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在京东读书上读的，又是摘录了很多。
序言
一揽子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对已经过热的经济和失范的社会产生了影响。我们对中国的危机有着复杂的感受：这确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冲击，但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再次改革和重建社会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期待着迅速而果断的回应，但是中国政府通过国有部门向经济注入的巨额信贷仍然让我们始料未及。在几年的时间里，由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央企）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投资组合激增。虽然中国成功地阻止了噩梦般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有意义的社会改革，但是实质性的全面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再平衡计划被搁置了。同时，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信贷扩张，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不平等的日益加剧以及令人不安的房地产泡沫。
中国和市场经济
中国被归类为“非市场经济体”的后果是，在反倾销调查中，世贸组织不会使用中国制造的出厂价格来计算最终出口产品的公允市场价值，而通常会使用来自像印度这样的“替代国”的价格数据进行计算。这种运用“替代国”数据进行计算的做法，常常导致对中国出口企业不利的裁决和更高的反倾销税。在许多情况下，选择“替代国”是偏见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往往被各国当成一种便利的工具，以对付国内竞争对手施加的政治压力。
然而，从西方的角度看，由于中国还远未成为西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因此它还不应被赋予市场经济地位。在中国，国家仍然是经济决策的最终权威，市场在很多领域依然未能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这些领域包括界定不清或缺乏保护的产权、过时的劳工制度、对金融体系的持续控制、货币波动，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中国采取的所有这些形式的控制和监管都抑制了企业活动，阻滞了经济增长。
在中国内外，那些认为中国应当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人，提出了一些有说服力的观点。这些观点包括：第一，政府除了在少数战略经济部门（如银行、电信、交通和能源，这些部门的国有化在许多其他市场经济体里也是常态）中拥有主导权外，中国绝大多数其他行业都充满竞争，数百家企业参与其中且利润微薄。第二，中国的民营化是渐进式的。彻底的民营化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应该承认中国在市场自由化方面的发展。第三，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可能会阻碍西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国促进了西方财富的增长，而中国的出口行业也由于自由贸易而欣欣向荣。换言之，自由贸易使社会变得更好，而保护主义则使其更加糟糕。
第四，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这不仅荒谬，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歧视性。西方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而愿意承认俄罗斯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双重标准。
答案是相当肯定的：中国不会变成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种市场经济体。例如，尽管中国在向市场经济体转变，但国家一直强调，国有企业应当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占据核心地位。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近20年来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文件，国有企业的这一地位再次在文件中得到印证。领导层坚持强调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但也重申了公有制是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和“基础”。
中国和资本主义
例如，王毅进一步完善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命题，他在对晚明财政制度富有洞见的研究中指出，该制度的特点是不规范的税收和附加税、掠夺成性的官员和税收代理人，以及权贵对农民的无情剥削。这些都印证了皇权的专制本质。
本书的结构
虽然国家从未停止过调整其相对于私人资本的定位，但它的核心关注点始终在经济或生产增长以及就业这些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上。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它总是愿意做出让步并保持克制，这在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是难以想象的。
西方的国家与市场
“因为这个概念是在国王的神圣权力受到挑战，新资产阶级要求废除封建社会秩序的时候提出的，所以人们认为，公民社会本身就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公民社会概念中隐含的观念是，只有市场经济才能确保契约型团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来创造公民社会。在规范层面，古典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都更喜欢自发的社会秩序，而非由国家计划或强加的秩序。 这一思路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已经很明显了，他认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兴起，是逐利行为的结果，而非政治进程或公共当局已知并制订的任何计划的结果。
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布罗代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深深根植于前工业化时代的现代世界。他认为，在12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存在长周期的。城市国家以及后来的民族国家，相继成为这些周期的中心：13—15世纪（1250—1510年）的威尼斯和热那亚，16世纪（1500—1569年）的安特卫普，16—18世纪（1570—1733年）的阿姆斯特丹，18—19世纪（1733—1896年）的伦敦（和英国）。
同样，经济史学家海尔布罗纳倾向于认为，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的诞生是西方独特的历史产物。他把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追溯到罗马帝国的灭亡。根据他的观点，罗马帝国的崩溃对市场体制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表明，帝国的社会等级与各级资本主义秩序不相容，而且还创造了一个市场秩序兴起的历史条件：帝国破碎的废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市场秩序在数千年的封建时期里出现。帝国的消失使得欧洲没有统一的法律、货币和政府，反而分裂成大量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城镇、庄园和小领地。正是封建生活的碎片化，为后来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到了9世纪，商人冒险家们开始涉足庄园事务，尤其是城镇事务，而到了14世纪，他们的后代成为扩大的“堡”或城市生活的政治掌权者。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对演变并最终颠覆封建秩序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起到关键作用，是因为封建统治者不断被迫向其市民贷款，这些市民中的一些人现在已经非常富有；而他们最终起颠覆作用，是因为放贷人的商业生活方式最终与封建统治格格不入。到了17世纪末，英国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已经在政治上变得强大起来；到了18世纪末，它成了法国真正的主人；到了19世纪末，它已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
