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有些年代了，但2023年看来还不算迟……
导读 东亚的审读与傅高义的人生
我与傅高义教授相识的时候，他已年近七十，考虑到我们遇见他们夫妇的地方离其居住的萨姆纳街估计有五英里左右，这意味着他们那天上午晨跑的距离当在十英里以上，凭此你就知道这位老人的精力是多么的充沛。
经过深入的探究，傅高义发现日本的成功与所谓国民性或勤劳、克己等传统美德无关，而得益于其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
而且因为《日本第一》的成功刺激了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列的广东向世人展示自己进步的欲望，傅高义成为向世界代言广东改革开放的不二人选。一九八七年，应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邀请，傅高义和艾秀慈夫妇再度来到广东，艾秀慈研究中国的老人和社会福利，傅高义则开始系统研究广东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在广东的近七个月内，尤其是在省内周游的十周里，傅高义走访了全省的十四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全省一百个县他去了七十多个，拜访了三十多名县级以上的官员。广东为他们自己请来的客人提供了所有可能的“方便”，为了傅高义能够进行自由而有效的调查，主人给了他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待遇（主任就是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张高丽），配给他一辆车、一个司机、一个懂粤语的助手。
二〇一三年初，中文版《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到我十月再访哈佛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卖出去五十万册。那天傅高义告诉我，六十万人民币的版税他一分都没有留，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卫斯理安大学。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捐给哈佛，老先生直言：“哦，他们不缺钱。”
因为坚持在中国现代化的主题下阐释广东的变革，所以在傅高义看来，甚至一九四九年政权的更替都没有割断自西风东渐之后传统中国朝向现代的转型——“共产党在广东所做的一切从逻辑上说延续了解放前的趋势”。但是，在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历史中，十年“文革”是个例外。
他一再问我：“下一个我该写谁？”接着，傅高义说出了一连串在一九四九年后的当代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建议说：“那就写胡耀邦吧，他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一样贡献卓著。不过，您可不要再写这么长，上了年纪要多休息一下。”傅高义笑着对我说：“你的想法和我妻子的想法一样，她希望我多休息，不要再如此拼命。如果按你说的，写短一些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
前言 回眸一本前瞻之书
看看以下一些近期日本各地田野研究的论文：大阪日工；伊朗移民；说唱音乐俱乐部和录音工作室；日本人——菲律宾人婚姻；日本的巴西工厂工人；卡拉OK包厢和酒吧；殡仪公司；相扑运动员；公司运动队；家庭暴力庇护所；便利店；冲绳妇女和战时记忆；离婚夫妇；农村养老院；东北的捕鲸村庄；酗酒夫妇社会支持群体；聋人政治组织；以及其他等等选题。它们添加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群像——但其中唯独没有工薪族！日本似乎与工薪族无关。这一中心一直没有被关注过，以致这一主流在二十一世纪被遮蔽在狭窄的甬道之中。
第一部 工资的重要性
当代的日本人一直以来都面临着重重艰难处境。一九二〇年代生活水准的提高首先因可怕的大地震戛然而止，而后则因全球大萧条的毁灭性影响终结。同一时期，日本人民日益增加的政治自由最终被扼杀于充满压制性的军人政治，军人统治者对人民的索求无度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通常而言，组成老中产阶级的独立小业主仍然拥有影响力与权力，这让他们在小的地方社区里扮演着中心角色，但他们的视野始终只停留在这方寸之地。尽管其中一些人间接地受益于一九五五年以来的经济繁荣，但老中产阶级中很少有人有动力、能力和资源去扩张他们的企业，从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中获益。他们更多地被大公司所取代，要么成为其附庸，要么被收归旗下，后者拥有资源，拥有创业技能，在近期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无论在任何意义上说，老中产阶级都还没有完全消亡，但迫于显而易见的时代趋势，许多人开始敦促孩子成为城市中较大科层组织里的白领员工。
在传统小企业的悲观主义情绪中，对大部分日本人而言，工薪族代表了“光明新生活”。工薪族的职业生涯并不是飞黄腾达式地蹿升到一般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而是稳扎稳打地通往成功之路。富有事业心的能干年轻人乐于冒险，四处寻找更快成功的可能，为了金钱和豪宅而开办企业，或加入其他小公司。但对大部分日本人来说，即使短期内有一些机会，但并不那么看好自己的能力以及长期的经济前景。成为拿着稳定工资的工薪族一员，则代表了人们可以企及的较高标准。即使对方工资比较低，年轻的日本女孩也希望嫁给一个工薪族，因为他们的生活较为稳定，拥有闲暇时间，她可以不用为丈夫在独立小企业里的未来前景而焦虑。独立小业主、手工艺人以及农民因此而抱怨他们无法像工薪族那样找到有吸引力的姑娘。研究工薪族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在理解这个群体本身，也在试图理解其他日本人对未来的期许。
由于房屋的规制加之燃料昂贵，这里没有集中供暖。在榻榻米房间的中央是一个固定的加热装置，叫做被炉。地板的一部分被按照正方形切掉了，有个敞开的口，其四边约低于地板十八英寸，坐在地板上、靠近开口的人可以把他的脚放在边上取暖。底边之下几英寸是一个炭炉，也有些家庭装了电热取暖器。一个小桌子紧沿着开口上方安置，上面有时还盖着个被子，搭在人们的膝盖上以使得热量不至散失。冬天，日本的家庭为了过得暖和点，其就餐时间和夜晚都大多在被炉旁度过。
第二章 透视科层制背景
在绝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一家人如果确实有需要，他们会期望政府提供福利，但日本不同，它虽然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其福利事业却未能得到良好发展。不但能够提供的福利数额很少，项目也不多，而且在人们符合贫困所认定的条件时也不会自动到位。其结果是，那些需要福利帮助的家庭不得不对福利事务官员低声下气，以得到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帮助。
