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
Epigraph
维辛斯基：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必须说一句，我还从没看见过有哪件夹克镶有这么多的纽扣呢。罗斯托夫：谢谢。维辛斯基：我可没有恭维的意思。罗斯托夫：那么，我要求和你决斗。
维辛斯基：你的职业？罗斯托夫：绅士是不从事职业的。维辛斯基：那好。你平时都怎么打发时间？罗斯托夫：用餐，交谈，阅读，思考。常见的消遣。维辛斯基：你写诗？罗斯托夫：我的鹅毛笔和剑一样锋利，这大家都知道。
维辛斯基：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罗斯托夫：我想念这里的气候。
维辛斯基：罗斯托夫伯爵，你似乎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庄重的场所。而且，对你面前的这些人也没表现出应有的尊重。罗斯托夫：沙皇皇后当年也对我有这样的抱怨。
Book One 第一卷
见两名护送的卫兵正从走廊里窃笑着往这边张望，这位好队长解释说，他已经吩咐那两位服务员，让他们帮着挑几件伯爵的新居放置得下的家什搬过来。“那其余的呢？”“将成为人民的财产。”这就是他们的规矩，伯爵心想。
“国王用城堡使自己强大，”伯爵在一旁说，“绅士则用书桌。”
当初伯爵一获知沙皇已被处决的消息，便动身从巴黎回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他横穿了六个国家，绕开了隶属五个国家的八个营的军队，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七日那天抵达艾德豪尔山庄。当时，除了背包，他一无所有。据他的观察，当时整个农村已处在动荡的边缘，他们家也濒临险境，然而，他的祖母，也就是老伯爵夫人，依然从容不迫。“萨沙，”她坐在椅子上没起身，“你来了，太好了。你一定饿了吧。过来和我一起喝茶。”他开始跟她解释，为什么她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给她详细讲述他为她所做的出行安排。老伯爵夫人这才知道她已经别无选择，也才明白，尽管所有的仆人都愿跟随她，她却只能从中挑两个带走。她也弄懂了为什么她的孙子，她唯一的继承人，这个她从十岁一直带到大的孩子，不能陪她一起上路。
老伯爵夫人在他的床头坐下，对他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输棋当然没什么可高兴的，那个叫奥博连斯基的孩子也确实是个讨厌的家伙。不过，萨沙，我亲爱的，你知道他要的就是看你的笑话，你为什么要让他得逞呢？”正是提着这口气，在彼得霍夫码头分别的时候，他和祖母谁都没哭。其后，伯爵回到庄园，处理关闭事宜。
可有一种经验却是我们不太能学到的，那便是：如何与最心爱的东西告别。即使有学习的机会，我们也宁可对之退避三舍。毕竟，我们将心爱之物抓得比最要好的朋友更紧。不管去哪儿都会带上它们，不惜为此承担不菲的费用，忍受诸般不便；我们不忘时时替它们掸除灰尘，训斥在它们近旁玩耍得太疯的孩子们；任由与它们相关的回忆不断为它们添加更多价值。就拿这个壁橱来说，我们总会想起：年幼的我们常常躲藏在其中。那些银烛台，每年圣诞前夜都会成排地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还有这条手帕，她曾用它擦过眼泪，等等。在形单影只的时刻，或许只有这些精心保留下来的物品能给我们带来一丝安慰。
好吧。他算是如愿以偿了。何况，与一半的房间都被布尔什维克征用为打字室的二楼相比，六楼至少不会一整天充斥着打字声。在这里，他还能一个人静下心来想事情。
一九〇〇年，伯爵的父母因染上霍乱而在数小时内相继过世。当时，是大公把年轻的伯爵领到一旁，叮嘱他说，为了妹妹，他一定要坚强起来；大公还告诉他，人生中的逆境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出现，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
这些浅浅的凹痕凝聚着多少句大公的话啊。四十年的岁月里，他在这张桌上写过给管家的简要的吩咐，与政治家的精彩雄辩，对朋友的肺腑之言。换句话说，这张桌子不容小觑。一口饮尽杯里的酒，伯爵把椅子往后一推，坐在了地上。他伸手摸索着桌子右前腿的后部，找到那个暗扣，按了一下，一扇镶嵌得严丝合缝的门打开来，露出一个衬有丝绒的小洞。另外三条桌腿里也都隐藏着这样的洞，洞里塞满了金币。
等到了十一点十五分，即使最心无旁骛的糕点爱好者也别无选择，只能坐在那儿“偷听”比千层糕还要繁复微妙的女人的心思。
不过沉溺于如果情况不同又会发生什么的设想，绝对是让人精神失常的不二法门。
“我是不是……该把门开着？”问题问得很在理。因为房间不大透气，而在六楼这么高的地方，隐私被泄露的机会也微乎其微。“开着吧。”
伯爵把餐巾往腿上一铺，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再往里面加上几滴奶油。喝完第一口，他相当满意地发现，咖啡的热度一点也不比往常低。年轻的尤里今天送早餐要比以往多爬三层楼梯，他刚才一定是冲刺一般跑上楼的。伯爵正用削皮刀把李子肉从核上切下来，他忽然发现一道银色的影子从箱子后面闪过，像一道轻盈的烟雾。他侧过身从高背椅后面往里看。哪是什么鬼影，不过是大都会酒店大堂里的那只猫——一只独眼的俄罗斯蓝猫。酒店围墙以内发生的事，就没它不知道的。显然，它这是亲临顶楼来视察伯爵的新住处了。
占据了这个有利的位置之后，它朝屋里审视了一圈，然后失望地摇了摇头。“是，”伯爵也朝四下看了看，“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这样，不出一小时，他就将屋里的东西减至最基本的几样：一套桌椅，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一张待客用的高背椅，外加一条刚好够一位绅士用来踱步和思考的十英尺宽过道。伯爵满意地看向那只猫（它正惬意地躺在高背椅上，忙着舔舐爪子上沾的奶油）。“现在觉得怎么样，你这个老偷儿？”
可如今，不会再有什么事能让伯爵分心了。读这本书所需的时间和安静，他全都有了。
于是，两个人在几分钟内就痛快地达成了协议。而且，年迈的希腊人说，他很乐意帮伯爵把他当场写就的三封短信亲手递交到收信人手里。然后，他们便像老相识一样握了握手，并约好三个月之后再见。年迈的希腊人正要出门离开，又突然停了下来。“阁下，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当然。”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冲着大公那张办公桌比画了一下。“我们还能读到更多您写的诗吗？”伯爵感激地冲他笑了笑。“很遗憾，康斯坦丁，我写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罗斯托夫伯爵，如果您不再写诗，感到遗憾的应该是我们。”
换句话说，当你没心情出门，你的朋友也无意上门时，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到了。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真正的绅士在照镜子的时候应该保留一份不信任感。因为与其说镜子是自我发现的工具，倒不如说它更像是自我欺骗的工具。许多次，他看到年轻美丽的女人站在镜子前，总把身体斜侧30度（就像今后全世界的人都只从那个角度看她似的），好以最美的角度欣赏自己。
伯爵当然为自己身上剪裁得体的西装感到自豪，但令他更自豪的是，他懂得一个人的形象更多是由他的举止、言谈和风度决定的，而非他衣服的剪裁样式。
伯爵拿着一份报纸坐了下来（这是全世界通行的独自用餐的标志），那家伙居然不知道把他桌上那副多余的餐具拿走。伯爵合上菜单，把它放在盘子边后（这也是世人皆知的预备点菜的标志），直到他招手，那家伙才慢吞吞地走上前来。
“为什么我们俄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热衷决斗呢？”他冲着楼梯间一本正经地问道。
按照通常的决斗规矩，冒犯者和被冒犯者在开枪互射之前所迈出的步数，应该与所牵涉的侮辱和冒犯的严重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最可恶、最公然的侮辱应该由双方隔着最近的距离，走最少的步数来做了断，这样才能确保二人之中有一个无法活着离开。好啊，如果是这样，伯爵总结道，在这个新的时代，决斗双方恐怕隔一万步都不够。事实上，下罢战书，指派完副手，选好武器后，冒犯者便应该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而被冒犯者则应登上去日本的船，到达目的地之后，两人再穿上他们最漂亮的大衣，走下踏板，来到码头上，开始射击。
不用说，尼娜的腔调一变，伯爵便有了准备。他把两只小臂往大腿上一搁，身体呈七十度角前倾。他脸上保持着严肃又淡然的表情，这样，一旦需要，他便能立刻表现出同情、关心或者愤慨等诸多表情。
尼娜又翻来覆去琢磨了一番。显然，她认为公主嫁给铁匠的儿子，这样的结尾更好。但尽管这个故事存在不足，她还是点头承认伯爵讲得不错。伯爵没告诉她这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圣彼得堡传说的真正结局，因为他不想破坏这个讲得颇为成功的故事。戈利岑公主乘坐的那辆蓝色马车在莫斯科无人不识，当它在图申伯爵的门前先是放慢了速度然后又加速疾驰而去的时候，伯爵夫人正在大门前的柱廊下招呼到来的客人。此事在戈利岑和图申两个家族之间造成的裂痕经过整整三代人的努力才得以修补。革命的爆发倒是帮他们将这段恩怨做了个了断。
“我承认你说的不无道理，”伯爵说，“但根据我这一辈子的经历，我还是想告诉你——”尼娜伸出指头挥了挥，打断了他的话头。“但是你还很年轻，这是刚才你自己说的。”
伯爵心想，才三周就觉得漫长到无法忍受，那三年下来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然而，对那些品行高尚却迷失了方向的人，命运总会为他们指点迷津。在克里特岛上，忒修斯就是靠着阿里阿德涅和她神奇的线球，才从牛头人身的怪物米诺陶诺斯的巢穴里脱险的。同样是从栖息着幽灵般暗影的洞穴中逃脱，奥德修斯靠的是泰瑞西斯，但丁则有他的维吉尔。而眼下在大都会酒店，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靠的则是一位叫尼娜·库利科娃的九岁女孩。
他们接触到的不过是真正的船上生活中极为有限的部分，因为他完全忽略了下层船舱的存在，而那里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也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这趟远航成为可能。尼娜却从不满足于上层甲板的所见所闻。下面，里面，四周，她都去转过。住在酒店里的尼娜，并没觉得四周的墙壁在朝里面挤，而是在往外扩张。不仅是范围，连复杂的程度也都在扩展。住进来不过几周，她便把酒店附近的两个街区看了个遍。不出几个月，大半个莫斯科也将被纳入她熟悉的范围。如果她在酒店住的时间再长一点，整个俄国也不在话下。为了给伯爵上课，尼娜很明智地选择了从酒店的最底层——地下室——开始。那里有四通八达的走廊，也有哪儿都不通的过道。她首先打开一张沉重的铁门，领着他进到锅炉房里。蒸汽如一股股巨浪从蜿蜒曲折的通气管阀门中逃逸而出。她接过伯爵递给她的手帕，小心翼翼地把锅炉上的一扇铁门打开，露出了里面夜以继日熊熊燃烧着的一炉火。
尼娜闻言，往左右看了看。伯爵也跟着往两边瞅了瞅。只见她抬起双手，伸到头发底下，将戴在脖子上的那条精巧的项链解了下来。金色抛物线的最下端挂着一件饰物。伯爵第一次注意到尼娜戴的这件东西是他们在广场餐厅时。它既不是幸运符，也不是盛放装饰品的小金盒。它是一把酒店的万能钥匙！
“切芦笋的工具。”他解释道。“宴会上真的需要专门切芦笋的工具吗？”“乐团里真的需要有巴松管吗？”
这时，伯爵心里却在想这些器具为他提供过多少次服务，以及他曾经用这些盘子进过多少次餐。
因为不管代表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在对特权阶级的斗争中取得了何等决定性的胜利，很快他们自己也得举办宴会不是？他们的宴会也许没有旧俄的罗曼诺夫王朝那么多（没有秋季舞会，也没有六十周年纪念），可他们总得庆祝些什么吧，比如说，《资本论》发表一百周年，或者列宁蓄络腮胡子二十五周年等。他们也需要草拟宾客名单，经过审定删减之后，再把邀请函印出来，再递送出去。等到宴会那天，宾客们全都来了，也得在餐桌旁围上整整一圈。
因为奢华是一种极其顽固，也极其狡诈的力量。当皇帝被人从御阶上拖下来扔到大街上，奢华会谦卑地低下它的头。然而，经过长期的隐忍，它又会替新上台的领袖披上华丽的外衣，赞美他高贵的外表，并建议他多佩戴几枚勋章。在服侍他享用过丰盛的晚餐之后，它又会开始盘算，对担当着如此重任的人来说，一张更高的椅子也许更为合适。由平民百姓组成的士兵能用胜利的烈火将旧政权的旗帜烧得干干净净，号角很快便会重新吹响，奢华又会在权力宝座一旁重新就位。它对历史和君主们的统驭又将重新奠定。
大都会酒店的每间客房都拥有与其他房间截然不同的视野，不仅会因为楼层的高度和方向的不同有区别，而且会因季节和一天中时间的变化而异。所以，如果你想看苏维埃军队在十一月七日的红场阅兵式上是怎样迈步挺进的，那你不用走太远，待在322房间就行。可如果你想往街上毫无防备的行人头上扔个雪球，那405房间最合适，因为那间屋里的窗台往外伸出去最远。俯瞰着酒店背后那条小巷的244号房间虽然狭小，可也自有其魅力：因为从那里你可以把身子探出窗外，探出去够远的话，你便能看见厨房门前叫卖水果的摊贩，偶尔还能接到他们从下面抛给你的苹果。但如果你想看的是夏夜里来莫斯科大剧院观看演出的宾客，那么最佳的位置就是317号房间里靠西北的那扇窗户。这是毫无疑问的。
诚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同来源于两个房间在布置上的差异。隔壁屋里摆的是床、写字台和桌子——全是生活必需品，而书房里却有书，有那口被称为“大使”的皮箱，还有海伦娜的画像——全都是精神必需品。然而，二者的不同更大程度上来源于它们不同的来历。因为，存在于他人的统治、威权和意志之下的房间看上去一定比它本身更小，而对一个秘密存在着的房间来说，无论它的面积是多少，你把它想象得有多大，它就能有多大。
在伯爵的印象中，布尔什维克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以各种形式或者出于各种目的进行集会。在短短一周里，他们要开的会可能会包括委员会，决策委员会，讨论会，代表大会和全体大会；他们聚在一起，制定规章，拟订计划或者收集意见。可其实就是给那些古已有之的弊端和积习安上一个最新潮的名字。