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在研究效率和分配问题的时候，采用了一种修正后的新古典主义框架。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组织安排、产权、交易成本、可信承诺、治理模式、说服能力、社会规范、意识形态价值、决定性认知、获得控制、执行机制、资产特性、人力资产、社会资本、信息不对称、战略行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契约保障、环境不确定性、监控成本、勾结动机、层级结构、谈判实力，等等。
和其他经济学学派一样，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仍然是一套基于西方“普世”的市场概念的后见之明。虽然中国的经济转型确实带来了新制度经济学所预测的许多市场化的体制变革，但新制度经济学可能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中国的现代经济转型。从使用可强制执行的契约，到明确界定的产权和有限责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前现代的中国经济已经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许多制度特征，但它从未带来持续的工业发展，更不用说产生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在许多失败的工业项目案例中，国家未能有效运作，往往是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样，研究法律和契约在当代经济转型中的作用的学者也证明，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转型，主要不是法律改革的产物；相反，是经济变革带来了法律变革。这并不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种拒绝，而是对其缺陷的一种提醒：它对国家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采取了过于简单化的看法。
发展型国家理论与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
有一大批文献对东亚奇迹提出了新古典主义的解释。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k）将日本的经济表现解释为主要是由于个人和企业的行动与努力，以更大程度的自由来回应市场上提供给商品和劳动力的机会。帕特里克认为，尽管政府一直在提供支持，也确实在为增长创造环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它的作用往往被夸大了。陈坤耀（Edward Chen）断言，在东亚经济体中，“基本上没有国家干预。国家所提供的，只是一个适合企业家履行其职能的环境”。“通过国家干预把资源引导到需要的渠道”这类做法，是中央计划的一部分，与东亚经济的发展毫无关系。东亚经济体的高速增长表明：“自由市场环境提供了必要的机制，使各经济体朝着生产能力边界的最优点迈进。”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也指出：“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日本——广泛依赖于私人市场——正在蓬勃发展……相比之下，严重依赖中央计划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社会主义中国则经历了经济停滞。”
约翰逊认为，东亚所有表现亮眼的经济体，其制度安排都有一些共同特征： （1）国家行动的首要任务始终是经济发展，其政策目的是增长、生产力和竞争力，而不是福利。增长或竞争力目标的实质，来源于与外部参考经济体的比较，后者为国家管理者提供了模拟模型。 （2）国家保障私有财产和市场，并限制自身的干预，以符合这一承诺。 （3）国家通过工具来指导市场，这些工具由精英经济官僚制定，他们由“领航机构”或“经济总参谋”来领导。 （4）国家参与了许多与私营部门进行协商和协调的机构，这些协商过程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5）国家官僚进行“管理”，而政治家则进行“统治”。政治家的职能不是制定政策，而是为官僚机构创造机动的空间，同时也作为一个“安全阀”，迫使官僚机构响应群体的需要，因为体制稳定有赖于这些群体。这种职能就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保持国家的相对自治。这种“管理”与“统治”的分离，伴随着“软威权主义”，即对一个政党或机构的政治权力的长期虚拟垄断。
在约翰逊之后，一些学者也在其他东亚经济体中发现了类似的证据，尤其是在“四小龙”的身上。
结语
几乎所有现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国家，在它们的企业能力成长起来，从而使自由贸易政策符合其国家利益之前，都经历了国家实施产业帮扶政策的阶段。当英国试图赶超荷兰时，它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当德国试图赶超英国时，它也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当美国试图追赶英国和德国时，也始终奉行保护主义，并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并一直持续到7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在贸易方面，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最大的例外，因为它们确实拥有自由贸易，而且确实实现了经济赶超。但即使在这些案例中，特别是在新加坡，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作用类似于政府在日本和其他东亚“小龙”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二章 制内市场：一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市场等级制的存在和国家对市场的主导。
中国的国家和经济
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指出了中国制度的这一方面：可以说，在中国，国家就是一切。历史解释了这一点。国家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是一个逐渐发展起来的有机体，还不得不在其他权力中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而且国家还必须将自己强加于教会、封建主义和贵族的独立权力之上，与商人达成协议，并寻求金融家的支持。在中国，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既定的现实，或者说从秦代国家制定建国方案，然后扩展到整个中华大地开始，国家就是一个既定的现实。它是社会和领土的杰出组织者。
中央集权主导的国家结构的合理性来源于国家的责任，而国家的责任又源于“天命”的思想。“天命”是上天赋予统治世界或天下万物的人的一种天赋使命。这个思想最早出现在商朝（前1600—前1046年）的创建者推翻夏朝（约前2070—前1600年）的时候，商朝声称夏朝君主已经失去了他的天命。但在整个商朝，朝代的最高统治者是“帝”，而不是“天”。当小得多的周国打败商朝，建立西周（前1046—前771年）时，许多人问，为什么上天以前把权力赋予商朝，但现在它却改变了主意，转而支持周？周朝的统治者解释说，商朝已经失去了它的“天命”，并使用了“革命”的概念，来描述一次成功的王朝更迭（革命的字面意思是“变革天命”）。
相反，在中国，经济被认为是皇帝仁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与国家不可分离。中国政府并不认为经济是一个自治的领域。经济是被管理的，它更像是为国家服务的工具，而不是国家面对的一股自主力量。中国没有一个与西方“economy”一词相对应的术语。这个现代西方词汇被翻译成汉语的“经济”一词，其自古以来就被用作“经世济民”的缩写，字面意思是“整治天下，拯救民众”。这个词唤起了国家的社会责任，它不断地干预，以维持各种要素之间的平衡，这些要素包括货币和粮食供应，或是盈余和贫困，国家还通过运河、道路和防御工事，在塑造环境方面发挥其作用。换句话说，“经济”的目的不是关乎其自身，而是关乎天下的百姓，或在很大意义上关乎整个社会，而经济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即便是在今天，当中国人用“经济”这个词来指称现代经济时，这个词仍然带有这些古老的含义，至少对国家来说是这样。
中国并不存在严格的金融制度或领域，甚至也不存在我们所理解的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功能，尽管自7世纪以来就存在着一个户部。19世纪末，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单独的专门行政机构，来负责公共财政的全面管理。在传统中国，户部相当于西方的财政部，但是其功能并不直接与财政管理相关。根据巴斯蒂的观点：“户部在贸易规制、森林保护和养蚕业，甚至在每年年初组织的皇帝亲耕田地的‘耕耤礼’上的作用，使其更像是贸易部或农业部，而不是财政部。”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所看到的，尽管在现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当代中国的财政部远没有西方的财政部重要；它仍然是党领导下的国家的一个纯粹的工具，并从属于其压倒一切的政治议程。
