雕塑作品倒不算罕见，我们在罗马的卡比托利欧，或是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都可以看到。在苦主发现上当时，正好赶上米开朗基罗完成《哀悼基督》，一夜成名。那是一件旷世杰作，至今供放在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进门后向右看）。甲乙双方皆大欢喜。
依照凡·米格伦最初的计划，这件伪作一旦受到圈内承认，他就立刻向全社会公布真相，以此羞辱那些曾经羞辱过他的人。布雷迪乌斯果然中招，认定《以马许斯晚餐》确属真迹，还赞叹该画良好的保存状态，“就像刚从工作室拿出来一样”。只有这句话显示出一个鉴赏家的眼力。借用北京行内评论假古瓷爱说的一句话：摸着烫手。
米格伦知道自己会成功，可没想到竟能如此成功。他学会了挥霍、酗酒、泡明星。为了高额收入，他只好继续造假捞钱，失去了坦白的勇气。
直到可能面临死刑，凡·米格伦才交代了以往制售赝品的经历。伪造毕竟没有叛国那么严重。然而，他必须当众再画一幅维米尔，以此证明自己有能力犯下一项较轻的罪行。一夜之间，他成了骗倒纳粹帝国元帅的英雄，法庭仅以伪造罪判他入狱一年。刑满后的画家晚景凄凉，很快就死了。
伦敦国立美术馆做过一场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展览，这里值得补记一下。那是几年前，这家声誉极高的博物馆做过一次自我清理，拿出历代购入的伪造藏品陈列展示，同时介绍了当初遭受蒙蔽的过程，还有后来重新鉴定的报告，其中有些案情屡次反转，颇有悬念。
9 美第奇的署衙
这个瓦萨里在绘画、雕塑、建筑等诸多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天顶画、圣十字教堂中的米开朗基罗墓，均出自其手。文艺复兴这个概念，也是由他率先提出。只是他的《艺苑名人传》太过出名，不但记载了文艺复兴时代诸多艺坛巨匠的八卦画闻（拉斐尔死于纵欲脱阳，就是他的说法），还一个不小心，开创了西方艺术史写作的先河，光芒反倒遮掩了主业。
1737年，美第奇家族最后一个直系后代安娜·玛利亚·路易莎，把家族的全部收藏捐献给托斯卡纳政府，条件是这些艺术品永世不得离开佛罗伦萨。 1765年，拥有这批藏品的乌菲齐博物馆正式开放。当时欧洲北方各国，包括英国的上流子弟，都有结业后南下壮游的风气。到意大利领略古典文化，是这项成人礼的重要一环。这些人最主要的目的地，一是罗马，二是威尼斯。由此也能看出特权阶级的传统兴奋点——权势，还有享乐。
经过中世纪千年的缺席，风景再次回到人的视线中，被描绘，被观赏。同时它也预示了列奥纳多笔下一些人物的背景，包括《蒙娜丽莎》。还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影响，如卡尔维诺在《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中描写的空壳骑士，灵感来源就是乌切洛画中的盔甲。
人们经常借用Quattrocento、 Cinquecento这些词，来指代意大利艺术的 15世纪和 16世纪，感觉格调甚高，可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那是一个极端黑暗的时代，邦国之间战事频仍，不时还有外部干涉。后来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说过，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1499年，就是米开朗基罗完成梵蒂冈《哀悼基督》雕像那一年，法国人挥兵南下，占领米兰。当时列奥纳多正在那里设计一座战马铜雕，完成的泥稿被法军当作练习射击的靶子。 1527年，巴巴罗萨的乱军进入罗马屠城，居民大部分死难，简直就像这些年的伊拉克。
但丁的巨著，是意大利语文学的始祖，也是西方文学由拉丁文转向方言俗语的最早实践。
10 反文艺复兴
当然还有佛罗伦萨这座城市。它用美感密集轰炸，让一代代后人罹患“司汤达综合征”。是的，就是写《红与黑》的司汤达，他客居意大利时痛感美的压迫。到了纽约、巴黎，你会创意爆棚，写诗、画画、做设计，什么都想试试。可在这儿，周边的每一处遗迹都在敲打你——但请冷静，你什么都做不了就对了。
11 凡·艾克及其世界
不同于威尼斯的是，它在航运、教育、酿造、工程等领域，始终保持着相当的水平。即便如此，它仍是一座属于往昔的城市，它最辉煌的一页被夹载到博物馆中。一个包括郊区面积不到 140平方公里，人口 10万出头的城市，却拥有 30多家博物馆。其中最重要的，当数格罗宁格博物馆（Groeninge Museum）。
