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册合辑。
现象
大约是在三千多年以前。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岛国才意识到世界的存在。又过了一千数百年，隋唐的律令制与佛教一起传入这个岛国。佛教是经由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的，那些前所未见的、金光闪闪的金铜佛像让这座海岛上的人震惊了。于是，很快就模仿唐朝的首都长安建造了平城京奈良。不过，他们对律令制这种制度还是进行了取舍，像宫廷里的宦官制度就没有接受，但接受了科举制度，而且至今仍然作为日本的官僚制度而得以延续。然而，不久之后，这个国家就关上了国门，废止遣唐使，停止朝贡。在九世纪到十四世纪初的第一次锁国时代里，这个岛国对中国文明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尝试。打破汉字结构发明了假名，形成了寝殿造这种宫殿风格，佛教寺院则变成了现在平等院凤凰堂那种样式。尽管正式的外交往来断绝了，但是禅宗却在那个时期从大陆传到了日本。因为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巨变，汉民族国家的宋朝遭到蒙古人的侵略，很多禅僧逃亡到这个岛国，将禅的法灯带到了这里。
然而，基督教后来遭到当时的执政者丰臣秀吉的禁止，接着，德川幕府再一次施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明朝则因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发兵援朝，这场战争之后，便为清朝取而代之。
就像在唐朝那个时代积极引进中国文明一样，那个时候这座岛国也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对待西方文明。采取“只接受喜欢的部分而拒绝其他不喜欢的部分”的策略，完成了明治维新。当时的口号就是“和魂洋才”。
那时候我的作品销路不好，多亏了这些佛像生意，我才可以生存下来，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的作品终于获得认可，这才慢慢走上了正轨，作品的销路也开始变好。这之后我不再为他人购买佛像，也不把佛像送到美术馆去了，总之，不再为了世俗为了他人而买卖佛像了。纯粹为了世俗为了他人的话，的确轻松简单，因为充其量只不过是无限延伸的因果锁链中的一环而已，然而如果是为了自己而买的话那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必须成为那个束缚于因果锁链中的囚徒。
拿破仑是时代的宠儿，也是名符其实的英雄。他军队的强大，缘于其士兵能为爱国而战，他们不是为国王或者封建领主打仗，而是为“法兰西”这个国家意识而战。在此之前，所谓的战争基本上是由那些为封建主服务的职业军人或者瑞士雇佣兵组成，是国王或领主们花钱雇来的军队之间的代理战争，而处决了国王之后，法国人民开始为自己对“法兰西共和国”的爱国心而战，他们找到了值得誓死捍卫的东西。“自由、平等、博爱”这美好的革命理念就这样被继承下来，时至今日，近代国家之间的战争均是基于爱国心的战争，其源头即此。
法国大革命期间，玛丽·格劳舒茨在巴黎创建蜡像馆，后来她到了伦敦，创建了杜莎夫人蜡像馆，她的蜡像馆从拿破仑时代开始就不断展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王族及名人的蜡像，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位杜莎夫人是命运多舛之人。她生活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之中，她将那些刚刚发生的惨祸用蜡像这种实况转播似的节目为人们提供新闻报道。当时，蜡像馆的广告语是“Taken from Live”，即“写生”，然而这个说法却包含了强烈的嘲讽与悖论。所谓写生，其实就是她直接将断头台上砍下来的首级做成蜡像模型的意思。也就是说，她是从生的终结、死的黎明中，从灵魂即将消失的地方，将“生”挽救下来，将这些脸置换成蜡像。而“写生”其实也就等于“再现死亡”，这些蜡像也就成了新生的死亡记录。为杜莎夫人提供这么多首级的正是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