M町的居民说，如果去寻找工作的两个年轻人条件相当，其中一人父亲健在，而另外一个年轻人的父亲去世了，那么，公司会首选那个父亲健在的男孩。直至今日，这种偏见依然存在，即使是一家通过考试筛选雇员的大公司也是如此。首先，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被认为无法得到全面的教育以及道德培养。即使有，公司也会认为，这类人很可能不够诚实——因为特别需要钱，他可能被引诱去贪污或是以某种方式欺骗公司，以满足自己和家里的需要。此外，因为他部分地承担了保护和照顾母亲及兄弟姐妹的责任，而公司通常而言需要承担对其雇员及其家庭的福利，那么，这个公司就要慎重地考虑是否接受这类额外负担。尽管实际上公司未必真要尽心尽力地去照顾雇员的家庭，但无论如何，被期望提供的这类帮助会是额外的负担。
妻子儿女几乎完全依赖丈夫收入的现象，还进一步体现在婚龄越来越晚（一九五五年，在城市中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的年龄段里，百分之四十七点五的男性及百分之二十三点六的女性仍然单身），以及丈夫的健康状况成为决定婚否的重要因素上。只有当男人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其健康状况以及生活前景都公开并仔细地被未婚妻及其全家考量后，一个女孩才会乐意嫁给他。
人们总是请求他们在M町的组织和选举中，以及各种庆祝活动中担任领袖角色。人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合作与支持，如果缺少他们的热心指导，M町的组织就不能成功运行，而重要事务也无法得到顺利解决。成功的商人在地方组织中很有影响，不只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可观的经济支持，而且因为他们能够准确地找出问题的症结，干净利落地解决。同时，由于他在商业上与社区中的广泛关系网，能够有效地动员人们，获得必要的支持以实现自己的想法。他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其他很多人都会先保留自己的想法，等到他开口，然后接受他的建议。尽管这些人有能力关照其他人，但其行为方式通常都透着优越感，而其他人也视之为理所当然。与典型的工薪族构成尖锐反差的是，成功的商人无需处处小心谨慎，表现谦和，他甚至会不加掩饰地炫耀自己的收入、公司的规模，以及自己承担了怎样广泛和重要的责任。
实际上，让这类人最感烦扰的是为处理朋友和熟人那里来的许多介绍和求助而花费时间与精力，包括给孩子找学校、找工作，诸如此类。回应可能取决于要求合理与否，他欠这个人的人情多寡，要办的事是不是很困难，但即使是拒绝，这类人都觉得需要证明自己已经努力过了。为了维持在社区中的声望，成功的商人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成功的商人确实关心雇员的福利，但其实他很清楚，提供福利可以替代高工资所产生的激励。
她觉得，丈夫提供了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所需，她也受到社区的尊重，为此应该感激多多。她尤为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奢华生活方式，比如家用电器、汽车，以及其他对一般工薪族来说即便是简单款也可望不可即的物质享受。
她和孩子们之间更像伙伴关系，非常在意孩子们是否维持了家庭在社区中的地位。由于“成功”的社会压力，母亲要辅导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为大一点的孩子们请家教。如果孩子们仅仅依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足以应对入学考试，她就会送他们去私立学校，这样孩子们就能够避开与工薪族孩子的公开竞争。商人们的妻子知道，即使在困难重重的考试中败北，孩子也依然会在父亲的公司中得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尽管销售额不高，店主还是要为微薄收益工作很长时间。某些种类的店铺店主之间会达成一个月关门休息一到两天的协议，但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会想要控制竞争都不太可能，因此，出于被抢走客源的担忧，店主们根本不敢早早关门，或是每周休息一天。绝大部分店主每周工作七天，一年只在两到三个节日里才打烊，早上八点就早早开门，晚上十点甚至十一点还在营业。
由于几乎总是待在一起，丈夫比独立执业医师有更多的机会对妻子指手画脚，但店主的妻子们却不以为然。她们认为，自己为家庭收入做出了主要贡献，完全可以自由地向丈夫表达自己的看法。总体而言，尽管店主的经济水平明显低于执业医师或是工薪族，但一些成功的店主雇有若干店员或是从乡下来的学徒，能够以一种与独立执业医师相去不远的方式生活——只是他们缺少保障，妻子也没什么时间照顾孩子和参加社会活动。
工薪族日常生活的核心是规律性。去往东京的通勤火车通常五分钟或七分钟一班，工薪族都很清楚早晨应该坐哪一班车。理论上说，只要公司需要，他就得在加班费很少或根本没有的情况下超时工作，而且也没人愿意休完所有的法定假期。例如，他应该拥有十天或是两周的年假，但通常工薪族休不了那么长时间的假。如果他要求全时休假，他可能被看成是自私自利的人，对同事和上司不够全心全意
工薪族把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区分得最为泾渭分明。商人将生意与闲暇混同，店主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独立执业医师的闲暇时间取决于什么时候没有病人，与所有这些形成对比的是，就像读书的孩子那样，整体而言工薪族把时间规划得很好，他知道一天中什么时候工作，一周中什么时候应该留给家人和自己。
工薪族的社会关系严格地局限在他的工作圈和他自己的小家庭范围之内。他没有什么社会声望，因此在社区中不会有什么重要的地位，也没什么钱，只能进行最简单的娱乐。大多数时间，他和家人在家度过夜晚的闲暇时间，或许星期天和家人一起进城去公园或百货公司看看。就平时的娱乐而言，工薪族会在工作之余和同事一起去喜欢的酒吧、茶馆、咖啡屋，或是小吃店。因为期望终身服务于同一家公司，工薪族最亲密的关系来自同事，他觉得，维持彼此之间的友谊至关重要。工薪族回到家之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家是一个让他放松的地方。某些时候，与其他男性不同，工薪族甚至可能给妻子帮帮忙——即使不像美国人那样平常。他知道怎么自己沏茶，有些人甚至知道怎么做饭。偶尔地，他会帮孩子洗澡，收拾床，出去买点东西，和孩子们一起散步。
即使是一个好奇的年轻妻子，对丈夫的工作很有兴趣，他也很难以一种她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他的工作，因此，即使告诉她自己工作的种种细节也很难令人满意。由于妻子与丈夫的日常世界完全隔离，丈夫们也很少了解社区的日常活动，他们之间共同的兴趣交集就只剩下孩子和亲戚了