这里先插一句题外话：艺术史上的尼德兰，指的并不是荷兰。前者是一个地理概念，后者则是“三十年战争”后，尼德兰北部七省脱离西班牙统治后形成的一个国家；前者是14～16世纪北方文艺复兴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属于巴洛克时代，出现了伦勃朗、哈尔斯（Frans Hals）、法布里蒂乌斯（Carel Fabritius）、维米尔这些名家。
后者经常作为最早的油画杰作，出现在各种书刊网页之中。两件作品目前都在伦敦国立美术馆。这种大型博物馆的长处是馆藏丰厚、包罗万象，代价则是作品与原初语境的剥离。当然，这个问题对于任何博物馆都存在，即便就在本地，轻重不同而已。但无论如何，解释权交到别人手上，多少是种遗憾。
就像很多早期北方人的作品，这幅画充满细致的局部描摹，但人体结构比例不准确。尼德兰地区经济繁荣，战乱较少，民生普遍富足，社会秩序稳定，政府执法更严明，艺术家们自然没有意大利同行那么多接触死人的机会。列奥纳多很早就曾追随韦罗基奥，解剖过不少尸体。他在手稿中绘录的大量肌肉、骨骼的构造，都是这样积累的。米开朗基罗也这样干过，虽说这并不合法。
12 荷兰人的黄金时代
阿姆斯特丹那些运河沿岸，排列着体量节制的砖屋，下面不时有观光船驶过。稍加留意，你会看到那些屋顶山墙顶部的吊钩。这种装置说明其内部空间的狭促，楼梯的宽度容不得一般家具搬运上下，钢琴这类大物件，更要从窗外吊上吊下。这些建筑的外壁几无装饰。由于北方低湿［尼德兰（Nederland）一词，意为“低地”］、用地紧张、石料短缺，当地人多建砖房。这种平民气息的建材，配上相应的款式，恰好体现了资产阶级崇尚的清教作风。
由于住在犹太区，伦勃朗的《圣经》题材作品，特别是人物，具有一种少见的犹太特性。他也会在世俗作品中表现犹太人的生活场景，比如陈列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中的名作《犹太新娘》。该馆位于阿姆斯特丹城南的博物馆区，不远处还有享誉全球的音乐厅以及梵高美术馆。伦勃朗这个多产画家，作品遍布西方各大展馆，从卢浮宫到大都会，都靠他的名作支撑场面。
作为股票和房地产投机发源地，阿姆斯特丹催生了最早的泡沫经济。郁金香热便是一例。伦勃朗是个爱钱的人，甚至回购自己已经售出的作品，以待大幅升值。最后，多笔按揭款把老头压倒在地，直到资金链断掉。
14 贝尔尼尼炫技
暂回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那里藏有贝尔尼尼的早期作品《圣劳伦斯殉难》。这件云石雕像表现一个早期基督教圣徒殉教。据说信奉异教的古罗马人向他追缴教产未遂，于是把他架到煤火上炙烤。残酷漫长的死刑执行到一半，圣人对行刑的大兵喊话，说底下那面火候差不多了，麻烦他们帮忙翻个个儿。由于这段彪悍的事迹，后世的厨子和相声演员把他当作保护者供奉。为了这件作品，贝尔尼尼曾用火烧自己的大腿，体验圣人受刑时的痛苦。当时他一定用了镜子，观察自己忍痛的表情。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早已在文学经典中交代得一清二楚。传统艺术与后来者的最大差异，是它们极少越出社会共同知识的范围，因而无须言不及义的烦琐阐释。人们更关注的是那些展示极品技艺的细节。
不该忽略的是，贝尔尼尼能有机会施展这份才能，和博尔盖塞家族收藏其作品大有关系。这样的交往，除了帮他进入时任教皇的裙带体系，还为他打开了另一扇方便之门。由于红衣主教常在别墅接待各国使节，大厅中的精美雕刻也在无意当中进入了国际友人的视野。
15 战争，这里没有光荣
在前面讲到纽约大都会的时候，我们讲到博物馆的功能之一是提供公共教育。博物馆通过展览设置，向公众传达基本的文化理念。所以你很容易从一个地方的博物馆，大致判断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即便不中，亦不会太过离谱。比如，延安高架路下面的上海老自然博物馆，以前会在很多动植物标本的说明中指出该物种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而在雕塑公园的新馆中，这类说明已经彻底消失。从这个细节本身，就不难看出一个城市的进步。
于是有了这座扩建后的新馆，它成为德国人反思穷兵黩武历史的公共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赢得设计标的里伯斯金，恰好出自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家庭。