当然在革命以前，她是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为他们制作了蜡像，这其中就有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晚年伏尔泰的样子被她栩栩如生地保存下来，两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她当年制作的这尊蜡像依然在伦敦展示着。
很快，杜莎夫人就制作了拿破仑在圣赫拿岛去世的蜡像，为了让这个场面足够真实，她收集购买了150件拿破仑的遗物。作品中，拿破仑长眠的那张床，就是拿破仑生前用过的行军床，墙上挂着的衣服也都是他在流放地所穿的衣服。此外还有钟表、牙刷、餐刀等，最让人吃惊的是，连他拔掉的牙齿及牙医给他拔牙的道具也都展示出来。也就是说，《拿破仑之死》这个作品中，除了没有拿破仑的真身，其他几乎都是由拿破仑生前用过的物品构成，时间看起来就像是被原封不动地凝固在他死去的那一瞬间，而只有尸体因蜡化而免于老朽。
威灵顿公爵的蜡像畏缩地站在拿破仑床边注视着拿破仑。这其中存在着微妙的时间差。1841年，躺在床上的是拿破仑的蜡像，站在一旁的威灵顿公爵还活着，而现如今，眼前这两人都成了蜡像。我一边沉浸在自己这种怪异的慨叹中，一边给他们的蜡像拍照。在我拍摄的照片之中，威灵顿公爵看起来就像是复活了似的，而拿破仑依然是死去的模样。我大胆地做个假设，假如我有幸成为一位名存后世的艺术家的话，那么这个展区可能会加上一个我用大画幅相机给他们的蜡像拍照的蜡像吧，当然这只是我的突发奇想罢了。
那么，让我们回到1820年，去模拟体验一下伦敦的透视画馆开业时所上演的节目吧。首先，观赏者必须通过一条又黑又长的过道。当眼睛渐渐被黑暗驯化的时候，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幅巨大的全景画，将里面与外界完全隔断，上面画着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大溪谷。当然，它仍旧是一幅画，但是由于它完全按照精确的远近法则来描绘，所以无法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幅由好几层在半透明画布上的画连接而成的画。
暗箱是相机的前身，据说弗也曾经使用过，是一种辅助绘画的描摹机器，通过暗箱，将外部的景象投影到暗箱里面，画家可以借此描摹景象的轮廓。
接着，为了尽可能地让发明摄影术这个举世轰动的大事发挥出它的影响力，达盖尔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兴的本事，事先做了很多的工作。通过当时的一流科学家兼政治家的弗朗索瓦·阿，他成功地让法国政府以提供终生奖金的形式买下他的发明专利。法国政府，或者说，阿拉戈也非常有气度，这也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影响下的某种意识吧，让他能超前地充分认识到这个世纪大发明的价值，预见到这一发明将对全社会产生的贡献及所带来的利益，无偿地将这个技术向全世界公布。
当时有一种名为投影描绘器的画家专用素描辅助装置。这个东西我也曾见过，是在透视镜中装上棱镜，这样正面可以观察景色，下方可以看见速写本。因为通过棱镜，外景可以淡淡地映在下面的纸张上，画画的时候，只要描摹那些线条就可以了，但是，这还是相当有难度。毕竟还是需要相应的指尖上的技巧。
那也许并非不可能。正当他一边想这个问题一边享受日光浴的时候，他注意到自己的皮肤经过日晒之后开始变红，并留下了衬衫的印迹。他意识到，“光会让物质发生变化”。真理存于日常，只是人们没有发现而已。
我试着翻译了几页这本书的内容，那感觉好像是在再现做狗的体验。
那要从我第一次看到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彼得鲁斯·克里斯蒂所画的《年轻女子的肖像》开始说起。画中狐眼少女微微有点倾斜，让这幅画的观赏者反而觉得自己是被她凝视着。当我在大都会美术馆偶然邂逅这幅画时，我就感觉到她投射过来的视线，我就像是被吸住了似的站在这幅画的跟前，牢牢地钉在那里。这位年轻贵族女孩的肖像散发着某种气质。虽然她的容貌并非极为出众，但是一旦遭遇她的视线便难以摆脱，进入一种对峙的状态。而对峙的胜负从一开始便已经注定，因为对方的眼神是不会动摇的，所以注定我是失败的一方。这是一幅几十厘米大小的四方形小品画，然而，当我摆脱了她的视线之后，又马上被这幅画的其他细节所吸引。
例如我拍摄的海景照片。全无可看之处却正是可看之处，当视线全都集中于摇荡的波涛时，眼睛很快就会被一个波涛所吸引。再凑近一点看，就会隐约看到这波涛之中还摇荡着其他小的波涛。如果再看更细节的部分，就有可能看到其中的银颗粒了，只不过这已经太细微了，远远超出了我眼睛的能力。而银的颗粒与光的颗粒合为一体，能够直接透过这薄薄的纸张表面，穿透入观者的内心。世界是无限丰饶而又充满细节的，当这一切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便显得非常的安静、放松、单纯。为了让自己获得这样的体验，我才想去环游世界去拍各大海洋。而想要完全容纳这些细微的部分，怎么样都需要老式的大画幅相机才能表现那种无限丰富的层次。至于完全建立在0与1的基础上的数码技术，是没有神存在的空间的。