然而，这二位并未理会身旁的任何一个人，而是横穿整个大厅，一直来到坐在墙边的一位老者跟前，向他致意。这位老者很可能亲历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或曾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传单，或曾在一八五二年跟马克思参加过同一场晚宴。不管是靠什么爬上这个显位的，总之这位老革命颇为自信地点了点头，坦然接受了两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小伙子对他的敬意。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在椅子里坐着，而那把椅子正是沙皇的公主安娜波娃在每年复活节盛装舞会上接见尽责的年轻王子们时坐的。
坦白说，这句话的确有些磅礴的气势：它与逗号极尽温柔旖旎之能事，却将句号抛诸脑后，久久不予理睬。因为它的目的显然是要将该工会所有的美德当仁不让地概括一遍，它们包括却不仅限于：毫不动摇的肩膀，不屈不挠的步伐，夏日铿锵而有力的敲锤声，冬季铲煤时的加倍辛勤，深夜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汽笛声。然而在这个深刻得令人刮目相看的句子的结尾，却有这样一个结论：通过他们不知疲倦的辛勤劳动和努力，俄国的铁路工人们“为各省之间的交流和贸易提供了便利”。
尼娜问他今天这场辩论如何，他原想回答说：很有莎士比亚戏剧的风格。莎士比亚的风格，也就是说，它像极了《无事生非》中的道格勃里。无事生非，一点没错。伯爵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也是他运气不错，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尼娜就已经谈起自己的感受来。在问完他感觉如何之后，她根本没耐心听他说完他的真实想法。
女裁缝瞅了瞅伯爵，双眼之中半是惊愕，半是怀疑。“你如果打算和九岁的小女孩一起到处爬来爬去，那干吗非得穿这样的裤子去呢？”听到女裁缝的语气，伯爵不禁一怔。
伯爵也承认，“只不过，就在几周前，她还特意约我一起喝茶，还跟我打听当公主要遵守什么规矩。”玛丽娜一边摇头一边把伯爵的裤子从屏风上递过去，她似乎觉得有必要把下面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告诉眼前这个极其幼稚的人。“所有的小女孩长大之后，都不会再对公主之类的事情感兴趣了，”她说，“事实上，当她们对公主已经不再感兴趣的时候，有些小男孩对满世界乱爬的兴趣还浓着呢。”
因为，约瑟夫·哈利茨基先生是极少数精通如何放权的高级主管之一。也就是说，他知道该如何把酒店的各种职能和任务交给精明能干的手下，而他本人几乎不用出面。每天早上八点半来到酒店之后，他便苦着一张脸直奔办公室，就好像他已经错过了开会的时间
有时候，总经理的助手们没别的办法，只能上门求助，例如厨房失火或是发生了账务纠纷，总经理便会带着满脸的疲惫和失望把他办公室的门打开，而他的这种表情很容易让叨扰他的人产生一种歉疚感，从而激发出他们强烈的同情。于是，他们纷纷向他保证，一定争取把问题自己解决好，然后他们再满怀歉意地退出门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与欧洲任何一家经营完善的酒店相比，大都会酒店都毫不逊色。
从他们谈话的语气他能听出，他们离解决问题还差一阵子呢。于是，伯爵迅速回到挂铜版画的墙边，他从描绘“追赶”场面的那幅画数出去两块镶板，然后把手放在那块板子的正中间，使劲往里一推。镶板便往里凹进去了一些。这时，只听得“咔嗒”一声，伯爵把手往回一松，那块镶板便立刻弹开，露出里面的一个柜子。柜子里有一只用嵌花黄铜做配件的匣子。一切都跟大公当年跟他交代过的一模一样。伯爵把手伸到柜子里，将匣子盖轻轻掀了起来。啊，还在。制作极其精美的它们，正静静地躺在匣子里。“太漂亮了，”他说，“简直太漂亮了。”
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十分激动。他挥舞着手杖，口口声声要“以大都会酒店的老顾客和老党员的身份”立刻把经理叫来。
所以，这两位年轻人之间原本不可能有友谊。然而，命运如果都按人们认为的样子去安排，那它也就不能被称为命运了。米哈伊尔是个直性子，一言不合便跟人动手，而且不管对手有多少同伙，或者有多大的块头。而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恰恰见不惯别人以众欺寡，无论事出何因。因此，在他们第一学年开学的第四天，两人便一起挨了揍，但他们掸掉膝盖上的尘土，擦去嘴角的血迹，相互搀扶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后来，伯爵常常庆幸他们当初决定住在修鞋铺的楼上，因为全俄国再也挑不出比米哈伊尔·门迪茨更毁鞋的人。在一间20英尺的斗室里，他便能轻易地来回踱上20多英里。如果是在歌剧院的包厢，那30英里不在话下；换作在教堂的忏悔室里，则最少是50英里。简单来说，来回踱步才是米哈伊尔最自然的状态。
“不，米什卡，你和往常一样，来得正是时候。”说完，他领着他的朋友从挂在衣橱里的夹克中间钻了过去。
老伯爵夫人从来都爱穿黑色。凭借着她天生独立的思想、长者的威信以及从不纠结于繁枝末节的爽快性情，这位老贵妇能同每一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成为朋友。比如说，她的孙子打断客人的谈话，并对教会或统治阶级的立场提出质疑时，她不但会容忍他这么做，而且还大加赞赏。而当恼怒的客人面红耳赤地同他争执起来，老伯爵夫人还会偷偷地冲米什卡眨眨眼，仿佛他们正一道与无礼、失态和落伍的观点作战。
她瞅着她哥哥问道：“那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亚历山大？”他们每个人都问过伯爵这个问题，海伦娜，老伯爵夫人，还有大公。“你都变成什么人了，亚历山大？”但他们三个人发问的方式不一样。
大公嘴里说出来的当然会是反问句。当眼前摆着一张不及格的成绩单或者未付的账单时，大公会让人叫教子进书房。他会先把信大声念一遍，然后往桌上一扔，接着就会问出那个问题来。其实，他根本没指望伯爵会真的回答他，因为答案是什么，他再清楚不过了：进监狱，破产，或二者兼之。那他的祖母呢？通常，当伯爵说了过分的话之后，她会来这么一句：“你都成什么人了，亚历山大？”可其实，她这是在向一旁听着的所有人表态，这是她最最疼爱的人，所以别指望她去约束他的言行。
而当海伦娜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仿佛是个实实在在的奥秘，仿佛从她哥哥飘忽不定的学习成绩和大大咧咧的做派里，丝毫看不出来他今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很显然，对诗人来说，只会写一些清词丽句的韵文已经远远不够了。如今，一首诗必须牢记它所属派系的宣言，它时时刻刻都应该为它所属派系的利益着想。它应该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和将来时，使用反问句和大写字母，以及成群结队的感叹号。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新的。
因为事实是，一个人与时代步伐脱节，竟然能严重到如此地步。尽管他出生的城市以其独特的文化闻名于世，但那里的习俗、时尚和思想，那座城市为世界称颂之处，对他来说没有丝毫意义。而在后来的生活经历中，周围的一切都让他觉得困惑和迷茫。而同辈人的兴趣爱好，乃至理想和抱负，他也全都不能理解。
这时，修道院的院长赶过来，站在红军队长的面前，以神的名义要求他立刻停止亵渎神明的举动。队长闻言，却倚在一旁的柱子上，燃起了一根香烟。“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说完，他命令手下将修道院院长沿着楼梯一直拖到钟楼楼顶，然后把他从尖塔上扔了下去，活生生摔死在他的上帝的怀抱里。
据推测，耶稣升天教堂的钟应该是被布尔什维克人回收用来铸造枪炮了，它们也算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但伯爵知道，拿破仑军队在撤退中遗弃的那些火炮，也就是后来耶稣升天教堂上的那些大钟，全都是法国人用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铸造的。而反过来，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又是用三十年战争中所缴获的英国老式大口径短炮浇铸的。从大钟变成枪炮，又从枪炮再变回大钟，从眼下再到时光的尽头，就这么一直循环反复地变下去。而这就是铁矿石永恒的命运。
在重要的事情上，尼娜从来都有条不紊。此时，她正一种味道一种味道地逐层享受着她的冰激凌，从颜色最浅的开始，最后再吃颜色最深的。法国香草味的那层已全被她吃掉了，她正准备开始解决那勺和她裙子颜色相同的柠檬味冰激凌。
“嗯，有时候之所以大家都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说的是事实。”“有时候，”尼娜辩解道，“之所以所有人都这么对你说，是因为他们都是些平常人。一个平常人的话你为什么要听呢？平常人能写得出《奥德修纪》？能写得出《埃涅阿斯纪》？”她摇了摇头，然后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平常人其实就是些无足轻重的人，只不过前者中听一些而已。”也许伯爵本该就此打住，可他实在不希望他这位年幼的朋友带着如此凄凉寂寞的想法开始她在莫斯科的学校生涯。眼瞅着她正摩拳擦掌地向那块暗紫色的冰激凌（大概是黑莓味的）下手，他想了想，怎样才能将教育的真谛表述得更为妥帖一些。
“我说教育能开阔你的眼界，”他说，“意思是，它能让你了解这个世界之大，了解这个世界上的诸多奇迹，以及许许多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这就是目的的话，那旅行不是更有效？”“旅行？”“我们在谈眼界，不是吗？人视野之内地平线的极限？所以，与其在教室里整齐地排排坐，还不如脚踏实地出去走走，真正朝地平线的方向走去，去看看在地平线的尽头究竟有些什么，这难道不是更有效吗？马可·波罗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到了中国。哥伦布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去了美洲。彼得大帝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隐姓埋名，游遍了欧洲。”尼娜停下来，舀了一大匙巧克力冰激凌放进嘴里。见伯爵想开口回答，她把手里的勺挥了挥，表示她的话还没说完。他便耐心地等她把那口冰激凌咽下去。
“生活中有一种可悲却又无法回避的事实，”他开始说道，“那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社交圈子会越变越小。不管这是因为人们的惯性在增强还是热情在减弱，反正我们会突然发现，伴随着我们自己的总是那么几张熟悉的面孔。所以，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还能结识一位像你这么棒的新朋友，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
因为总的看来，她的表情仍然很严肃，所以一时很难判断出她对这首另一个时代的乐曲究竟持何种态度。遇到这种情况，老练点的人一定会劝这位小伙子别贸然行事，而应该先听听这段音乐和她有什么渊源再说。可他正好相反，马上便有了动作。而且是相当大胆的动作。
“我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首音乐太伤感，”他继续说，“可每年十二月，一到这部芭蕾剧开演，我就会去看，一次都没落下，即使一个人我也会去。”干得漂亮，小伙子。
倘若小伙子聪明一点，他会把“主教”赶走，然后让年轻的女人继续把问题问完。而他没有这么做。相反，他顺从地拿起了菜单。也许，他以为会有一道完美无瑕的菜肴自己从菜单上蹦到他眼前，并且自报名姓。当然不会。对这位执意想博取年轻女人欢心的小伙子来说，广场餐厅的菜单简直就和墨西拿海峡一样凶险。菜单左边是和斯库拉一样的怪兽：点价格低廉的菜，会显得你寒酸小气，缺乏品位；而右边列着的山珍海味又仿佛是卡律布狄斯漩涡，在把你兜里的钱统统掏空的同时，它还会让你留下炫富的糟糕印象。小伙子的目光在相互矛盾的两种选择之间来回溜达了好几趟。最后，他灵机一动，点了一道拉脱维亚炖菜。
“要我说，”伯爵插嘴道，“如果你点的是拉脱维亚炖菜，那来一瓶穆库扎尼再好不过了。”伯爵冲他们的桌子倾过身去，学着安德烈的动作把手指漂亮地一分，冲着酒单上的酒名指了一指。尽管这瓶酒的价格只相当于里奥哈的几分之一，但价钱从来都不是绅士们讨论的话题。所以，伯爵只说了一句：“其实，格鲁吉亚人之所以爱种葡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就着这种炖菜下酒。”
他把礼物放在他祖母的咖啡桌上，再将那碗已经融化的冰激凌搁在地板上。伯爵刚给自己倒了杯波尔图葡萄酒，这时，一道灰色的影子转悠到他的脚边，朝地上的碗凑了过去。“节日快乐，德罗塞尔迈尔先生。”“喵。”猫应了一声。
少年伯爵培养自律的习惯并非因为他向往军事化的管制，也不是因为他恪守家规。因为他刚满十岁时，有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了，那就是，他这个人既不死板，也不爱受人管制（能证明这一点的教师、看护人还有警察的数目多得能组成一个方阵）。不，假如说伯爵在关得严严实实的客厅门外走过时曾有过自律的话，那一定是因为经验告诉他，这才是让节日圆满的最好方式。
伯爵把空盒子摆在一旁，又冲猫点了点头，然后将第二个蝴蝶结上的线扣扯开，把第二只盒盖又揭开来，却发现里面还有第三只盒子。于是，他便尽职尽责地又重复了三遍打开蝴蝶结和揭开盒盖的动作，一直到他手里的盒子变成火柴盒般大小。他把这只小盒子上的蝴蝶结解开，把盒盖揭了起来。躺在这只温馨的小盒子里的正是尼娜的那把酒店的万能钥匙，上面还拴着一根深绿色的缎带。
可是，假如圣诞精灵此刻真的能够降临，把伯爵唤醒并让他看看他的未来，他就会知道，他眼下的这份幸福感来得未免太早了点。因为从现在开始，不用四年，他，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在再次听完双响座钟的十二声钟鸣之后，将会穿上他心爱的外套，爬上大都会酒店的屋顶，然后坚定地走向屋顶边的栏杆，好纵身朝下面的街道跃去。
