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绝望的思想
就在我写作这篇序言的时候，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坚决捍卫自由市场的林行止先生宣布改宗：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相信，中国绝大多数弱智的自由主义者都会为此惊奇得张大嘴巴、跌碎眼镜。作为一个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我非常能够理解林先生心中的那份煎熬和彷徨。只不过，我不会像它那样随便抓住一根稻草，就开始自我的精神救赎。
最近几年，在朋友闲聊的场合，我反复唠叨的一句话是：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知识和逻辑是人类发明的，其中永远隔有一堵神秘的无知之幕。换句话说，我们根本无法达成对这个世界的完全理解。而这种不完全理解，实际上将我们置于了一种完全无知的状态。就像人类所面临的唯一确定性是死亡一样，思想面临的唯一确定性则是无知。对于一个以思想者自我期许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洞悉了这一结局更加不堪的呢？对于我来说，这几年几乎已经陷入不能写，不能说的境地，因为我知道一写就错，一说就错。人类因思想而生，也因思想而死。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纯粹的某某主义者，无论他们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也无论他们是年轻的追随者，还是年迈或故去的祖师爷们。不是因为他们“知”着，而是因为他们“生”着。虽然他们之中绝少有人意识到，他们的“知”不过是一种信仰，但是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生命却变得盎然。他们因思想而生，因思想无限展开的可能性而生。而在我自己这边，却是另外一幅黄昏景象。思想之门因我对思想的绝望而逐渐闭合，生，也变得如此沉默和萎缩。如果可能，我愿意匍匐在主的脚下，任其主宰和驱策，成为它的一部分，并最终达到对生命和世界的全部理解。但是我知道，主的门不会向我打开。因为我们是异教徒，理性主义早已经将我们放逐到了不能返回的地方。事实上，自启蒙时代以来，我们就被所有的确定性放逐了，它任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可能性中游荡、飘浮，像一群孤魂野鬼。然而我了解，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第一章 飞向应许之地
蹒跚之旅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所有这一切对改革的乐观态度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改革的逻辑还没有来得及与旧体制的逻辑发生摩擦。改革，是在旧体制早已山穷水尽因而也就形同虚设的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的，所谓特区也不过是旧的行政体制无法顾及的管制边缘。当与传统经济体系以及政治权力联系紧密的中国城市仍然没有与改革产生正面冲突的时候，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这一时期，中国城市更多的是在享受农民创造的改革奇迹，城市人不再为日常生活用品的极端短缺而忍受排队的折磨，也不再为基本食品的匮乏而担惊受怕了。换言之，作为传统经济体系政治基础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还没有感受到改革将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及现实利益上的巨大压力。城市，还远远没有苏醒。中国人仍然是作为一个没有被经济利益分化的同质群体来理解、支持改革的。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国有企业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创造资产负债率的更快增长，这个比率到九十年代初期已经达到了80％以上，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普遍低下的现金流贴现能力，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危如累销社在清点存货时井然发现，他们的仓库中还有20年前生产的毛巾，只不过一拎起来便碎成一片一片的。荒唐的是，这些存货都仍然被计入企业资产的。国有企业财务约束的松弛及资产质量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要提示人们：在增长的表象背后，国有企业正在制造着巨大的外部不经济。这种“外部不经济”是不是足以抵消或者超过国有企业同期的贡献，我们无法在数量上加以衡量。但有一点却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直到20年之后的今天，国有企业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痛苦难题，而其在银行中堆砌出的如山坏帐正在成为威胁中国经济稳定的定时炸弹。这不啻于说明，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特征的城市改革处于实际上的停滞阶段。
除了造就了中国最早一批官商和最早一批“跨体制利益集团”（现在更多被人称为权力资本集团）之外，城市改革与这个术语所要标榜的改革精神已经开始背道而驰。当学术界还在为“放权让利”模式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民间用简单的“官倒”一词，便入木三分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改革的基本内容。这个词语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足以证实它在民间受到的欢迎。看来，民间话语不仅比学术界敏感，其智慧也经常要比学术界精确。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城市改革之所以选择“官僚分权”模式，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在城市改革中如果选择“还权利于民”的模式，不仅将失去对改革进程的控制权，也将同时失去对“改革”的解释权，更为紧要的是，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改革意涵的模式一旦启动，势必将对官僚阶层的整体利益造成难以预测的冲击。
在如今高楼林立的深圳驻足老东门一带回想当时深圳的荒凉，你一定会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会选择在这种传统官僚体系完全无法触及的地方开始。答案非常简单，传统的官僚体系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利益可言。在农村和边缘（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缘，而且是政治上的边缘，比如城镇集体企业）启动改革，不仅不会破坏官僚体系的既得利益，还有助于官僚体系“学习”改革、观摩改革，以便在改革中发展壮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有助于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会选择从农村及特区开始，而一旦进入城市改革阶段，便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中所隐含的是，给大大小小的官僚以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以便他们同意并推动改革。但吊诡之处却在于：官僚福利的最大化能够自动带来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吗？由于官僚阶级在改革中始终垄断了对改革的解释权，他们的确经常这样解释改革并哄骗公众。
但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经“89天安门”一役，邓小平虽然还是那个邓小平，但邓的改革已经悄然发生了质变。如果说在1978年发起改革的时候，邓小平还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安排过具体的时间表的话，那么89年之后，政治改革已经彻底从邓的改革视野中消失，它变得遥遥无期了。这种变化既出于邓小平个人性格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更出于党内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邓，已不再具有那种克里斯马的领袖魅力。如此，中国改革就只能在一个极其狭窄的险径上突围。这条险径必须满足的一个严格约束是：在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增长。如此狭隘意义上改革路径，纵然具备了操作上的可行性，但却根本背离了中国改革起初具有也应改具有的道德意义，其未来之险峻、坎坷可以想见。就这样，“89天安门”悲剧决定性地剥夺了中国改革的最后一丝理想主义色彩，这场源自1978年末期的伟大革命将彻底失去它的政治改革想象，变成了一种纯粹但充满野蛮、原始色彩的经济冲动。毫无疑问，这强化了本来就深深嵌入中国改革之中的官僚资本主义本质。
后改革时代
所以，与其说邓小平注重政治及社会稳定，倒不如说他看重共产党本身的稳定，看重一部高效政策执行机器的稳定。这两样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邓小平那里，根本就是一回事情。
不过，由于任何官僚体系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这一模式的另外一个可能的隐含意义就可能变成，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的维护和扩大官僚集团的利益。在一个对官僚政治体系完全缺乏监督的国家中，这个改革路径特别容易向后一种改革蜕化。1992年之后，从政治改革中开辟合法性之路被完全阻塞，经济增长随即上升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高也是最终的合法性来源。所以，只要声称推动了经济增长，官僚体系的任何作为就立刻获得了合法性保障，不管这种经济增长是用如何取得的，也不管这种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如何脆弱和虚假，更无需对这种经济增长的实际分配后果负责。这大概就是90年代之后提拔标准越来越“ GDP化”的来由。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模式意味着，只要官僚体系还能继续推动经济增长，那么，任何对政治权力的批判及改造努力都将被视为对经济增长的威胁，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因此是“非法”的。如此，92年代之后的改革就变成了官僚体系的自我解释、自我证明过程。官僚政治体系完全将改革价值的阐释权垄断在了自己手中。这种垄断最终造就了官僚政治权力在整个90年代对中国经济生活的泛滥性参与。
说邓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改革模式的弊端是不公平的。有证据表明，在80年代，邓曾数次谨慎与试探性的提出过政治改革的设想。1986年，邓小平说道，“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他甚至为这种全面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时限： “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很不幸，邓继承的正是这种制度。