我始终认为，尼德兰画派绘画中那种对细节近乎病态的追求正是三百年后摄影术得以发明的原动力之一。
然而，在任何一个时代坚持真理都意味着死亡。
所以我在这张肖像画中所看到的大概也只是我自己的心思而已，但如果没有这张画，我的心思也就无法成形。
高更在与梵高一起生活时，画了“画向日葵的梵高”这幅肖像。当时高更从梵高口中听说了他作传教士时在煤矿区发生的事情，知道梵高在矿区奋不顾身片刻不离地照顾那些被医生放弃了的受伤矿工，并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于是，在这幅梵高肖像中，高更将梵高当成耶稣基督的幻影。当梵高看到他完成的这幅画后，斩钉截铁地说道：“这的确就是我，不过是疯狂时候的我。”那天晚上，当他们在咖啡馆喝苦艾酒的时候，梵高就表现出癫狂的征兆。他将玻璃杯砸向高更的脑袋。好不容易躲开玻璃杯的高更让梵高平息下来，将他带回家中睡觉。第二天，高更就告诉梵高自己决定离开阿尔勒。于是，当天晚上割耳事件就发生了。高更的离去对梵高而言，就意味着梵高梦想的那种日本修行僧似的理想生活破灭了。理想的破灭直接导致了他癫狂的发作。数日后，包着绷带外出的梵高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自己熟识的娼妇家中，将装在信封里的耳朵赠送给她，说“这是我的礼物，请收下”。高更在梵高身上所看到的那种耶稣形象对梵高来说就是一种狂人形象。而耶稣在他那个年代，恐怕也是被法利赛人当成狂人吧。这之后，梵高就在清醒与癫狂的循环反复中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然而，梵高的最高杰作很多就诞生于这些间歇性的清醒之中。如丝杉、星空、向日葵。
明惠告诉他：“僧人贫困，只要靠他人的施舍为生就行，不放任自流就好。即便是末法之世，只要净身慎心也就不会缺衣少食，很多寺庙之所以会违背佛主的教诲变得卑鄙无耻，就是因为太富裕了。”
不仅佛教如此，基督教也是如此。欧洲中世纪反复出现的十字军远征，其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将被作为基督遗骨的圣遗物从沦为异教徒之地的耶路撒冷夺回。于是，每次远征带回到欧洲的那些可疑的圣遗物就变成了信仰的对象。
尽管是同一行业，但是经营佛教艺术及考古遗物的商人与经营刀剑及武具的商人之间却不怎么交流。甚至对藏品判断的理念也不相同。我问这里的主人，有没有佛教艺术品，他给了我一个有趣的回答，“佛像是救人之物，我们经营的是杀人之物，杀人工具这种东西是世界上最美的。”原来如此，救人道具与杀人道具是不能放在一起经营的。佛挽救人的灵魂，而刀却给人设绊。我居然也不可思议地接受了这种说法。
堀口在设计冈田别墅时发表过一篇名为《茶室的思想背景与构成》［1932年］的论文。这篇论文是第一篇用现代主义理论分析茶室空间中的现代性、柱子·地板·墙壁之间的组合、室内几何学结构之美的论文。而且，在布鲁诺·陶特推崇桂离宫之前，堀口就已经指出这种结构美。甚至很可能当初陪同陶特游览的日本国际建筑会代表上野伊三郎真的就是听了堀口的建议才向陶特介绍桂离宫的。然而，由于日本人一遭到外国人的批评就变得很软弱，结果就变成陶特发现了桂离宫的价值。
对于那些崇拜神的人而言，这样的行为意味着对神域的侵犯，这要放在侵略方的美国，那就是与亵渎教会没有区别。而大部分美国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侵犯圣域。1932年，《时代周刊》要在封面上刊登裕仁的时候，日本政府曾提出以下要求。“封面必须向上，天皇的肖像上不允许放置任何东西”。在美国人看来，这位大神只不过是一个戴着眼镜，有点龅牙，有点罗圈腿，胸板单薄的男人，可对七千万的日本人而言，他就是神，就是天皇裕仁。
随着与这个怪异敌人的战争日益白热化，美国人才开始逐渐明白，在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中，裕仁天皇就是日本的化身。
1921年，在这些人的支持下，皇太子裕仁决定走访海外各国。在这之前，日本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皇太子离开这个神国这种事情。