Book Two 第二卷
因为，如果专注力是用分钟，自制力是用小时来衡量的话，那么毅力则是用年来衡量的。
伯爵刚得出这个结论，苗条的女人也做出了她自己的判断，因为她已经打消了展示魅力的念头。“看来，怎么带狗比它们自身的品种还重要咯，”她尖酸地说，“照这么说，即使是世界上品种最优良的狗也得拿最短的皮带拴着咯？”“你得出这个结论我也能理解，”伯爵答道，“但我觉得，最优秀的狗应该让最老练的人来带。”
他说全世界的诗人早晚都会拜倒在日本俳句的脚下。拜倒在俳句的脚下。你能想象得到吗？”“我只知道，”伯爵插了一句，“幸亏荷马没有出生在日本。”
请再给我一次给您留下第一印象的机会208号房间
埃米尔把烤箱的温度设在232℃，这样才能保证鱼肉鲜嫩，而且茴香的香味能出来的同时，柠檬片也被烤得焦脆。“真的吗？去了两家餐厅，一个酒吧，却一口东西都没吃。”就这样，伯爵进入了开场白。他本打算很自然地让女演员讲讲今天的经历，与此同时，他还可以帮她盛上一盘食物。
她一边讲述着占去她整个下午的演出，一边把刀尖准确地扎在了鱼的脊柱上，然后斜着将鱼头和鱼尾切掉。接下来，她又娴熟地把叉子插进鱼的脊柱和肉之间，把鱼片剔了下来，再随手拨动几下，把茴香和橄榄又都盛了一些出来，最后还在鱼肉上盖上了一片烤得焦焦的柠檬。女演员将完美装盘的食物递给伯爵，然后将鱼的脊骨剔除，接着为自己盛出了另外一面的鱼片和其他配菜。
安娜·乌尔班诺娃的回忆完全被打开了来。她向伯爵说起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怎么在黄昏时瞒着母亲，偷偷溜出家门，沿着村里那条弯弯曲曲的斜坡小道来到海边，帮她父亲补渔网。伯爵边听她说边想着，不要轻易对人下结论这话说得还真对。毕竟，对一个我们在酒店大堂里邂逅了仅一分钟的人来说，第一印象能有多大用处呢？事实上，不管对什么人，第一印象能有多大作用呢？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从音乐的旋律中我们才能了解贝多芬，只有在绘画的技巧和笔触中我们才能认识波堤切利。人类生来就有变化无常的天性，他们是如此复杂又如此令人着迷的矛盾体。对他们，我们不仅需要去认真思考，而且得再三地思考。在利用尽可能多的场合和机会同他们充分接触之前，我们断然不要对他们中的任何人抱有成见。
自伯爵在夏里亚宾酒吧读到她留下的字条起，他就觉得乌尔班诺娃女士处处比自己棋先一着。房间里漫不经心的款待，两个人的烛光晚餐，她亲手片下的鱼肉，还有对童年的回忆，所有这些没有一件在他预料之中。那温柔的一吻当然也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此刻，她正朝卧室款款走去，边走边解开了衬衫扣子。衬衫唰的一下轻轻滑到了地板上。年轻时的伯爵从来都是事事想在别人前头，并且深深为此感到自豪。守时，恰到好处的谈吐，能预见别人的需要，在伯爵看来，这些都是一个男人拥有良好教养的标志。可眼下，他却发现，原来让别人的棋先自己一着也有它自己的妙处。首先，你会轻松许多。想要在感情上占据先机，就丝毫都松懈不得。要想有所进展，你就得留神她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注意她每一个动作和表情。换句话说，想在感情上算在别人前头，太累了。可落在别人后头，受到别人的勾引呢？哎呀，大不了轻轻松松往椅子里一坐，喝着酒，脑袋里蹦出个什么念头，就用它回应别人不就完了吗？但矛盾的是，把主动权交给别人，自己甘愿被动，不仅会使你觉得轻松，而且也会使你更加兴奋。因为居于被动的这个人，原以为会和新认识的这位波澜不惊地度过这个夜晚——东拉西扯，无关痛痒地聊一通，然后在门边友好地道别。可晚餐吃到一半，意外蹦出来一句恭维之语，再加上某人的手指在你的手上有意无意蹭了几下，你也温柔地默许，并且不自觉地冲她一笑。然后，吻就上来了。再往下，惊喜的程度和范围更是只增不减了。比如说，在女式衬衫滑落到地板上之后，你突然发现，那裸露的背脊上居然有点点的雀斑，仿佛天上的点点星斗。或者，当（你已轻轻钻到被子底下）床单被人掀到一边，你刚仰面躺到床上，一双玉手便摁在你的胸前，一张朱唇正凑过来娇喘吁吁地向你发号施令。尽管这些惊喜都无一例外地激发出了你奇迹般的状态，可与午夜一点时你所感受到的那份敬畏相比，它们都算不了什么。因为午夜一点，那个女人在床上一边翻身，一边用毫不含糊的声音对他说：“走的时候，记得把窗帘拉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鬼魂喜欢在深夜到走廊或者过道里游荡呢？倘若你问活着的人，他们会告诉你，要么是因为这些鬼魂仍有某些尚未泯灭的欲望，要么是因为他们内心有某种悬而未决的不满和怨恨，搅得他们寝食难安，烦得他们满世界乱跑，就为寻求一些安慰。但活着的人太过以自我为中心了。他们因此必然会得出鬼魂是因为俗念未消才在夜里四处游荡的结论。可其实，如果这些不安分的鬼魂想在大中午跑到繁忙的大街上去，谁也拿他们没办法。不。他们之所以只在夜里出来游荡，并不是出于对活着的人的不满或嫉妒。正好相反，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想看见活着的人。就像蛇不想碰见园丁，狐狸不想撞见猎犬。他们之所以等到午夜才出来，是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免受俗世情感所带来的喧嚣和骚动的侵扰。
“关键在磨。”他指着一个小小的、带有铁柄的木头器具说，“一定要在煮之前现磨，一分钟都不要提前。”伯爵把两道眉毛一扬，像个地道的门外汉一样，脸上露出极其欣赏的表情。的确，在露天的夏夜里，这位老人的咖啡实在是完美至极。
一九二四年
说完，她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仔细地打量起伯爵来，估计在暗暗承认自己以前也许低看了他。如果谁被自己的朋友低看了的话，那么他完全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因为如果他真是我们的朋友，那他应该高看我们才对
他不由得注意到，这种新型的新闻风格给人一种重复感。布尔什维克人不仅对某种类型的新闻题材青眼有加，日复一日地进行报道，而且，他们所褒扬的观念和立场是那么狭隘，使用的词汇也那么有限，所以读起来不可避免地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可他妹妹却看不出他这项工作有任何意义。“你为什么要皱着眉头呀，萨沙？不管座次怎么安排，每次宴会大家不是都聊得很开心吗？”“不管座次怎么安排！”伯爵会惊呼道，“都会聊得开心！让我告诉你，亲爱的妹妹，在安排座次时粗心大意曾使最美满的婚姻毁于一旦，还曾导致两个长期友好的国家的关系陷入崩溃。事实上，在墨涅拉俄斯的宫廷里进餐的时候，帕里斯如果没被安排坐在海伦的身边，那么特洛伊战争根本就不会发生。”毫无疑问，这个反驳漂亮极了。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伯爵仍这么觉得。可谁又知道奥博连斯基和明斯基-波洛托夫这两家人如今在哪儿呢？与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在一起。
“当然，”主教说，“您的炖小牛肘想要几分熟？”伯爵惊讶得差点叫了起来。我想要几分熟？难道他想让我指定炖肉所需的温度吗？“让厨师去做好了。”伯爵宽容地答道。
砖砌的拱门，阴凉昏暗的环境，大都会酒店的酒窖里无处不使人联想起阴暗的地下墓穴。只不过摆在这间地下密室最里头的并不是盛殓圣徒的石棺，而是一排排摆满酒瓶的架子。这里面收藏的酒类之丰富着实令人惊叹：有解百纳和霞多丽，有雷司令和西拉，也有波尔图和马德拉。二十世纪欧洲大陆上的所有佳酿这里应有尽有。总共有近万箱，十万多瓶。却没有一瓶上面有标签。“发生什么事啦？”伯爵倒吸了口冷气，问道。安德烈一脸严峻地点点头。“有人向食品委员会的特奥多罗夫同志提了个意见，说我们这里的酒单与革命的理想和宗旨背道而驰。因为它是贵族特权，知识分子的腐朽，以及投机者囤积居奇、巧取豪夺的标志。”
“开了个会，搞了一次表决，命令就下来了。从今以后，博亚尔斯基餐厅只卖红、白两种酒，而且所有的酒都一个价。”
可现在，看着手中的这只酒瓶，伯爵猛然意识到，一切的一切其实早已成为历史。因为这些布尔什维克人是如此渴望按他们的方式重塑未来。不把残存在他内心深处的那个俄罗斯连根拔起，砸碎，然后完全抹除，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海伦娜去世十周年的这天，为了纪念妹妹，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决定喝一杯。然后，他准备彻底地摆脱尘世间的烦恼。
一九二六年
不管是大量阅读后的慎重思考，还是凌晨两点喝着咖啡与人热烈讨论之后的反思，抑或只是基于某种先天的倾向，我们最终都会采纳一个基本的架构，采纳某个合理而且融会贯通的因果体系，而这种体系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某些重大事件，而且能让我们理解构成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及其相互影响。无论它们是有意的还是自发的，是无法避免的还是无从预见的。
可对伯爵而言，他的哲学倾向本质上一直都与气象有关。具体地说，他相信好天气和坏天气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他相信早降的霜冻，持久的酷暑，不祥的云层，枯弱的雨水，还有雾霭，晴天和降雪等，都会对事物产生影响。他尤其笃信，温度计上那极其细微的变化能改变人类的命运。
由于只重效率，缺少味道，以及女性化风格严重缺失等种种原因，所有军队食堂都是用大火煮饭菜，一直煮到锅盖被蒸气顶得嘎嘎作响为止。而一连吃了三个月洋白菜和土豆的年轻中尉对特伦特夫人的这道牛肉显然缺乏心理准备。先在232℃的温度下煎上十五分钟，然后再调到176℃烤两小时，烤完之后，出来的牛肉是里嫩外脆，里红外棕的。于是乎，我们年轻的轻骑兵早就把他军营里的故事忘在了脑后，一心只想多吃一份烤肉，多喝一杯酒。然而这种宴会有个礼仪和规矩，那就是，如果你被安排在了公主的身边，你就有责任给公主讲几段好玩的故事，为她助兴，逗她开心。
就这样，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这天，被视为异端的伽利略·伽利莱的学说在大都会酒店的宴会厅里，在一阵叮、嗒、啪嚓、嘭、咚和砰的声响中得到了确证。六件物体当中，伯爵个人最喜欢的是那只茶杯。因为落地时它不仅发出动人的啪嚓声，而且随后，你还能听见碎瓷片在地板上滑动的声音，和橡果在冰上滑动的声音一模一样。
如果伯爵是因为他已经把所有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而感到自豪的话，那他也应该为这个世界感到自豪。因为即使他不在了，世界也会照样运转下去。实际上，这种运转早已开始了。前一天晚上，瓦西里替酒店的一位客人画了张莫斯科地图，当时伯爵正好站在离门房服务台不远的地方。瓦西里从城市中心开始，画出一条“之”字形的路线，一直延伸到花园环道。里面提到的街道名称有一半他都没听说过。那天早些时候，瓦西里还告诉他，莫斯科大剧院里那个闻名遐迩的蓝金色交相辉映的门厅已被刷成了纯白色，与此同时，阿尔巴特大街上由安德烈耶夫创作的那尊郁郁寡欢的果戈理雕像已被人从基座上移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振奋人心的高尔基像。
伏特加并不是伯爵最喜欢的烈酒。事实上，尽管他无比热爱他的祖国，他也很少喝伏特加。更要紧的是，他刚才已经喝掉了整整一瓶白葡萄酒，又干了一杯白兰地，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可当你的祖国遭到别人信口开河的诋毁时，你绝不能仅凭个人喜好或有约在先为由而听之任之。更何况他刚刚喝下了一瓶白葡萄酒外加一杯白兰地。
“但我有个条件。”伯爵说。“什么条件？”德国人问。“我每说出一个贡献，我们三个人都得干一杯伏特加。”
“是的，没错。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每个国家的万神殿中都有它最杰出的诗人。但有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我们俄国人就等于在叙事的壁炉台上摆下了两尊青铜书立。从今往后，所有的小说家，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都只有把自己摆放在两尊书立之间的份，从这头开始，到那头为止。因为，还有谁，我问你，对短篇小说技巧的把握比契诃夫更高超？那些简洁而齐整的故事，它们仿佛在互不连通的时间里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家庭的某些角落；在那里，人的状态仿佛突然变得触手可及，尽管它可能会令人心碎。同时，在另一端：你能想出一部比《战争与和平》更宏伟壮阔的著作吗？从客厅写到战场，再从战场写回客厅？能对历史是如何塑造了个人，个人又是如何塑造了历史做出如此充分的挖掘和研究？我告诉你，在接下来的数代人里，都不会再出现能取代这两位的作家，因为他们就是叙事文学的阿尔法和欧米茄。”“我敢说，他讲得很有道理。”说罢，英国人端起酒杯，一口喝了下去。伯爵把自己的酒也干了。德国人轻轻抱怨了两句，也跟着喝了。
伯爵自谦地笑了笑。“我曾经是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得过圣·安德烈勋章，是赛马俱乐部会员，狩猎大师……”年轻的英国人把手伸了过来。“查尔斯·阿伯内西，威斯特摩兰伯爵的推定继承人，金融见习生，一九二〇年剑桥输了泰晤士河亨利河段的划船比赛，我是当时的前桨手。”两位绅士握过手，又喝了起来
伯爵盯着那只空酒杯。那些事他已经许多年没跟人提起过了。“时间已经很晚了，”他说，“而这个故事长着呢。”话毕，查尔斯把他们两人的杯子又给满上了。