在中国民间，对待任何一项具体改革措施的流行策略便是：先看看当官的如何动。其潜台词无非是说，改革总是为官僚带来利益。在失去了对改革的解释权和修正权之后，这大概是许多中国人对改革最无奈的“理性”行动。不仅如此，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由于没有官僚权力的天然凭借，他们要么拼命挤入政治权力狭小的分赃圈子；要么以他人为地狱，一逞个人的财富之欲。一场赤裸裸的财富零合游戏在中国民间展开。对于这种现象，一位朋友曾经辛辣的评论到：“在中国，没有分配，只有分赃”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在92年之后，中国大众已经在何种程度上疏离于他们曾经热切期望的改革，而改革又是何种程度上成为日益悬浮于其本来意义之外的空洞字眼。改革显然已经在加速霉变。改革的这种实践与其说是导致了一批官僚的腐败，倒不如说导致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一次集体缴械。而中国改革在文化上所付出的巨大外部成本恐怕需要好几代人才能修复。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一旦形成，就可能凭借其财富和权力的双重优势控制改革的进程本身。当这种体制露出它“马太效应”的冷酷面目时，我们就会发现，邓小平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达到共同赋予”的良好愿望，不过是一位共产主义改革家的一种奇怪信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将由于其价值源泉的枯竭而油尽灯灭，并彻底失去其民间动力。
朱鎔基的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重新拿回驾驭局势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朱鎔基的所谓宏观调控准确地说只是重新回复了地方、民间及中央的权力平衡，但将钱的改革性质并没有变化，只是从以前的“乱抢”，变成有秩序的抢，变成“以权抢钱”，变成“只准我（以权）抢，不准你抢”。显然，这是更加系统的分赃手法。一种非常流行的描述是，中国改革是渐进改革。但这种概括非常容易产生误导。中国改革真正的秘密在于：一边创造财富，另一边不断洗钱；一边放开财富创造，另一边却紧紧以权抓住财富的分配。从这个角度观察，所谓渐进，就是不一次抢完，不一次分（赃）完。遮掩在“化公为私”和“化私为公”两张矛盾面孔之下的，是以权抢钱者的持续不断地抢，持续不断地分。这显然比一次抢完或一次分完的激进手法要渐进得多。
但我们首先必须清楚的是，亦官亦商的权力经济，有着极其迷人的表象，在可能的限度内，它可以创造超常的增长速度，这非常吻合中国改革模式的独特需要。权力经济创造经济增长的惊人能力，不仅证明了权力经济本身的合理性，而且也同时证明了其他改革的不必要性。权力经济在90年代实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增长魔术，迷惑了人们的眼睛的同时，也无限期的搁置了中国文化和政治改革的进程。不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完全封闭了政治参与的权力体系仅仅代表着传统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多少说明，中国的执政体系仍然沉溺于领袖们个人的全局视野以及卓越能力，来调和、折中、平衡这些利益冲突。显然，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制度的效力可能要比领袖的奇禀异赋可靠也可求得多。1992年“十四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一个20字方针，即“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在这个面面俱到的方针中，明显凝聚了中共领袖们的某种均衡发展的远虑。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将这种调和诉诸于一种制度。他们仍然准备借助于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来度过难关。
中国上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基本上停顿了，这倒不是说，这个进程已经取得了全面的成功，恰恰相反，这是因为这个进程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在党政分离、社会保障体系、国有资产管理，司法体系等诸多方面，中国上层结构的现代化进程还远未竟其全功。在这里，中国上层结构的改革显然遇到了传统政治体制的坚硬内壳。这种迟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90年代后期，高速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压迫性约束，他们已经无暇顾及。
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培育具有充分权利和相称责任意识的公民（企业、组织），几乎从来就没有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改革视野中（马克思说，“这个人是国王，只是因为有别人当做他的臣属。）。相反，这经常被视为对政治垄断的一种威胁。但不幸的是，这种公民和组织恰恰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微观基础。一个
这使中国的现代化体系中又短缺了一根关键的链条，作为沟通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协调社会行动的现代化中介组织的建设，是公民社会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一环扣，现代市场经济是很难正常运转的。而这种组织也恰恰是历代中国领袖不熟悉因而也最为恐惧的。虽然在这十年中，中国各种中介组织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但其基本特色仍然是凭借权力寻租，其功能也不过是增加了一道寻租层次。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中国，一个律师如果没有与法院的“良好关系”，其打赢官司的希望就非常渺茫。只有在相当罕见的场合，中国的律师业才具有专业和正义的色彩。当向法官行贿成为律师们的主要工作国历代以来就名声恶劣的讼棍。律师如此，会计师、官办行业协会等其他组织也不遑多让。太多的丑闻不仅败坏了这些中介组织的名声，也使社会公众对这些机构的信心降低到了最低点。这个情况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这些组织大体都具有与官方联系紧密的“权力”色彩，但这个趋势如果持续下去，中国社会中介组织的现代化之路就很可能被完全阻断。从这个角度看，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市民社会”的判断是相当轻率的，完全不足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的真实凭据。与这些观察者的判断可能正好相反，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并没有得到了市民社会，仅仅得到了数量庞大的原子化个体（100年之前，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是一盘散沙），仅仅得到了四处泛滥的向野蛮返祖的利益冲动。
换言之，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始终是中国改革（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不仅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也决定了中国改革的分配及其后果。如果官僚利益的最大化偏好不是中性的，那么政府的中性就是不可能的，不太容易察觉的是，官僚利益集团的最大化往往被包裹在政府利益最大化的中性形象之中。
第二章 改革死了
改革的终结
在他作为总理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变成了一位“不了解情况、自我祝贺的总理”，这与他刚刚出任总理时发誓要“闯地雷阵”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在听过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后，连“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感动了。不过这家富有盛名的西方报纸忽视了另外一个寓意更加深刻的细节。早在前一年（2000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理就已经露骨的抒发了他的无力感，他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在一如既往的幽默与谦虚中，朱显然没有克制住他对体制的无奈。
经过将近10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开始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终将改革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90年代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凭借完全不受约束（注意：不受约束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是稳定）的垄断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导向，肆无忌惮的参与他们心目的“改革”。显然，这对于中国改革来说，更多的只能是一种本质上的败坏。这种完全失去了约束的改革，在中国农村被称为“干部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城市则被称为“权力资本主义”，事实上，有一个更加恰切的术语可以描述中国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官僚资本主义”。只不过，这个术语可能唤起某种讽刺的回忆，而只能偶尔在私下中被人们提及。