第三章 通往工薪族之路
尽管这对于参与者似乎是个悲剧，但考试系统的运作还是自有逻辑。由于公司对年轻人的未来有所承诺，也由于当下日本商界存在的激烈竞争，公司必须仔细地选择有非凡前景与能力的年轻人。大公司招人的数字如此庞大，公司官员的私人社会关系如此复杂，以个人的判断标准作为基础来选择申请者是不可能的
通过一流大学的入学考试，就无需担忧毕业问题，因为进入这所大学本身就意味着成功，除非行为特别恶劣，或是无法完成学业，否则学校通常不会让学生退学。与美国的州立大学一年级新生的高退学率相比，日本的大学中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学生们不会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事实上，进入某一所大学基本就意味着归属某个群体，它清晰无误地确定了人们的未来流动。
在很大程度上，公司里的晋升只取决于进入公司的时间。所有新人都在每一年的同一天进入公司，通过统一的训练科目，在工资、职位等大部分事务上待遇相当。
许多女孩不愿意去男女合校的学校就读，在那里她们不得不和男生一样努力以跟上学业。好一些的女校更具吸引力，但进入这些学校也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即使在日本的大城市里，婚姻选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条件，而不是单纯地取决于年轻男女之间的浪漫关系，由此就读的学校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甚至比家庭背景这类先赋性因素还重要。实际上，谈到娶了一个来自知名女校的女孩，男方家人都会引以为傲，女方也以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男孩为荣。因此，对女孩来说和男孩们一样，入学考试都至关重要。
以M町居民的观点来说，一个人一生的地位不仅先在地取决于他的出身，也取决于他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时机。对那些渴望成为新中产阶级一员的人来说，向上流动的机会取决于他的青春期后半程。据统计，日本是世界上二十岁前后的青少年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年段则呈下降趋势。这一数据毫无疑问与年轻人承受的巨大压力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必须在人生中的这一短暂时期内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插图]在大学阶段获得入场券，为自己的未来寻求一个好的开端，无论成败与否，都被视为未来命运已定。因此，即使是最具天赋的孩子，也被失败或是对失败的恐惧深深困扰。
义务制教育不允许学生弃学或被开除（有一种说法是，开除学生会像公司开除一个雇员一样威胁到集体的团结）。
但某些被称作“自动扶梯”的教育机构，他们的学生则可以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大学。当一个孩子考入一所特别出色的幼儿园，如那些附属于私立庆应大学和公立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幼儿园，就被看成是登上了“自动扶梯”，未来前程无忧。因此，人们将很大一笔教育费用投入到这类“自动扶梯”型的幼儿园，这类教育机构的费用甚至比中小学还高。申请进入顶级幼儿园的孩子太多了，就算不断提高入学考试的难度，也难以进行准确的筛选。结果，还得用抽签的方式来选出少数幸运的孩子。最近，东京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学校，辅导那些三四岁的幼儿参加幼儿园的入园考试。
如果时间不冲突，孩子可以参加多至三或四个学校的考试，但再多也不太可能了。假如考这么多所学校都没考上，那他未免也太倒霉了。另外，参加考试的过程也让孩子和母亲心力交瘁，何况这还常常意味着金钱上的付出。
兼职（日语发音为arubaito，即非全时，来自德文Arbeit一词）
有些家庭无法负担长达一两年的家教费用，则会尽量在考前请家教，或是至少和其他家庭合伙聘请一个补习教师，以学习小组的形式来准备同一场考试。急需用钱的大学生会很乐意从事家教工作，因为这和他们学习的领域有关，而且在进入大学之后，通常他们也会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
这个回答的潜台词是，一个人获得保障和社会流动的机会被强力挤压到整个人生中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
这两个系统的重要性，有如人们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一家公司，这也进一步清晰表明了日本社会结构中的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定群体中高度的整合与团结。
绝大部分学校为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学生留了少数名额，而选择的标准则通常由学校大人物组成的委员会来制定。这使得少数学生或因父母的校友身份，或因曾给学校以资金赞助，再或因拥有在学校事务中有特殊影响力的朋友，从而得以以特殊方式入学。但是，这类通道的竞争格外激烈。家庭的策略是得到在遴选委员会中强势人物的帮助，请他在录取时施以强有力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家人要尽一切可能增强这个大人物帮助孩子入学的积极度，例如让他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或是让他觉得欠了人情而必须帮忙，这样他就会在委员会上全力呼吁录取这个学生。建立这类关系的一个通行做法，是托请非常熟悉这个大人物的朋友去说服他帮帮这家人。父母时常带着礼物去拜访有影响的学校官员。部分初高中的校长会在每个名额的录取中接受两至三份礼物，即使他们声称不接受礼物，但其实也很难拒绝。父母会精心选择礼物，恭恭敬敬地送给校长。学校的官员们会尽可能避免欠下这些家庭的人情，但他们又的确对尽这份责任感到自豪，尤其是当考生本身还不错时。校长和重量级教师或是学校官员有时会从这些礼物中获得经济上的实质性好处，但看不出他们有利用自己的职位去谋取私利的迹象。因收受礼物而欠下的人情会让人很不舒服，所以，当他们声称自己并不希望收礼时，当基本属实。
严格来说，把孩子送进另一个学区是不合法的。但是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不同学区的校长们甚至常常开会讨论为来自其他学区的孩子提供教育所造成的经济负担。据估计，在某些学区，十分之一或者更多的学生实际上住在其他学区里。