“这么说，你并没杀了他。”“当时没有。我替他把伤口包扎好，扶正马车，然后驾车把他送回家了。回家的途中他一路诅咒，他有这个资格。因为尽管他从这次枪伤中捡回了一条命，他的右臂也因此废了，他不得不从轻骑兵退役。后来，他父亲为此事提出了正式诉讼，我祖母便把我送去了巴黎。当时的人惹上这些麻烦都是这么处理的。但那年夏天快结束时，战争爆发了，他不顾伤病，坚决要求回到他所在的骑兵团担任军官。在马祖里湖区的第二次战役中，他中弹落马，被一名奥地利骑兵用刺刀捅死了。”接下来是一阵沉默。“亚历山大，那家伙战死了，我也很难过。可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过于自责了。”“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件事：十年前的明天，也就是我还在巴黎的时候，我妹妹去世了。”“因为伤心过度？”“只有小说里的年轻女人才会为爱伤心而死，查尔斯。她是因猩红热死的。”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伯爵说，“这些事的因果都是相连的。那天晚上在诺沃巴茨基公主家，当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的筹码凭证撕掉的时候，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的这个举动马上会传到公主的耳朵里去；能在那个无赖面前占上风让我感到志得意满。如果我没有那么处心积虑地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下不来台，他也不至于想出追求海伦娜，并通过羞辱她来报复我这一招，我也就不会拿枪打他，他在马祖里湖区也就可能不会送命，而十年前我妹妹离世的时候，我也就会待在我应该待的地方，守护在她身边了。”
早在十八世纪，沙皇就停止了把他的敌人赶到国外去的做法，而是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断定，如果只是像上帝把亚当从伊甸园赶出去那样把敌人从俄国赶走，远不能起到惩罚的目的。这些敌人到了另一个国家之后，可以通过劳动建起自己的房屋，供养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说，他还能开始新的生活。但假如你把这个人流放到国内，那他就绝不可能有新的开始。因为在国内流放，不管被送去西伯利亚还是六大城市之外的地区，一个人对祖国的爱是不会在时间的迷雾中变得模糊或被遮蔽的。事实上，我们人类已经演变成这样一个物种，那些让我们难以企及的事物反而会得到我们最多的关注。因此，这些被流放的人比任何一个自由自在地享受着莫斯科生活的当地居民，都要向往这座城市的辉煌。
“致海伦娜·罗斯托夫，”他说，“下诺夫哥罗德之花，普希金的崇拜者，捍卫亚历山大的人，家里所有枕套上刺绣的制作者。一条太过短暂的生命，一位心地过于善良的女人。”说完，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Book Three 第三卷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付诸实施。这个计划标志着俄国开始从一个十九世纪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一个二十世纪的工业强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这一天，尼古拉·布哈林，开国元勋，《真理报》的编辑，农民们最后一位真正的朋友，在同斯大林的较量中落了下风，并被赶出了政治局。这为专制有实无名的回归扫清了道路。而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则是《刑法》第58条草拟出炉的那天。它编织的那张网终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吞噬。
如今，大都会酒店的酒窖里又能找到带标签的葡萄酒了。说起来，这还得感谢中央委员会的某位成员，因为在一九二七年，有一次他想替新上任的法国大使买一瓶波尔多却未能如愿（毕竟谁都知道，除了体积庞大，龙在暴怒时扭起脖子来跟小毒蛇没什么区别）。
转过身来对伯爵说：“你就尽可能快地把菜单递到他们手里，然后立刻帮他们点菜，做得到吧？”“做得到。”“那好，”主厨最后说道，“我们十二点半见。”
伯爵年幼时生活在圣彼得堡，那时，人们还很少听到这个词。即使有人说，也是偷偷摸摸地，要么在工厂厂房的后面，要么在小酒馆的桌子底下。你偶尔也能在刚印刷出来但还堆在地下室等着晾干的传单上看到它。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它却成了俄语中最为常用的词语。“同志”这个词可谓词义效率上的奇迹，它既可以用来问候，也可以用来将人划分派别。可用来祝贺，也可以用来警告。可用来号召行动，也可用来抗议。它还可以被用来在人来人往的豪华酒店大堂里吸引某个人的注意。正因为有了这一语义丰富的词，俄罗斯人终于能抛掉所有的繁文缛节、陈腐过时的头衔、无聊透顶的习惯用语，甚至他们的名字。区区一个词语便能称呼所有国人，无论男女老少，敌人还是朋友，你还能在欧洲别的地方看到这种事吗？
可就在同时，伯爵突然觉得，他此刻现身对尼娜来说并不合适。也许她并不想跟她的同志解释，她怎么会认识像他这样的“前人民”。也许她还从未跟他们提起过，她年幼时住过这家豪华的酒店。也许，她只想和她那些目标明确的朋友把那场有意义的谈话继续下去。“我失陪一会儿。”她对他们说，然后走向伯爵。分别了这么久，伯爵本能地想给他的小尼娜一个大大的拥抱，但她的肢体语言似乎在阻止他实现这一冲动。
“只不过，尼娜讲到这趟即将开始的旅行时，是那么激动，那么自信，那么一心一意，似乎一点幽默感都没了。她就像那些无畏的探险家，唯一的念头就是把她的旗子插到极地的冰盖上，再以历史必然的名义将它据为己有。可我由始至终地怀疑，真正属于她的幸福也许都在另一个纬度等着她。”“得了吧，亚历山大。小尼娜都快满十八岁了。我敢肯定，你和你那些朋友在她这个年纪也讲过同样慷慨激昂、充满自信的话。”“那当然，”伯爵说，“那时候我们是坐在咖啡馆里慷慨陈词，不到店里开始拖地、关灯的那一刻我们是不会起身的。”“看，没错吧。”“我们也的确为各种主义争论过，玛丽娜，但我们却从没想过要把它们拿来真正地付诸实践。”玛丽娜的眼睛转动了一下：“你可千万别去搞什么主义呀。”
“你一直都很喜欢小尼娜的。”“我当然喜欢。”“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她是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的确。”“那你就该相信她。即便现在她一心奔着错误的方向去，你也要相信，她迟早会找到她生命的归宿。因为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找到自己的归宿。”
然而，对任何政权而言，艺术是它所有的奴仆中最不真诚的那一位。不仅因为创造艺术的都是些异想天开之辈，也不仅仅因为那些人不喜欢仰人鼻息，或对简单地重复他人深恶痛绝，重要的是，有时候艺术的含义含混得令人头疼。一段经过精雕细琢的对话原本可以明白无误地传达出说话者的用意，但这时，稍微加上些嘲讽的语气，或者将眉毛轻轻一挑，它便会立刻前功尽弃。事实上，它有时会给人一种与说话人的本意完全相反的效果。所以，当局为什么要时不时地对艺术的导向进行重新考虑和调整也就很好理解了。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它们自己能保持一致也得这么做。
他承认，这部电影非常有趣，可是，我们从罗索托斯基这些接二连三回归到公主和王子时代的电影中又能学到些什么呢？华尔兹、烛光和大理石台阶？我们难道从他对过去的痴迷之中嗅不出一点可疑的怀旧情绪吗？而且，个人奋斗和个人胜利难道不是又成了故事的中心吗？他对特写镜头的过分偏爱和依赖在这部片子里难道没有变本加厉吗？没错，我们又有了一位身穿长袍的美人，可历史的紧迫感呢？集体奋斗呢？此信在《真理报》上登出后的第四天，“索索”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之前特意提到了这篇影评，并且对作者的措辞风格表示了赞许。全体会议召开之后的第三周，这封信的精神（以及信中所提到的几个名词）又分别得到了另外三家报纸和一份艺术期刊的响应。尽管这部影片在二级影院的发行量极其有限，它还是赢得了一些微弱的掌声。而到了那年秋天，不仅罗索托斯基的下一部影片还没着落，他本人的政治可靠性都开始遭到怀疑。
“羞辱？我觉得你根本没有理由觉得受到了羞辱啊。”“我想你大概是眼瞎了吧。”她看向那张旋转门，仿佛它还在为导演的出门而转动。“我邀他睡觉前再一起去喝一杯，可他说他明天需要早起。”“我倒是从来都不需要早起。”伯爵说。她笑了，这是她今晚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微笑。她用手指了指楼梯上的台阶。“那你上去得了呗。”
如今，安娜住在428号房间，它在第四层楼的房间中说不上最好，但也不是最差的。套房里有一间小卧室，卧室旁边有个小休息区，休息区里摆了一张小沙发、一张小咖啡桌，旁边还有两扇小窗户。
和互济会一样，“谦卑者同盟”也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团体，虽然它的成员平日里并不佩戴任何标识，但互相碰面时，他们一眼就能识别出对方来。由于同盟里的这些人都经历过由盛转衰的巨大变故，他们有许多相同的观点和看法。他们深知美貌、权势、名望和特权这些东西全都好景不长，绝不会永远属于你。所以，这些东西并不会轻易让他们折服。他们不轻易羡慕别人，也不会轻易发怒，更不会孜孜不倦地在报纸的字里行间寻找自己的名字。他们努力地让自己生活在同类中，对外人的奉承和谄媚非常谨慎；当外人同情他们和表现出优越感时，他们则在心底窃笑。
“狗怎么样？”他问。“过得比我舒坦。”“那为狗干一杯。”他举起酒杯说。“对，”她赞同地笑着说，“为狗。”
她只是请导演作为客人陪她一起去博亚尔斯基用餐。有了一九二八年的那次教训之后，她学乖了。她不会先到餐厅等着，而是给在衣帽间当差的小女孩塞点小费，后者会确保安娜在客人抵达两分钟之后准时现身。在晚餐过程中，她向导演敞开心扉，说自己对该导演仰慕已久，并且能回忆起他电影中的好多片段，甚至抓住其中的某个镜头——那种只有次要角色，台词不多，容易被人忽视，导演却下了一番苦功夫拍摄的镜头——大谈特谈。饭后，安娜会陪她的客人走到酒店大堂，而不会建议他到夏里亚宾去再喝一杯，更不会邀请他去她的房间。相反，如今的她会对他说，很高兴见到你。然后跟他道过晚安后便离去。而导演会一边穿着外套一边不由得停下动作。眼见电梯门缓缓闭上，他突然觉得，尽管安娜·乌尔班诺娃已不再处于她的演艺巅峰，但第二幕中的一个小角色让她来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也许你还是半信半疑。那么，你自己呢？毫无疑问，有时候你的生活的确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飞跃。回首那些时刻，你的内心会充满自豪和骄傲。可是，难道真的没有什么人值得你感谢吗？比方说，为你提供过建议，鼓励过你或赞扬过你的导师、家人、朋友或者同学？
随着新的一天逐渐展开，埃米尔的悲观情绪才会逐渐被另一种情绪替代：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被毁掉了。大约从中午开始，他一走进厨房，到他那些铜锅面前，他才觉得眼前的事物开始变得明亮起来。它们挂在一只只钩子上，因在昨晚被精心擦洗过而闪闪发亮，仿佛向人们暗示着一种无可辩驳的可能性。他走进冷冻室，把半只冻羊扛在肩上，然后走出来往肉案上一卸，发出“咚”的动听声响。在这一瞬，他的世界顿时增亮了一百流明都不止。
“你怎么知道我成了上校？”“作为绅士，判断出每个人的社会阶层难道不是他的应有之责吗？”“好一个应有之责。”上校微笑着重复了一遍，仿佛非常欣赏这句话，“那你能猜出来我是哪儿的人吗？”伯爵把手一挥，表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对瓦隆人来说，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被别人误认为是法国人，尽管他们彼此相隔不过数英里，而且讲的是同样的语言。”“我觉得你说得也对。”上校承认说，“不过，我对你的猜测能力还是很感兴趣。我保证，你猜错了我也不生气。”伯爵又抿了一口酒，然后把杯子往桌上一放。“我几乎能肯定，你是东格鲁吉亚人。”上校坐直了身体，一脸的喜不自禁
“从口音倒是听不出来。军队就跟大学一样，在那里，人的口音最容易变了。”“那东格鲁吉亚是怎么猜出来的呢？”伯爵冲着酒指了指。“只有东格鲁吉亚人，才会在还没开始吃饭时就来一瓶卡斯泰利葡萄酒。”“因为他们都是乡巴佬？”“不，因为他们想念家乡。”上校又笑了。“你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上校用叉子冲伯爵比画了一下。“你的档案非常有意思，亚历山大·伊里奇。”“我有档案？”“对不起。原谅我糟糕的用词习惯。我想说的是，你的背景相当有意思。”“哦，是啊。这么说吧，若要论丰富程度，生活对我还是相当慷慨的。”上校笑了。接着，他开始用一种核对事实的口吻说道：“你出生于列宁格勒。”“我出生于圣彼得堡。”“哦，对，当然了。是圣彼得堡。你年幼时父母便双双过世，是你的祖母把你抚养成人的。你先进了学园，后来又进了位于……圣彼得堡的帝国大学。”“说得都对。”
“嗯，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急着赶回来：帮你的祖母逃到国外去。可把她出逃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你自己为什么选择留下呢？”“为了这里的美食。”“别，我是认真的。”
“那你为什么没参加那场战争呢？”伯爵停了停，然后耸了耸肩。“因为一九一四年离开俄国去巴黎时，我就发过誓，我永远不会再向任何一位俄国同胞开枪了。”“你把布尔什维克人也视为你的同胞吗？”“那当然。”“你觉得他们算绅士吗？”“这完全是两码事。不过，他们中间也还是有一些的。”
“并非哪一件事，”过了片刻，伯爵才开口说，“是很多小细节综合在一起。”“就像马赛克？”“对。就好像马赛克。”“那你给我举个例子，都有哪些细节呢？”伯爵拿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把它放回桌上，杯子被摆在了一点的位置。“作为主人，你用分菜的餐具给大家分菜是没有问题的。但真正的绅士肯定会先分菜给客人，然后才轮到他自己。”上校刚吃了一口鸭子，听到伯爵举的第一个例子，他挥了挥手中的叉子，笑了。“接着讲。”他说。“绅士也绝不会手里拿着叉子冲别人比画，”伯爵说，“或者，在嘴里塞满食物时跟别人讲话。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同别人交谈之前，他会先自我介绍一下，尤其是在他对客人已经知之甚详的情况下。”
“而且，我点的酒也是错的。”他微笑着补充了一句。伯爵往空中伸出一只手指。“那倒未必。每个人喜欢点什么酒，原因有很多，怀念家乡是其中最好的一个。”
“哦，如果是这样，我想，把他们软禁起来，不是更省事吗？”“事实上，”格列布尼科夫纠正他说，“把他们放出来更省事。”这一点伯爵倒是认可。“我听说，”格列布尼科夫继续说道，“你似乎已经安于目前的境况了。”