这种可携带炸药的微型下潜装置，企图以此攻击丹麦舰船。在近一个世纪之前的独立战争中，美国人也曾试图以此打击封锁纽约的英国舰队。然而只有德国人和日本人，直到二战仍未放弃这种基本无效的武器。展区有一个单元叫作“军事与技术”，其中就有一艘二战时的微型潜艇。它的航程极短，仅 50千米，出击后基本没有返航的燃料，还要克服海水中的颠簸。它的驾驶员需要服用强力镇静剂才能克服恐惧。一支军队开始动用这种自杀性武器，败局就已基本注定。
此外，服装时尚也在军队影响的辐射范围内。现代军服的先驱者普鲁士人就有一项发明，全部只用四种尺寸。工业时代后，现代成衣采用的S、 M、 L、 XL固定尺码，就继承了这一传统。
16 加利福尼亚艺术救护站
他的两座博物馆全都远在洛杉矶，可人却在伦敦常住。作为一个飞行焦虑症患者，盖蒂先生不敢坐飞机，可搭乘邮轮穿过小半个地球，时间又不允许。终其一生，他都无缘亲见自己出资建立的文化庙堂。
在全球博物馆中，盖蒂中心拥有最充裕的资金，但作为新贵，早已错过粗放搜获的先机。老牌机构跑马圈地的扩展机遇，早已随着等级制度和殖民主义，成为历史中翻过的一页。可新有新的好处，比如设施先进。 2016年这里就搞过一个大型的敦煌文物展，不惜工本，在展馆园区搭建莫高窟部分内景。盖蒂拥有最好的实验室，在修复古旧残损作品方面，也能有所作为。在这里修复的作品，最有名的就是让-巴普蒂斯特·乌德里（Jean- Baptiste Oudry）的《克拉拉》（Clara le Rhinoceros）。
包括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之女玛丽亚·特蕾莎这些大人物。这是当年欧洲人唯一可能见过的犀牛。克拉拉天性温顺，只是在海上跟水手们相处久了，嗜好啤酒和烟叶。有关这些细节逸事，可以参阅爱尔兰作家格莉妮丝·芮德利（Glynis Ridley）的《克拉拉的壮游：随一头犀牛漫游十八世纪的欧洲》一书。
17 启蒙与失联的方舟
他认为上帝创造万物，不会照顾到每一个细节，比如一只甲虫的翅膀如何折叠，因此各个物种都会自行改进或退化。布封的思想启发了很多人，但他自己却只能成为过渡性人物。今天我们还能记起他的名字，主要是因为他对写作的一句论断：“风格即人本身。”很少有人知道，巴黎植物园也是他的一份遗产。
埃菲尔铁塔也出现在那个背景下，只是完全暴露的结构太过超前，多年不为时俗所容。据说莫泊桑是塔上那间餐厅的常客，这份热情让不少人困惑，直到作家解释称那是城中唯一看不到铁塔的位置。
这里的历代居民中，最有名的是大象金宝（Jumbo）。1861年在苏丹被捕获后，金宝被转运到法国，一度落户于此。大象后来又被卖给美国马戏班主巴努姆，成了表演明星，却饱受压榨，直到死于火车事故后，它的皮和骨还被制成标本，四处巡展牟利。
行伍出身的现代画家亨利·卢梭，喜欢炫耀他在墨西哥打仗的经历，其实都是瞎掰。他一辈子也没迈出国门一步，小偷小摸倒是干过不少。他笔下的热带丛林，正是来自对植物园暖房的写生，而画中的异国动物则是这个角落的囚徒们。
那个展区的主题，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界造成的生态冲击。那里可以看到一些罕见的标本，比如南非斑驴、瓦胡岛蜂鸟，当然还有渡渡鸟，它们都已灭绝于人类的猎杀。
随着大量新的化石证据的出现，专家们发现，早期哺乳动物面对恐龙的霸权没有任何优势。于是灾变说成为显学。这也就是说，大灭绝源于某种不可抗力。关于这个终极凶手，也有不同假说。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认为，是德干高原火山群发造成浮尘阻断日照，形成核冬天效应。这和美国人的主流理论非常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转到下一座博物馆继续介绍。
18 世博会与恐龙万神殿
经过亿万年沧桑，保存得再好的史前遗骸也有残损，而取悦大众，要的是哪怕虚假的完美。
新明星就是绰号“苏”（Sue）的霸王龙。这个标号“FMNH PR 2081”的标本完整程度达80%，在霸王龙发掘史上无出其右，而且它的面世极富戏剧性，全球媒体曾经争相报道。
先把镜头拉回密歇根湖边这座仿古典式样的建筑——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大厅里，一具体量庞大的霸王龙化石——这家伙生前体重8吨，大约活到了27岁——12米长，4米高，摆出攻击姿态。它的头骨太重，装架时换成了轻质材料模铸的仿制品，原物则放在一旁单展。