帝制时期中国国家和经济的话语论述
法家人士与儒家学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认识问题，而后者从社会精英的角度来认识问题。
“两种市场”概念
在这些理论构想的背后，私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在儒法之争中发挥着作用。法家人士本质上是平民官员和治国专家，他们爬上了官僚体制的阶梯，把自己获得的地位归功于中央集权的国家和一个强大的皇帝。因此，当他们捍卫国家的财政和战略利益时，也是在捍卫他们作为帝国国家代理人的自身利益。相比之下，儒家往往来自所谓的巨室（豪门望族）或是地方上的经济和社会精英，因为只有这些精英能够付得起昂贵的儒家教育费用，并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和获得谈论话题的资格来取得文化资本，进而再造他们的财富和权力。在维护共同利益或百姓利益时，儒家明确提出，他们偏好分散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因为在这种秩序下，即便是以更高的经济不平等为代价，地方精英对帝国及其代理人也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在帝制中国的后期（960—1911年），科举制度成为进入官僚系统的主要途径，它将这两个精英群体统一起来，并且在正统的新儒家政治经济学里，也综合了儒家和法家的两种极端立场。尽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肯定有一些激进的儒家学者支持国家干预，以利于更加平等的原则，但这一直是少数人而非多数人的声音，直到近代以来，随着教育扩展到新的社会阶层，这一状况才发生改变。
中国的市场和市场体制
但是，在不得不依赖商人的情况下，国家仍然可以在以下两者中做一个选择：是与少数强大、规模庞大的商人打交道，还是与许多地位低下的、规模较小的商人打交道。一般来说，官员对富商的态度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他们要么被视为值得信任的、值得尊敬的、有能力的人，拥有必要的资本来按照国家的意志运输货物；要么被视为腐败的阴谋家，利用金融操纵把利益从政府和贫穷、诚实的经销商身上转移出去。相反，规模小的经销商可以被视为诚实、有效率的商业的基础，也可以被视为不值得信任的乌合之众和从前的走私者，他们把眼前的利益看得比与国家合作的长远考虑更加重要。
当私营企业削弱了国家对经济的主导时，国家就会试图渗透到这些企业中去。但是如此一来，国家必须平衡其两个目标：在财政上获利和在政治上控制。相比国家发起、私营部门跟进的情况，此处的国家必须对私营部门做出更大的妥协。
以山西的票号为例。票号是中国早期的银行类机构，也被称为山西票号，因为它们主要由山西本地人拥有。最早的票号起源于平遥西裕成颜料庄。为了处理大量现金从一个分号转移到另一个分号的问题，颜料庄在中国各地的许多分号推出了可兑现的汇票。虽然这种新方法最初是为西裕成颜料庄内部的商业交易而设计的，但因为大受欢迎，因此在1823年，颜料庄的所有者完全放弃了颜料业务，将颜料庄重组为一家特殊的汇兑公司——日升昌票号。在接下来的30年里，又在山西省内建立了11个票号。到19世纪末，32家票号在中国各地设立了475家分号，覆盖了中国的大多数地区。
所有的票号都是以独资或合伙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其所有者承担着无限责任。他们主要从事省际汇款业务，后来又从事政府服务。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京城与各省之间的交通线路被切断，票号就开始参与政府税收的传送。票号的发展得益于它在预付资金、为省政府安排外国贷款、发行票据和管理地方国债方面发挥的作用。
徽商的故事与票号的故事相似：由私营部门发起，国家跟进。一个由政府和政府高层官员参与的可持续的网络，使得徽商的发展比票号更具可持续性。
帝制国家、家庭和市场
这种类型的经济思想自然导致了国家对财政事务的不干预原则，因为前工业社会的财富主要是以农产品及其基本生产手段（即土地和劳动力）的形式存在，而农业生产及其基本生产手段又是由国家控制之外的因素所提供的。因此，财政过程是国家和农业家庭之间的零和博弈。财政收入的任何增长，都只能以生产者的集体成本为代价。
他们的存在要归功于皇帝，但两者之间的组织依附是建立在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安排之上的。这种基本安排导致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极高的信息成本和自上而下的监督等典型的组织问题。
帝制时期政治经济的常态与非常态
在帝国初期的积累阶段，王朝的大多数建立者最初都采用了自由放任的方式来鼓励农业生产。这一时期，经济回升，社会秩序恢复，人口开始增长。几十年甚至长达一个世纪下来，随着市场和家庭经济的繁荣，常态就占据了上风。
在1276—1368年统治中国的蒙古人治下的和平时期，王安石所采取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收入最大化方法达到了空前的应用。帝国对盐业的垄断在前所未有的地理范围内实行，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脱颖而出。就在1333年帝国开始衰落之前，对全国范围内的盐业垄断已经成为除土地税和商业税之外的主要收入来源，支撑了约80％的中央政府支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纸币制度，这是另一个利润丰厚的收入来源。蒙古人征服中国后，继承并扩展了宋、金的纸币制度。40年来，这一制度在一个可行的基础上运作。1311年以后，即使国家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纸币制度仍然得以存在，直到14世纪5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彻底摧毁了它。
自治和统治
内务府尤其以其庞大的规模和宽泛的管辖范围而闻名，控制着皇宫、北京附近的皇家庄园和地方上的皇家奢侈品工厂。它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控制着大清帝国的经济资源的精髓，如皇庄、部分关税和皇室工厂，负责提供皇帝的物质需求。
晚清“新政”的国家构建实验及其后继者：1895—1927年
此外，1914—1920年发行的银圆硬币，被证明是中国历史上流通最广泛、最可靠的银币，为南京政府进一步的货币改革提供了基础。事实上，在1950年由共产党新政府强制使用人民币取代银圆之前，银圆比后来国民党的法币存在得还要久。
党国的崛起与南京政府的10年：1920—1937年
1920年，在德国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起义失败后，莫斯科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开始在亚洲寻找可靠的政治盟友，并对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国特别感兴趣。在多次遭到中国一些实力较强的军阀的拒绝后，苏联特使成功地与孙中山及其在广州的政府探讨并建立了友好关系。
在这段时期的初期，国民党从与中国资本家的结盟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为他们利益的维护者来反对共产党，而共产党借用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主要依赖劳工运动和城市暴动。但是随着共产主义对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威胁的减弱，以及中国农民革命战略于20世纪30年代初成型，国民党与资本家的临时联盟很快就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国民党政府一心想搞规模扩张和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利益与资本家的利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1928年完成名义上的全国统一之后，国民党立即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讨论经济统一问题，制定了国家控制的经济体制蓝图。但在这一阶段，国民党内部分裂严重，外部又受到威胁，以致无法执行这些规定的哪怕部分内容。
大萧条是导致中国新兴私人资本家消亡的另一个因素。当危机从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率先爆发时，中国最初受到了银本位制的保护。但是，当美国颁布《白银收购法案》后，情况立刻发生了逆转，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首要和最直接的影响是对生产部门的影响，其次是对货币和财政的重要影响。农产品价格下跌，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农业加工业的情况立即恶化，以至于大多数缫丝厂和棉纺织厂濒临倒闭。作为一个没有大量白银储备的事实上的银本位制国家，中国在1933年美国高价回购白银的政策中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这立即导致了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以及货币和信贷的紧缩。