“你想学法语和英语。”奥希普举起杯子，表示认同。“是的，先生。可我不仅想学语言，还想了解说这些语言的人。我尤其想了解他们的特权阶层，因为掌权的全是那些人。我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心目中的道德规范都包括些什么；他们珍视的价值观都有哪些，鄙视的又有哪些。你可以说，这是为了培养外交技能吧。可像我这样身居高位的人，学习这种技能的时候……还是谨慎点好。”
紧接着，一九二九年又出现了更加不可思议的变化。那年四月，夏里亚宾酒吧突然来了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三名女招待，而且全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她们身穿黑色短裙，裙子下摆还不到膝盖。这些美丽动人的女孩在酒吧的顾客中间来回穿梭。她们苗条的身影，清脆的笑声，芬芳的香水味，为这里平添了一丝高雅的气息。如果说酒吧的记者更乐意说话而不是聆听，那么作为绝佳的共生对象，那些女招待则更愿意洗耳恭听，而不是自己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当然，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们的工作有赖于此。因为她们每周都要去捷尔任斯基大街街角的那幢阴沉沉的小楼里做汇报。在小楼里头阴沉沉的小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阴沉沉的小个子。他会把姑娘们无意间听来的谈话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
第十五种呢？那得到稀有奢侈品专卖店去才行，也就是说，得去那些为党内最高级别的干部提供服务的商店。伯爵向某位人脉颇广的女演员偷偷询问了一下。说来也怪，没过一会儿，一个没有署名的信封便从门底下被塞进了他的屋子。
但事实上，埃米尔和伯爵都没注意到，“太阳系”里不知什么时候又突然多了一个橙子。只见安德烈的双手优雅地上下翻飞，四个橙子便全被他抓在了手里。他弯下腰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这回轮到伯爵和埃米尔鼓掌了。“我敢肯定，你在杂技团扔的肯定不是橙子。”埃米尔说。“不，”安德烈一边把橙子小心地放回到厨案，一边承认道，“我扔的是刀子。”
“什么世道。”伯爵最后又叹了口气，然后在椅子里睡着了。
一九三八年
然而，这一次，党中央的总书记却突然醒悟过来，从西方新闻界的角度看，这样一身简单的服饰也许是在向世界表明，俄国在实行了十八年共产主义制度之后，女孩们至今过的仍是和农民一样的生活。因此，那句意义重大的宣言便被塞进了他的讲话，而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因此改变。因为，从《真理报》上读到人们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之后，细心的共产党官员便会明白，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已经到来：既然革命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现在到了党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多一点个人魅力、多一点奢华、多一点欢声笑语的时候。
所以，和《创世记》中那位开口闭口要有这个，要有那个，然后就果真有了这个和那个的家伙一样，当“索索”开口说“同志们，生活已经改善”时，生活就真的改善了。
该店长久以来只对那些外国人和党的高级官员服务，而从一九三六年起，该店开始向全体公民开放，只要你能用外币、银子或黄金付款就行。事实上，楚姆百货商场的最底层有一间设施齐全的办公室。在那里，一位老谋深算的先生会将你祖母的珠宝首饰按半价折成店里的购物积分给你。你看，生活更幸福了不是？
索菲亚尽她最大的努力，表现得像妈妈一样坚强。可她毕竟不能像妈妈那样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尽管她没有发问，没有恳求，也没有流露出一点沮丧，但当她点着头表示自己听懂了时，泪水仍然从脸颊上滚落了下来。
整个交接，从尼娜叫出伯爵的名字，一直到她走出酒店大门，只用了不到十五分钟。所以，伯爵根本没时间认真考虑这一承诺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的，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不必为她的教育，为培养她的品德或者宗教信仰操心。可她的健康和精神上的安慰呢？哪怕他只需照顾她一个晚上，他也得为这些负责啊。
不，正好相反。她非常安静。安静得叫人不安。早上醒来之后，她便起床，穿好衣服，然后整理好床铺，整个过程中一句话也不说。伯爵把早餐摆上桌，她便像特拉普派的修道士一样轻轻地嚼着她的饼干，然后，一声不响地将盘子清理干净，便爬到伯爵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双手垫在屁股下坐着，默默地望着他。那是一种怎样的目光啊。她眼里的虹膜是那么漆黑，那么不祥，那么深邃，让人看上一眼便会觉得不安。它既不是羞涩，也没有不耐烦，似乎只是在问：现在该干什么了，亚历山大叔叔？还真是的。现在该干什么呀？床收拾好了，饼干也吃完了，他们俩还有整整一天的时间。十六小时。九百六十分钟。五万七千六百秒！想想就令人发怵。
“这么说，你亲眼见过？”她欣喜地打断他道，“在非洲？”伯爵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不是在非洲。”“那是在哪儿？”“在不同的书里。”索菲亚“哦”了一声。
伯爵沉思了片刻，想看看还有什么是自己亲眼见过而又特别神奇的东西，也许会令她感兴趣。“你想听公主的故事吗？”他建议道。索菲亚立刻坐直了身子。“贵族时代已经让位于普通大众的时代了，”从她的口气听得出，她为自己能正确背诵出这个时代的口号而骄傲，“这是历史的必然。”“是的，”伯爵说，“别人也这么跟我说过。”
只要是坐在椅子上读书，无论什么声响也干扰不了他。事实上，他更喜欢在嘈杂的背景下阅读。比方说，街头商贩的叫卖声；从隔壁公寓传来的钢琴声；最妙的莫过于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先是飞快地跑上两截楼梯，接着突然停下，然后你便听见有人一边使劲敲门，一边气喘吁吁地解释，说有两位朋友的马车正在街边停着，让他赶快下去。（人们在书中印上页码不就是这个用途吗？不就是为了在中断了一段时间后，能马上找到先前看过的那页吗？）至于财物，在他看来更是不足挂怀。但凡有熟人要借书或是借伞，他总是头一个出手相助（尽管所有找他借过书和伞的人事后几乎都没有归还，只有亚当除外）。日程安排呢？那时候，他从来没有所谓的“日程安排”，他也引以为豪。他常常是今天在上午十点吃早餐，明天却是在下午两点。即使在他最喜欢的餐馆，同一道菜他也从不会在同一个季节里点两回。正好相反，他会像探险家利文斯通穿越非洲大陆或者麦哲伦横渡七海一样，把菜单里的菜式一道道尝个遍。不会。在二十一岁的时候，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从来都不会觉得不自在，害怕被打扰，或者感到心神不宁。不管是什么意外，不管别人如何评论，也不管出现了什么变故，他都会坦然接受，他都会把它们当作夏日天空中燃放的烟花，就好像它们是一件令人惊喜、值得欢呼的事一样。
但很显然，那时的他已一去不再了。这件重达三十磅的包裹不期而至，终于把挡在他眼前的那层面纱彻底撕去。在他未曾留意的情况下——没得到他的认可、投入或准许的情况下——他的生活中已自行建立起了一套流程。很显然，如今他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吃早餐。很显然，他喝完咖啡之后马上就会吃饼干，中间不会有任何间断。阅读的时候，他也得坐在特定的椅子上，椅子朝着特定的角度倾斜；而且，任何声响，即使那声响不比鸽子踱步的声音大多少，也一定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就连刮胡子他也必须从右边刮起，再刮左边，最后才刮下巴。
“是。中午十二点是响了。可九点、十点、十一点都没响。”“哦，”伯爵笑着说，“如果是普通的钟，你刚才说的都对，亲爱的。可你看，这是一个双响钟。这是很多年前按照我父亲的要求定制的，它每天只响两次。”“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朋友，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会告诉你这是为什么的。不过，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到广场餐厅再说吧。点完菜，舒舒服服地坐下之后，我再把我父亲这座钟的来历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如果你想享受一顿既文明又高雅的午餐的话，没有什么比一个轻松愉快的话题更重要。”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伯爵问（估计这位年幼的听众最想问的也是这个问题）。简单地说，伯爵的父亲一直认为，人应该密切关注生活，而不应该过多地关注钟表和时间。作为斯多亚学派和蒙田的信仰者，伯爵的父亲相信上午是造物主留出来让我们辛勤工作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晚于六点醒来，稍微吃点东西，然后专心致志地开始工作，那么，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他就应该已经把一天该干的活儿全都做完了。所以，在他父亲看来，中午十二点是个总结的时刻。当中午的钟声响起时，勤劳的人会因为充实地度过了上午的时光而备感自豪，他们会心安理得地坐下来享用午餐。而那些不务正业的俗人，也就是那些把一上午的大好时光都浪费在床上，或者只用来吃了一顿早餐，看了三份报纸，或者只是在客厅里闲聊一通的人，在中午钟声响起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去寻求主的宽恕。
那下午呢？伯爵的父亲认为，一个男人不该被他马甲口袋里的钟表操纵，即不该把生活中的事情当作火车到站时刻表一样，精确到分分秒秒。相反，因为在午饭之前他已经从事了适度的工作，所以下午的时间他应该享有充分自由。也就是说，他应该到柳树林中去散散步，读一本经典著作，在凉亭下和朋友谈谈心，或者面对着壁炉里的火安静沉思。总之，他应该去干一些不受时间规定和限制的事，一些能够自己决定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事。那第二响呢？按照伯爵父亲的想法，人们是不应该听到这第二声钟响的。如果一个人充实地度过了一天——工作、休息、自由、上帝全都顾及了的话——那么在午夜十二点到来之前他就应该睡着了。所以，这第二次钟响绝对是一种劝诫。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呢？这是钟在问你：是不是白天大把的时间都浪费了，到深夜才想起来还有事情没做？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困难了吧。”伯爵说。“我知道索菲亚的确很困难。”玛丽娜纠正他。
“没关系，亚历山大。你也是着急嘛，而且，你以前又没跟孩子在一起生活过。可我相信你能应付。如果遇到什么不懂的，你就记住一点，孩子和成年人不一样，他们只想要快乐。所以，他们还拥有成年人已经丧失了的那种能力——从最简单的事物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乐趣。”
伯爵凝视着她那张天真无邪的小脸，一下子明白了过来。他这位最擅长使“障眼法”的高手今天反过来被人算计了一把。当她把他叫住，可爱地扯着他的袖子让他不要偷看的时候，那其实是掩护她偷偷把顶针塞进他口袋的障眼法。还有，移动家具的声音，数到了两百还不叫他进去，全都是在演戏。一个不折不扣、瞒天过海的把戏。甚至在他焦头烂额地四处寻找时，她仍然坐在那儿，手里攥着小布娃娃身上那件漂亮的蓝裙子，自始至终都没露出任何破绽。伯爵往后退了一步，给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终于，他只得开口问道。“哦，”沙拉莫夫说，他的口气就像他才反应过来米什卡会错了意，“不是少了字。而是得拿掉几个字。就是这儿。”沙拉莫夫从桌对面探过身来，指着契诃夫谈论他对柏林最初印象的那几行字——夸赞当地的面包，说没出过国的俄国人不知道面包能好吃到什么程度的那几句。
“后来，沙拉莫夫，”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沙拉莫夫年轻时曾对我说，我们应该让笔下的文章变得像大炮一样威力无穷，此刻却告诉我，那几句话一定得删掉。你知道我最后是怎么做的吗，萨沙？你想象得到吗？”
从洗手间回来后，她没有立刻钻进被子，而是爬上了办公桌前的座椅。“你还不打算睡觉？”“等等。”她抬手示意他安静。说完，她往右边侧了侧身，像是他挡住了视线。伯爵满腹疑惑地往旁边挪了一步，再转过身去。那一刻，他正好看见终日长途跋涉的分针赶上了它那位罗圈腿的兄弟——时针。当这对弟兄拥抱在一起时，弹簧彻底松开，齿轮开始转动，双响钟里的那把小锤发出了午夜的钟声。索菲亚听着钟声，一动不动地坐着。到第十二响，也就是最后一响时，她才从椅子上蹦下来，爬到床上。“晚安，亚历山大叔叔。”她说。
尽管当时的他已在意大利定居，他还是在斯大林的诱哄下回到俄国，住进了里亚布申斯基的故宅。就这样，他主导并确立了全体俄国人唯一遵循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
可是，借先前的话问一句，他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呢？米什卡的那些话当天就被汇报了上去。不出一周，它们便被逐字逐句记录下来。八月，他受到列宁格勒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传讯。十一月，一个那个时代特有的庭外三人小组审理了他的案子。然后，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在无尽的反思之中，他被送上了一列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伯爵为尼娜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尽管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事实是否如此。她没能在一个月或一年之内回到大都会酒店，事实上，她再也没有回来。十月，伯爵努力打听过她的下落，却无果而终。所以只能猜测，尼娜也在尽她所能地与伯爵取得联系。可尼娜·库利科娃就这么消失在了浩瀚无垠的俄罗斯东部。