一旦一个孩子被某校录取，成绩高低就没那么重要了，强烈的群体凝聚力会抑制学生之间的竞争。[插图]一旦进入一家公司，一个人的成功就得到了保证，由于资历优先，而资历本身无法以竞争的方式获得，因此竞争的激烈程度大为降低，公司的成功才是共同利益所在。学校和公司不会因为某人成效低而开除他，因此人们也就不会有那种靠其他人的离开而保住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的感受。即使是参加入学考试，人们也会尽量避免和朋友竞争。孩子们希望自己所有的朋友都通过考试。即使由于考试结局不同，朋友不得不分开，走上不同的道路，通常也不会为此发生口舌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考试失利的孩子会认为，抢走这个位置的不是自己的朋友，而是陌生人。
第二部 家庭与其他社会系统
对已经经历了如萧条、战争、匮乏、周而复始的通货膨胀等如此严重的破坏的家庭而言，按部就班的生活显然非常有吸引力。因此，工薪族培养出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并且，只要环境不发生变化，这些切合实际的梦想大抵是可以实现的
在日本农村，人们通常会指定家里的一个孩子为继承人，很自然地，他也因此负有照顾父母晚年生活的责任。但在M町，子女所承担的赡养责任并不这么清晰，许多父母希望自己在晚年能够经济独立，以免成为孩子的负担，避免与儿媳或是女婿产生争端。
。家里有个聪明孩子的优势是，他有资格读公立中学和大学，花费没那么高，但质量却不错。实际上，虽然工薪族并非没有条件送孩子上私立学校，但需要巨大的牺牲。在一所质量尚可的私立大学里，入学费用和一年的学费可能会是一个典型的中年工薪族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战后日本物价飞涨，这意味着许多家庭多年的省吃俭用一下化为灰烬。在那个时候，人们试图以购买股票、不动产或是耐用消费品的方式来保值。不过，近来，随着日元的稳定，人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直接进行储蓄，许多家庭去邮局或银行存下小额存款，积累成一个可观的数目后再购买不动产股票。
总体而言，由于丈夫按月领薪，日本工薪族的预算按照丈夫的月薪来制定。他们的月薪通常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丈夫自己的花费，一部分是妻子用于家庭、孩子和自己的生活费用，还有一部分用于储蓄。通常情况下丈夫会分配给自己约十美元（相当于美国二十至三十美元的购买力）作为每个月的花费，另外，因为他在公司里的职位，他还可以得到一笔为数不多的津贴。
M町的居民认为，某个人不怕麻烦从很远的地方带回当地的特产，能够显示出报答他人帮助的真情。实际上，日本每个地方都有著名的特产，由于许多孩子都会进行这类学校旅行，他们常常用地方特产来招待客人，房子里也塞满了各地名产。无论以什么方式去还礼，钱不是重点，当事人的感激之情才是重点所在，如果欠下了一份很大的人情，一个人在很长时间里都会惴惴不安。
第五章 家庭视野中的政府
毫无疑问地，M町的居民对国家充满依恋，虽然感情复杂，但总体态度是积极的。他们认为自己和其他日本人一样，同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种族、语言和文化（这是日本长期孤立于其他国家之外的结果）。人们不乏对国家的积极情绪，但如何在国家传统中发现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则并非易事。
M町的工薪族就处于这样一个失调的位置：他爱自己的国家，但按照自己越来越接受并践行的西方标准，他又很难再欣赏它。就像M町的居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一样，他们也很在意西方怎么看待日本。由于自身也不能确定究竟日本的何种特质具有价值或值得喜爱，他们热切希望得到来自外国人的评价，尽一切可能赢得后者的尊重。
很多人在战前就不相信他的神性，但在他放弃神的身份之后却仍然效忠于他——真正重要的变化是帝制与政府权力的分离。天皇再也不能作为政府领袖的保护伞，也不能使其行动合法化了。结果，政府官员们失去了获得公众支持的最重要来源，而素来得不到天皇庇佑的政治领导人也依然缺乏赢得人民尊重的合法性基础。[插图]尽管选举为政府官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的基础，但即使竞选成功，他们也不再享有政府阁僚的崇高地位，甚至政府阁僚，也不再享有“天皇仆人”的豁免权。从M町居民的观点来看，为了赢得尊重，人们必须献身于他所属的群体，不能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打算。但政治领导人总是表达着个人利益，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小派系的利益，而不尊重其他人的权利。人们尚没有形成这样的基本共识：一个人当选之后，即使是那些落选者的拥趸，也应该支持他的工作。
政治领导人所面临的合法化难题，涉及与战争时期的军事行动紧密相关的多个群体及个人的责任认定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即使是M町的居民中曾经做过士兵的那些人，对军部领导人也十分反感。二战之前和期间，军队对平民颐指气使，M町的居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对自己的军队视如灾星，一旦违背了后者的要求，就会面临极大危险。人们觉得，自己受尽磨难，却徒劳无功地看着军部带着国家步步走向深渊。由于军部领导人铸下的大错，许多朋友和亲人死于战火。因此，人们从头到脚都反感军部的所作所为
许多美国人觉得自己对投下原子弹负有责任，与此不同，M町的普通人并不觉得自己应承担部分战争罪责。一方面，M町的居民觉得，日本是被迫卷入战争的；另一方面，这是军方而非他们自己的决策。但是，他们确实觉得，日本发动一场无法胜利的战争是铸下了大错，而在广岛的问题上，他们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反感，则更多来自广岛的毁灭而非道德批判。在讨论外交事务时，M町的居民似乎对以下三点特别在意：首先，他们渴望那些对日本有利的国际结盟。他们认为，与西方的亲近关系已经使日本获益良多，而这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中无法获得的。人们也十分感激自美国占领以来所获得的经济援助和技术上的建议，觉得这是假如日本被俄罗斯或中国占领时不可能获得的东西。居民们认为美国很富裕，美国人比俄罗斯人更加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但他们也同样认为，在保持与西方的紧密关系的前提下，与中国和俄罗斯增加一些贸易关系和文化联系，符合自身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是人们非常在意日本是否被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他们希望日本能够受到尊重。人们很反感美国重视欧洲盟友的意见，却不能对日本的看法同等对待。美国可以制定政治经济上的相关条款，使得日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均依附于美国，这些都时刻让人们想起那段心酸的日子：美国人强加给他们不平等的条约，驱逐前往美国的移民，派遣军队占领自己的国土。就像M町的一个居民所说的那样，“