当时的欧洲正拼命地想要从夺走几百万生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重新崛起。在那里，这个羞怯地垂着下颚、戴着眼镜的皇太子，他的神圣地位不断地受到挑战。在巴黎，皇太子去购物，竟然不知道东西是要用钱买的，因为按照皇室礼仪，他是禁止接触钱财的。在伦敦市政大厅，他宣读长长的卷轴发表神道式演讲的时候，下面的听众却忍不住地笑了起来。微服乘坐地铁的时候，因为没买车票而被带着下等人口音的伦敦车长逮了个正着，这事情让他的亲信们感到毛骨悚然。
接下来，他就必须如圣职人员一般勤勉地致力于作为神的天皇的工作。按照惯例，他选择了自己的治世年号。昭和，就是开明和平的意思。对于选择这个年号的理由，新天皇是这样说明的：“在这之前，我看到过世界大战的战场。当我看到那些荒废景象的时候，沉痛地认识到，世界各国和谐友好的必要性。”
偶尔，他会骑着自己的爱马白雪或开着他那辆深红色的劳斯莱斯，从皇居护城河周边的民众面前通过。臣民们总是按照传统高呼万岁，恭敬地向他行礼，欢迎他的到来。然而，1932年，一个不明身份之人向天皇乘坐的马车投了炸弹，皇室的两匹马受了轻伤。裕仁送去八磅胡萝卜慰问这两匹马。这时候，他左思右想的也许就是他的祖父，当年侥幸逃过无政府主义者袭击的明治天皇说过的话：谁想夺走神的命？如果有人对朕心存叛逆，那就说明朕的功德积累得还不够。只要朕没有做错，那么谁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态度还没有直接到这个地步。最近，日本重新组阁，一批曾经受到过近卫、平沼等天皇老臣影响的保守派人士已经进入内阁。实业家、名门望族的集团也开始与军部高层决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样的分裂就会削弱日本的战争意志。华盛顿方面不希望因为大举鼓吹直接攻击天皇的言论而导致已经分裂的两个集团又重新走到一起。
艺术的起源
大约是一万五千年前左右，也就是上一纪冰期的时候，穴居人用猛犸象的骨头搭建了自己的住所。人类的住所也与火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为了取暖，就必须要确保自己煞费苦心得到的火的热量不会散逸。而将皮毛绑束在身上的行为也与住所的建造有关系。因为这两种方法都能有效地保持人的体温。这样，人类就不会受到外部气温的影响，让体温保持恒定。通过这种方式，人类便成功地将能够繁殖的发情期扩到全年。于是，人口立刻开始不断增长。
这些妖怪对我虎视眈眈，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见缝插针地进行攻击。我在纽约的曼哈顿岛内不断地搬家，重建暗室达六次之多。而在初期的暗室中，由于我还没能很好地掌握这些妖怪的性质，我在暗室中设置了神龛，每天早晨打扫完之后，就祈祷神灵保佑我今天显影顺利完成。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痛苦的时候就求神拜佛的行为说明在我的心里确实对这种无法掌握的现象存有畏惧。
到了编号第128号底片，已经可以将小型雷电级别的放电细节记录下来。这种实验做起来就是没完没了。新的实验会带来新的结果产生新的形状。那个时期，我在金泽与大阪举办《历史的历史》展览，为此，作为一个中间报告，我试着将放电之后的底片直接装在幻灯箱上，作成作品进行展示。
我并不擅长制定计划，一直都是随遇而安地活着。我把自己叫做“即兴人”。因此，我写文章也是如此，任意而为，由着笔尖四处游荡，最终游荡到哪儿去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即兴的生活方式，英语叫做“Opportunist”，这个词可以算得上是贬义词中的贬义词了。因为这个词指的是那些对人生没有行为规范的人。这类人的生活方式往往没有规划，行为也缺乏理论支持，这在由欧洲文明建构而成的现代社会中，是最不被人接受的。
末广亭那儿有鞋子管理员，小孩子也可以与大人一样拿到一个小木牌，这会让小孩子非常高兴。
落语表演总是以“落”的形式收尾的。这也被称为“下”，即落幕、放下的意思，这之前一直持续着的紧张感与最后这段插科打诨的笑话一起，归于无意义的虚无。其目的是通过最后这部分无意义的背景设置，来凸显落语表演的意义。我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将这种表现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在我制作作品的时候，总会考虑它的收尾，即所谓的“落”的部分。除此之外，另一个让我获益良多的是，日本歌舞音乐中的板眼，这也叫做“空挡的积聚手法”吧，稍微有点错位的感觉，这样的手法也让我身受影响。