说来也巧，在对该“前人民”近来交往的人士进行粗略调查之后，某位身材苗条的女演员被牵扯其中。而这位著名女演员又是某位长着圆脸的新晋政治局委员多年的情妇。一般来说，长期活动于充满官僚气的政府高墙之内的人，很难想象外面的世界里发生的事。可对他们来说，有一点是不难想象的：倘若谁把苏联政治局委员的私生女逮住并把她送往孤儿院的话，那么这个人的职业前途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可想而知。在这件事上太过殷勤，只会让你在被蒙住眼睛挨枪子之前得到一根烟抽。因此，此事的调查慎之又慎。有迹象表明，该女演员很可能与那位政治局委员有一段长达六年的关系。此外，据酒店的员工证实，小女孩到达酒店的当天，女演员也住进了酒店。因此，这次调查中收集到的所有情报都被放进了一只上了锁的抽屉（以备不时之需）。而当初引发这场调查的那封贻害不浅的告发信却被人用火点燃，扔进了它应有的归宿——垃圾桶里。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位一直以讲故事时言简意赅且重点突出为荣的男人在考虑到对方的要求后已变成了一个依赖脱题说明、夹注和脚注的好手。以至后来，索菲亚还没说出脑袋中的问题，他就已经猜到她想问什么了。
一九四六年
可也有人指出，真正让战争局势有了转变的是“索索”在远东预留的多达七十万人的后备军。甚至在红场举行阅兵式的同时，那些部队正千里迢迢地横穿广阔无垠的国土，前来保卫莫斯科。另外，还有一些人注意到，在那年十二月的三十一天中，有二十八天都在下雪，因此德国空军根本无法出动。另外，平均温度降到了-20℃以下，这对俄国人也不无帮助，因为德军和昔日拿破仑的部队一样未曾领教过这等气候。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希特勒的军队虽只用五个月便长驱直入俄罗斯边境，一路挺进莫斯科近郊，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能踏进这座城市。在抓捕了一百多万俘虏并夺去一百多万条生命之后，他们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开始撤退，这座城市令人惊讶地完好无损地存留了下来。
那个热爱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施塔姆的人。当然，后二者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以《刑法》第58条的“反革命罪”受到了审判和刑罚。
“你在教书？”伯爵试探着问道。“没有，”米什卡把头一摇，说道，“他们不鼓励我们教书，也不鼓励我们读书和写作，连吃饭都几乎不鼓励。”就这样，米什卡开始描述他在亚瓦斯的生活。在描述的过程中，他用了很多第一人称复数，伯爵听了还以为有劳改营的狱友和他一起搬去了那里。可慢慢地他才听出来，原来当他说“我们”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指其他什么人。对米什卡而言，“我们”包括了他和他所有的狱友，不仅仅是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认识的那些，还包括了上百万甚至更多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上，谢夫沃斯特拉格劳改营里或者白海运河上艰苦工作的那些人，不论他们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还是会一直干下去。
。“你知道吗？在三十年代，当他们宣布要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一半的农民宁可把自己的牲畜杀了，也不愿把它们交给合作社。一千四百万头牛啊，就这么交给了秃鹰和苍蝇。”仿佛为了表示尊重，他把肉又轻轻放回到盘子里。“这叫我们怎么理解呢，萨沙？发动自己的人民，摧毁他们自己创造的艺术，破坏他们自己的城市，杀戮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而没有丝毫懊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外国人看来，这一定太让人震惊了。他们一定觉得，我们俄罗斯人是如此残酷和冷漠，没什么东西能被我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就连从我们腰胯下面出来的亲生骨肉也不例外。这样的想法令我痛苦，搅得我心神不宁。即使我已经疲惫不堪，可一想到它，我便会在床上辗转难眠，直到天明。
“谁又能想到，”他说，“许多年前，当你被判在大都会酒店终身监禁的时候，你其实成了全俄罗斯最幸运的人。”
换句话说，他们将资本主义的真实嘴脸原封不动地表现了出来。“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亚历山大？他们怎么会允许这些电影被拍出来呢？难道他们就没意识到这些电影正在撬动他们的制度基石吗？”
于是，伯爵把与米什卡的交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奥希普。事实上，是他向奥希普转述了米什卡对莫斯科被焚毁、雕像被推倒、诗人被禁言以及一千四百万头牛被屠杀等事情的看法。
“如今我们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呢？我们把美国的速度与苏联的目标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即将在全俄罗斯消灭文盲。苦难深重的俄罗斯妇女们，我们的第二种农奴，她们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不再低人一等。我们还兴建了许多崭新的城市，我们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过了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可代价是什么呢？”奥希普在桌上啪地一拍。“最大的代价！难道你以为美国人取得那些令全世界羡慕不已的成就不用付出代价吗？去找他们的非洲兄弟打听打听吧。你以为，他们的工程师在设计雄伟壮观的摩天大楼，或者建造高速公路的时候，会因为那些漂亮的小农舍挡了道而犹豫要不要铲平它们哪怕一秒吗？我敢担保，亚历山大，他们才不会呢，只要把炸药一埋，他们便会亲手按下引爆器。就像我以前跟你说过的，在这个世纪剩余的时间里，主导世界的将会是我们和美国人，因为只有我们这两个国家学会了如何排除历史这个障碍，而不是俯首帖耳地拜倒在它面前。可美国人是用它来为他们钟爱的个人主义服务，我们则用它来造福社会。”
在所有与抚养子女相关的问题上，比如作业、衣着和礼貌，父母的责任其实再简单不过了：让孩子平安地长大成人，这样她才有机会去体验有意义的生活，或者上帝保佑的话，美满的生活。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她上那儿去是因为教堂后面有个小礼拜堂。因为谁都懒得费功夫拆掉它，所以礼拜堂里面还保留着耶稣基督和水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的马赛克画像。如果你在排着长队买牛奶的时候想溜到圣像前祈祷，那里的女人通常会同意帮你留着队伍里的位置。
Book Four 第四卷
在索菲亚五岁的时候，伯爵还以为她会长成一个黑头发版本的尼娜。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未免有些幼稚。尽管索菲亚和尼娜一样，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自信，但她的举止和风度却与尼娜迥然不同。索菲亚的母亲对世界上存在的任何瑕疵毫无耐心，而索菲亚却似乎总认为，即使地球上偶尔出了乱子，它仍然不失为一个充满好心和善意的星球。尼娜会毫不犹豫地打断别人的谈话，并说出反驳的观点，接着她会马上声称这个问题已经被永远地解决了。而索菲亚会用心地倾听，脸上还带着同情的微笑。这经常使她谈话的对象在长篇大论之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渐弱了下去，甚至怀疑起自己的论点来。
因为在人生的暮年，拥有一段崭新而持久的人生记忆早已不再是我们的目的。相反，我们应该致力于确保他们能自由地去体会自己的人生。我们必须毫不畏惧地这样做。我们不该再去帮他们掖好被子，扣好衣服了，相反，应对他们能自己做好这些事充满信心。
索菲亚弹起了第三段旋律。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扭过头往伯爵这边看了过来，同时耸了耸眉，仿佛在说：你能相信吗？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想到过吧？接着，他马上又回过头去注视着钢琴，尽责地帮索菲亚翻动乐谱，仿佛是一位见习生在替音乐大师翻乐谱。
“是曲子本身好听。”她说。“嗯，是，”伯爵笑了笑，“虽然曲子很美，但它终究只是一张纸，上面画着圆圈、线条和点。一百年以来，几乎每个学钢琴的都要弹刚才那首肖邦的曲子。可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那只是一种类似背诵的行为。只有千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的人，能像你刚才所做的那样赋予那段音乐以生命。”
“哦，我明白了，”她说，然后带着一股年轻学者般的热情解释起来，“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管那叫‘心境’。他说，在弹响每一个音符之前，弹琴者必须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找到那里隐藏着的与乐曲要表达的情绪暗合的心境。在弹这段乐曲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的母亲。我心中想到，我对她本就少之又少的记忆正在逐渐淡去，然后才开始弹。”
“我很明白，”他说，他沉吟了片刻，又补充道，“年轻的时候，每当我想起我的妹妹，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每过去一年，她就似乎离我更远了一些；我甚至开始担心，总有一天，我会把她忘得干干净净。可事实是：无论时光怎样流逝，那些我们爱的人永远不会彻底离我们而去。”
伯爵刚把它接过来，便后悔自己刚才用了素描这个字眼。因为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位年轻艺术家的技艺和技巧实在有失公正——广场餐厅简直被他画活了。桌旁的顾客以印象派明亮简短的笔触勾勒，画面传达出人们的聊天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餐桌之间往来穿梭的服务员则被很巧妙地画得有些模糊。与画人物时的暗示风格相比，他对餐厅内部细节的描摹可谓丝丝入扣，淋漓尽致。房间里的柱子、喷泉、拱门，无一不以完美的视角、完美的比例重现于纸上，连屋里的饰物都没落下。“这幅画太漂亮了。”伯爵说，“我必须说，你的空间感尤其敏锐。”陌生人微微一笑。“那是因为我是一名科班出身的建筑设计师，我并不是画家。”
“哦，我懂了，”伯爵说。作为广场餐厅的代表，伯爵感到有些受伤。他反驳道，这家餐厅在它鼎盛时期曾以特有的高雅和别致为人称道，但它的富丽堂皇却从来不是靠其内部装饰和建筑细节得来的。“那它靠的是什么呢？”年轻人问道。“民意。”“你的意思是？”伯爵把椅子转了一转，正对着邻桌的年轻人。“我年轻的时候有幸到过很多地方。我可以基于个人经验告诉你，大多数酒店的餐厅，不只是俄罗斯，要知道全欧洲都一样，是为住店客人提供服务而设计的。唯独这家餐厅不是，它从来都不是。它是被当作整个莫斯科城的聚会中心来设计的，它也一直在发挥这个作用。”
“看到那两张桌子了吗？在一九三九年的某个下午，我亲眼看见，两位陌生人因为隐隐地觉得在哪里见过彼此，而坐下来一起吃了顿饭。他们从开胃菜起，主菜，甜点，一道接一道地吃，他们将各自的人生经历从头到尾聊了一遍，就为了找出他们可能遇见彼此的那个时间。”建筑设计师带着全新的认识赞许地四周打量了一下眼前的餐厅，然后说：“我想，一个房间应该是对它里面发生过的所有事情的总结。”
“我也觉得是，”伯爵表示同意，“虽然我对这个房间里曾经混入过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但我敢非常肯定地说，由于它的存在，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
有人会问，这两个人相识不过四年，怎么这么快就成了老朋友？交情深浅从来不由相识长短决定。即使他们数小时前才初遇，也同样会一见如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志趣相投。他们发现彼此有许多相似之处，谈话轻松愉快，给彼此带来了快乐。这也一定和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关。尽管伯爵和美国人相差十岁，出生地隔着四千多英里，但他们都来自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里的上层家族，都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享受过优渥的生活，接触到的也全是最好的东西。他们的共同点比他们和绝大多数本国人之间的共同点还要多。这也正是为什么每个国家首都的那些大酒店看上去全是一个样。纽约的广场酒店，巴黎的丽兹酒店，伦敦的克拉里奇，还有莫斯科的大都会，都是在十五年内相继建成，并且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所在城市里第一批配置了中央供暖和热水，房间里配有电话，餐厅里提供国际化美食，大堂旁边设有美式酒吧的酒店。这些酒店就是为理查德·范德维尔和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这类人建的。只有这样，他们到国外某座城市旅行的时候，才会在酒店里感到宾至如归。
父亲进一步解释道，自然选择并不需要上万年才能完成，有时连一百年都不用，据人们观察，有时只要几十年时间。听到这里，伯爵开始不安起来。