M町的人觉得，除非有大人物居间搭桥，否则，为了让官员能够按自己所期望的方式办理事务，低声下气地恳求在所难免。他们很熟悉官僚机构的拖拉技巧，含混的回答，以及“相互推诿”的潜规则。他们觉得，即使是很不起眼的一个恼怒信号也意味着更长的等待以及更差的服务。绝大部分M町的居民并不真正了解公民在面对政府时拥有怎样的权利，觉得即使是按照规定办事，惹恼了官员也是粗鲁和愚蠢的表现。他们认为，不是权力和法律，而是地位赋予了人权利。一个处于权威地位的人永远是对的，他的地位能够保证其期望得以实现。人们对这类状况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即使政府的福利援助也并不被视为一种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而是一种因某个官员的喜好而被赋予的特权。
日本人总体而言十分守法，但并不把法规等同于道德。他们目睹法律随着权力的转移而发生剧烈变化——有些法规是由军队强行推进的，而另一些则是美国占领者制定的。因此，服从法律似乎更多地反映了他们的谨小慎微而并非道德意识的高低。在某些情况中，人们并不认为欺瞒政府特别是逃税应该受到谴责。虽然工薪族的收入多寡很难隐瞒，因为公司对此一清二楚，但独立的小商人、小业主或是专业从业人员，往往都会瞒报收入。
居民们很看重投票权，希望联合起来投票会产生些微影响，但事实上，人们并不期望投票真的能够在政府决策中起多大作用。他们觉得，政府决策经常是高层人物在如艺伎屋里的私人聚会中做出的，完全不在普通公民的控制范围之内。
尽管普通美国公民在政府决策中未必比日本的同类人有更大的影响力，但美国人受到的教育却使人们坚信，自己的投票和决定非常重要，而其不满是有渠道获得补偿的。M町的居民则没有这么乐观，同美国人相比，他们对政府为自己人谋利、忽视如自己这样的“局外人”的倾向有更多的批评。
对很多M町的居民来说，对政府的批判，给了自己以一种始终保持抗争立场和维护民主理想的感觉——在大学里，他们曾为这一理想热切地鼓与呼。人们确信，军国主义者之所以攫取了日本的权力，是因为没有人站出来呼吁深化民主实践。一般而言，就像工薪族的人在公司里年资渐长，地位也逐渐上升一样，他们相应地也会变得越来越保守。一些工薪族人士会对自己如此适应公司的运作感到些许羞愧，因为他们离抗争情绪越来越远，很少对民主化进程和国家福祉有所作为。但是，许多人虽然自己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保守，却仍对政府保持着一种偏理想化的强烈的对立情绪。
工薪族表达反对情绪的温和方式不仅仅因为公司倾向于雇用那些具有温和派政治观点的大学生——许多工薪族都承认，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偏左派。另外一点是，人们的温和态度来自其现在所处的非常安逸的地位，他们也对于更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能够带来什么结果持有悲观情绪，因此不愿意危及自己的现有位置。M町的人们知道，就算公司愿意保护自己的雇员，在遇到让公司处于过分尴尬境地的员工时，公司还是可能丢卒保帅。同时，他们也知道，尽管很少辞退员工，但公司仍然能够用非正式的方式给不守规矩的人施加强大的压力
第六章 社区关系
但是，在绝大部分M町的家庭里，等到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这类聚会就会戛然而止。即使这以后一些年轻夫妇偶尔讨论一同外出，他们也很少真的这么做，除非一起去走亲戚。偶尔地，丈夫会与妻子的邻里友人的丈夫一起参加活动。但是，绝大部分的男性几乎不与他们的邻居互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社交生活太忙碌，而且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闯入了基本上属于妻子的领地而有些不自在
实际上，丈夫不愿意承认，这是因为他不愿意因妻子随同外出对同侪间的团结造成任何可能的影响，他也不情愿让妻子进入他的同侪群体，因为妻子可能对丈夫的职业角色评头论足，并改变她对他的工作地位的看法。[插图]与此类似，妻子也试图避免对自己所处邻里之团结的任何干扰，而由于她并不了解丈夫在工作中与其他女性关系的相关信息，她会把这些担忧阻隔在自己的世界之外，而避免让其影响自己的婚姻。
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也很少会有邻居请她进门坐坐。在日本，邻里守望相助的观念已经非常淡漠。早年，日本乡间还保存着非常强大的睦邻关系，但现在，每年为街灯和本地的神龛集体募集一点资金，以及住得最近的邻居在遭遇火灾、盗抢等突发事件时相互帮帮忙，就是睦邻传统的仅存痕迹了——M町的妻子们不会仅仅因为彼此是邻居就期望和对方成为亲密的好友。
尽管就最低限度的花费而言，工薪家庭通常能够应付裕如，但学校的常规预算往往对家长索求甚多，以致很多工薪家庭难以招架。
一位主妇在听说一对夫妻一起去参加为时多日的旅行时回应说：“真好啊。”但稍后又加了一句：“但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该谈些什么呢？”
在M町，任何与男性的特殊友谊都会严重地影响女性的声誉。一位主妇说到，她婚前和一群年轻人关系非常好，彼此可以直呼其名。但是，现在当她看到其中的任何一位男士时，都特别尴尬，因为她直觉上觉得应该叫他的名字，而对于一个家庭主妇而言这又很不恰当。所有这些都显示，伦理道德是如何严格地约束着主妇们，防止她们与其他男性有朋友关系。总体而言，女性婚后的生活被限制在孩子、少数亲密女友、家长会的世界里，这些关系亲密且意义重大，而对社交面更广泛的美国人而言，这种情况则十分鲜见。
上流阶层的家庭里，由于母亲们经常外出活动，而孩子们又往往会在同一个学校系统里待很多年，因此他们会在学校里发展出持续终生的亲密友谊。而在比较贫困的家庭里，因为需要去工作，或是帮助丈夫照料生意，母亲们无法全心照顾孩子，孩子的同侪群体因此时常显得格外重要。
或许日本社会最令人震惊的特点是存在着一系列联系紧密的群体，它们彼此间由一系列严格控制和高度限制的活动相互连接。尽管工薪族人士比传统中产阶级的视野稍显开阔，但如果与美国这样更加开放和流动的社会相比，区别微不足道。M町的家庭主妇和美国妇女的差异就更为明显。一些比较具备人文精神或是视野更为开阔者（例如那些二战之前从海外殖民地归来的日本人或是战后曾到海外旅行的日本人）已经开始大声疾呼，公民们应该跳出他们的狭小天地，为大众的福祉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无论是他们的呼吁,还是现代科层制的成长，都无法成功地推平M町的居民在朋友与陌生人间竖起的坚韧壁垒。
但无论如何，不同待人方式的效果是一样的：对陌生人设定一个合适的距离，不允许他们进入自己人的小圈子。
外国人到日本往往会为日本人民的亲切好客所吸引，但却经常发现很难让认识的人表达出真正的感受。只有打破砂锅问到底，主人才可能透露出一点想法。但在M町，人们通行的应对之道是尽可能地先让外国人表达出他们的观点，同意这个观点，而后进一步论述，并给出例子来支持外国人的观点。