但无论是民国化，还是拉美化，他们想指出的大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城市精英集团（他们即便在城市中也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完全垄断了从政治权力、到经济权力、到文化权力的社会总体性资源，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都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私相授受。而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口却被排拒在这个圈子之外，只能完全被动的承受这个圈子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输出结果。这种畸形格局由于有越来越现代化因而也越来越具有效力的军事权力和警察权力而得以维持。但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却是，一个制度上的“流动性陷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将完全失去自我创新和自我改革的动机和能力，而在一个坏的“制度陷阱”中不能自拔。那么这种前景离当今中国究竟有多远呢？被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官僚体制，附着在这个官僚体制之上并与它紧密结合为一体的，是各种经济，文化的分利集团。这个庞大的上层结构除了维持统治之外，剩下的冲动就是无孔不入的参与各种经济活动，与民争利，而对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鲜有兴趣。中国目前的官僚体系在产权保障、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动机低落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即便他们勉强提供这些服务，也多半是出于某种牟利冲动。在这个庞大的架构之下，是以十亿计的毫无组织的原子化个体，他们被强大的力量控制在食物链的最下端，极少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如果时世平顺、经济繁荣，这些数量庞大被拥塞在社会底层的原子化个人可能还会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驯顺，温和，上层官僚体系也多半会显示其亲民，爱民的民本风范。但倘若遇到急景灾年或者剥夺太甚，无力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平时沉默、温顺的底层民众就可能呈现暴民化趋势，而底层的这种骚动，也将把上层结构推向冷酷的极化形态。
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通道已经完全被阻塞，于是人们只好诉诸于这种极端方式。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这些人还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他们怎么会选择以生命为赌注。这一次抗议的主角虽然普遍是中国的下层民众，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其他阶层就有更畅通、更有效的表达方式。
中国政治体系中向来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而在1989年之后，各阶层利益表达的空间更被压缩到了极限。由于中国改革模式中对社会稳定程度的极端高要求，任何带有抗议色彩的利益表达都可能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而成了“洪水猛兽”。
有许多人曾经寄望于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的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这些依靠抢劫起家的权贵们就会突然转变为正经的生意人。中国25年的改革历史经验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的财富掠夺程度不是逐渐降低的，而是不断升高的，而90年代中期当中国改革进入要素领域之后，这种掠夺趋势反而是在不断加速的。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抢劫成性的官僚痞子们甚至根本就不屑于做生意，他们完全可以将掠夺作为他们的终身职业。这些抢劫来的财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会重新进入已经十分拥挤的生产领域，这些财富的可能去处是，用于挥霍、炫耀以及进一步抢劫的资本。这种积累与其叫做“原始积累”，不如更确切的称之为“不断积累”，因为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个积累就不会停止。换句话说，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同时满足，这种“积累”就将是无止境的，不会因为某种偶然的“良心发现”而戏剧性的停止。而这两个条件恰恰是中国改革模式中所暗含着的，不可触动的前置条件（它甚至不允许被讨论）。其实，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固定化，中国的分配模式就意味着将长期处于锁定状态。
透过人民币的汇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极不协调的图画：宏观的强大（表现为贸易顺差和高额外汇贮备，使人民币有强大升值要求）与微观的羸弱（表现为严重的失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低下，这使得中国很难承受人民币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强大的宏观形象是以政府对民间财富的抽取作为代价的。以宏观数据计算，人民币不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将对大量依靠国际市场生存的就业人口，以及中国的农民造成沉重打击，而对这些弱势阶层的打击势必加大中国的阶层鸿沟。这个原因，正是人民币升降两难的最尴尬处。不过，强政府在国内行得通，在国际上就未必行得通。
在某种意义上，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依托之后，中国人在近十年中重新堕入了某种“初人”状态。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任何规则、制度、伦理的敬畏，剩下的只有对实力或者暴力的恐惧和崇拜。他们以最市侩的机会主义对待一切事务，一旦得逞，便飞快的贴现。他们不相信明天，蔑视人类一切美好情感和文明准则，以为那不过是他人获取利益而伪装出来的假惺惺的道具，但只要需要，他们就立即可以变为某种主义的信徒。他们只服从暴力的权威，在暴力圈定的边界之外，他们就完全失去了精神的依从，文化的指引、伦理的约束。简言之，他们是一群狡猾但完全丧失了自组织能力的原子化个人。中国人的这种文化选择是无奈的，因为仅在咫尺的，就是中国官僚体系在改革中不断“成功”的示范。在完全失去了对中国官僚体系的约束能力之后，中国人只能争先恐后的加入这种“市侩”比赛，以免在残酷的“物竞天择”中被淘汰出局。
此阶层眼中的改革，已经不是彼阶层所要的改革，甚至正是他们要反对的“改革”。中国社会文化对改革的整合能力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所有的阶层都已经被动“适应”了官僚体系对中国改革的全面宰制。如果当今中国还有什么力量真正拥护改革的话，那么它们就是中国的官僚体系。他们垄断了改革，所以对“改革”的意义心领神会。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的地位越是不受挑战，他们投身“改革”，推动“改革”的激励就会越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会成为“干部私有化”改革中最积极推动者的原因。而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最新“改革”中空前的活跃程度，也反过来证明了，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言论钳制已经达到了何等窒人的地步。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官僚体系滥权的抵抗力，中国文化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为问题。从80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90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官僚体系除外）”，中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我们怎么办？
第三章 新阶级，旧景观
农民，被隔离的底层
在2003年年末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这样表达了他们的突围欲望：“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适度”一词昭显了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如履薄冰的心态。这种心态，与其说反映了中国新领导者的稳健风格，倒不如说反映了中国农业进退维谷的痛苦处境。然而，与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悠然从容”相比，中国的农民却在飞快的滑向深渊。按照中国一位著名乡官李昌平先生的说法就是：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先生为他这句警世之言提出的最令人触目的证据是，在他曾经管制的乡村中，经常有老人抓住他的手，告诉他，他们希望早点了结自己的生命。这可不是农民说着玩玩的，就在这位良心未泯的乡党委书记辞官后不长的一段时间中，他所在的湖北监利县就有四位农民自杀。
虽然有“聪明”的经济学家举出这样和那样的证据告诉我们，中国农民完全没有理由害怕WTO。但事实却是，在加入WTO的当年，中国最具农业竞争力的几个省份就立即发生了“新东北现象”。在陡然面对国际竞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部分农产品开始严重积压，其低下的竞争力被国际市场衬托得一览无余。
一位社会学家在与中国河南省的某个地方当局探讨艾滋病人（这个地方地农民由于卖血而造成艾滋病大规模感染）的救助时，从地方官员那里得到的答复相当令人震惊：“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他们？这些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塔吊上的农民工，悬空的阶级
90年代之后，中国大城市中澎湃汹涌的民工潮正是这一铁律在中国历史上的具体展开。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城市是不是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够的职位，中国城市中的“上等人”是不是具备了接纳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族群所必须的宽容精神？揭开所有思维上的迷乱，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其实就在这里。除非我们对现代性存在另外一种理解，那么，中国的所谓农村问题，根本上就是一个城市问题，是中国城市能不能，愿不愿为这些乡下人提供温饱生活的问题。
情急之中，这位绝望的农民攀上了一个20米高的巨幅广告的支架上——这是为一年一度的西湖节准备的广告牌。面对早上如潮的上班人流，他高叫着想唤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他听到的是罗马斗兽场般的兴奋尖叫：“跳，跳！”，“你跳下来的时候，跳漂亮点”。
为了保护城市人口的就业，中国许多城市行政当局在90年代中期之后，制定了诸多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政府文件，毫不遮掩地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这些文件明确规定了“农民工”不能参与竞争的职业。虽然近几年来中国与“种族隔离”毫无二致的户籍制度已有所松动，但它不仅进展缓慢，而且为更多新的隐性壁垒所抵消。
中国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建筑、餐馆、发廊、搬运、街头摊贩这些边缘性职业中。这些职业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靠身体吃饭，其待遇和职业稳定性都相当差，对经济波动极为敏感。
工人，关键的少数？