更复杂的是，那块土地由内政部托管，技术上属于美国政府。1992年联邦调查局和国民警卫队查抄黑山学院，没收了清理中的化石。然后便是漫长的司法过程。三年之后，化石被法庭判给土地的主人。此人立刻找到苏富比拍卖行。公众担心化石一经拍卖，落入私人之手，就很难重见天日。于是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决定参加竞拍，可是资金不够，只能寄望于企业赞助。最后施以援手的两家公司是麦当劳和迪士尼。拍卖于1997年举行，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以8300多万美元的出价（包括拍卖行佣金）胜出。
昔年五胡乱华，鲜卑王朝前燕曾定都于此，街口牌楼有金庸的题字，显然因为他是《天龙八部》的作者。沿路不少商铺都经营过化石，一块带有狼鳍鱼的页岩，索价不到百元。而更大的古鲟鱼，也能以数百元价格买到。近二十年来，辽西成了各国古脊椎动物学家的麦加。那里不断发现长有初羽的盗龙化石，被科学家认为是兽足恐龙向鸟进化的重要环节，并为鸟类属于恐龙家族的假说提供了关键证据。这类化石流入黑市的传说也时有所闻。至少稍为常见的鹦鹉嘴龙（外形很萌），交易量应该相当可观。也是在朝阳，本猴被本地人当街拦下：“大哥，买个恐龙吧。咱们这儿花3万块钱买的东西，拿到北京，就能办10万块钱的事。”
麦当劳为此出资增建了专用实验室。不知道要卖多少汉堡包，才能捞回这么一大笔钱？波音公司也允许博物馆动用它们的大型CT仪，扫描化石的头骨，而那原本是用于检测航天飞机部件的设备。
19 美国，转向现代
美国城市未曾遭受一战那样的大规模破坏，也没有欧洲那种深重的社会危机，无须通过取消装饰来方便重建，并刻意强调功能性与平等精神。但博物馆不是民宅、厂房，它更多承载一个社会的集体趣味和意识形态。而此时的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又是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国际社会中已是一言九鼎，但与其国力极不匹配的文化状况，颇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
对于建筑革新，美国人并不缺乏自己的敏感。现代高层建筑就诞生在芝加哥，更不用说还有赖特（Wright）这样的天才。然而，他们不是受雇于商业机构就是在建私宅，拿不出振聋发聩的新奇理论，也没有引领潮流的公共纪念性作品。他们不是缺少才能，而是过于“职业”。现在需要的，是提供思想的人，而这个应运而生的牛人，就是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改变规则的人物，往往从界外思考。这些早已是老生常谈，可不是随便谁都有这个条件。当年新约克（即纽约）还叫新阿姆斯特丹（原为荷兰殖民地）时，约翰逊的祖辈就在下曼哈顿做城区规划了。早年他在哈佛大学读希腊哲学，没事儿就往欧洲跑，还为这个耽误过学业。投胎不好的孩子，就没法有这份任性。要知道，那年头可没有打折票、青年旅舍这回事。
跨界转向建筑之后，约翰逊和同人在纽约筹办“现代建筑：国际大展”。那是1932年，包豪斯（Bauhaus）这类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大词，被第一次正式介绍到美国。展览的举办地点，是现代艺术馆。当时这家新生的展览机构尚未变成今天的MOMA，就连一个固定场馆都没有，只能临时租借场地。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事件。策展人由此锻造出“国际主义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的概念，并成为其宣言。这也是一个充满歧义和争议的概念。它将建筑中的现代主义——也有功能主义、新精神、新即物主义之类的叫法——这样一个欧洲人解决各国具体问题的建筑思潮，抽象成一套普适性原则，重新打包派发。原有的社会关怀内容，被当作杂质过滤掉，简化成若干“风格”问题，也就是操作攻略。
按说这种不着四六的文化噱头，在美国接不上地气，可风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出现了。冷战时代，美国当局把抽象表现主义当作文化自由的标志，私下注入巨额资金。与之相应，写实绘画便和僵化守旧、意识形态宣传正相关。这些历史都能在MOMA中找到痕迹。
20 达达的玄虚主张
杜尚的最大遗产，是降低创作的技术门槛。各种硬性指标一旦消失，艺术就成了抖机灵。他最为成功的精神嫡裔，都是别具一格的人物，比如设计广告出身的安迪·沃霍尔。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曾经臧否这位后现代明星：“他是我平生仅见的智商60的天才。”沃霍尔干脆把自己的工作室称为“工厂”。这是一个民主的姿态，就像他那句名言：每个人都能当上15分钟的名人。
