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书文风……得忽略了才能看。
序言 看见他们
我的教育工作，为我提供了审视这一问题的机会。从保留的学生名单看，我教过的学生多达四千五百多名，无数课堂课后的近距离、不间断的师生交流，让我充分接触到一个群体，并真正看见他们。细数我的从教日常工作，也无非就是教公共课、当班主任、以导师制的形式私下里带学生，参与日常的教学、教研活动，辅导学生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三下乡实习、挑战杯项目，给各类比赛当评委，随时接受学生的求助和咨询等，但这种琐碎、立体的职业体验，却让我获得了诸多见证学生群体成长的维度。随着时光的推移，以及对学生毕业后境况的跟踪，我深刻意识到，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他们的去向，更是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根据我的观察，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去向会对应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任何群体中，若要跨越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和阶层，个体要经历怎样的内心风暴和艰难险阻，只有当事人知道。作为二本学生，他们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毕业以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
一 在龙洞
在居留龙洞的学生群中，伟福是个神奇的存在，他独特的名声，在校友中间悄悄流传，每一个即将在龙洞租房的毕业生，都会被告知应该先去看看伟福的房间。从外表看，他的住处和别的地方比较起来，实在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只有进入房间，才会被眼前的景象惊呆：打开门，一处温馨、精致、拙朴、整洁、洋溢着美和秩序的空间，突然出现，和城中村黯淡的巷子、巷子的无序、粗陋、敷衍构成了惊人的对比。尽管房间没有开阔的窗户、阳台，整体空间显得压抑、逼仄，但恰是这份得体、不经意的收纳，将一个相对密封的空间，收拾得妥帖而让人舒坦。一个男孩之手，就这样实现了对美的实践、理解。
——房东丢下的废弃木板，他悄然搬回，在木板上钻几个洞，钉在墙上，不但成了最为紧凑的酒瓶收藏处，也顺带将高脚酒杯收拾妥当；两个普通的塑料凳，他随意摆在门旁，在上面搁块透明玻璃，铺上清新的桌布，瞬间成为一个看似随意，实则精心的地台书架。最绝妙的是，下掉房间内部的木门，将门铺开，高高架起，做成巨大的吧台。一个小小的洗脸台，为了充分利用空间，他在水龙头旁边的空处，搁置了一个高高的钢架，放置锅、碗、瓢、盆等厨房用品。他的衣服整齐排列在一根木杆上，没有一件有任何意外。伟福和别的年轻人一样，每天通过六号线去市中心上班，但和别人不一样的是，无论他的工作多么辛劳，结束一天的忙乱，回到龙洞的小窝，他就拥有了一个能让自己享受的空间。他经营生活的耐心，让这个角落如此精致、舒坦，弥漫着小资的气息和年轻人的朝气，足以让人忘记周边的世界。
相比周围更多进入大学就失去目标的同学，他尽管无法预测以后从事的职业，但却一直知道自己的需要。他记得从童年开始，自己的梦想一直是成为漫画家，考上大学来到广州后，他甚至去过广东美术学院昌岗校区的万象画室，这种延期的补偿，让他认清自己缺乏绘画天赋的事实。他坦然承认，选择人力资源管理，是因为专业好对付，不会占用他太多时间，他可以有更多精力，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在放弃绘画的执念后，潜伏已久的另一颗种子，突然在辛追内心生发，他决心通过深造，重回喜爱的文学世界。2013年下半年，我恰好教他们班的《大学语文》，在课间，辛追曾多次咨询我，从人力资源管理跨到文艺学，到底有无成功的可能？我见多了头脑发热的学生，留意到专业跨度太大鲜有成功的案例，对他的选择尽管没有明确反对，但也没有拼命鼓励。