1939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在回顾《计划》的有限成果时提出，阻碍中国实现重工业化的四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分别是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
全面抗日战争和动员经济的年代：1937—1953年
中国共产党在后勤物流方面的成就，根植于其控制农村经济的能力。在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中国北方的农村士绅之后，它很容易通过自己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掌控农业盈余。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四川解放以后和1959年以后的“大跃进”期间，能够调动的粮食分别是国民党年均调动量的234％和502％，这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动员力量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国民党依赖于对所有家庭征收累进谷物税和地方地主的捐赠来实现粮食采购目标，而中国共产党只是摧毁了农村原有的权力结构，并以其自身具有强大财政能力的基层组织取而代之。 最终，中国共产党依靠与改革后的农民家庭直接交易，而不是对区域市场的逐步整合，构建了包罗一切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的方案，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员，而不仅仅是为了战争来动员农村经济。
对私营企业家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动员运动，对他们的生存构成了致命的打击。但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初衷。相反，这是战争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直接结果，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体系最终在1950年3月之前就遏制了通货膨胀，但却继续实施了严格的财政和金融纪律。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货币错觉消失，市场开始对信贷和投入供应感到恐慌，而目前这些都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大多数企业根本无法在信贷紧缩和供应配给制中生存下来。面对私营企业即将崩溃的局面，财政经济委员会立即着手重新平衡私营经济与公共机构之间的关系。尽管正如陈云在年终经济评论中所说，解决大萧条的长期办法是通过提高农户的购买力来拉动内需，但在短期内，政府不得不救助那些需求急迫的民营企业，政府的救助手段就是在市场混乱的情况下与私营公司签订合同，以完成国家的经济计划。
冷战时期动员经济的转型：1953—1979年
1973—1975年，中国对外贸易呈指数级增长。1974年的出口额已经是1970年的300％。1972—1978年，中国从7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荷兰和日本，引进了至少27个工业体系。在西方技术引进浪潮的高潮时期，华国锋对“洋跃进”给予了公开的支持。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动员运动，目的是用石油储备换取进口机械，从而升级中国的工业基础。甚至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进入世界市场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为其工业发展引进世界级的技术了。
在世界银行1979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中国的识字率、食品消费和预期寿命是与中等收入国家排在一起的，而其收入则明显是与低收入国家排在一起的。这种明显的矛盾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经济的扭曲性和压制性，它是以政治和战略为导向，而不是以经济增长为导向，但为了战略目的，它仍然关心人民的普遍福利。
从边缘成长起来的市场：1978—1994年
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提到了“傻子瓜子”的故事：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一般来说，它们的生产要素甚至中间产品大多可以按国家计划价格获得，而制成品或产品则按市场价格出售。
结果，各种规模的腐败和寻租行为（特别是发生在基层政府的），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在1980—2000年的20年间，有案可查的腐败增加了400％。甚至连军方也开始大力参与市场化进程，因为它找到了新的方式来保持物质资源的有偿使用，从几乎不加掩饰的房地产业务到直接的武装走私活动。
全面市场化：1994年以来国家主导的市场改革
这些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国有企业的自由化、央企的合并和对新市场力量的政治吸纳。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指导方针下，国家将大部分亏损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只保留对资本密集型的大国企的控制权。1994—2001年，全国各类国有或国营企业，由1000多万家锐减到17.1万家。换句话说，大约98％的国有企业要么被民营化，要么被重组为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共同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随着1992年户籍制度的修订，农民工开始可以自由流动并在城市定居
从1994年起，在旧的国家经济边界内，配额、许可证和票券等行政障碍显著减少。
第二类改革措施旨在巩固国家对市场的主导地位。这一系列改革包括对政府、大型国企和财政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以期将国有部门重塑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行为者和监管者。
一项更为重要的面向市场的改革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我们在后面几章中将重新讨论这一改革。从本质上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全面重组废除了财政包干，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引入了各自的财政基础。最关键的是，它让中央政府在新的主要税基——增值税中，获得了75％的多数份额，从而扭转了20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是地方经济增长唯一剩余索取者（residual claimant）的财政结构。在新的制度下，中央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分量更重，这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首要原则和发展的首要指标。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非常积极地建设地方经济和扩大税收基础，因为它们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利益。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刺激机制主要集中在提高地方和国家的GDP上，这一机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获得政治合法性，允许私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政治机构的障碍已经逐渐消除。2002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将遵循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更实际的解释，这一理论意在把对党外经济和文化精英的接纳与吸取合法化。
中间层级包括所有介于国家正式机构和市场之间的市场与国家行为者，包括被吸纳的私营企业家、地方政府的经济代理人和剩余的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这群行为者已经取代了横跨国家和市场的老牌企业家。
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户籍管理条例，将所有家庭分为农业家庭、非农家庭和城市家庭。这一规定使粮食消费和人口流动得到控制：非农家庭从国家分销商处购买粮食，而农业家庭在国家采购后消费粮食。因此，非农家庭的身份，实际上是国家有效保障的、在农村的农业部门之外获得基本生活资料的权利。1958—1978年，户籍制度被严格执行，农村青年除非上大学或参军——这是他们获得国家机关工作和干部身份的仅有的两条途径，否则几乎没有获得非农身份的机会。