购进名人的遗作是一件麻烦事，因为早已纳入别人的收藏（也是部分价值所在），所以要等原主出手。老一代藏家多做长线。他们和藏品，乃至艺术家的情感联系也更紧密。后来者往往要等他们离婚、欠债或离世——有人称之为3D（divorce、debt、death）——否则难有机会。
肤浅和犬儒，是昆斯摆脱不掉的指控，此外还有廉价。虽说他的作品在通俗意义上并不廉价。比如那件《气球狗》，上述那次拍卖就以将近60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创下在世艺术家的纪录。这种艺术甜俗夸张，厚颜无耻地歌舞升平，缺少深度。可他们的精致利己主义，起码不给你添堵，除了那些professionally unhappy的抗议界老司机。对于他们，拒绝冒犯本身就是冒犯。
22 当博物馆成为展品
但这家基金会打破了传统，把建筑本身做成一件展品。在纽约，从大都会美术馆向北，沿第五大道东侧，从第82街到第104街，20多个街区，各类博物馆鳞次栉比。这里俗称“博物馆一英里”。
1997年新馆建成，宣告后现代主义建筑已成为历史，并为这个失业人数占比高达该地总人口四分之一的老工业城市，每年招徕来自世界各地的 80万游客。盖里本人也由此一跃迈入明星建筑师的最前列。古根海姆新馆的成功，被媒体称为“毕尔巴鄂效应”，并被全球大量二三线城市仿效。许多学步者以为，无须系统化的市政改造，单凭一座设计怪异的文化中心，就能把一个没落的夕阳工业城市转型为旅游胜地。它们很快就为自己的急功近利付出了代价。即便是毕尔巴鄂这座七宝楼台似的博物馆，也更像是凌驾于当地社会之上的卡夫卡城堡，与市民生活相当隔膜，而很多前往观赏的非欧洲人，甚至记不住这个城市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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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品的特别之处是画家的自传性处理，画面中的友弟德，是阿特米西亚的自画像，而敌酋荷罗孚尼的形象，则正是当初侵犯过她的画家塔西。这是她反复表现的题材，除了巴洛克式的戏剧性构图，其中另有一种强烈的心理紧张感，男性画家的同类作品中从没出现过。按照一些女性主义艺术史家的解读，这里宣泄的是遭受性侵后长期压抑的愤恨。她后期的作品，很少再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因为家务劳动耗费了过多精力。
即便进入现代，女性艺术家的处境仍不乐观。就在奥塞美术馆二层有件雕塑，题名《成熟之年》，出自卡米耶·克洛岱尔之手，就是雕塑家罗丹那位助手兼情人。那个男女离别的场面，来自她成为弃妇的记忆。这是一件官方订货，而且据信此事背后不乏罗丹暗施影响的迹象。但他看到泥稿之后，勃然大怒，再次背后施展影响，企图阻止老情人以此自揭疮疤。
在此期间，这位女艺术家每次病发，都会捣毁自己的作品。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罗丹的若干作品，实际上来自这位情人，至少是共同创作。他们在一些塑像上鉴定出男女二人的指痕。近半个世纪以来，“为什么没有女性艺术大师？”这样一个问题，一直让研究人员困惑。以上几位艺术家的遭遇，或许能提供部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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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两千多年前，一个会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得到公开辩护的权利，本身就不寻常。而这背后的条件，又和雅典人创立的原始民主制度有关。
芙里尼的获罪原因不详，有人说是渎神。这在古代确属大逆不道。法庭就设在战神巨石，初审判决对被告不利。就在此时，铜牙铁齿的希佩里德斯上场，他二话没说，一把撕开芙里尼的衣服，将其裸身示众。陪审团诸公一见如此玉体，一致认定这就是美神毫无异议的祭司，遂予以当庭开释。此为世上首次颜值即正义的判决。