对M町的居民而言，同意客人的观点，把自己的不同看法咽回肚子里，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欺骗，不如说是对对方的殷勤和体贴。他们会找出对方观点的合理部分，而后单单只强调这一面，而不是给出相反的证据。这样，既做到了诚实，同时又举止得体和尊重对方。就算对客人所说的情况有所怀疑，人们认为，表现出适度尊重可能更为重要。
即使非常迫切地想和外人建立亲密友情，人们也不会通过透露自己所在群体的秘密或短处来拉近彼此距离。对那些经常见面的外国人，M町的居民可能会空泛地说起日本人的不足之处，但不会抱怨自己所属的群体有什么问题
尽管是恭维，但如果态度不真诚，那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反倒会有负面影响。我们的印象是，在M町，总体而言，人们会娴熟而不失真诚地恭维对方，且往往能够带来积极的回应。
工薪族总体而言倾向于避免和亲戚产生类似瓜葛，但又从心里觉得为父母提供帮助合乎情理，在某些特殊个案中，为夫妻双方的兄弟、姐妹或者近亲提供援助同样也在情理之中。[插图]除了给年老的父母经济上的支持，最常见的是给从乡下来东京上学或者工作的家庭成员提供援助。与父亲或祖父第一次进城的时候完全不同，乡村里的家庭现在非常崇拜城里的移民。他们认为工薪族拥有一定权力，生活闲适。
躲闪也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且被接受的拒绝技巧。如果一个人与一位不太情愿的熟人约好见面，那位熟人只需要不来就行了。当他们再次相遇，通常会回避此前错过的会面，否则就会被视为唐突无礼。如果对方鼓足勇气提醒他，即使是用很隐晦的方式，那位熟人也往往会表现得很无辜和惊讶，似乎根本没想到有这回事，或是推脱自己完全忘记了。人们觉得不应该为自己的健忘负责，即使潜意识里的动机很清楚。
第七章 基本价值观
他们可能会说“日本人的观点是……”，或者“传统上，日本人认为……”，再或“现代的日本人认为……”，而很少有人会说“我们（或者我）认为……”，或者“我们确信……”。
与此相反，对于一个不胜任工作但却忠心耿耿的人，人们往往会给他一个名誉性的岗位，但却没有什么实权，也无需承担什么责任。由于不存在定义清晰的组织章程或办公室守则，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的志愿者组织都可以灵活变通，如果大家意见一致，就可以为这些人特意安排出某个岗位。在那里，这类人会受到尊重，但其能力不足却不会影响到群体效能。
他们拿到的奖金额并不是以其个人对公司的贡献，而是以公司整体的经营成功为衡量基础的。通过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一家公司，也从为其长期的服务中获得了许多保障。事实上，他们通常能够体认到这份忠诚，并真正地感受到自己与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工薪族对在其基本价值体系里的自我尊严确信无疑。他们认为，自己的长远利益与公司利益完全一致
第九章 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
然而，大部分主妇并不觉得生活完全称心如意。有些人甚至埋怨丈夫只顾自己享乐、靡费家里钱财而不尽心供养家庭和孩子。但是，她们心目中改善境遇的途径不是自己出外打拼，而是让丈夫给家里更多家用。大多M町的主妇不满意的并非是待在家里，而是家务里辛苦而肮脏的活计，她们期望有更充裕的自由时间陪子女玩耍和满足自己的爱好
第十章 家庭内部的权威
M町大多妻子仍然通过巧妙的策略达成心愿而非直陈请求。妻子并不总是有意识地对丈夫施展策略，因为在许多方面她们对待丈夫与对待他人并无分别：与之保持关系融洽，避免表露任何不悦。然而，这往往需要颇为艺术的筹谋——管理丈夫的艺术。M町的妻子管理丈夫的方法与老练的美国秘书对待老板的方式颇为相似。她研究他的性格，熟知他的脾性。她知道何时须让他独处、何时他能迁就、何时可以利用他的“开心时光”。她明白哪些问题自己能够决定、哪些事情可以直率探讨、哪些事情可以讨论但须隐瞒某些事实并夸大其他。他愤怒时，她懂得如何辩白自身、消除误解，懂得通过批评自己的愚蠢、无知甚或疏忽大意去缓解他的怒火，或者等待直至他怒气消散。
第十一章 家庭团结
房屋门牌号并不依序排列，编号依据区域而非街道。这种情况的成因是：多年前号码被用来标识一块土地，之后该土地进一步受到分割。因此，有可能出现几户人家共用一个门牌号码的情况
难以为群体所接纳的，并非总是地位较低的人。例如在办公职场，觉察到下属毕恭毕敬并在自己出现时停止谈笑，一些上司也会有受排斥之感。这正是典型的M町父亲在与家人关系方面的问题。在家里，他在很多方面被奉若上宾，犹如一位受欢迎的、友好的、甚至快活的客人，却身处母亲与孩儿亲密圈的外围。
M町的年轻人即使对上一代人有所抱怨，对母亲却几乎总是抱以同情
父母暗自支持这种谨慎，因为他们觉得给年轻人机会去建立一种在社会地位、家庭背景、教育和对未来生活预期方面没什么坚实客观基础的恋爱关系十分危险。然而，这些坚实的基础条件一旦具备，迅速恋爱并数月内完婚被认为是十分理想的，因为爱情长跑可能导致怀疑和挑剔，从而影响最终幸福。而且，万一当前恋情告吹，对上一段恋情的长期投入也会影响新恋情的开始。
许多中年妇女坦陈，婚前她们对性一无所知，直至出嫁当日母亲或媒人才向她们简要解释，可能还给她们看一两张描绘性行为的图片。许多人清晰记得初次性经历时感到的粗鲁冲击，把性生活当作一种满足丈夫却让自己不快的责任。一九五八年日本禁止卖淫以前，相当多的妻子支持卖淫合法存续，理由是她们的丈夫需要排解，在外如果能够有所满足，回家就会少些索求
受缚于家庭和孩子，M町工薪族的妻子既无兴趣也无机会搞婚外情。[插图]传统上，青年男性婚前也许会去风月场所，以了解如何主导与妻子的性生活。结婚时男方一般比女方年龄大，更世故些，经验也较丰富，不曾对妻子性压抑的痛苦感同身受。
第十二章 育儿
M町的母亲选择育儿法如同丈夫选择工作一般审慎。一位母亲的说明表达了她们的态度：她的工作远比丈夫的重要，因为丈夫只是处理事务，而她则负责养育生命。由于育儿是工薪家庭主妇的主要工作，加之建议的方法多不胜数，所以没有什么话题比育儿更能引发M町主妇的热烈讨论，她们也不曾问过我们比育儿更切身的、有关美国做法的问题。育儿是M町主妇最渴望了解的论题
M町的孩子身处公共场合或新环境时往往有礼貌，对学校的朋友、老师等外部世界的人适应缓慢。面对老师时孩子会拘谨，在家吵闹的孩子到了学校却安静而内敛。事实上，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被称为“内弁慶”（窝里横，孩子在家里像弁庆勇士一样脾气暴躁，在外面却如同羔羊一般性情温顺）。然而，一旦完全被新的群体所接纳，孩子便会一如居家般地喧嚷嬉闹了。
情况如此复杂，潜在的相关信息无穷无尽，母亲的责任感如此之强，孩子对于是否接受父母的忠告矛盾逡巡、沉重不已，以致许多人公开地眼红西方国家，在那儿，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对自主决定事务经验十足。
在任何社会，空巢问题对于母亲都极其重要，而在M町，由于年迈的双亲与其所有已婚子女分门别居的模式是晚近出现的，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又非常亲密，所以子女离家以后，大多母亲不得不面临和承受其人生中最为痛苦的调适。许多母亲整天围着孩子转，除了孩子没有其他关心对象。几乎无人知晓养老院，进养老院（老人之家）对老年人而言似乎与孩子被送入孤儿院一样不幸。