多年来，具有非农户口的居民逐步获得了一些附加的福利待遇。这些附加福利涵盖了所有能想到的领域，从高补贴的住房、教育、医疗到养老金，事实上保障了集体工厂的就业。此外，这些居民容易获得在城市现代化部门的工作，确保了更好的经济机会。尽管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暂时得到了缓解，因为这一时期国家在农村的边缘地带引入了市场机制，但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很快又逆转了，当时市场化开始在城市地区产生更大规模的收入和财富增长。
考虑到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和福利差距，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闸门终于打开的时候，即使没有波兰尼所说的国家强迫，农村的农民也会选择离开家乡，迁往城市。这并不是说当代中国的工厂不是血汗工厂。事实上，在早期的改革中，工厂工人遭受了各种形式的虐待，从数额低且不按时发放的工资，到不规律的工作时间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但在沿海地区的血汗工厂工作，仍比在农村工作得到更多人青睐，尤其是它能提供有吸引力的工资水平和在城市定居的机会。毛泽东时代的户籍制度从而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意外之财。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在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创造了一种持续的经济和福利梯度，当这一制度结束时，它释放了数百万的农民工，他们很乐意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血汗工厂里工作。
这些下海干部大多数是经过精心谋划的：大多数专业人士加入了合资企业，成为顾问、科学家、专家、经理，但也有一些人最终成为企业主，赚了大钱。除了专业技能和经验外，下海的体制内精英还与国家部门（包括政府）的老同事、朋友一起，精心恢复和发展了个人关系网。
可以这么说，他们围绕国家体制建立的关系网，已成为中国高层次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在这个关系网中，国家与市场的领导层之间的“旋转门”，使商界与国家权力保持着密切联系。
即便市场改革在90年代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国家不允许市场行为者完全进入要素市场，而是将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委托给自己的经济代理人——大型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央企和地方政府。
在中国农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虽然土地市场尚未正式建立，但是通过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等限制性制度加以控制，市场机制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例如，如果一个家庭所有的劳动力都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城市，这个家庭就可以把分配到的土地出租给雇用的农业劳动者。但是，农村家庭不能把分配到的宅基地用于建房出租，因为他们所分配到的宅基地没有完整的产权，只能用于规定的用途。不过，农村小产权房的商用在郊区仍然很普遍，这常常导致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拉锯战。
在一个经济体中，以利润为导向的国有银行几乎垄断了存款和贷款，这使得中小投资者别无选择，只能承担高昂的融资成本。此外，国有银行部门受到严格监管，这意味着为高风险投资融资的成本特别高。与此同时，直到最近，国家法规还严格限制创建自治的私人银行来与国有银行竞争。这种系统性错配的结果，是出现了地下银行或影子银行的制度创新，这些银行大多位于商业活动非常活跃的中国沿海城市。最著名的地下钱庄存在于浙江省温州市。在那里，数百个地下钱庄以远高于国有银行的利率吸收私人存款，并在没有严格审批程序的情况下，以同样高的利率发放短期贷款。在2004年全面崩溃之前，温州的这些影子银行已经积累了2770亿元的净资产。
这种政策机会主义有一个简单的经验法则：每当国家觉得有必要刺激经济效率时，它就会把边界抬得高一些，为市场行为者留出更多空间；但每当它觉得有必要强调秩序和加强控制时，它就会把边界降得低一些，为自己的代理人争取更多空间。无论如何，这种安排总是允许国家保留经济的大部分租金和利润。
长达一个世纪的劳工移民持续不断，直到1882年美国出台《排华法案》和英属东印度群岛爆发太平洋战争才告终结。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建议：中国可以派遣100万名工人去开发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中国重新加入全球市场网络时，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在全球竞争中的巨大潜力，发现了全球价值链的转移，并倡导劳动密集型的“两头在外”政策（字面意思是“原材料和销售市场都在国际上”）。 这一惊人的发展战略被新兴劳动力市场的等级结构所强化，因为贫困的农村劳动力被强烈地驱使到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型工业中去，以寻求更好的生活机会。这种结构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高，而大部分要素市场则掌握在国家手中。反过来，国家培养自己的经济代理人，从其在国内市场的制高点获取租金和利润的最大份额，而无须把全球竞争看得很重。因此，全球市场上“中国制造”出口型制造业的繁荣，不再是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典型的“雁行模式”的另一个案例。在东亚地区，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国家帮助建立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竞争的国家冠军产业，使中小企业主要集中于国内市场。就中国而言，国家冠军企业是国有的国内垄断企业，而全球竞争力则来自数百万家中小型企业。
尽管中国的国外市场发展迅速，但一些显著的模式依然存在。一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持续重要性，它一直占中国出口额的40％。二是中国对欧美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对东亚工业化经济体特别是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贸易逆差。三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对较低，目前全球价值链仍由西方乃至日本和韩国主导。相比之下，中国生产的同类技术水平的品牌和领先产品较少。四是美元在中国贸易结算中的持续重要性，尽管中国正努力使人民币成为更重要的国际货币。
现有的市场体制也允许国家对全球化的整个过程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虽然商品交换几乎完全自由化，但货币交换却是严格和集中管理的。国家在中国全球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最明显地体现在强制结汇制度中。这个制度要求中国所有的出口换汇都要存入指定的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管理。换句话说，中国的出口企业实际上是把它们的外汇交给负责监管中国汇率政策的货币当局。尽管中国深度参与了全球贸易，但这一体制有效地保持了由单一货币主导的中国国内市场与由外币主导的全球市场的分离。这一安排确保了人民币货币区与国内市场紧密对应。此外，它还赋予了中国人民银行推行有控制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权力，这一制度自2005年的汇率改革以来就一直存在。
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及其限度
由于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制度下，所有的外汇收入都必须兑换成人民币并存入指定账户，贸易顺差的积累反过来又为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人民币和进行战略性对外投资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因此，除了通过中国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来维持就业和市场效率之外，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还进一步发挥着支持货币体系的战略性作用。
根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一项调查，这些小企业中有60％没有银行的长期贷款，40％认为国有银行的贷款是最昂贵的融资方式。