我接触落语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现在，我也是把自己看做是人生的落语者，总之，不管什么事情，如果不放下的话，那就会不得安宁，无法安心入睡，是一个麻烦的天性。
自杜尚的“泉”以来，美术展览会的样式就发生了变化。九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艺术家们至今无法摆脱杜尚的魔咒，苦闷并快乐着。不可否认，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艺术展示已经摆脱美术馆模式，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各种不合时宜的场所，艺术被稀薄化了，也得到了升华。所谓艺术，就是那些被冠以艺术之名的东西。这个意思类似波伏娃所说的“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被变成女人的”。世界被虚饰的表皮包围着。将这些虚饰的表皮一层层剥离之后，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就突然会变身为艺术。艺术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指出国王赤身裸体的这个事实。
而五岛美术馆的白描画中，有明治时代日本画家山名贯义的鉴定，他的鉴定是判断这幅作品是尹大纳言画卷的依据。我调查了一下这位画家，他生于江户，是土佐派的画家，到了明治时期，他成为皇室技艺员，是东京美术学校的教授，不过，现在看来他的鉴定明显有杜撰的痕迹。因此我告诫自己，不管到了什么样的地位，人都是一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让自己出丑的动物。
首先这两人的长相相似。心比天高却不招人厌恶，能感觉得到，在那自信的背后有一种坚定的、智慧的像精神支柱一样的东西。他们拥有看穿世事的目光，对世间那些被人称颂的事物抱着一种相对的、保持距离的态度，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他们二人都是时代价值的篡夺者。
这句话取自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故事。白居易向道林和尚探求佛法大意的时候，和尚的回答就是这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意思非常简单，就是“行善去恶”的意思。白居易听到这个回答，大吃一惊，反问道：“这么简单的事情，连三岁小孩都知道。”道林和尚更进一步做出下面这样的回答：“即便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情，八十岁的老人也未必就能做得到。”关于这个故事，还有一段开场白。道林和尚人称鸟巢道林，他在山上的松树上建了一个像鸟巢一样的住所，正当他在此坐禅的时候，白居易来拜访他，问道：“在这个地方坐禅不是很危险吗？”于是道林和尚回答道：“你人在地上觉得安全，只不过是因为你不知自己一直身处险境而已。”今冥途茶室位于高耸挺立的摩天大楼中的一隅。要将栖居树上的鸟巢道林的说法看成是对在摩天大楼里生活的人的警告，应该也是非常合适的。
昭和十九年正是战况日益严峻的时期，当时，从日本全国各地收集来的金属全都被用光了。到了这个时期，日本军部不再制造金属制的手榴弹，取而代之的是陶制的手榴弹。
摄影曾经是这样地遭到绘画的憎恨，但是，如果回顾这之后的历史，就知道，接下来出现的是摄影术对绘画的模仿，即所谓的画意摄影主义，而且牵连出超现实主义的摄影表现。如果再看绘画上的运动流变，就会发现，写实性的描写完全交托给了摄影，绘画则着力表现比人类存在更深刻的那部分内容。如果没有摄影术的出现，就不可能有印象派绘画及抽象绘画的诞生。然而，将机器拍摄出来的照片当成艺术的想法，在当时是会被看成是愚蠢可笑的，会被当成是对人类的一种亵渎冒犯，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摄影忍辱负重地顶着一个二流艺术的名号。不过，我这一次的获奖，说明了摄影在这一百七十多年之间“忍所难忍耐所难耐”是有价值的。这确实令我感到无比振奋。