为企业工作了一辈子的职工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便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与此同时，官僚利益集团的内部人却借原国有企业的土地或资产买卖成为“新富阶层”。地方国有企业与政治权力核心的距离较远，在经济上也不具备战略价值。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些企业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包袱。他们被抛离于政治权力的保护之外，实在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随着国内市场的必然放开，这些国有大型企业将直接面临跨国公司的竞争，其被垄断利润长期掩盖着的低下的盈利能力将暴露于世界巨头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大量的裁减人员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中国执政者即使有心保护，也可能无力回天。实际上，大庆事件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中。
裁员可能无法避免，但腐败却断然可以矫治。可以打赌，只需将中国官僚利益集团每年巨额的挥霍费用（比如养车费用，吃喝费用、出国旅游费用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奢侈浪费）转移支付给弱势阶层，中国的企业转型过程就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痛苦。可悲的是，我们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可能。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各地区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疯狂的国有资产出让高峰。在完全缺乏媒体监督、并购市场形同黑箱的情况下，这种国有资产出让完全可以定义为官僚利益集团的内部人盗窃。有许多人认为中共不愿意搞大规模的私有化，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中共不愿意搞的仅仅是“大众私有化”，而对“权贵私有化”则比谁都热衷。这本来就是中国的官僚改革的一个逻辑结果，是一桩问都不要问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早已经不是要不要私有化的问题，而是怎样私有化的问题。可以预计，随着中国“权贵私有化”在更加广泛的程度上的迅猛展开，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工人被剥夺掉他们赖以保障的国有资产。同样可以预计，在中国社会创业成本极其高昂、社会保障系统如付阙如的条件下，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工人加入失业大军，然后沦为社会边缘和底层。这简直就是一场纯粹的政治灾难
第四章 谁在治理中国
中产阶级幻觉
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其内容变成了“宁赠友邦和权贵、不予家奴”。
在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论述中，中产阶级一直被赋予了社会稳定器的标准政治形象。这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与他们的阶级地位相吻合的政治保守意识。所谓消费前卫、政治后卫，就是对中产阶级意识的一种形象概括。显然，这是出自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历史经验。不过，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稳定力量并不是不需要条件的，这不仅与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文化条件有关，也与中产阶级自身的规模和素质有关。彼中产阶级并非此中产阶级，在我们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恐怕很难担当塑造社会主流价值，消解社会激进力量的角色。这不惟是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极少，而且也是因为中国中产阶级从根本上缺乏稳定和独立的政治意识。极而言之，他们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
他们从来就不真的相信什么，他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规则，同样也不相信市场。他们仅仅相信眼前的实惠，以及那些可以立即带来实惠的机会主义手段，哪怕这些实惠可能违反任何一种正义准则。当我有一次谈到有些低薪收入者不足以糊口的时候，一位中产阶级博导冷漠的说：这很正常。我闻之大骇。显然，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点也不在乎把中国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试验场。中国中产阶级这种极端的丛林面目，与中产阶级在教科书上所具有的温和理性形象，又何止十万八千里？事实上，这样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态度，在中国中产阶级中相当流行。不过，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真正的信徒。当他们自己成为这个主义的牺牲品的时候，他们立即就会激进的反对这个主义。因为他们从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一路走到今天、就一直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中国中产阶级的形象虽然十分模糊和分裂，并且具有某种异端和体制外色彩，但就其本质和主流而言，中国中产阶级仍然隶属于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
令人厌恶的是，他们经常将这种品格标榜为成熟和理性，并以个人的成就来证明和炫耀这种可怕的智慧。一旦被注入了这种品格，中国中产阶级成为某种得势的极端主义追随者就不足为奇了。有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级有强烈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极端倾向固然与某种诱导有关，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健康、理性和温和。
我们有一种近乎直觉的判断，由于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集中在廉价劳动力上，所以白领中产阶级将是经济衰退时期遭受失业困扰最为严重的一个阶层。中国大学毕业生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为这种前景作出了某种提前的警告。
深入中国改革的历史之中，我们甚至发现，中国中产阶级的厄运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发家致富的秘诀已经悄悄的让位于了权贵资本主义的逻辑。中产阶级靠自我奋斗实现梦想的奇迹，已经成为零星的个案。在中国所有的阶层中，中产阶级可能是最信奉个人奋斗的一群。中产阶级没有财产，但却具有人力资本，他们信奉这种资本的力量，也普遍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这种力量。这种伪意识，使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了一种认知上的迷乱，他们误以为这种自我奋斗是不需要体制和制度条件的。这种认识在中国改革开放知道90年代初期，市场机会急速扩大的情况下，多少得到现实的印证。但进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产阶级这种自我奋斗的意识开始碰到市场和制度的双重壁垒。当权贵体制开始逐渐恢复它冰冷的真面目时，自我奋斗神话就迅速失去了它的玫瑰颜色。
谁在治理中国？ ——阴影中中国的精英们
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经常的情况是，中国官僚精英主要利害计算既不是出于专业考虑，也不是依据民意取向，而是依靠对政治和政策的揣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官僚精英仍然是旧式的官僚。他们既不是能够坚守专业原则的专家，也不是行政管理方面的行家，而是一群将取悦上级放在第一利害考虑的旧官僚。这并没有因为中国官僚精英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本质上的改变。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官僚精英，如此观之，当今中国官僚精英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
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种贪婪已然达到了何等病态的程度。浏览一下当今中国官员们的简历，大多数人将会产生一种中国已经普及了博士或者硕士教育的错觉，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博士就是拥有硕士头衔。但知情人知道，这些头衔不仅（绝大多数）是假的，而且还是中国官僚精英在道德上彻底崩塌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本来，博士或者硕士并不是中国官僚录用的硬标准，也决不能证明一个官僚的能力甚至学识，但博士头衔稀有，所以中国官僚精英必须占而有之。但这种占有对文凭和官僚精英本身其实都是一种损害。中国东部某省的一位省级官员的学历非常具有荒诞意味：在短短两年多时间中，这位省级官僚竟然从一名1999年的函授文科大专生一跃变成某重点工科大学的工科硕士。如此大的专业跨度，在让人们佩服中国官员们的绝顶智商之余，也让人们感慨于中国官员们的胆量。
因为作为中国官场环境的一种主要产物，权威人格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典型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的一面是奴才，另一面是主子。他们要么是主子，要么是奴才，中间绝无任何其他选择。现代文明中的平等伦理在这里没有存身之所。做惯了奴才的中国官僚精英一旦变成主子，变成一方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就立即会以报复性的方式行使权力——他们要百倍的补偿他们曾经长久失去的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这样