即使生活让追求梦想变得遥不可及，人们仍会义无反顾地追寻它。
一九五二年
银幕偏好年轻漂亮的女演员，而话剧舞台则更懂得也更珍惜年龄的价值。毕竟，美狄亚、麦克白夫人，还有伊琳娜·阿尔卡丁娜这些角色都不是光有一双蓝眼睛和粉红脸蛋就能演好的，只有那些亲自品尝过悲欢离合和劫后余生的女人才演得来。安娜重回话剧舞台也惠及了伯爵。以前，她每年只能来大都会酒店住上几天，现在她一住就是几个月。这样一来，我们那位经验丰富的天文学家便又有机会到她背上勾画最新的星座图了。
从点完菜到开胃菜被端上桌，这中间是人类所有社交活动中最为危机四伏的时段之一。年轻的恋人倘若不能充分享受这个时刻，他们会发现彼此突然陷入了沉默，那沉默来得那么突然，简直无法逾越，甚至可能让他们怀疑，作为情侣的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化学反应。倘若不能享受这段时间的是一对已婚夫妇，他们会突然间生出一股恐惧感，担心彼此再也不会有要紧的、热烈的或者令人惊讶的话说了。所以，每逢这一危险时刻，大多数人都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而伯爵和索菲亚呢？他们却巴不得这种时刻早些到来，因为这是他们俩玩“zut”的时间。
“zut”是他们自己发明的游戏。规则很简单：游戏由两个人玩，其中一个先说出一种事物的类别，这个类别必须包括一些专门的现象子集，比如说，弦乐器，著名的岛屿，或者除鸟之外的长翅膀的生物。然后，两个人便开始轮流说出该类别所包含的例子，直到其中一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比如两分半钟）词穷为止。三个回合内最先赢下两回合的人得胜。为什么他们管这个游戏叫作“zut”呢？因为伯爵说，面对失败的时候，“zut alors”是唯一一个还算得体的感叹词。因此，为了想出有挑战性的事物类别来，他们已经从一天中各自做过的事情里找到了思路，并仔细考虑了各种可能的答案。马丁把菜单一收走，这对父女便开始了。因为上一次伯爵是输家，所以今天由他先说出一个事物的类别。他颇自信地说：“著名的四的组合。”索菲亚说：“选得不错。”
“我明白了。那玛丽娜这个很自然的看法是什么呢？”“她觉得，这是因为你这个人不喜欢把不同的纽扣放在同一个盒子里。”“把我的纽扣放在同一个盒子里！”“你知道的：所有蓝色的纽扣放一个盒子，所有黑色的放另一个，而红色的放第三个。同样，你和别人有这样的关系、那样的关系，而你不喜欢把它们混在一起。”“真是这样？像对纽扣一样对人，我还真不知道我有这样的名声。”“不是所有的人，爸爸。只是对你的朋友。”“我总算是松了口气。”
“你介意我问你个问题吗？你又是怎么知道安娜·乌尔班诺娃的看法的呢？”“是她亲口告诉我的。”“这么说你们俩认识？”“当然认识。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得，真是太棒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一直背着我和索菲亚说话。”尽管四周没人，伯爵仍然压低了声音。“我们没有故意背着你，”安娜也低声答道，“只不过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碰巧都在上班。”
“话说回来，就算我真的想把我的纽扣放在不同的盒子里，又有什么错吗？”“当然没有。”“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纽扣都放在一个大玻璃瓶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吗？玻璃罐？在这个世界上，当你把手伸进去，想拈出一颗某种颜色的纽扣来，你的指尖不可避免地会把那颗扣子摁到别的扣子下面去，直到你再也看不见它为止。到头来，你会又气又恼，只好把瓶子里所有纽扣倒在地板上，然后再花上一个半小时把所有纽扣全捡回去。”“我们现在是真的在谈扣子呢，”安娜很感兴趣地问，“还是在打比方？”
“问题是你们那位最厉害的网球选手不但打得好，而且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你们的选手之中我们只认识他。要是明天他突然不打了，接替他拎着拍子上场的会是谁，这个人的打法是底线型还是上网型，我们现在都还一无所知。”
“哦，对。关键是领导人看来很快就不行了，他一断气，局面将会非常难以预料。不光是国际和外交方面，我的意思是，莫斯科也一样。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谁将成为最终的领袖。这座城市的大门可能会向整个世界敞开，当然，也可能会砰的一声关上，并且从里面锁死。”“我们当然希望是前者。”伯爵说。“那是绝对的，”理查德表示同意，“我们当然不希望是后者。但不管最后会怎么样，我们都得有所准备。而这正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你看，我马上要去巴黎负责的那个小组从事的就是情报领域工作。它就像个研究单位。我们会在世界各地网罗朋友，让他们时不时替我们在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上提供一些消息。”“理查德，”伯爵有些吃惊地说，“你想让我当间谍，出卖自己的祖国？”
他发现那片小钥匙依旧挂在钩子上。他把钥匙插进钥匙孔，再把钟的发条上满，设准了时间，然后在钟摆上轻轻一推，他想：让这个老伙计再多走几小时吧。
当然，理查德的预言完全应验了。索索咽气的时候并没有继任计划，也未指定接班人。而在主席团当中，有资格接过领导大权的人有八个之多
让西方感到安慰的是，葬礼过后，马林科夫似乎成了这场接班人竞赛中最有可能的胜出者。因为马林科夫是位开明的国际主义者，对待核武器持直截了当的批评态度。和斯大林一样，他当时身兼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主席二职。然而，党内高层迅速达成了一项共识，即从今以后不再允许一个人同时担任这两项要职。于是，十天后，党的总书记马林科夫被迫将他担任的委员会主席一职移交给了更为保守的赫鲁晓夫，这便为两个政敌共同执政的格局搭好了舞台。两人既有观点相悖之处，同时又保持着微妙的盟友关系。这一微妙的权力平衡，在接下来数年中令整个世界都琢磨不透。
因为那么做简直有违人性。对他人的生活方式充满兴趣地瞧上几眼，或者拿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人分享，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愿望。即使后者闭关锁国，前者也会想方设法地从门缝里逃出去的
可莫斯科不是港口，亲爱的。在所有与俄罗斯有关的事物——它的文化，民族心理，也许还有它的命运——的中心，都矗立着那座克里姆林宫，这是一座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森严的堡垒，与海洋隔着四百多英里。从物理意义上说，尽管如今，它四周的高墙已不足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却依然能将整个国家笼罩在其阴影之下。
“自动车库门是什么？”“就是能自动开关的车库门，根本不用你动手。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假如我是车库门，我会很想念以前的那些日子。”
一九五三年
伯爵便会觉得这么做上合天意，下顺民心。所以，让我们把话挑明了：伯爵担心这项新规定并非因为他对纸笔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厌恶。他只不过是觉得，凡事都要论场合。如果你选择在广场餐厅用餐，那你的确应该知道，那里的侍者为你点菜的时候，就是会把身体欠到你桌子的上方，一边听你讲，一边飞快地在小本子上做记录。可在博亚尔斯基餐厅，自从伯爵成为这儿的领班以后，来此就餐的顾客都能体会到侍者会看着他们的眼睛，回答他们的问题，为他们提供参考和建议，并且能一字不差地记住他们的选择，根本无须把背在身后的双手拿到前面来。
“你能想象，”伯爵说话时眼睛炯炯有神，“当你想牵住你妻子的手时，你得先提交申请，申请上面还必须有主管部门盖的戳，然后，你还必须把她的回答记在小本子上，一式三份，这样，你就可以给她一份，给她父亲一份，剩下一份给她的家庭牧师，你能想象这种情景吗？”伯爵嘴里正妙语连珠，俏皮话不断，可当他看到“主教”脸上的表情时，他立刻提醒自己：说俏皮话可以，但要避免提及与别人婚姻有关的事。“我不知道这件事跟我的妻子有什么关系。”“主教”说。
“可这不是感不感兴趣的问题，”弗里诺夫斯基对伯爵说，“征召令已经发出，而且任命已经得到了地区文化事务部副部长的批准。”说完，团长从他的夹克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伯爵，还朝信上副部长的签名指了指，“你看到了，索菲亚九月一日就得去乐团报到。”伯爵带着厌恶感读完了此信。信里只是用干巴巴并且千篇一律的语言，对他女儿加入乐团表示了欢迎。而那个乐团位于六百英里外的一座工业城市。“斯大林格勒青年交响乐团，”“主教”说，“您现在的心情一定非常激动吧，亚历山大·伊里奇。”
“你什么意思？那首《它现在在哪儿？》不算吗？”“那首诗是米什卡在艾德豪尔山庄的南客厅里写的。那是在一九一三年的夏天……”见卡捷琳娜似乎仍困惑不解，伯爵便接着讲了起来：“由于一九〇五年的起义以及接踵而来的镇压，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写诗来宣泄对政治的烦躁情绪仍然是件很危险的事。鉴于米什卡的背景，如果他犯了事的话，秘密警察拿个笤帚都能把他扫没了。所以，有天晚上，在喝掉一整瓶玛歌葡萄酒之后，我们决定以我的名义发表那首诗。”“可为什么用你的呢？”“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赛马俱乐部的会员，沙皇高级顾问的教子，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伯爵摇了摇头，“可颇为讽刺的是，到头来因此被救了一命的人是我，却不是他。但在一九二二年，因为那首诗，他们当真差一点把我给枪毙了。”
“卡捷琳娜……”“啊？”“我能帮你什么吗？”一开始，卡捷琳娜似乎对伯爵的问题感到惊讶，她本准备立刻回答说不用。可过了片刻，她却说：“记住他。”
伯爵一页接一页往下翻，不由得哑然失笑。简单地说，米什卡的这项浩大的工程就是把从古老的经传中摘录来的引文按年代顺序排列；凡是“面包”一词，他都会用大写，而且用的还是加粗的黑体字。一开始的引文都是来自《圣经》，接着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著作，最后连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歌德等人的作品也有提及。书中尤其给黄金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留足了空间：伊凡·雅可夫列维奇为了体面起见，在衬衫外面穿上一件燕尾服，坐到餐桌前，撒上点盐，准备好两个葱头，拿起刀子，装出一副耐人寻味的表情，动手切面包。他把面包切成两半，瞧瞧里面，不禁大为惊讶：里面有一个发白的东西。伊凡·雅可夫列维奇小心地用刀子剔了剔，又用手指头按了按。“还挺结实呢！”他自言自语说，“这是什么东西呢？”他把手指头伸进去，拽了出来——是一只鼻子。《鼻子》尼古拉·果戈理（1836）
Book Five 第五卷
具体点说吧，韦伯斯特原本吃足了官员们的闭门羹，直到后来才开窍。他为了更好地展示那些机器的性能，让父亲给他寄来了五十箱美国香烟和巧克力。这样一来，此前无缘与任何高级官员会晤的推销员突然受到了一百多家政府办事部门的热烈欢迎，然后这些机构把他的产品抢购一空了。
如果说，十一点以后的伯爵只会尽量避免饮酒，那过了午夜的他则是坚决不喝的。事实上，在这件事上他甚至经常援引他父亲的话来告诫索菲亚：“那么做的结果不外有三：鲁莽愚蠢的举动，极不慎重的私通和一屁股赌债。”
柜子里挂衣服的横杠上方的架子一定还不足六英尺高。毕竟，为了把整个身体都缩进衣柜里，伯爵不得不像做忏悔的人一样把头向下弯着。（明白什么意思吗？）
酸痛欲裂的感觉开始袭上他的脖颈，而且，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很快也得上卫生间了。要不是有这两个痛苦的感觉，他真担心自己会不知不觉地睡过去。这不，现在你知道了，伯爵想道，午夜以后不能再喝酒，原因嘛，今天又多出来一条。
如果办公室墙上装饰的是世界地图或者元素周期表，那他们就能充分地利用这段时间了。他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横渡大西洋的哥伦布，或者古埃及亚历山大城里的炼金术士。然而眼前的墙上只挂着斯大林、列宁和马克思的画像，三个人别无良策，只好心不在焉地在那儿干坐着。
尽管通常来说，伯爵对克里姆林宫的内部运作并不关心，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那张纸上的名字毫不熟悉，因为他亲自为那张名单上所有的人提供过服务。他在红厅和黄厅举行的正式宴会上为他们服务过，而且，当他们在博亚尔斯基餐厅更私密、更随意的普通就餐区和他们的妻子或情人，朋友或政敌，保护人或受保护的人一起用餐的时候，他也为他们添过酒，布过菜。他们酒后的粗鲁和无礼，他们满带苦涩的自吹，伯爵全都见识过。他见过他们所有人清醒时的样子，也领教过绝大部分人喝醉后的德行。
可以说，你这个问题和你的讥讽完全用错了地方。因为，和最优秀的仆人一样，最优秀的侍者也会把偷听宾客谈话视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就拿杰米多夫大公的管家来说吧。那时候，肯普常常会像雕像一样笔挺地站在书房边上，一句话不说，一站就好几小时。可当大公的哪位客人刚说了一句口渴，肯普便会立刻把饮料端到客人的面前。而如果有谁轻轻地抱怨了一句天气冷，肯普便会赶紧去炉边把煤火拨旺。如果大公向他的哪位朋友表示，舍尔马托娃伯爵夫人是个“令人愉快的人”，而她儿子却“不那么靠谱”，那么无须大公吩咐，肯普也知道，下一次若是舍尔马托娃家的这两位未经打招呼便上门求见的话，对其中的一位他应该说，大公正好在家，可以见她，但对另一位则应该说大公身体不适，不能见客。
尽管安娜及同台的演员们对如何在黑暗中迅速撤离舞台早已训练有素，但他们此时却没这么做。他们都接受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训练，于是立刻按照各自扮演的角色在停电的情况下表演起来：阿尔卡丁娜：［震惊］灯全灭了！特里果林：待在那儿别动，亲爱的。我去找支蜡烛来。