杉本：要说现代化也有非常好的一面的话，那就是能不断地让人的头脑变得高度锐利、高度清晰。所以，在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中，发明出自由、平等、博爱这些非常美妙的、像纲领一样的信念，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实际上，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结果是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兴起。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类似资本主义宗旨一样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今后的世界将变得自由、平等、博爱”这种美妙的、画饼充饥似的想法。十九世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也还是要让人觉得未来是美好的。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对于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而言，产生“这才是我们作为人类应该为之努力的目标”这样的理想是可以理解的。而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的思想基本上就没有了。勉强要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在极端民族主义与国民国家意识膨胀的基础上发明了世界战争。到了二十一世纪，如果没有这种在大框架内思考今后如何发展的哲学家，没有这样思考的科学家的话，那学术世界的性质将会变成什么样呢？这样的话，也许艺术家的力量或者作用反而就会相对变大了吧。另外就是人类学家，这里就有一个。
杉本：你这么说，我非常高兴。只不过有一点，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在这里标榜杉本式的价值观。这些东西都是自然而然地汇聚到我身边的。因此，某种意义上说，我在考虑“艺术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头衔，总而言之，我只是作为一名艺术家进行艺术作品的创作，可是到了最近，在这个资本主义系统里，自己的作品能卖出很高价钱了。于是，作为货币价值，数百万、数千万地回到了我的手中。而我对此究竟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些钱我根本也就用不完。因此，我马上将它们转换成我的学习材料、转换成收藏品。遇到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藏品，这些东西的价钱是三千美元、五千美元，那就“交换”吧，就是“物物交换”的意思。自己身上所拥有的创造力转变成自己的照片，结果，不管怎么样都要作为商品进行流通，这应该算是购买者的代价吧，那么，如果马上与其他物品进行交换的话呢？而这些交换来的物品，是我自己的教育材料，所以，我从这些物品中获得滋养之后，再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再生产。就这样，我就将这些物品组合在展览会中进行展示了，因此这里整个展览会本身也算是我的一个作品了吧。税务局就不得不承认这些是我的制作经费了。［笑］如此说来，无政府主义者这个说法也就成立了。国家权力无法介入这种形式的货币交换。所以，如果所有人都成为艺术家的话，那么国家不就消灭了吗。
中泽：不是有一个叫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者吗？那个人，非常喜欢日本。反正，他总说“日本很好”。有外国人去拜访他，他都非常冷淡，但是如果日本人去的话，就会握手。
作为谷口吉生先生设计的知名作品，这座拥有二十年历史的美术馆，在展示着它那压倒性的存在感的同时，也作为一座地标性现代建筑镇坐在丸龟车站前。但是，孕育这种现代化的站前商店街，现在却是人影稀疏，破落得不堪入目。每天早晨我沿着这条街顺道从酒店散步到美术馆。我数了一下，差不多二十家店铺之中开着的只有一家，其他店铺的卷帘门全都紧闭着。有一些店铺，让人感觉那卷帘门好像从昭和时代结束时关上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打开过似的，而有些店铺，又像是不久前才刚关了似的。街上的灯火灭了一个又一个，看着就像是一条通往现代废墟的路。居住在东京或纽约这样的都市，是注意不到人口过少及人口流失这些问题的，而在这里，这些问题就被赤裸裸地展露出来。
直到长出青苔