始于1999年的高校大规模扩招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高等教育完全被国家垄断，而文凭（注意：不是教育）又极其稀缺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当局送给知识精英们的一种巨额财政补贴。事实上，中国的高等院校几乎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对这一点，馈赠者（政策制订者）和获馈者（政策受益者）都应该心领神会。不过，以这些补贴在合法性上的疑问，这些补贴就更像是国家对特殊群体的一次行贿。在输送经济利益的同时，当局也开放和出让了一部分公共空间给知识精英，以满足知识精英对社会名望和话语权力的需求。这种幕后的默契表现在前台，就是越来越多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出现在各种公共媒体上。虽然这种开放的条件极其苛刻、空间极其有限，但对于中国知识精英来说，则不啻于一种久旱之后的巨大补偿。由于有1989年的前车之鉴，重新获得了公共空间在表面上是一种自律，在骨子里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中移入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我审查习气。他们谨守话语分际，生怕越雷池半步。纵观中国知识精英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公共表现，他们的确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配角。最出色处不仅在于他们将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更在于他们对自己的角色非常心满意足，丝毫也没有什么道义上的不安。
第五章 财富到哪里去了
一、滚烫的土地
的确，当人们发现中国的官僚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工资轻松的打发一顿饭局，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收入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时候，我们相当确信，中国现实中贫富悬殊已经极具爆炸性，它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它正在展开的，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有必要询问：中国人20多年创造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改革时期农村财富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这一点由于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但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最为著名的剥夺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剥夺。第二种途径，则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数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财富4400亿。[3]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这种财富转移的一个力证。财富有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来实现的。这种财富转移一直存在，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剧，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进入高潮。城市化
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当局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300亿元。
二、向市场阶级寻租
然而，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4800。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很清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6，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
这种对市场阶级的剥削不独于北京，也不独于出租车行业。另外一组资料可以从宏观上印证这种深重的剥削。根据仲大军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国10万亿的 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7]。这本
三、宁赠友邦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这样算起来，廉价卖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桩合算的买卖。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 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很难确切的计算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送出去的财富，但考虑到中国一年6～700亿美元的 FDI,数目恐怕相当惊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20％。送出去那么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越是高涨；送出去那么多税收，加诸于国内居民的税赋自然就越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来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很容易推论，任何财富流失都将最终传递给中国的弱势阶层。
但大量来自中国出口工厂中的新闻报道则证实：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由使用奴隶的比较优势。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必得（ PETER WONACOTT）发自中国南部的一篇报道称，在那里的一个中国出口工厂中，许多工人每天经常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32美元，这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40％。
四、锈蚀的团结
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
第六章 坏帐如虎（或者金融之劫）
一、奇迹背后的坏帐之虎
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政治性的金融支持经常是以金融资源的惊人浪费作为代价的。政治对增长速度提出的要求越是苛刻，金融资源的浪费就越是巨大。
在写作本章的过程中，有报道称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因腐败丑闻面临调查，这是中国最高层银行官员涉及腐败丑闻的最新一例。颇为讽刺的是，张是作为因腐败而下台的王雪冰的继任者而出任建设银行行长的。对“张恩照事件”，《纽约时报》毫不掩饰的讥讽到：中国抢银行的方式与警匪片截然不同。
其丑闻之多，用一句中国的俏皮话来形容就是已经形成了“丑闻疲劳”。像余振东、李树彪之流大胆而鲁莽的“硬”贪污虽然难以胜数，但所造成的损失毕竟是可以计算的。无法计算且影响至巨的金融腐败，则是来自金融官员与各类企业的“软”的利益勾结及合谋。这类勾结和合谋不易察觉，但无所不在。它们一般以各种合法、合规的贷款形式出现，而实际上则多半是里应外合的金融诈骗。这种合法的金融诈骗在中国金融系统中不仅长期存在，甚至已经成为企业和金融内部人快速致富的一个标准途径。其后果，就是在中国金融系统资产负债表堆积如山但却根本找不到责任人的金融坏帐。一位来自中国金融系统内部的匿名人士曾经大曝内幕说：“呆坏帐中有80％是被违规核销的”。这间接证实了一个在中国普遍适用的潜规则：谁能贷到款，谁就能立即成为富豪。这就是所谓的贷款致富。
二、虎患何时休
在对新一轮经济增长暗中发动的金融支持中，中国官僚体系对金融资源的开掘并不仅仅限于传统的银行，他们甚至打起了社保基金的注意。有报道称，深圳市就一直在争取相关政策，以期能够利用该市积累的社保基金投资基础建设。在中国，这无异于进行一场必输的赌博。鉴于各类保险基金（尤其是养老金）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金融工具，聚集资金的能力非常强大，我们尤其需要警惕官僚体系以“金融创新”的名义滥用此类基金。
四、流失的信用
那么，中国行政当局用以挽救金融的资源究竟来自哪里？他们究竟把坏帐藏到哪里去了？在我们看来，这大致有如下两个出处。首先是财政。在中国，财政与金融之间缺乏法律意义上的防火墙，几乎完全是一体化的，财政可以向金融借钱，金融也可以向财政转移债务，这种转移只需要领导人的一个指示就可以达成。事实上，1998年财政部为四大国有银行发行的2700亿特别国债，就是金融坏帐转变为国家财政负担的一个明显例子。而从国有银行剥离出来的，名义上由资产管理公司承担的几万亿不良资产，最后的买单人也只能是国家财政。这些都构成了中国隐性但却是真实的财政负债。既然是负债，那就是要还的。
我们无法判断中国长期的偿债能力，但我们可以判断的是，中国对内的债务的偿还高峰即将到来，理由是，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在一片中国奇迹的喧嚣声中马上就将不期而至，养老金及医疗保险将出现集中支付高峰。这一点，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中期）引发对内债务的偿还危机。如果真是那样，中国社会的景象将变得极其凄惨，吃不起饭，看不上病的黑暗历史就很可能再现于我们这个高度文明的世纪。（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中，“看不起病”已经成为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
中国从国际社会极力争取到的那种并不牢靠的恭维和主权信用，是以损害本国人民的福利为代价的。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种“攘内安外”的能力恐怕只有中国的政治体制才具备。当然，它符合中国在外部世界一贯推行的“形象战略”——维持并推销一个强大的外部形象，并同时借外国人之口将这种形象“出口转内销”以增加合法性资源。
第七章 悬崖边的增长
一、高增长背后的政治理性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投资一直占有相当显赫的地位。而中国官僚系统最擅长的就是“投资”。纵观中国26年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中国官僚系统始终都是经济活动中最狂热的和最重要的投资者（直接和间接），虽然他们同时也是最不关心回报的投资者。其中道理一目了然：因为在所有这些投资中，中国官僚集团的个人成本趋向于零，而其收益则可能相当大。所以无论如何，中国官僚集团的在这种投资行为中获得都将是净收益。
事实上，在大多数领域都严重投资过剩、资本回报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如果它真是民间投资的话）还蜂拥而至的话，那才真正的匪夷所思）
二、财政的极大化
如前所述，地方政府作为官僚机构在分权改革中并没有被剥夺其全能性质，资源，争取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扩充当地财政实力。于是，甲省上汽车项目，乙省也上汽车项目；甲省搞大型化工，乙省也争取化工企业；甲省宣称以高新产业为支柱，乙省也轰轰烈烈的高新产业起来，你争我赶，不遑多让。中国各地产业高度同构，产能严重过剩的现状端赖于此。及至2000年之后中国进入所谓城市化阶段，中国各地连城市面目也开始变得千人一面。到处都是钢筋水泥，高楼大厦，活脱脱一个个工业怪兽。隐藏在经济结构同构，城市面目同质之后的，其实就是全能政府之“同”。20多年以前，一位海外中国问题学者曾经用“蜂窝状结构”来描述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各地方经济结构的趋同倾向。在经过了26年的改革之后，问题似乎仍然没有丝毫解决的迹象。