“在我把下一道菜端上来之前，”他解释说，“我得确认你对前面的那道汤是不是很满意。请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签个字。”伯爵惊呆了，他的表情把安德烈和索菲亚逗得哈哈大笑。
作为父亲，他最后只给了索菲亚两条最简洁的忠告：第一，假如你不去掌控形势，你就会被形势掌控；第二条则是蒙田的一句名言—— 一个人是否有智慧，最可靠的标志就是看他是不是总是很快乐。
“我一直在想……”他有些吞吞吐吐，“哦，不，我是刚想起来，你也许会……或者是在某个时候，你可能……”见父亲这几句话说得如此颠三倒四，索菲亚觉得十分反常，她不禁笑了起来。“您在说什么，爸爸？我也许会什么？”伯爵把手伸进夹克，腼腆地从里面把米什卡夹在他那本遗作中的照片掏了出来。“我知道你非常珍惜你亲生父母的照片，所以我在想……你可能也想带一张我的照片在你身边。”说着，他把照片递到了她的手上，他的脸唰地红了，四十多年来，这还是头一次，他补充道，“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照片。”索菲亚的确被感动了。她接过照片，本打算好好表达一番她的感激，可她朝照片上看了一眼后，却不由得捂着嘴，大笑了起来。“你的胡子！”她脱口而出。“我知道，我知道，”他说，“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那时候在赛马俱乐部里，我那两条胡子可招人羡慕了。”
这回轮到索菲亚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跑回俄罗斯，这件事你有没有后悔过？”过了片刻，她问他道，“我指的是十月革命之后。”伯爵仔细端详着他的女儿。如果说，索菲亚穿着那身蓝色晚礼裙从安娜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刻让伯爵觉得她已然步入了成年，那眼下就是对这种感觉的最好证明。因为不论是她问话的口吻还是意图，都不是小孩子询问父母的方式，而是一个成年人向另一个成年人询问他当时是如何做出决定的。所以，伯爵认真思考了片刻，便如实跟她说道：“从今天回过头去看，我觉得每个转折点，都有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我指的并不都是像拿破仑那样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物。我想说的是，在艺术、商业或者是思想演变和发展的关键时刻，总会有那么一些男人或者女人适时地出现，就好像生命之神再一次向他们发出了召唤，让他们来帮他实现这个目标。好吧，索菲亚，生命之神需要我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这种事，在我一生之中，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你母亲带着你来大都会酒店找我的时候。就算拿俄国沙皇的宝座跟我换，我也不会选择在那个时候离开酒店。”
对这一个特定的类别而言，这个游戏也许可以玩上一个通宵，可听到索菲亚说出“安德烈，埃米尔和亚历山大”时，伯爵微微把头一低，主动认输了。
但还是有个小小的难题：因为伯爵最想弄到的是那位男士的护照，可绝大多数来俄国的外国人护照从不离身，所以，就算伯爵在这对芬兰人明天上午到城里观光的时候溜进他们的房间，也无济于事。他必须今晚就到他们的房间去，而且得趁他们在房间的时候去。命运从不会袒护任何一方，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它是公平的，一般来说，鉴于我们付出的努力，命运都会在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所以，命运在将伯爵置于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偷到一本护照这样充满挑战的境地之后，又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安慰：在九点半时，他问那对芬兰夫妇是否想看看推车上的甜点，他们婉言谢绝了，原因是他们已经又累又困了。
多年以前，在某位女演员施展的魔法之下，伯爵曾加入过隐形人的行列
“主教”从伯爵卧室离开的那一刻，一股情绪的激流正从伯爵心里喷涌而出，他不禁僵在了当场。那是一种由愤怒、怀疑、自责和恐惧交织而成的感觉。他居然没把那张用过的地图烧掉，而是像个傻瓜一样随手塞进了抽屉里。整整六个月的精打细算和煞费苦心，就因为这一个细微的失误而毁于一旦。更糟的是他还危及了索菲亚。由于他的疏忽，谁知道她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可是，就算伯爵当时整个人都僵住了，那他也仅仅是僵住了五秒钟。因为，尽管那突如其来的下意识反应几乎把他所有的血液都从心脏里抽了出去，但他的刚毅和果决还是占了上风。
前三个柜子里整齐地放着一整套酒店的业务报告：收入、入住率、员工、维修支出、库存；对，还有偏差。其余柜子里装的都是个人资料。除了一些已在酒店住了多年的各种顾客的信息，柜子里还按字母顺序陈列着所有员工的个人档案。阿尔卡季、瓦西里、安德烈和埃米尔，连玛丽娜的都有。伯爵只在这些档案上扫了一眼，便马上明白了它们的用途。它们对每个人的缺点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每一次的迟到、失礼、不满、偷懒、醉酒和愿望都被一一记录了下来。你无法以偏概全地将这些档案的内容斥为伪造或有误。毫无疑问，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都曾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或者那个阶段有过意志薄弱的时候，可如果让伯爵把他们每个人的美德或者善举也编撰成册的话，那这些档案会比柜子里的那些多上五十倍都不止。伯爵把他的朋友的档案都取出来摊在桌上，又回到柜子跟前，在字母“R”的下面找了起来。找到他自己的档案夹时，他很高兴地发现，它是最厚的。
见“主教”还在犹豫，伯爵用枪管戳了戳他。“那边，”伯爵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捂住嘴，打开了通向火炉的那扇小门，“把它们都扔进去。”
回到六楼，伯爵打开他那只旧皮箱仔细搜了一番，他想把一九一八年从巴黎返回艾德豪尔山庄时用过的那只背包找出来。和那次旅行一样，这一回他也只打算带些随身的生活用品，也就是：三件衣服、一把牙刷、一支牙膏、一本《安娜·卡列尼娜》、米什卡的那本遗著，最后，还有一瓶教皇新堡酒。这酒他打算留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那天来喝，因为那天是他那位老朋友去世十周年的日子。所有的东西收拾完毕之后，伯爵到书房看了最后一眼。许多年前，他曾被迫告别家园。又过了数年，他不得不跟他的酒店套房说再见。如今，他又将辞别这间一百平方英尺的斗室。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住过的最小的一间屋子，可不知何故，在这狭小的四壁之内，时光依旧来去匆匆，世事也荏苒如故。想到这里，伯爵摘下帽子冲海伦娜的画像致意，然后便把屋里的灯熄灭了。
可这时，她闭上双眼，长长地吸了口气。现在可没时间哭，她告诉自己。她用手背将脸颊上的泪水擦掉，又重新试了起来。这回，每次剪的头发比刚才要少一些，而且，她剪头发的动作更加平缓而均匀了。剪毕，她把剪下的头发用手撮起来，按她父亲吩咐的把它们扔到马桶里用水冲掉。然后，她从背包的侧兜里掏出一只黑色的小瓶，瓶里装的是大都会酒店的理发师替长出白胡子的顾客染色用的染发剂。瓶盖的内侧带有一支小刷子。打十三岁起，索菲亚的头顶就有一缕白色的头发，它几乎是索菲亚最显著的相貌特征。此刻，索菲亚将那缕白发拈在手里，身体倚到水槽上方，小心地用刷子蘸上染发剂往白头发上刷，一直到它与其余的头发一样乌黑。
离开莫斯科之前的那个夜晚，索菲亚告诉伯爵，他为她制订的这一计划令她非常痛苦。为了安慰她，伯爵给她讲了他的看法。他说，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被不确定的因素控制着，而这些因素中，很多都具有破坏性，甚至极其可怕；但只要我们坚持，保持宽容大度的心态，我们便有可能等来大彻大悟的那个时刻。而在那一刻，所有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会突然变得无比清晰，原来它们中的每一件都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即便我们即将踏入期盼已久的生活，也同样是如此。当父亲说完他的看法，索菲亚觉得它听上去是那么荒唐，那么夸张，以至于丝毫没能缓解她的痛苦。然而，索菲亚在协和广场上转了一圈，看到了凯旋门、埃菲尔铁塔、杜伊勒里宫，还有围绕着协和广场的方尖塔与来回穿梭的汽车和小摩托车，这时，她才真正领会了父亲那番话的含意。
所以，在我们去厨房之前，告诉我，你父亲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捎给我……”索菲亚看上去有些害羞，也有些犹豫。“我父亲说，你也许有东西要先交给我……”理查德笑着把双手一拍。“你说得对！瞧我，把这个都忘了。”
可紧接着，索菲亚把书翻开，露出了书页里用刀剜出来的长方形小洞。小洞里面放着八摞金币。“原来如此。”理查德说。
屋里只剩下理查德一个人。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折叠刀，把刀刃翻出来，然后沿着背带顶端那条精心缝制的线缝剪了起来。在其中一条背带的狭小空间里，有一张卷得紧紧的字条。理查德把字条从线缝里轻轻抠出来，然后坐在桌前，在桌上展开。字条的最上方画着一幅图，图的标题是“部长会议和主席团的联席晚宴，1954年6月11日”。图正中绘的是一个长长的U形桌，在U形桌的四周标着四十六个人名。每个人名的下方，写着此人的职务和头衔，而且还用三个词对此人的性格特征做了概括。纸背面的内容则对当晚宴会的情形做了详细的描述。当然，伯爵在描述中也提到了奥布宁斯克核电站的隆重推出，以及那段显示该电站与莫斯科电网之间关系的极具戏剧性的演示。但整份报告中，他着重强调了当晚的宴会细节。首先，伯爵注意到，在宾客们抵达晚宴场地时，几乎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很显然，来到大都会酒店，他们原本以为会被安排在博亚尔斯基的正规宴会厅里，没想到被领进了417号套房。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赫鲁晓夫。他走进房间的时候显得志得意满，胸有成竹。很显然，他不仅事先知道晚宴在哪里举行，而且对一切都在有序进行感到非常满意。十一点差十分，总书记起身发表了一番祝酒词。在祝酒词中，他还特意提到了在两层楼之下的酒店房间里发生过的一段往事。这么一来，大家不再有任何怀疑：一手操办今晚这场宴会的人就是他。
可对伯爵而言，当晚最精彩的表演是赫鲁晓夫在有意无意之间与马雷舍夫保持着一致。几个月来，马林科夫并未刻意掩饰他和赫鲁晓夫在核军备上的分歧。马林科夫预见，与西方进行核军备竞赛只会给俄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他称之为“世界末日政策”。然而，凭借当晚上演的那一小台政治剧，赫鲁晓夫使出了绝妙的一招。他把核弹带来的世界末日的威胁转换成了一场振奋人心的用核能发电的城市灯光秀。如此一来，这位保守的主战派便把他自己打扮成了一位面向未来的人物，而他那位改革派的对手反倒成了反动派。果然，整座城市变得灯火通明，餐桌上摆满了冰镇的伏特加，这时，马雷舍夫穿过房间，与总书记交谈起来。因为大多数人仍满脸笑容地在屋里走动，马雷舍夫便很自然地在赫鲁晓夫身边的空椅子里坐了下来。因此，当大家开始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马林科夫发现，自己不得不在赫鲁晓夫和马雷舍夫身后干站着。这位共产党的总理尴尬地等候着他们二人结束交谈，好回到他的座位上去。而在他等候的过程中，屋里所有的人都一眼不眨地盯着这一幕。
如果只有一部电话铃响了，我们会本能地拿起听筒来，对它说一声“喂”。可当三十部同时响时，我们则会本能地倒退两步，满脸惊讶地盯着电话机。酒店里有限的几位上夜班的员工在好几部电话之间来回穿梭，却没胆量去接听其中任何一部。
Afterword 后记
没错，他深更半夜出来与别人见面，妻子是很生气。但假使她知道了他此行的目的，她一定会更担心。而且，假使妻子知道了他的意图，并且问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么一件愚不可及的事，他也答不上来。因为连他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而最重要的是，他答应伯爵的请求，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这么做是对的。而这种坚守信念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这样的乐趣如今是越来越少见了。
等埃米尔从惊喜（四枚金币外加一位老朋友成功出逃）中回过神来，他又失落地摇起了头。“怎么啦？”安德烈问道。“亚历山大走了，你也中了风，”主厨说，“那我会变成什么样呢？”安德烈朝主厨看了片刻，然后笑了。“中风？我的朋友，我的手从没像现在这样敏捷过。”随后，为了证明自己刚才的话，安德烈把四枚金币拿在手里，将它们一枚枚旋转着往空中抛去。
“是的，先生。但有件事我还没想明白。”“没想明白什么？”“为什么罗斯托夫有机会拿枪把列普列夫斯基给毙了，却没这么做呢？”“很显然，”行政长官说，“他没拿枪把列普列夫斯基毙了，是因为列普列夫斯基不是个贵族。”“长官？”“哦，没什么。”
这里，被羁困在他乡的人可以聚在一起赌博、喝酒、听音乐，也可以互相出谋划策，互相安慰。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满怀憧憬和希望。而这一片乐土的中心则是里克。正如伯爵的这位朋友所见到的，酒吧老板对乌加特被捕的反应十分冷静，他甚至吩咐乐队重新开始演奏。这些都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别人的命运有点漠不关心。可在混乱发生过后，他能想到把被撞倒的鸡尾酒杯扶起来，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至少还拥有一种基本的信念吗？而这个信念就是，一个人能够通过哪怕最细微的举动，为恢复这个世界的秩序出一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