当我阅读中日两国如何走向战争的历史文献时，那令人遗憾的分歧点让我痛心。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文麿首相发表“不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战”的声明，但是日本仍然拒绝了由德国驻华大使托德曼主持的和平调停。最初被视为和平派的近卫，当时为何要发动战争呢？我为此深感惋惜。或许，若日本没有对中国发动战争，美日两国亦不会开战，世界就能朝向孙文提倡的“大亚洲主义”发展。孙文在日本有许多友人，大隈重信（日本第八和第十七任首相）、犬养毅（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尾崎行雄等无数日本友人支持了孙文的辛亥革命。
《资本论》是开启我知识学问的书籍，但是后来，随着共产主义在西方的实验失败，这本书也落入被批判的深渊。不过，权力在任何时代都会滥用理想，所以苏格拉底才会坚持“恶法亦法”而饮下毒酒，马克思晚年则讽刺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论何等高尚的理想，都摆脱不了被背叛的命运。
建筑师着手设计新建筑时，脑中首先浮现建筑应有的理想姿态，然后逐步形成计划、绘制设计图。但一旦开始施工，便如同日本的《政治资金规正法》般，逐渐远离最初的理想。最后成形的建筑物，便是理想和现实妥协的产物。建筑师可以抵抗现实到何种程度，就能证明自己是何等层次的建筑师。换言之，建筑物是建筑的坟墓，而我，面对这些建筑的坟墓，将摄影焦点对在无限远，拍下阴魂不散的建筑魂魄。之后，我在芝加哥现代美术馆，替这些建筑冤魂举办了摄影展。
Q：日本的瀑布和外国的瀑布有什么不同？A：最大的不同是，日本的瀑布边上立着对自杀者的劝告。Q：请问写着什么？A：最多的是“请再思考一次，您父母会何等悲伤”。Q：还有其他的吗？A：其次是“您这样会麻烦所有人”。这两种说法，对日本人而言是最有效的。
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发展，欧洲大陆的阴暗森林多已被砍伐殆尽，现在只剩下阿尔卑斯山的高峰，其他则已变成牧地、耕地或城市。日本列岛又如何呢？在急速现代化的日本，所有平原都已开发殆尽，但是从高空俯瞰，日本国土还有三分之二被深绿色所覆盖，很多地方的绿色甚至逼近海岸。这主要是因为日本高山都太过险峻，不适合人类居住，而险峻高山上流下的湍急河水，瞬间穿过狭窄的平原，注入海洋，一旦连续降雨，河水就变为浊流，淹没堤防，放晴后就出现美丽的冲积河岸。日本的绿是由多种多样的植物构成的，从东边到北边是榉木林和橡木林，从西边到南边是常绿阔叶林，在地表上，很少见到如此丰富、特殊的自然环境。
王后的突然去世，让大臣克伦威尔知道自己又该行动了。在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联姻极为普遍的时代，亨利国王的两次婚姻都是自由恋爱的结果，从这一层面看，他算是作风先进之人。罗马教皇对于推翻自己权威的英国国王，长期持报复对立的态度，克伦威尔因此建议亨利王选择一桩对教皇不利的婚姻，选出了克里维斯公国的安妮公主。在没有相亲照片的时代，亨利国王派遣王室肖像画家荷尔拜因去绘制安妮的肖像画。问题是荷尔拜因的绘画技巧太好了，把安妮画得比实际上更为漂亮，亨利国王心动了，他爱上了画中之人。当婚礼就绪、安妮公主抵达英国时，亨利国王大失所望，但一切为时已晚。亨利国王称她是法兰德斯的梦魇，赐予“国王妹妹”的身份，安妮公主从王后之位全身而退。
美国奖学金制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对付出的钱不要求任何回报。我在领取古根海姆奖学金时便被告知：“此奖学金是为了让年轻、有潜力的艺术家，从维持生计的杂事中解放一年，以集中精力于创作作品。”我以这笔奖学金在美国各地旅行，完成了“剧院系列”。第三年，我得到美国政府出资的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奖学金，就此展开旅行全世界所拍摄的“海景系列”。
京都神护寺所藏的肖像画名品《传源赖朝像》（此处）便是一例，据说这是藤原隆信的手笔，当然被指定为国宝。当我们看日本画时会用“画品”形容绘画的格调，这幅《传源赖朝像》在画品上的地位自然无可超越，虽然被认定是十二世纪末之作，但与中世纪的欧洲绘画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优越好几倍。当我正为此烦恼时，清水教授联络了我。实际上是日本文化厅非正式地联络教授，提及这件作品的估价。在近来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中，日本企业以最高价拍下凡·高的《向日葵》，若国宝《传源赖朝像》比《向日葵》还低的话，将是一件严重的事。我心中终于明白，原来价格完全是相对的，取决于时代的趋势、文化的消长、投机的想法、国家的尊严等，各种元素交织后浮现出一个抽象的数字，而这个数字表现的并不是作品真正的价值。这样一想，我立刻轻松定出了日币六十亿的数字。