四、褪色的市场
有许多强有力证据表明，中国的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物品的市场化程度（虽然是以极度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已经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政府机构不仅有极其强烈的市场化冲动，而且本身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市场化了。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就是：中国监狱一直就是利用廉价劳动的盈利机构。将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机构普遍的变成盈利机构，可能不是中国的发明，但其范围和程度，中国恐怕已经将绝大多数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这个意义上，利用“别斯兰悲剧”盈利的丑闻主角是一家国营公共媒体，就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上，这种成本也同样高得惊人。在中国的购车费用中，政府征收的税费占购车总费用的40％，据称已是世界的最高水平。与此构成对照的一个数据是，1998年中国汽车行业利润为40亿元，而相关的政府收费却达到1626亿元。然而，这种高昂的成本并不仅仅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以及汽车市场上的独特现象，而是广泛弥散于中国的经济活动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到，从创业、到融资、到生产、到销售，到中介服务，这种远远超出正常水平的交易成本几乎遍布中国市场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之中。这说明，这已经是一种结构性的制度现象。出于这个原因，这个所谓的交易成本应该更加准确的称为制度成本。而这个制度成本的确切含义就是官僚体系收取的市场化红利，或者市场化的特许权租金。这个成本虽然都是政府或者政府经纪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收的，但绝大多数时候则是一种赤裸裸的设租和寻租。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设置如此高的制度成本，其效率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成本带来的市场利益流向的扭曲。因为负担成本而受到损害的一方是消费者、生产厂家和企业员工，而因为设置成本而获得暴利的一方则是人数极少的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者。一个更加荒谬的类似例证是，辽宁省文化厅竟然对“东北二人转”（一种广受欢迎的民间演出形式）也设立了所谓准入制度。这项荒诞不经的准入制度规定：“为了积极发展健康向上的二人转，所有的二人转演员都要持证上岗，并不定期接受培训。……”似乎是嫌寻租还不够赤裸裸，这项规定还暗示：“未来的准入证也不是永久性的，很可能一年重新核发一次。”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信息的重要性体现得最为充分得莫过于金融市场。可以说，金融市场几乎完全是一个依靠信息而做出交易预期的市场，信息在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信息操纵在这个市场中屡见不鲜。但考诸金融史，由政府直接出面进行信息操纵的，中国可能创造了历史典范。在这方面，中国官僚集团表现出了超人的“勇气”和罕见的天赋。
第八章 官僚之门
三、老鼠仓
这家高速公路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竟然将这种赤裸裸的洗钱行为称之为“企业的自主行为”。这种“企业自主的洗钱行为”在中国垄断企业中动辄数十万的年薪中表现得格外充分。很容易分辨，这种所谓的“企业自主行为”其实是企业完全失去了财务约束的表现。可以判断的是，这种毫无财务约束的“企业”行为带来的后果，将是公司被不断淘空、继而是公共资金对它们一次次的慷慨挹注。对这种淘空之后的挹注，在中国有一个同样市场化的叫法：资产重组。这种所谓“市场化”的资产重组，已经是中国国有上市公司隔三岔五就要上演的标准的洗钱剧目。
当然，现实中的洗钱行为并不都像上面这些典型案例来的这么直接，而是会呈现更加复杂的形式。为了安全起见，官僚利益集团的洗钱行为更多的是透过设立数量繁多的影子公司，通过民企和国企合资、资产重组、相互担保、上下游的销售代理，子虚乌有的专利或者技术买卖等一系列的“市场行为”来实现的。总而言之，公司越多、关系越复杂、相互联系的链条越长，接驳公共资源的通道也就越多，洗钱行为就越安全。
中国改革20多年以来，中国人依靠汗水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对这种汗水构成嘲讽的是，通过国有银行、公共财政、资本市场的聚敛功能，这些财富却为官僚利益集团的洗钱行为提供了稳定的增量来源，为洗钱这种职业在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其中隐藏的洗钱流程是：先“化私为公”、然后再“化公为官”，进而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化官为私”。显然，能够保障这种洗钱流水线日夜运转的，只能是一种政治制度。
第九章 迷途全球化
一、野蛮的力量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 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的底层劳动这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百分之七十，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
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为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中国经济学家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无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也无组织工会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的社会权利（各种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
应当承认，中国的政府官员及其帮闲经济学家们，已经在中国的公众意识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它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则是，我们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
二、巨人的泥足
当仅仅依靠压榨劳动者就可以获得剥削利润的时候，企业主总是很少有动力投资去改进生产率的其他因素的。他们既不需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不需要花钱改进技术。这就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构成的所谓“低技术陷阱”的恶性循环。一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对此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不屑地讽刺说，中国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这与其说是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倒不如说是中国凭借其竞次能力已经坐稳了全球经济食物链的最底端位置。有人形象地概括到：中国并不是什么世界工厂，而是世界民工。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
不过，这远远不是中国政策失误的全部。为了官员政绩及短期 GDP增长而疯狂引进外资也导致国内市场的丧失。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却给予本来就具有优势的外资以各种优惠待遇。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的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曾经在1980年代在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四家本土企业（被成为“四小名旦”）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20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够长驱直入是中国政治体制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
在中国，内政往往作为代价耳背牺牲，用来换取国际社会的掌声。中国的政府体制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嫁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们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然而，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武术之后，中国也开始渐渐露出了它最大的破绽，那就是：它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第十章：寂静的巨变
一、寂静的巨变
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有一种非常普遍而且牢固的印象：中国经济领域已经天翻地覆，但政治领域却纹丝不动，即所谓只有“经改”，而没有“政改”。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国政治不仅一直在变，而且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如果说“六四”之前，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还将信将疑，因而还是一个半带宗教色彩的极权政府的话，那么在“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则彻底灰心丧气，从此，中国共产党政权开始向一个马基亚维利式的世俗政权急速转型。虽然1989年之前的改革已经为这种政权转型作出了铺垫，但6月3号晚上让民众和政府都醍醐灌顶的枪声，对这种转型则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