拥有5700万人口的中小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构成了当代国家主导的经济的基石，但它们不可能取代国家机构在财政和政治方面的角色。就总体而言，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具有优势；就个体而言，它们的规模很小，政治意义可以忽略不计。在改革年代，随着国家后撤并重建与市场的边界，这些公司与国家的互动微乎其微。只有在经济严重衰退和失业严重的情况下，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初冲击期间，政府才会伸出援助之手，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只会通过自己的经济代理人进行间接干预。除了这些紧急措施外，国家很少提供支持，因为国有银行主要专注于为国有部门融资，而地方政府只对更大的、能改变游戏规则的私营企业感兴趣，这些企业往往来自外部，甚至来自国外。但反过来，国家也不依赖中小企业的税收收入。2013年，国有企业上缴国库3.6万亿元，占三大税种（增值税、企业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的60％左右。仅110家央企就贡献了2.8万亿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的46％。鉴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教训，这种安排并非无关紧要，当时，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中小企业猖獗的逃税和虚假会计，导致了重大的财政亏空。
第六章 中间地带：国家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纽带
经过40年的经济改革，私营部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混合经济当中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部分。然而，私人部门仅在数量上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存在相应的权力结构优势。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私营部门主导的市场化进程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国家经济力量得到了加强，国家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环境被制度化。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政府一直在适应和重新定位自己与私人资本的关系，但在国家—资本关系的逻辑中，有一个基本的东西没有改变，那就是市场经济背后的政治逻辑。国家的核心关注点始终是经济增长和就业这些首要的政治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愿意做出重大让步，但同时保持对企业的控制。这在一个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是难以想象的。国家和私人资本之间不断变化的制度安排，最能说明这一制度的弹性和刚性。
这种广义的伙伴关系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至少三种类型：私人主导的关系，如温州模式；提供服务的地方发展型政府，如苏州模式；以及国家扶持或产业政策模式，主要针对某些关键技术领域，如新兴的互联网领域。
当代私营企业的来源
此外，问题丛生的双轨制已成为低效、腐败和寻租的主要根源。1995年，44％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税前利润率从1980年的35.9％降至当年的16.4％。换句话说，由于新的市场竞争主要来自私营部门，国有企业已经从摇钱树变成了主要的政府负担。
伙伴关系模式：作为先行者的私营企业
温州也是第一个见证了各种金融创新的地方，如浮动利率、私人证券、私人股份制公司，甚至一些私人银行。在温州的这些制度创新中，股份制公司后来成为全国性的机制
苏州位于南京和杭州—上海地区的战略中点，是帝制中国晚期的重要工业中心。许多中国最好的手工业，包括著名的清廷织造署，都在苏州和南京。当地文化以亲商、尊重商业和创业精神而闻名。但是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苏州的经济因太平天国运动和抗日战争而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与此同时，它的大部分关键经济角色已经被战略位置更好的新大都市中心上海所取代。在随后的毛泽东时代，苏州的发展停滞不前，与长三角的许多传统商业城市一样。直到放权改革模式实施，特别是通过地方支持的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部门，当地经济再次得到振兴。
2012年，苏州工业园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2000多亿元，人均GDP与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水平相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借鉴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
苏州工业园区发展成熟后，通过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引入精简化的商业服务，并成立专门机构管理园区的日常运营，苏州市政府又启动了一个与园区发展模式大致相同的项目。
但多数仓促建成，管理不善。苏州工业园区却是一个例外。它完全按照新加坡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验而建造，随后在当地的中国环境下复制了新加坡的市场导向模式。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苏州成为高级官员的摇篮，很多在苏州工作过的干部被提拔到全国各地的省部级职位。与此同时，作为苏州工业园区模式的发源地，新加坡在过去20年里接待了多达3000名中国干部，其中900名在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接受了培训。今天，中国有88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多数开发区都采用了诸如苏州工业园区和其他类似的成功典范的政策。在经历了多年的指数级增长后，2011年，这些经济开发区的经济总量占中国GDP的8.8％，占全国出口额的17％。
无论是在创业初期还是在公司的成熟期，深圳市政府都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深圳特区为科技企业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与其他一些地方不同，深圳市政府从一开始就寻求将监管障碍最小化，以便企业能够蓬勃发展，并为科技企业提供最好的条件，同时它还持续努力不干预市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司与深圳市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2010年，该公司的旗舰产品“比亚迪F3DM”获得了国家和深圳市政府的购买补贴资格，补贴最高可达汽车价格的40％。2010年，深圳市政府与南方电网合作建设了首批电动汽车充电站，以推广电动汽车。2011年，比亚迪电动汽车成为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官方出租车和公交车。
从最初的时候开始，中国的互联网就以其防火墙和严格的政府审查而闻名，同时也以其快速发展而闻名。这两种因素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意外结果，即本土互联网巨头在广泛的商业领域内扩散，从在线聊天到微博，从电子商务到网络游戏。 与其他非国有部门不同，出于对政治安全的担忧，政府在互联网领域一直坚持创建一个独立的中国市场，而非世界市场。脸书、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等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巨头，要么被禁止，要么被限制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但真正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对敏感内容的安全担忧。作为一家国内公司，百度积极配合政府严格的内部自我审查制度。与此同时，人们普遍认为，谷歌在与中国政府就互联网审查问题发生争执，不愿接受中国相关法规的监督后退出了中国市场。
微博是中国最重要的微博平台，拥有大约3亿订阅用户，它很快就引起了中央政府互联网监管机构的注意。随着微博成为包括政治谣言在内的最难以控制和最流行的公共信息的来源，政府加强了对所有主要服务提供商的管控。为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新浪微博经常进行内部自我审查，同时允许在特定时段里泄露一些不那么敏感的信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
他们在最大的单一市场运营，而这个市场是由政府的政策创造的。国家的目的是将外部世界的政治影响排除在互联网平台之外，而华为、中兴、联想和比亚迪必须在产品市场上与外国公司竞争。