1989年，纽约苏荷区成为流行的前线，房价飞涨，古董店所在的房子也被卖掉了。然而也就那么凑巧，从那时起我的作品也开始售出。就这样，我告别了十年的古董商生活。
接着，我要再介绍一个人——不，是一组人，一组至今仍积极收藏日本美术的收藏家：希尔文·巴奈特和威廉·波多。2002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了“书写的意象：日本的书法和绘画”，这是巴奈特和波多首次公开的收藏展，两人收藏的核心是日本书法。即使对日本人而言，书法都是极为艰深的领域，尤其是中世纪的墨宝，除了深入研究的学者外，现在一般人几乎都无法阅读，但是居然还有美国人专门收藏书法，光想象就令人吃惊。当然，巴奈特和波多对日语只略知一二，更不用说阅读日本文字了。这样的话，巴奈特和波多如何判断书法的好坏呢？根据他们的说法，这完全凭感觉，作品会主动传达出信息。
其实，看穿作品的精神性，正是巴奈特和波多的专业。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共同研究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学的权威，两人执笔的有关莎士比亚的教科书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在美国大学学习莎士比亚的青年学子人手一册，而他们的书籍版税，全都用在收藏上。
然而，杜尚身处这些前卫艺术的旋涡，却从不隶属任何一派，甚至和它们都保持距离。虽然永远是往后退一步保持距离，但事实上却又深刻相关，这就是杜尚的人生风格，特别是对于超现实主义。尽管超现实主义的领导者安德烈·布勒东是杜尚的毕生挚友，但杜尚并未因此成为超现实主义者。杜尚拒绝所有的风格标签，却也因此能够发挥更强烈的影响力，我欣赏杜尚这样的态度。杜尚在晚年的访谈中如此回顾自己的人生：“我很幸福，我受到幸运的眷顾，我没有挨过一天饿，也没有成为有钱人，如此完成了我的一生。”杜尚从年轻时就有独特的觉悟，他几乎不卖作品，为了糊口而到图书馆打工，天天沉浸在阅读中。前往美国之后，他以当法语教师维生，但是这样的杜尚，却在艺术上带给佩姬·古根海姆和凯瑟琳·卓瑞尔等有钱妇人巨大的影响。杜尚冷眼观察富人的荣光和堕落，甚至也旁观有钱人优雅却又悲惨的生活。“我的资本是时间，而非金钱。”
我为前来参观的民众写下简短的说明文字:这里我所呈现的机械模型和数学模型，是我以完全不具艺术野心的心创作出来的作品，而这种非艺术性，燃起了我对艺术创作的欲望。艺术，是即使没有艺术野心也有可能成立的，有时甚至没有野心才真正对艺术有益。
Q：您为何想拍千体佛？A：因为我既是艺术家，也是收藏家。Q：这是什么意思？A：因为我非常想收藏千体佛，但这是不可能的。Q：所以才想拍摄下来啊。A：是的，我用摄影来盗取它。
人类在不经意中，会受往日阅读过的文章的强烈影响，我年轻时一谈到时间意识，便会突然想起一段文字，出自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金阁寺》
日俄战争中，艰苦的陆战让日本牺牲了六万名士兵，之后日本攻下旅顺要塞，却又在奉天会战陷入胶着，但最终获胜。日本虽然在海战上大获全胜，但军队在海陆两头持续消耗战力，元气大伤，而俄国方面也不认为自己在陆战上落败，继续伺机反击。这时，一件意外改变了所有情势：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发生“血腥周日”事件，这是俄国第一次发出的革命之声。在俄国国内陷入混乱时，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出面调停日俄战争，调停结果解开了日本长久以来的郁结，国内甚至弥s漫着一片战胜俄国的气氛。就这样，认为自己战胜的日本，和从未觉得自己战败的俄国，在美国的调解下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得到库页岛南半部和中东铁路支线的控制权，但并未如国民所期待的那样得到赔偿金。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回到日本时，舆论从庆祝胜利的气氛变成激愤，因为日本国民并不知道战争中日本的立场是如何艰苦。
投降后日本修正宪法，天皇成为团结国家与民众的象征。但若仔细思考，天皇从后鸟羽院的时代起，就一直是个象征。在昭和天皇战后的回想中，他曾坦白说，自己只有两次逾越了立宪君主的权限，一次是在二二六事件时，另一次是在战争结束时。两次皆是政府机能已经完全瘫痪的状态，因此由天皇下达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