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一是政权性质发生了改变。“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开始演变成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官僚集团。在“六四”之前，无论是左翼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还是右翼的党内自由民主派，都对共产党的施政设置了某种道德约束和理想主义目标，不管这种目标的具体内容如何，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强有力的。但在“六四”之后，共产党彻底摆脱了来自左、右翼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纠缠，成为一个实用主义的官僚集团。“六四”之后，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邓力群所代表的传统左翼以及胡耀邦、赵紫阳所代表的民主右翼迅速而且彻底的失势，非常能够说明中共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红旗落地，道德凋零之后，世俗利益的自我实现就成为这个官僚集团唯一的冲动。这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丧失了表达、整合社会各阶层意见及利益的政党功能，变成了一个仅仅表达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团。
这实际上是邓小平为自己的改革留下的一个灾难性的后门。对于一个丧失了信仰同时也丧失了道德自律的官僚政权，这种理性化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则为这种极端自私的最大化提供了绝佳的制度条件。今天中国贫富极度悬殊的现实以一种绝对冷酷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用他一贯的冷嘲热讽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毛的这个梦魇在1990年代的中国迅速变成了事实。只不过，这个所谓“资产阶级”与现代资产阶级并无太多相似之处，它更像是那个古老的“官僚资产阶级”。
总起来看，在198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既有不断进化的一面，也有急速退化的一面。如此，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中，中国重新建立了一个在道德上极端自私但在统治技巧、管理技术方面都非常现代化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政权吸纳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专业和行政知识的技术官僚（非常像，装备了先进的当代信息技术和威慑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官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与道义力量则相当脆弱。显然，这是一个极其古典和极其现代的一个复杂的政权组合。将一个极其落伍的政治精神内核与一个极其发达的外在统治技术巧妙组合在一起，并对一个巨型国家实施有效的治理，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生存、接续能力。1989年之后在中国诞生的这个“新”政权面目模糊、难以辨识。对此，大多数人用西方概念将其归类为共产主义的后极权政权，或者右翼专制政权，但更为贴切描述可能是：这是一个继承了中国官僚政治精髓，但糅合了西方统治、管理技术的现代官僚政权。
1989年之后，太多的人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了各种不祥的预言，然而，中国这一独特的政治体制凭借其神奇的适应能力，将这些预言一一击得粉碎。而中国1989年之后持续至今的经济增长神话更是对那些西式的民主理想构成残酷的嘲弄。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的政治领袖和各级官僚都从1989年之后的政治实践中吸取了越来越强的政治自信。在表面上，中国的政治领袖仍然战战兢兢，但在私下里，他们则相当傲慢（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拒绝任何政治改革的态度中看到），在他们那里，中国共产党在1990年代的政治发明，不仅在未来可以应付自如，甚至还可以长命百岁。未来要做的，充其量也就是使这部机器更加灵巧，更加精致。
二、狡猾的博弈
经“六四”一役，“不合作”，成为部分人反抗政权的最高手段，而更多的人则一种表面驯服姿态与政权开始一种新的博弈，以一种补偿的心理玩命地追求财富。人们知道，只要不冲撞政治高压线，任何追求财富的方式（哪怕再不道德的方式）都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在另一边，统治者也非常清楚，只要能够给予利益，人们就不会（起码暂时不会）挑战官僚政权的垄断统治。显然，这是1989年之后人民与政权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或者说隐性契约。正是这种隐性契约，维系了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平衡。在这种默契中，既没有任何正式的游戏规则，也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只有相机行事的机会主义灵感。机会主义虽然意味着个体理性程度的增加，但在没有任何准则和道德基础的情况下，这种理性不如说是一种奸猾。政权如此，人民亦然。如果说机会主义策略对个体来说可能意味着理性的话，那么将这种机会主义叠加、放大到一种民族的战略，陶养成一种民族文化，则可能在长期中构成整体的不理性。
不过，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游戏而言，另外一个隐藏更深的条件可能更值得观察。这个条件就是在认可官僚集团在财富上的优先分配权的同时，必须让人民也分得一杯羹，哪怕这杯羹只是巨大财富增长中的一点面包屑。换句话说，人民从财富绝对增长中所获得的满足必须能够抵消官僚优先分配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至少，这种相对剥夺不能超过人们容忍的极限。显然，这是比“把馅饼做大”更加苛刻的一个条件。而对于操纵游戏的中国执政者而言，更是类似走钢丝的高难度技巧。这个隐藏至深的隐性契约虽然难以启齿，但无论是领袖集团还是平头百姓都心照不宣地予以了默认。其证据就是，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最高领导层那里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长时间的容忍。
三、“核心”可以走多远？
然而，“核心模式”得以顺利运转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能够胜任“核心”的潜在领袖人物存在，否则，“核心模式”就可能卡壳。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无疑是具有这一资格的。
实际上，在江泽民时代，核心模式就运转得非常吃力。从1989年江泽民担任共产党总书记开始，一直到1994年9月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为止，邓小平对江核心进行了长达5年的扶持。如果不是这种扶持，江泽民个人哪怕再努力、再勤奋、再广结善缘，恐怕都无济于事。江泽民从一个普遍不被人看好的“弱核之间再也没有人拥有与江一搏的权力基础。这是江能够保持核心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如何，江核心已经不是邓核心，更不是毛核心，这个核心是一个经不起折腾的核心，更不要说出现类似“文革“和”六四“这样的折腾。幸好，借助邓小平市场化惯性的荫庇，江时代的经济发展相当平稳。经济增长之强弥补了江核心之弱。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合法性屏障，是“核心模式”在江时代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显然不能说明核心模式是一个多么有效的治理模式，而不过是一种阴差阳错的历史巧合。
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总结说，“我不是完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的确，毛泽东可以不搞小圈子，邓小平也可以不搞小圈子，那是因为他们有超越所有派系之上发挥影响的威望和能力，但江泽民如果不搞小圈子，不使用自己人，恐怕就很难贯彻其政治意志。所以，不仅江泽民要搞小圈子，胡锦涛也必然要搞小圈子，不如此，他们就很难形成主流政策的人事基础。有趣的是，胡锦涛大批提拔共青团干部的举动似乎并没有引出多少物议。这与江泽民大举提拔“上海帮“时所导致的普遍非议形成了鲜明对比。看来，经过江泽民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非正式的授予了党内“核心”提拔自己人的某种特权。由于中共核心几乎形成了某种默认的任期制度，这种特权就非常接近西方民选总统或总理上任之后的向最高决策者邀宠而相互缠斗的利益集团有很大区别。有人解释说，胡锦涛擢拔团系之所以没有受到非议，主要是因为团系人马比较清廉，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如果说团派现在仍然没有传出更多的腐败丑闻，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一直没有可供他们腐败的位置。所以，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共产党已经默认了核心模式，也同时默认了核心的“类组阁权”。“五湖四海”（即提拔人要不分派系）的正统文化已经被江泽民击溃。
2006年2月，一向以敢言著称的中国“冰点”周刊被停刊之后，主编李大同循党内民主程序正式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申诉，控告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相关负责人，并指控他们违反宪法及党章。这个“反常甚至是荒唐”的举动（之所以称其为反常，乃是人们从来就没有将党内民主程序当真过，所以很少有人像李大同那样真的提出申诉）对胡锦涛贯彻党内民主的真诚程度构成了考验。站在胡锦涛的角度，如果真的批准李大同按照党内民主程序走，那么先例一开，党内的申诉可能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并进而裂解共产党的团结；如果不批准就会立即暴露出胡锦涛党内民主的虚伪性，结果不出所料，胡锦涛采取了让《冰点》复刊但主编撤职的折中办法，以个人批示的方式，迅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引出更大的连锁反应。胡锦涛的这种暧昧态度，其实反应了他在党内民主上的巨大两难。
然而，中国自接受民主理念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民主不仅成为精英分子的文化潜意识，也成为大众的一种文化潜意识，这把瘾是一定要过的。当普罗大众都觉得民主是一种价值、一种善的时候（共产党虽然不敢搞民主，但却从来没有否定过民主价值）民主就变成了所谓历史潮流，历史的大趋势。如果你不让人们过这一把民主的瘾，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经济发展可以延缓民主化，但决不可能替代民主化，因为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玩过股票的人都知道，逆势操作有多么费劲。不管这个“势”是不是理性，也不管操作者有多么杰出，逆势操作都会头破血流。民主之“势”，在中国一蓄百年，其发必猛。
四、软抵抗：官僚的狂欢
2005年12月6日，在中国广东的汕尾市，地方当局出动装甲车等重武器射杀抗议民众。这次恶性事件不仅是1989年天安门之后最为恶劣的一次，也同样是中国的政治暴力在长期低迷之后开始复苏的一个强烈信号。