他喜欢龙洞的市井气息，喜欢龙洞的生生不息。他对龙洞的房源了如指掌，他知道房源广告中，姓樊的业主肯定是龙洞本地人，他们都很好打交道；他知道隐秘旮旯的无窗黑房子，价格不到三百元。他喜欢安静、太阳不猛烈的空间，喜欢干净、整洁的感觉。他对龙洞的第二个住处念念不忘，这处房子位于龙洞人民医院后面，楼下就是一所幼儿园，他喜欢被孩子叽叽喳喳吵醒的感觉。他在龙洞的最后住处，位于新建房子的八楼，敞亮、洁净、簇新，满足他对居住条件的所有想象。在备考的两年中，龙洞城中村，始终有一盏灯陪伴他的身影。
妈妈对大顺的现状极为不满，这也许是他无法像辛追一样，安心考研的深层原因。“她总是希望我稳定下来，见到谁的儿子发展好了，就会打电话跟我讲，要我也去做那个；一些朋友的孩子考了广州的地税、国税这些单位，她更是不停地说我，想让我去考公务员。”对于长子不确定的生活，母亲只能在不安中依靠天意的暗示，安抚自己的内心。家里人不管遭遇了什么麻烦，她立马就会去问神婆，她甚至要远在广州的儿子将掌纹拍给她，直到神婆根据掌纹告知结果，“儿子会晚婚，至少要二十九岁才能成家，事业也要到二十九岁以后才有起色”，母亲内心的忧惧才稍稍缓解。
二 公共课
老师，真的很抱歉，今天为贷款的事烦透了心情，刚回来就要写作文，我真的一点思绪都没有。你就当作做一回我的听众好了。抱歉
这就是我在本书的序言中，曾提到的作文《风》。这篇短短的文字，几乎成为我职业生涯中，自我生存状态调整的开端。我得坦然承认，在此以前，我对自己博士毕业以后找工作的轻率、疏懒、意气用事，时有后悔，甚至自责；我对学校不能提供任何专业平台，更多时候，我只能上公共课的状况，感到学术生涯的迷茫和无望。我尽管一次次说服自己，以后还有突围的机会，但我得承认，直到今天，我依然羡慕那些进入名牌大学任教的同门，羡慕那些有机会上专业课的同龄人，并以此悄悄设想我生活的另一种情形。我当然更得承认，正是像《风》这样的作文，其坦率的文字，悄然照亮了我内心忽略的角落，瓦解我内心的偏见，并通过彼此的赤诚相见，一点点卸下我早已淤积的虚空，让生命的姿势一点点下蹲，并在具体的生命观照中，找到内在的充盈。
根据课程计划，《大学语文》属于考查课，采用随堂考的形式，在试卷最后的作文题中，我出了三道题任由他们选择：1.我眼中的中国教育；2.我所处的时代；3.我最感困惑的事情。三道题大同小异。多年来，因为深感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我企图借助考试，让他们观照自己，调动与己有关的生活经验，以此了解九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学生对社会、自身的认知。期末考试，作为一次无可回避的书面表达，将成为我们师生之间最后一次有效交流，也成为我透视年轻人内心想法的一个窗口。整体而言，三道题都有人选，但选择“我最感困惑的事情”和“我眼中的中国教育”两道题的学生要多一些，这或许和他们作为受教主体所拥有的直观体验有关。
先看“我最感困惑的事情”。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城里孩子进入大学后，最大的困惑，竟然来自信息时代电子产品的泛滥。他们坦率承认，面对电子产品，诸如智能手机的渗透，进入大学后，因为失去高中老师的管制，无法控制随处可见的诱惑，很多学生在课堂上都忍不住刷机，事实上已严重影响了生活和学习。而农村的学生，尽管也难以摆脱大的环境，也受制于网络、电子产品对他们的制约，但内心深处最大的困惑，皆来自负载在家庭之上的生存挣扎。
但十几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曾经像我一样，仅仅因为难以抑制的少年天性，和老师有过一次意外的遭遇。他们早已没有我大学时代的莽撞和懵懂，他们连捉弄一下老师的兴趣和心思都消失殆尽，这恰恰是我对时代变化最为直接的感知。
三 班主任（062111班）
他出生于潮州市，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经营一家摄影店，母亲为家庭主妇。石磊属于广东常见的城市出生、自主经营的市民家庭。因为从小衣食无忧，他一直懵懵懂懂，直到大四那年才意识到要毕业了，需要找一份工作。而此时，班上大部分同学在大一、大二就给自己做了可靠的职业规划。因为事前没有太多的准备，而他学业上的唯一优势又是英语，大学毕业后，他错过了含金量颇高的秋招和春招，最后进入了遍布广州街头的各类培训机构。“四年之内换了六家单位，大一点的机构，诸如新东方又进不去。”离开学生宿舍后，他一直住在龙洞，住在迎福公寓，在学校附近逗留了一千多天，并且依旧履行一个班长的职责。几年来，班上来来往往到广州的同学，都以他租住的房子为据点。我后来才得知，班上吴志勇、刘聪、朱柱球都曾蜗居在迎福公寓。