面对希腊的追讨，大英博物馆一度推脱雅典缺少适当场馆展藏这些人类共同财富。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遁词，但也道出了部分实情。雅典进入工业化时期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空气污染造成的酸雨现象。现在卫城博物馆中 5根来自厄瑞克忒翁神庙的少女像柱（另一根也在大英），都有露天侵蚀的痕迹，入馆之前需要复杂的“整容”。进入 21世纪，希腊政府终于选定伯纳德·屈米作为新博物馆的主设计师。这位常住纽约的瑞士建筑师曾对媒体说，他是在 2001年 9月 11日上午接到中标通知的，所以根本没有庆贺的心情（能在卫城脚下添砖加瓦，分量恐怕要超过他在巴黎做过的拉维莱特公园）。项目随后也是波折不断。原本计划赶在雅典奥运会之前揭幕，结果北京奥运会开完都还没完工。所幸建成后的博物馆颇受好评。现在遗址上的重要雕刻都已替换成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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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罗马，除一些古市场的遗址外，地表遗迹已经很少。尼禄在位时的一场大火导致城市被大面积重建。类似的市貌变容，直到很晚近的时期也一再发生，我们熟悉的一些明星建筑，从伦敦的议会大厦到芝加哥的博物馆区，都是大火灾后出现的新地标。帕拉蒂尼山和卡比托利欧山之间那片近几百年陆续挖掘出帝国时代的物品的古市场，曾是罗马公共生活的中心；政治人物发表演说的讲坛、元老院，以及神庙、剧场、凯旋门，都集中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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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的主题。创新者布鲁内莱斯基赢得圆顶竞标后，直接就有 400弗洛林的奖金，更不要说主持一座中心城市主教堂工程带来的无上荣耀了。在这之前，他要一路过关斩将，淘汰各路对手，中标之后，也仍然要与伟大的匠师吉贝尔蒂（圣约翰洗礼堂大门鎏金浮雕的作者）继续多年的瑜亮相争。竞争来自各行业的人才密度，而活力便由此而来。这种活力首先来自经济生活。仍以美第奇家为例，这台城邦的发动机从羊毛的印染纺织，到建立合伙人制度，再到财会上的双录簿记，无处不在表现创新精神。创新精神的另一种表现，是对极端项目和超常人才的风险投资。
有个故事说，美第奇的族长洛伦佐一次在街边看见一个男孩埋头雕凿一尊牧神，一招一式都有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罕见的准确和力量，他把这个孩子带回家，和自己的儿女一起接受拉丁文教育。后来那个孩子长成了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如果此说属实，这时候的洛伦佐应已经进入暮年。
1478年 4月 26日是基督升天节，掌管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兄弟出现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几个杀手突然拔剑冲进做弥撒的人群。年轻的朱利亚诺当场送命，他的哥哥洛伦佐奋力冲出一条血路。混乱搏杀当中，袭击者纷纷毙命。当时的大教堂里，还有一个未成年的男童，叫尼科洛·马基雅维利。那天目睹的血腥场面，可能终生影响了他对政治乃至人性本身的理解。
这当然是一份艰难劳苦的工作，比如画家要蹲踞在脚手架平台上，躬身仰首，胡子高翘，几乎触及头顶进行中的画面。他还要时时遭遇教廷的意识形态干预，为此常和教皇关系紧张。那个时代的艺术家，没有自由创作一说。再伟大的工匠也不是圣人。作为乙方，只要进入市场，就要周旋于各路教俗权势之间，还不得不面对同行间的人际是非。创作天顶画期间，他的竞争对手，也就是长袖善舞、好走上层路线的拉斐尔一再背后进谗，只是用力过猛，起了反作用。