对互联网巨头来说，最重要的政治支持是政府的国家信息和安全政策，它排除了一些外国竞争对手，让其他竞争对手在一个更昂贵的政策环境中运营。
国家代理模式：国家作为主导行为者
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王健林非常坦率地谈到了与中国政府接触的感悟：中国是政府导向型经济，没有人敢说自己能在毫无政府关系的情况下做生意，那些声称可以独善其身的……是伪君子。但是，跟政府官员不能走得太近。不要把你的个人利益和公司的发展绑定在一起。
与此同时，随着地方领导人任期的结束，新的地方领导人接管了控制权，立即收回了对所谓“提倡民间融资”的支持，并将这种做法定性为非法集资。
这个游戏规则不仅适用于房地产行业，也适用于所有涉及国有资产（如土地、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的公私合作经济项目。通化钢铁厂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2009年7月24日，成千上万的工人公开反抗当地政府将他们工厂民营化的决定。由于担心在民营化过程中失去工作，他们举行了激烈的抗议，洗劫了工厂办公室，并杀害了一名公司高管。省领导迅速否决了私有化交易，确保了对工人利益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工人们威胁要采取更激进的政治行动，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公开宣称的对财产权的保护，以维护地方稳定。可以说，这是为了让利益相关者（即普通工人）更平和、更满意而做出的必要牺牲，与曾成杰的案例一样，地方的政治考量战胜了法律。在一个还没有真正建立法治和政治问责的世界里，一旦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利害考量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可能很容易牺牲其弱势的商业伙伴。
国家吸纳与主导的机制
迄今为止，中国最成功、最杰出的民营企业家都没有在中央决策机构中共中央委员会获得一席之地。梁稳根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也是著名的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据传在2012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上，他有机会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然而，他最终未能进入。但是，仅仅是有一位头部民营企业家可能成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的一员，就足以证明他们在制度层面的政治地位正在上升。
截至2016年底，全国工商联拥有470万名成员，其中大多数是企业达到特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家。私营企业家一旦进入工商联，就可以通过专门的渠道与政府各部门进行沟通。
研究还发现，成为党员的机会随着企业整体资产的增加而增加。拥有1亿元以上资产的企业家成为党员的可能性为53.6％。如果把所有8个民主党派的成员都包括在内，几乎所有这些政治上有影响力的企业家都会被吸纳进入第二个圈层。
2015年，中国1271名最富有的人当中，有201人参加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全体会议。虽然他们只占大会代表和委员的4％，但他们的净资产加起来有4640亿美元，平均财富为12亿美元，让美国最富有的立法者也相形见绌。
2015年1月23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一份白皮书，称淘宝（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集团的子公司）上销售的商品中有62％是假货，导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暴跌。阿里巴巴的第一反应不是像通常情况那样屈服或公开道歉，而是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封充满激情的非正式公开信，对国家工商总局的选择性执法表示不满。一周内，全球电子商务巨头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公开交火，在网络空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国家工商总局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根据新浪的一项调查，48％的中国网民支持淘宝，41％的网民支持国家工商总局的打击行动。不久，白皮书和公开信都从政府和淘宝的官方网站上消失了。 鉴于制度的不透明性，在这一周所发生的高度紧张的冲突里，其幕后发生的事情对外界来说永远是一个谜。但淘宝与国家工商总局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协议应该是由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仲裁方以政治的方式进行协调而达成的。
结语
但无论未来的事态如何发展，大多数企业家都对未来的形势特别敏感。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富商多倾向于选择移民或持有外国护照中看出来。
货币化：改革和结构变革
新货币的显著稳定性，证明了在毛泽东时代动员体制下国家控制经济的本质。与此前所有的政权不同，从掌权之日起，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国家就能够通过对所有关键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和信贷）的全国性控制制度，确保对全体民众生计的控制，国家要么是这些要素的唯一合法所有人，要么是这些要素的唯一提供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头30年里，国家还控制了所有关键商品，如食品、布料、钢铁和水泥，以及其他必需品和工业投入。
打造一个新的宏观经济结构
可以说，“九四体制”最重要的意外结果是地方政府的企业化。中国地方政府在承担风险能力、有效资产和债务、经济经营规模等方面，都表现得像大企业。虽然以前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发展中，这种现象曾被低层级的政府注意到，但直到分税制改革后，它才成为一种主导趋势。由于分税制改革将大部分主要税收分配给了中央政府，且中央集权的制度要求高政绩（如经济发展），所以地方领导人一直在寻找预算外的资金来源，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截至2017年，中国3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有59座，2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有586座，占世界高层建筑总数的一半以上。在这些摩天大楼及其相关设施的背后，是一系列蓬勃发展的经济活动，从土地开发和拆迁，到钢铁、水泥、重型车辆和各种电子电气设备的电力供应和生产制造。
新的财政制度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将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为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全民养老金计划和综合公共住房体系等社会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在毛泽东时代，城市和农村居民至少有一些基本的医疗保险，几乎免费的公共教育和得到补贴的住房。在1994年的体制下，所有的福利计划都被认为是财政负担而被市场化，从而为经济发展腾出空间。在胡锦涛时代（2002—2012年），中央政府试图在“和谐社会”和民生的新理念下重建这些新制度，但成效有限，特别是与中国的东亚邻国相比。由于地方政府已经高度企业化，提供福利被认为是一种成本和财政负担，而非经济增长的投资。在地方政府层面，福利支出只占地方政府支出很小的比重。
由于公共部门的雇员，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雇员，可以不受中国低水平福利计划的实质性影响，如在医疗保健、基本养老金和公共住房方面，因为他们享有各种特权，例如，公务员较高的养老金和公共部门为自己的雇员建造的廉价住房，这就更加剧了在提供福利问题上的激励缺失。结果，与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一级的社会改革永远缺乏动力。
1994年后的地方金融与现金纽带
泛亚并没有充当有色金属交易所的角色，而是将铟作为一种非流动性资产囤积起来，由于铟的收购价格总是过高，该公司从未将其卖回市场。泛亚的生存取决于铟的市场价格每年增长至少20％的预期。因此，泛亚模式相当于一个庞氏骗局。投资者用现金换取流动性差的稀有金属库存，并假定它的价格会永远上涨。
国有企业改革
这个大战略的第二部分，即“放小”战略，旨在把国家从竞争性部门中拉出来，特别是从私营企业家享有明显比较优势的行业里拉出来。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隶属于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地方分公司的成千上万亏损的中小企业。