父亲友好和善地对待孩子，也向孩子示范社会标准并敦促孩子遵守。他钟爱和关心入学考试成绩优异的孩子、考上好学校或找到好工作且婚姻美满的孩子。对孩子而言，父亲不啻为外部世界的一位代表者，因而难以完全摆脱孩子之于外部世界“疏离而可怕”的印象。孩子觉得要像对待外部世界一样对父亲保持谨慎。父亲也许会尽量避免被视为权威，并通过体贴、和蔼、幽默与孩子交朋友，但他作为权威者以及外部世界代表者的地位一直暗自存在。
决不违背孩子的意愿，是尝试获取孩子理解的准则之一。“让孩子做某事”与“强迫孩子做某事”的日语表达没有区别（均为“子供に何かをさせる”），M町的母亲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强迫孩子做”违心事。实际上，母亲限制了孩子形成自己意愿的机会。对孩子的需求，她很快回应，配合孩子的说法，她使孩子无须培养自己强烈的意愿。通过预见难题、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但几乎不留选择余地，她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孩子自动听从其意见的几率。
第四部 M町大观
控制这种社会流动的，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插图]然而，除了一九三〇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就业的机会稳步增多。因此，人们对在城市就业十分乐观，愿意尽力去获取有限的工作机会。这种情况为安置迁往城市的次子、三子奠定了细致的基础。劳动力持续过剩，雇主在雇人时可以仔细挑选。群体内部的联结相当紧密，各公司都不愿雇用没有适当介绍人的求职者。处处都需要介绍人介绍使得家乡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保持对城市移民的控制。出身农村、想在城市谋职的人须经由家乡组织的渠道才能在城市得到妥善安置。甚至在当今城市，尽管获许进入好学校或大企业的决定性因素是入学考试的成绩，但介绍也有必要。它确保了孩子得到其家族、出生地和出身学校的正式担保，也成为对个体的强力管控，避免其招致所属群体的反对。介绍人相当于被介绍人行为的担保人，所以只有在其原先的居住地、其家庭表现出真正忠诚的年轻人，才能得到他的介绍。何种情况下雇用何人，尽管受到求职者原先所属群体和新近所属群体的严密把控，但仍取决于与求职者个人能力、劳动力供给相关的市场情况。
对于彻底改变现状，日本人一般并不积极，他们只想在所属群体内部晋升，抑或通过群体内部其他成员的安排获得擢升。[插图]人们通常并未认真考虑过改变生活方式。例如，商人不愿放弃经商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工匠也不想丢掉自己的手艺
日本人对改变个人现状虽不积极，但对促成群体内部变革却十分主动。他们愿意并渴望采纳新技术、发展组织化的新实践，这些新技术和新实践会提升他们所在群体较之其他群体的相对地位。现代化和合理化的初期压力，许多都来自试图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家族成员或公司职员。
第十五章 超越成功：三十年后的M町
町各年龄段的居民都熟谙美国的经济问题以及犯罪、毒品、离婚、艾滋病等社会问题，认为其他国家在这些方面不如日本做得好。一位母亲在儿子获得赴美攻读研究生奖学金后非常担心儿子赴美是否安全。
一九五九年以来，M町工薪族的通勤时间已经减半。尽管每日工作时间仍然很长，但周工作日和年工作日都减少了。大部分工薪族现在每周工作五天半，一些机构响应政府号召将每周的工作日缩短为五天。休假时间由每年数日增至两三周，还有总计近三周的国家法定假日（春季的黄金周、夏季的盂兰盆节和冬季的新年）。M町的店主和商人也比照工薪族的放假模式并日益尊重个体的私人生活；现在，人们确信自己不会在假期被叫回去工作
除了高中毕业后的“浪人”期间，日本的教育制度不容许中断学业。高中毕业生上不了大学，紧接着可以去高考补习学校补习一年或几年再参加高考，如果直接就业日后将失去接受普通大学教育的机会。成功的学生年轻时一心学习、径直发展，不绕弯路却也少有其他选择。
拒绝上学有时成为严重而相当棘手的问题，实际上使孩子脱离教育体系，除了经由另类途径，孩子在年龄稍长时将无法复学。在日本，退出教育体系几乎无异于脱离社会，极大地降低了将来获得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性。
尽管考试制度引发了严重的问题，但时至一九八九年日本教育制度的诸多优点有目共睹：几近百分之百的识字率、普遍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技术精良的劳动力、协同合作并遵规守矩的国民。考试制度业已成为普适教育制度、精英教育制度以及随工薪族生活方式的形成而出现的社会分层的支柱。在孩子的青春期，考试制度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它是激励年轻人努力工作、培养自律、令其忙碌而无暇闯祸的主要因素。它成为一种“生活现实”，无人喜爱却又人人接受，而且，它居于孩子及其家庭外部，故而并不影响家庭内部的和谐。
一九五九年，家族的影响力与其早先拥有的绝对权力相去甚远，父母与子女一起商定婚事，子女有权否决父母的提议。到一九八九年，变化就更大了，年轻人主要自己寻找和选择伴侣，之后再征求父母同意。现在的婚姻大多是恋爱结婚。夫妻双方初识于大学或职场的情况最为常见。
然而，孩子出生后，许多夫妻，尤其是工薪族与妻子会各有生活，与其父母的经历并无二致。身为工薪族的父亲每天有十二到十五个小时、每周有五到六天不在家，母亲每天二十四小时地照顾婴儿，得不到任何帮助，丈夫与妻子往往连交谈的机会都没有，更遑论一起活动。工薪族的经济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仍未促使夫妻相互多陪伴。
东京家庭法院的心理学家指出，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丈夫退休前后主动提出离婚。她们有孩子的帮助，也可以分享丈夫的退休金，有能力维持自己的生活。与一九五九年的妻子不同，她们现在可以随意拒绝照顾整日在家的丈夫，她们对丈夫积怨已深，与丈夫无法沟通。对于毕生献身工作、缺乏爱好的许多男性而言，退休已是相当难熬，原本觉得能够照顾其老年生活的妻子又突然离去，不啻为雪上加霜。
也许因为妻子在婚姻生活中从未充分表达不满，所以丈夫对于突遭妻子遗弃更加难以理解。
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成为离婚率整体并未大幅上升的一个原因。父母不希望离婚伤害到孩子，尤其是日本人的忠诚观念通常要求孩子在父母离异后跟随其中一方生活，与另一方断绝所有关系。
后记
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学者来说，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看到自己半个世纪之前写成的第一部纪实性著作的再版带来的专业性满足，这部在长达两年的田野研究基础上耗时一年多写成的著作，倾注了作者的心智、脑力和青春活力。