2005年7月，广东省番禺太石村村民通过合法程序罢免了村主任，但最后遭到地方当局的阉割。我们注意到，在太石村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代表中国领袖层意志的中国《人民日报》在2005年9月16日曾经发表文章，正面肯定太石村事件。该文说“普通农民懂得通过合法手段罢免不合民意的村官的现象，表明了在广东的某些农村地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受合法程序控制的民主生态已经初现端倪。”然而，几乎在转瞬之间，中国领袖层就立即从这个立场上撤退，转而对地方当局的黑社会行为不闻不问。
GDP指标不仅符合中国领袖层1992年之后唯经济增长的政治路线，在他们看来，这也是选拔干部惟一科学的定量依据。但中国的官僚集团不愧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职业官僚集团，他们玩起 GDP这种现代玩意来，同样是炉火纯青。在早期，中国官僚还是使用最为传统的数字造假术（这和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地方官员争放“卫星”的情景同工异曲），而到了1990年代末期，中国官僚集团则完全成为世界一流的 GDP制造专家。与笨拙的数字造假不同，中国官僚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所制造的 GDP完全是真实的，只不过，这种真实经常是以剥夺人民的未来福利为代价的。
从1990年代末期起，中国官僚集团将医疗、教育、房地产等公共品强行推入市场交易。由于这些公共品几乎是必需品，所谓“交易”就变成了完全失去了自由选择的强制和掠夺过程。考虑到房地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在现代生活消费中所占的极高比例，这些与剥夺无异的市场化可以带动的交易规模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其制造 GDP的能力与传统商品就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与环境污染、金融赤字等将外部性未来化不同，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所谓改革是在即期将外部性转嫁给其他人群。极少部分人的福利增加是以剥夺其他人群的福利为代价的。不过，剥夺归剥夺，但是它大大增加了交易，刺激了 GDP，中国官僚集团想要的就是这个。这不但可以让他们的政治利益最大化（制造 GDP以取悦上峰），也可以通过与外部合谋者的勾结让他们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两个最大化可以如此精妙的融为一体，你就不能不佩服中国官僚集团神奇的学习及适应能力了。
不过，这是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层正在遭遇的是一场无所不在的，与传统派系斗争大相径庭的软抵抗。这种分散的、消耗性的软抵抗根本不需要与领袖们正面冲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他们的意志于无形。面对这样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们纵有铁一般的意志和绝顶之智慧，又能如之奈何（回想一下那位曾经豪情万丈的朱基吧，在他离任的时候又是多么的形容憔悴，斗志全消）？胡锦涛可以轻松搞定政治局，但却无法搞定中南海之外的任何地方。套句共产党自己的老话就是，中国领袖层已经陷入了官僚软抵抗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曰“政不出中南海”，此之谓也。孤独无助之感，莫此为甚。
的确，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非常顺利地继承了最高权力，他们甚至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加顺利。然而，此权力非彼权力，胡锦涛手上的权力已经是在邓小平，江泽民手上不断折旧过的权力。他与邓小平手上的权力、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样是最高权力，但权力本身的效能已经大大降低。在新一代政治领袖自以为还可以对官僚集团令行禁止，吆三呵四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基本上被官僚集团架空，而成为官僚政权的囚徒。事实证明：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中，中国领袖层既解雇不了官僚经理们（在民主国家这种解雇权是通过定期选举来实现的），也控制不了官僚们。这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经典的委托代理灾难。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领袖们表现出了越来越技术官僚化的趋势，而到了胡温时代，这种技术官僚的特征则更加突出。技术官僚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够在给定的体制约束和给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用最理性的方式提出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而其劣势则在于他们很少有能力打破现有的体制约束条件，创造出更好的体制环境。他们往往可以在现有体制给定的条件下将自己的行政长才发挥到极至，但却根本无力触动现有体制。在这方面，中国前任总理朱鎔基以及现任总理温家宝都是杰出的代表人物。然而，以一己之能与体制搏斗，必然是逆水行舟，徒劳无功。正所谓：愁煞人，天不管。总有一天，中国的政治老板们会被他们任命的官僚经理们拖垮，在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之后猛然不支倒地。
五、危险的大众？
既如此，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让民众“不愿”，即民众不愿意起来造反。日子过的舒舒服服的，又有谁愿意提头闹革命呢？
在当下，让民众“不愿”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官僚集团减少剥夺。完全消除剥夺过于理想，但减轻剥夺的程度则是可以做到的。这当然不能靠政治老板对官僚集团的道德劝诫，也不能指望他们对官僚集团的管束，这些统统都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所以，剩下的惟一办法，就是让民众自己获得力量，与剥夺者之间形成某种均势。而民众要获得力量，就必须让他们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加强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在整个政治结构中的谈判力量，从基层开始减轻剥夺。民众在所有的地方捍卫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消解无处不在的官僚剥夺。
当然，站在中国政治老板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种计算：民众既然可以组织起来约束官僚，就可以组织起来约束自己，既然可以解雇基层官僚，就可以解雇最高当权者自己。在中国最高权力者的逻辑链条中，这是一个死结。说到底，是中国政老板对自己权力来源一种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在这样一种考量中，中国领袖几乎本能地将自己和官僚集团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看作是一个共生的结构。也正是洞悉了领袖层的这个软肋，中国的官僚集团才敢于肆无忌惮的绑架老板，毫无顾虑地剥夺民众。官僚集团可以不管身后洪水滔滔，但是天子们却必须要考虑天下社稷，百姓苍生。中国领袖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分野就在这里。合法性连接在一起，但利益却各不相同，这个当代中国不易察觉的政治悖论，也正是中国领袖们最大的困扰所在。摆在中国政治领袖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听任官僚在合法性问题上继续绑架自己，不断挥霍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将民族逼入历史的死角，另外一种则是，斩断自己与官僚集团的合法性连接，让自己有更多的腾挪余地。前一种是拖时间的办法，最终不免一劫；后一种则可能走冲突，而是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冲突。换言之，民众要的是利益，而不是政权。只要给予他们可以有尊严生活的福利，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可能变得超乎想象的温和、理性甚至保守。在这个方面，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国民党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教材。在台湾，国民党政权在总统选举之前很早就开放了基层（包括县市长）选举，但这一过程，并没有引发整个社会的激进动员。相反，它为最后的民主化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国民党是背着所谓“外来政权”的包袱来推动这种政治转型的。稍有不慎，整个政权架构就可能崩裂解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国领袖们虽然有大量包袱，但起码没有背负“外来政权”的包袱。在整个中国政治转型的顺序中，基层民主是一个重要的环扣，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将基层（首先是农村县乡级，基层虽然不是中国剥夺最烈的地方，但却是最具有爆炸性的地方）的问题让基层自己解决，让民众在民主中学习民主，不仅可以部分缓解剥夺所带来的社会不满，走出中国良性循环的第一步，也可以将领袖的合法性与官僚集团逐渐切割、脱钩。在中国的政治代理链条中，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悖论，由于官僚并不对在地居民负责，而是对上级甚至远隔千里之外的更高级官员负责。而在理论上对民众负责的中国政治领袖们，又必须通过他们无法约束的官僚代理工具来履行这种责任，这样，实际上就造成了领袖根本无法对民众负责的情况。建立基层民主和自治，就是要建立官僚对在地居民切实负责的政治架构，打破中国现在的政治代理悖论。
大多数评论家在谈论中国政治变革的时候，都着眼于上层，甚至仅仅着眼于中国共产党。这当然是中国政治本身的某种逻辑所决定的。但问题在于，没有底层的民主生活，上层的民主是不可能持久的，而有了底层坚实的民主基础，上层的民主其实迟早都会到来，所谓水到渠成是也。从本质上看，民主是一种大众的生活方式，而所谓普选、投票之类只不过是由这种生活方式浸润、衍生而成的有形政治结构。有稳定的基层政治秩序，即便上层秩序崩裂，大众的生活的也会完好如初。在中国基层重建民主与自治，就是重建中国社会已经被彻底碾碎了的自我组织能力。
所幸的是，在中国官僚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全面转化为中国政治领袖的合法性危机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中国大众政治文化中，历来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即贪官是坏的但是皇帝是好的。这种政治文化体现在今天，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种抱怨：“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的执行走了样。“民众这种对高层与官僚的区别对待，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却意外地保护了中国政治领袖们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