当米开朗基罗完成了西斯廷天顶画的第一部分，拉斐尔通过他的乌尔比诺老乡，即同期参与教皇宫工程的建筑师布拉曼蒂，违规潜入礼拜堂工地内部先睹为快。他眼疾手巧，窃取创意，引为己用，让人联想起几百年后的毕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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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他创造性地利用、改造自己家族的商业网络，然后利用这一遍布欧洲的系统，及时获取各地的市场、宫廷以及战地动态。不同于现代传媒机构，他从不出售新闻，而是成为该项服务的唯一用户，在与对手的竞争当中抢得先机。这套网络的另一功用，是安全高效地转账，就像票号一样，只需通过账目，而无须搬运金属货币本身。它还可以用来放贷，于是成为各路诸侯日益依赖的资金来源。当时欧洲各国战事频仍，而随着发射火器的普及，传统的骑士逐渐让位于新兴的雇佣军。要想获得战场优势，就要招募更多的兵员，而这又意味着派发更多的薪饷和给养，需要更多的钱。当封建领主们形成国际性资金需求，富格尔也乐于利用自己的网络服务于这个融资市场。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市场。我们都知道，英国王室的债务违约就拖垮过佛罗伦萨的美第奇银行。这是一个早期资本主义的故事，也是一个权贵、商人与教廷相互勾结、各取所需的故事。亚当·斯密的市场观念出现之前两百年，胡雪岩式的官商并非中国的特产。只要特权的荫庇有助其生产再生产，资本就一定会积极攀附。那是欧洲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但也有富格尔这类先知先觉的人物从中窥见新的发展空间。他的作为，我们至今还能看到痕迹，比如罗马教皇的瑞士近卫队当年便是由他出资组建，至今仍是梵蒂冈城内的一景。
富格尔的一生，是枯燥乏味的一生，但他留下的大量涉及财务的信件，有助于后世了解那个时代，例如如何向皇帝追讨欠款。他贷出的钱不仅是钱，也是一种投资，比如向封建主赎买铜和银矿的专营权——前者用来铸造枪炮，后者用来采购枪炮。需要他钱包的势力，还有罗马教廷。就连出身美第奇家族、对北方人并无好感的利奥十世也颁布敕令，将收取利息有条件合法化。而他借重建圣彼得教堂之名发行赎罪券，很大程度也是向富格尔偿付债款。此事曾直接导致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发布《九十五条论纲》，引发震撼欧洲的宗教改革，并将富格尔本人定性为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按照某些说法，他在事业的鼎盛时期，个人资产达到全欧经济规模的百分之二。也是这个人，在奥格斯堡出资建成过一个街区，其中都是社会保障房，而且今天仍然有人居住。
直到 16世纪定都维也纳之前，神圣罗马帝国始终没有永久性都城，只有议事机构设于纽伦堡城北一座石堡，因而多少带有帝国非正式首都的功能。至于这个帝国本身，更像德语地区一个众多邦国的松散集合体，如伏尔泰褒贬的那样，既不神圣，亦非罗马，更不是帝国。
艾格尼丝持家不易，丢勒养家也辛苦。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房子，是他们成家 13年后才从天文学家瓦尔特的后人手上买的。成为有房阶级，是很值得自豪的事，何况地段还是城中上只角，紧靠皇家城堡的高墙，上有军兵往来巡逻，治安无忧。本猴问及窗外不远处就有居高临下的卫队巡视，隐私是否成为问题，解说员说这不用担心，在平板玻璃大量出现之前，一般人家的窗子只能透光，根本看不到室内任何事物，窗帘都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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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馆的收藏当中，有一架极为古老的单引擎飞机，叫“圣路易之魂”号。 1927年，美国人查尔斯·林德伯格（亦叫查尔斯·林白）独自驾驶这架原始单翼机，历时两天，跨越大西洋，完成了人类首次从纽约到巴黎的不着陆飞行。为了最大限度减重，增加储油，这位冒险家放弃了发报机，座舱狭小到不能伸腿，甚至连航行图的留白都被他裁掉。这是美国航空技术领先世界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航空航天馆最古老的收藏，却是一些来自中国的风筝。 1876年，为庆祝美国百年国庆，《独立宣言》诞生地费城举办了一届大陆世博会。展期结束，我大清政府向史密森学会捐赠了一批工艺精湛的风筝。一个世纪后博物馆完工揭幕，那些原始飞行器被写入馆藏目录。每年的风筝节，伴随波托马克河边的樱花期，也早已成为史密森学会的例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