志勇性格沉静，但不属于那种本分的人，在校念书期间，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愿意上课，曾是辅导员头疼的角色。一旦因为同学信任，被选为班长，他立即毫无怨言地担当起了班上的事务。毕业后，他和很多同学不同，没有选择进入银行，而是坚持进了一家社工机构，在NGO（非政府组织）中任职，尽管收入极低，还是坚持了三年多。考虑到他家庭的经济状况和他这个年龄所面临的实际压力，2013年左右，通过朋友的介绍，我竭力推荐他进入珠三角一个经济发展不错城市的公安局。他听从建议，辞掉了社工机构的工作，但没想到仅仅在公安局待了不到十天，就断然辞职，还是回到了社工中心，并坚持了很长时间。
饮食店的工作极为繁忙，利润也不丰厚，处在“不请人忙不过来，请人就没有任何利润”的境地。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递小哥一样，为完成网络和电话的订单，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
在梅怡的就业观中，她从来没有动过心思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张扬个性、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她自主创业的心理动因。毫无疑问，她的选择，和父母的精神鼓励分不开，也和她大城市出生、长大的见识分不开，更和她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分不开。她不像国伟，大学毕业后，“首要任务是要解决我和家人的生活问题”，也不像志勇，总在梦想和职业的纠缠中，横亘了一个急需他支撑的贫寒家庭。
在进入街道办目睹层级之间看得见的差距后，胜轩的目标，是考公务员，进入体制最为稳定的行列。毕业多年，他从未停止过学习，在准备每年的公务员考试之余，为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他始终保持“两年一证”的节奏，先后获得了会计从业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社工证、驾驶证等。无论在网络公司还是街道办上班，结束白天无比繁琐的事务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继续学习，“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和整个周末，不是上网络课程，就是备考做题”。
所有的考试，胜轩没有一次成功。他花很多精力研究公务员考试的题型，研究事业单位招考的公共基础知识、综合知识，尽管名次逐年提高，但报考的人数涨幅更大。
第一份工作，尽管给他带来了无数痛苦的记忆，而他不得不咬牙坚持了四年；第二份工作，尽管一眼望穿了前景，他却无法下定决心转身，这其中的因由，恰恰在于自己没有任何承担风险的能力。他不能像班上的梅怡那样，在一次次创业失败后，还有生意成功的家人支持；也不能像柳鸿那样，每次放弃一个单位，家里立马就会托人，给她找到第二个更好的单位。这些暗处的支撑，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资源匮乏的、下岗工人家庭的孩子而言，即使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去拼命争取，却还是无法靠近。胜轩将自己的一次次挫败，归结到职业规划出了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这个确定结果的背后，部分来自背后那个羸弱的家庭。