我获得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奖学金，我们就这样启程了。在没有喷气式飞机的时代，飞机每个地方都要降落——经过欧洲、印度和东南亚——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这些地方和那里的人民。
对于苏珊娜和我来说，经过一年的全时语言学习，我们的日语仍然待以时日，所以找了一位语言家教继续深造。无论怎样，一九五九年春，我们开始四处寻找田野调查地，并发现了一处被我们称之为“Mamachi”的地方。撰写本书时，我们还担心会对那些告诉我们他们自己故事的被访者带来麻烦。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当这不再成为问题之时，我们可以说它坐落于真间町（Mama-cho），这是千叶县市川市的一个行政区。
当时，因为我和苏珊娜都对心理健康感兴趣，我们已经与设在市川市的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建立了工作联系。研究所的一些职员常为市川市的一些学校免费进行精神健康问题的咨询，因此劝说真间小学的校长挑选了六个家庭，让我们每周进行访谈，为时一年。只是在几年以后我们才得知，校长是从参加家长教师协会比较活跃的父母中挑选家庭的，并且告诉这些父母，如果他们能够忍受外国人每周访问带来的不便，他们就可以免于这一年中家长会的其他责任。虽然在田野工作的一开始，我是希望能够写一本著作对那些孩子情绪失调的家庭和那些孩子健康的家庭进行比较，就像我的博士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样，只是样本取自日本。但是，在我的田野工作的后期，我感到，我的博士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之本质，即情绪失调的儿童成了父母关系严重紧张的替罪羊，日本的样本也别无二致。我觉得这样写成一本书似无大趣。相反，在我的田野研究过程中，我已经意识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的工薪雇员家庭和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倒存在较大的差异。随着我们继续进行访谈，我开始考虑这种家庭模式与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问题间的关联。因为其他人没有写过这一主题的著作，我感到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模式，因此决定将此作为我的著作的关注点。
成了有关这些家庭研究的著述后，我就不再为研究的目的而访问这些家庭，虽然在这本书初版十年以后我又加了一章来叙述这十年中的变化。一九六〇年以后，这些家庭成了我观察日本社会变迁的一面重要透镜，但他们首先是朋友而不再是研究对象。一九九〇年，苏珊娜又添加了一章，用来叙述我们最初的研究三十年后M町所发生的林林总总的变迁。
一九七六年回到美国，一开始我决定写一篇文章报道日本的进步，但是文章不断扩充，直到变成了我的著作《日本第一》。虽然这本书的重心不是家庭，但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间我在M町的研究工作依然是我观察日本社会的最重要透镜。虽然我后来讨论的是政治和外交关系，我却要感谢M町的经历让我对普通日本人的想法洞若观火。因为日本社会的同质性非常强，对于理解日本社会来说，这面透镜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都管用。自《日本新中产阶级》第一版出版以来，来自东京不同郊区的人都问我，研究的是否是他们的社区。
附录 田野研究报告
语言的困难使得我们很难把握意思的微妙之处，但也使我们更多地关注面部表情、姿势和语调的细微差异。虽然和助手一起研究访谈录音时，我们了解到自己常常误解了一些字词和短语，有时甚至是整个语句，但是却基本没有误解一个人的感觉或谈话的基本意思。
要回答“什么是实情”的问题并不简单，因为一切依背景和环境而定。确实，我们会关注标准的临床线索、口误、感情的自然流露，一个想法和另一个想法之间联系的潜在意义。此外，我们感到最重要的是，要在不同情境中观察一个人。大多数人在一个男人面前的表现和在一个女人面前的表现会有差异；有第三者在场时，和单独一个访问者在场时，人们的行为也会迥然不同；他们在不同的群体中的表现千差万别；而第一次介绍给你时，与后来熟悉以后，他们的行为同样可能大相径庭。但同样是我们第一次认识的人，在我们开始在M町住下时，与住久以后知道如何和他们打交道、如何和他们自由放松地交谈时，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他们的举止可能会有不同。男人喝酒时、在家里时，以及在办公室时，行为也可能有差别。孩子在家中和在学校当然也会判若两人。
我们感到，要精准地描绘日本社会，决不是靠突然窥探一眼或像变魔术一样看透日本人内在的秘密，而是依赖在各种不同场合下的观察积累。当然，在访谈中，被访者能够坦率地叙述自己的体验是最基本的，而按我们的印象，这又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与被访者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良好的关系。面对资料收集和良好关系发展间的冲突时，我们总是更看重后者。如果一个人回避讨论某个主题，我们从不会给他压力。如果某个人不想在某个时间见我们，或不想让我们看到他们家里的某个地方，我们不会坚持，我们也不会玩手段或坚持要去看本来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我们提问题，表示有兴趣去看或去听真实的事情，力图依靠赢得他们的信任来克服他们对谈论或展示某些事情的抵触情绪。我们确信，时间一长，这种基本的信任终会得到回报，获得彼此自由地交换情感和忠诚的意愿。我们努力通过自己的言行表示，我们珍惜他们的信任。在一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就说过，所谈的信息都会被保密，但实际行动比这种允诺有效。凡有人问及其他人家的事情时，我们绝不说三道四。一般说来，我们感到，比起总体层面的回答，当人们谈论具体的事例时，我们获得的资料更为真实。因此，在我们的问题中，以及在我们对他们的评论做出反应时，我们都会表示对具体的经验有兴趣。大多数人会对我们对他们的兴趣做出反应，许多人甚至似乎非常享受和期待有人聆听他们的问题。这种关系的建立也需要我们愿意说出自己的故事，对我们的自我表露，许多人常常会同样报以不自主的自我表露。
有些人甚至说，他们感到和我们交谈比和自己的朋友与邻居交谈更为自由，因为我们不会卷入社区的品头论足和流言蜚语之中。有些人不愿意解释日常生活的世俗经验，显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不值得一个与哈佛大学有关的美国人去“研究”，这所大学在M町有文化的人中享有盛誉。但是，我们感到，我们能够通过对日常细节的浓厚兴趣克服这些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