与在其名义管辖下的大型企业相比，国资委是一个相对较弱的监督和管理的官僚体制。虽然它的名义管辖范围很大，但它缺乏对财大势大的大型国有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政治权威和行政资源。人们常常认为国资委监管不力，但另一方面，当国资委确保国有资产稳定增长的目标恰好与央企的投资和扩张动力相吻合时，它又是一个成功的发展推动者
央企的扩张
国家电网总经理刘振亚曾有打造中国西门子的愿景，他加快了公司在输配电机械、小水电站甚至风电的控制制造领域的大力扩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了抗议，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国家电网仍成功收购了两家领先的电气制造商——许继集团和高平集团，这两家公司均在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额亏损。在实现大垄断的过程中，国家电网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措施来确保其控制和利益，包括禁止外部风力发电机进入电网，推迟输配分开的进一步改革，并与五大发电厂进行咄咄逼人的价格谈判，以获得可观的利润。这种做法在2011年无意中造成了几个月的严重电力短缺。
作为财政体制的央企
新国有企业的崛起对中国的领导层提出了重大挑战。自2009年以来，央企一直是媒体严厉批评的对象。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和观察人士将它们描述为事实上的非国有企业，因为它们受到官僚资本家阶级的控制。结果，一系列与国企相关的政策指令被作为控制央企的象征性姿态发布出来，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实施任何具体的改革。正如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的那样，通过加强监管或法律框架来采取更系统化的方法，也可能存在重大缺陷。更具体地说，监管部门和法律部门对政治力量强大的大型国有企业似乎缺乏政策执行力。
以2010年为例，所有国有企业合计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31％，仅122家央企就占了23％。央企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为央企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纽带增添了新的力量。在现行的分税制下，中央政府要求央企缴纳全部的公司税和约75％的增值税，而来自央企的税收通常占中央财政收入的30％以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有限的国家控制、部分市场化和监管框架松散的做法，似乎最有利于国库：基于国企的税收继续在国家融资中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国家鼓励国企扩大收入，同时保留大部分利润用于再投资。这是中国政治经济中的周期性模式的一个经典案例。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对国有企业收入的依赖，迫使它给予国有企业管理层更多的操作空间。
央企在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中似乎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要归功于它们所掌握的资源。与中央政府和央企相比，地方政府的预算相对紧张，但却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在这种盛行的激励结构下，央企利用其政治自主性和经济垄断性，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作为政治行为者的央企
中组部比国资委有更深的资历和更大的权限，因为它任命了党内所有重要组织的所有干部，包括政府、人大、政协、工会和高等教育机构。除了每个部门的人事问题，中组部还负责这些垂直系统之间的干部轮换。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精神，中共中央委员会定期轮换不同职位和地点的干部，使他们获得广泛的经验，并接触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的各个方面。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正式确立了干部在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与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之间以及党领导下的国家的各种辅助性组织（共青团、妇联、官方工会和各种公益性组织）之间进行轮换的制度。该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推荐党政领导干部到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任职。”从那时起，国企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干部轮换加快了。
作为经济行为者的央企
一个更令人担忧的发展是隐性收入的差距在快速扩大，隐性收入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它很少出现在官方的收入统计调查中。与官方收入差距一样，灰色收入差距也是市场控制和寻租的结果。王小鲁是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领军学者，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了两项研究，将国有企业的垄断列为通过无数“灰色”来源（如住房补贴和各式各样的福利收益）导致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严重的五大因素之一。2007年，观察人士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仅中石化和中石油这两家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就获得并保留了1000亿元的总利润，几乎是中国用于农村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额的5倍，后者总计刚刚超过200亿元。 长期以来，国务院一直敦促国有企业将部分利润划拨给国家社会保障基金。2007年，国务院要求央企至少要将利润的5％上缴财政部，用于社保基金。但在最近四年中的三年时间里，国有企业甚至连5％的最低要求都达不到，而上缴社保基金的利润还只不过是其社会责任的象征性贡献，更遑论其他了。除2009年外，央企上缴国家的利润平均仅占其总利润的2％。因为即使是最低标准，央企也很少能够达到，所以有人怀疑，央企是否会交出10％—15％的利润来满足国务院2012年以后的要求。
国有企业造成的分配结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正确地指出，既然国企名义上是国有实体，它们就应该为国家所有公民的福利做出贡献，而不是将税后利润以高薪和福利金的形式在内部重新分配给员工，更不用说管理层出现的公然腐败和贪污了。除非政府能够找到将国有企业税后利润重新分配给社会的机制，否则国有企业必然会在社会和政治层面遭受更大的批评。
央企的垄断定价行为尤其令人担忧。一些央企作为能源和交通服务的唯一供应商，经常被报道利用其垄断地位抬高关键产品的价格。此外，中石化和中石油对汽油供应网络的垄断，排斥了当地的私人零售供应商，使得市场在供应短缺时，无法迅速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尤其是在出口导向更强的南方地区。这些因素导致了2010年严重的“油荒”。如前所述，这种人为造成供应短缺的做法在电力行业更为普遍，因为国家电网控制着中国电力网络的主要部分。国家电网对其全国输电系统的控制以及由此导致的电力价格结构已经导致持续的电力短缺，同时它以消费者和发电商的利益为代价，赚取着巨额利润。 同样，垄断定价行为在国有电信行业也普遍存在，例如，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将互联网宽带的价格定在其运营成本的300％以上。
央企的监管困境
2012年，国有企业的大举扩张招致了许多批评，但国资委倾向于为它们的内部治理实践进行有力的辩护，而不是谴责它们的渎职和管理不善。例如，在回应针对国有企业管理层因垄断利润而获得超高奖金的批评时，国资委负责人表示，鉴于国有企业利润的大幅增长，如果不向央企的最高管理层发放适当的奖金，他会感到遗憾。
随着监管控制的削弱，央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政府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管理轨道。中央政府对央企缺乏有效控制，生动地表现在未能限制这些扩张性的国有企业涉足房地产行业。鉴于房地产泡沫日益严重，国资委命令78家主营业务非房地产的央企在2010年3月之前撤出房地产投资。但有报道称，迟至2010年12月初，在78家央企中，只有7家真正剥离了它们的房地产子公司。鉴于“央企退房令”无效，政府随后命令国有银行机构拒绝向这些国有企业的房地产业务提供贷款。但这一政策也无法约束国有企业，因为大多数国有企业可以用自己的利润为房地产投资提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