而到我062111班的学生，随着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学校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往往没有经过严密的专业论证，就增设过多工具性的课程。我的学生，拿的是文学学位，专业方向是汉语言文学，除了上中文专业的课，也要上传媒方向甚至经济类、金融类的课程。石磊大学毕业时，就因为没有通过教学计划中的《高等数学》考试，推迟一年才拿到学位。因为专业培养涉及的学科门类太多，大部分课程只能蜻蜓点水，没有太多专业含量，学生上课压力极大。就算如此，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他们不得不涉猎更多的信息，以致修第二学位，成为学生无可逃避的选择。放眼望去，大学考证成风，学生无所适从，焦虑迷茫，盲目跟风，被各类考试牵引，学生根本没有条件获得更多闲暇时间，去好好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像职业院校。
四 “导师制”
除了爷爷、奶奶，则良没有玩伴，更没有同龄的玩伴，陪伴他最多的，是家里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他曾经养过两只猫，经常和猫待在一起，让他难以释怀的是，有一次猫不见了，竟然是奶奶藏起来，卖给了猫贩子。则良自此才明白，村子里那些经常吆喝、巡逻的人，目的就是收购各种动物，送去城里的餐馆，这个秘密成人心照不宣，唯独孩子们蒙在鼓里。则良难以忘记知晓真相一时的煎熬，“当知道自己养的猫已被奶奶卖掉时，心理特别矛盾，奶奶缠不过，最后和我说，不卖也行，但要将卖猫的十块钱还给别人”。则良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不想将到手的钱拿出来，只能眼睁睁一边哭，一边看着猫被贩子带走。除了售卖动物获得一些零用钱，则良还记得，奶奶经常披着白色的丧服，去为村里逝世的人走丧。村子边有一条小溪，溪边有一间公共浴室，他每次就站在浴室旁边，远远地看着奶奶披着孝布走过。
沐光很少听妈妈提起来中国的细节。他只知道妈妈来中国二十多年，从没有回过越南的娘家，一直是黑户，始终没有获得中国户口，也无法办理身份证。沐光有两个小姨都在中国，这多少给了远在异国他乡的妈妈，一些难得的亲情慰藉。
妈妈从不教沐光说越南话，她已经学会吴川长岐的方言，只是还带有越南的口音。妈妈性格开朗，村子里有五六个像她这样，从越南偷渡过来的女人，她们在异乡以姐妹相称，会互相来往，也会暗暗沟通一些信息，其中舅舅的到来，就得益于她们的帮助支持。爸爸不会像别的男人一样，打自己的老婆，但会恶声恶气地和妈妈说话。他脾气暴躁，虽然善良，但眼光短浅，狭隘而又专制，沐光认为爸爸是典型的“火炉皇帝”：在外没能耐，还要在家里耍横。沐光有一个叔婆，也来自越南，叔婆曾和村里别的越南女人约定回家，也怂恿过沐光妈妈一起同行。“我妈妈精灵很多，没有和她们一起去。”同行的女人，有一个从此杳无音讯，不知道是回了越南，还是在路上被拐卖或出了别的意外。留在村里的丈夫，根本无法将妻子找回，三个幼子面对妈妈失踪的境况，麻木得没有任何表示。
沐光没有独自扛，他立即告诉辅导员，辅导员马上报警，警察见怪不怪，态度敷衍，事情不了了之，他由此开始了在系部勤工俭学的生活。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玩，爸爸又不让她整天看电视，于是就带她进了自己所在的工厂打工。六年级时，爸爸对她的产量没什么要求，主要是为了让她早日体验生活；不过从初二开始，每年暑假的两个月，她都在工厂打工度过。“初二、初三的时候，在东莞桥头，进了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作。”当时爸爸在工厂担任主管，流水线上的人，对她还挺关照，倒不显得太累。大一时，她进到爸爸的工厂，做日本车的车模，也是做流水线工作。中学期间她打工，只是做事而已，不会想很多，但进入大学后，来到工厂，她就会想起过去的事，会观察身边的人。她留意到工厂外包了不少事情，一个四川的带头人，将活揽下来，带领很多人在厂里干活，很多做事的，初中都没毕业，一看就是小孩，但整天待在流水线上，这让她想起自己曾进的工厂，其实里面一直也有很多童工，只不过此前，她没有留意。
上一届师兄何建建非中大不考的决心，对下一届影响极大，更多想考研的孩子，受到何建建孤注一掷勇气的鼓动，铁了心要考中大，想通过考研实现名校的梦想，但何建建以超过三百八十的高分，进入面试遗憾失败的结局，让他们多了一层担忧和害怕。名校考研对第一学历的看重，成为学生中隐秘流传的魔咒，在孤注一掷的勇气和明知失败的结果中，芳坤理智地选择了暨南大学作为目标。她第一次意识到，高考没有进入一本院校，没有进入985、211等高校，早已给她未来的选择，设置了重重的障碍。
五 班主任（1516045班）
但今天，当我面对1516045班一张张看不出任何表情的脸时，我突然感到班主任身份以往配备的诸多常规手段，统统失效了。我满腔惯有的热情顿时冰封，他们只需一个低头看手机的动作，就足以消解班主任角色给我带来的“权威”，凛凛的漠然中，让我意识到一种真实的尴尬。
是读网络小说，从初一开始，已经持续了七八年。“我内心很压抑，不得不去寻找一些东西麻痹自己，网络小说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是架空文，热血文，会让人的精神得到很好的寄托和麻痹！”他毫不否认，哪怕在高考前，面对巨大的复习压力，依然会去看网络小说，“读小说的一刹那，烦恼被抛在了一边，觉得什么都不用想，人好像被彻底放空！
我意识到，在他们的世界中，包含了两组话语体系，在“课堂”“班群”这样的公共场合，他们总是不经意就溜出网络词汇的影子，但进入私下的交流，诸如作为班主任，在与他们的例行谈心中，他们能立即切换到另一套话语系统，一套与他们的父辈、老师共享的话语系统。
这种综合的训练，和以前的应试思维完全不同，如果大学教育无法通过课堂将应试的痕迹剔除干净，这些孩子就算找到了工作，也无法彻底释放自己的潜能，上升的瓶颈会立即出现。
六 广东学生
我教过的2005级的一个学生，原本考上了浙江的一所高校，仅仅因为不能天天洗澡，毅然退学，然后考到了我所在的学校
有一次聊到计划生育话题，晓霖说，“我好惊讶，班上居然有独生子”；而来自甘肃的辛追则说，“我好意外，在广东居然有六七个小孩的家庭，我以为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南北差异、沿海与内地的差异，成为我教学日常中的有趣风景。
面对屡禁不止的奥数，陈雪的观察是，“其实我不明白，孩子学了奥数能干吗？可是，小升初特别注重奥数，中学有很多的奥数班，我不知道这么变态，到底是要干吗”。她所理解的教育机构的逻辑，就是通过难度极大的知识灌输，在恶性竞争中，摧毁孩子的自信，让孩子认识到自己有多差，然后急切地意识到，“必须报班，才是唯一出路”。
因为对生活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在生存层面，她反而比很多同学活得明白、不纠结。
讲完三个潮汕女孩的故事后，我突然发现，潮汕女孩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整体性和共同特点。散落在我教过的几千个广东学生中，她们是没有太多地域标识的普通个体，之所以对潮汕学生的印象格外深刻，实在是因为在我的花名册中，潮汕学生的比例，较之其他地方，明显要高得多。更为重要的是，在和学生交往的过程中，我能明显感到潮汕学生要更为抱团、更认同自己的老乡身份，这从学校规模庞大的“潮汕老乡会”中可以获得验证，从“广东F学院”被戏称为“广东潮汕学院”更能获得验证。我还听说，“潮汕老乡会”每年都会举行球赛，而他们提供的冠军奖杯，比学校总赛的冠军杯更大。
因为爸爸对实业的执念，在家里经济条件最好，同时也是深圳房价最低时，爸爸并没有选择投资房地产，“他觉得投资不动产没什么意思，又不能产生新的价值，他总觉得投入生产，做出产品，才是实实在在地在做事”。直到近两年，面临工厂经营的困境和资产的严重缩水，目睹房价的飞涨，父亲为了给家人一个安居之所，才在宝安区买了一套房子，“尽管在深圳浓厚的炒房环境中，爸爸没说什么，但房价的飞涨，还是让他措手不及，他很后悔在十几年前，手头现金充裕的时候，没去买房、买铺，没有给家庭留下更多的保障”。
在亚康心目中，父母的工作，就是典型的夜班，不但在作息时间上，和正常人完全错开，而且环境恶劣，劳动强度极大，生活中没有任何休闲和享受。父母一天的劳作，基本流程如下：晚上十点起床，吃完饭就开工。爸爸先去屠宰工厂，将订好的生猪屠宰好，然后将猪肉运回来，送去档口。妈妈则负责去档口打理各类装备，同时将爸爸从工厂运回的猪肉分边、拆分。由于贩卖猪肉分类极为精确，不但要分清猪肉、下水及内脏，同时还要将所有骨头剔除出来，肥瘦也要分开。光猪骨就分为排骨、大骨、脊骨、颈骨头；瘦肉更麻烦，在南方，由于注重炖汤，瘦肉的每个部位，都有不同的功能，丝毫不得混乱，除了常见的肉眼、梅柳，还有猪手附近的猪展和脊柱旁边的里脊。这些琐碎的拆分，工作量极大，需要三四个工人帮忙，拆分最后完成，要持续到凌晨三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