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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政治很重要？（代序）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后来出任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非常忙碌，他远离故乡和家人，整日忙于政治事务。1780年，亚当斯太太的来信对此多有抱怨。收到夫人的信件以后，亚当斯回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与哲学，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亚当斯用这句后来很出名的话强调了政治的重要性。
第1讲 什么是政治？
政治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由于门户之见，或许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自己学科较其他学科更为重要。所以，这里不必讨论政治学者认为政治重要的观点，大家不妨来听听经济学家的看法。
种地的是一个人，收获的是另一个人。因此，流寇统治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迅速下滑。为什么长期内战通常会死很多人？并不是说内战中被打死的人有那么多，而是内战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激励机制，其生产系统被迅速摧毁了，所以会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
中国人的政治观
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
古希腊人如何理解政治？
比如，一项非常有名的安排是陶片放逐法。什么是陶片放逐法？如果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或部分公民认为雅典城邦的某一个重要人物——由于他的财富、权势或影响力——可能会威胁到雅典城邦的现有治理方式、甚至民主政体的时候，就可以发起一场陶片放逐投票。如果公民的陶片投票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以把这个可能会威胁雅典民主的“危险人物”流放出去，放逐时间为10年（一说为5年）。对政治上可能的“危险人物”实行流放，是一种很有创意的做法。若干年以后，实际威胁消除了，他还可以回到雅典城邦。
雅典城邦还制定了给出席城邦公共事务的公民支薪的制度，这也是强化民主的一项安排。假定出席公民大会和审判法庭的公民没有薪水，大概只有很富有的人才能参与公共事务。在当时的雅典，多数人整天需要工作，就没有时间和闲暇来参与公共事务。所以，如果不是支薪制度，政治很可能会成为富人闲暇时间的一种爱好。即便对于英国的近现代民主制来说，议员领取薪水也是后来的事情。
西方的现实主义政治观
很多人读到这里，感觉在道德上不太能接受。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则非常清楚，他说有些做法看上去不好，但对国家和君主有利，统治者就应该这么去做。所以，《君主论》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值得提醒的是，国内对马基雅维利存在很多误解，要想完整地理解马基雅维利，必须要读他《君主论》以外的其他著作。
第2讲 政治学：智者如何思考？
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2.3 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传统
伯里克利的演说片段至少涉及三个关键内容：一是雅典民主制是多数人的统治，“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二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他提到了“公共生活”与“私人关系”两个不同概念；三是雅典公民既享有自由，又懂得服从法律和权威。伯里克利身为雅典的政治领袖，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第3讲 意识形态大论战
3.2 现代意识形态的兴起
主要的现代意识形态均诞生于欧洲，所以意识形态的兴起需要在欧洲的历史背景中解读。从14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16—17世纪，欧洲经历了起源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政治社会意义，一方面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献的重新发现，所以被称为“复兴”；另一方面是对人性看法的改变，整个思潮逐步趋向于重视“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后来，在16—17世纪，欧洲很多地区又经历了以德国为发源地的宗教改革。随着新教的兴起，过去普通教徒与教会、与神职人员的关系被改变了。每个普通人都有权阅读《圣经》，都可以直接跟上帝沟通和对话，而新教不再认为天主教会有权垄断诠释《圣经》与上帝旨意的权力。然后，18—19世纪又发生了以英国和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中国历史教科书通常更重视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特别是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学说。但实际上，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英国还出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包括像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启蒙运动的兴起，欧洲人开始对人的理性有了重新的认识。德国哲学家康德说，“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正是这种对人性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对人类理性的重新发现，人本身的地位被抬高到过去从未有过的高度。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是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所有这些，都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构成了现代意识形态兴起的思想背景。
第五，值得提醒的是，某种意识形态和这种意识形体的实践往往是两回事。比如，一个国家据说要搞某某主义，而该国最终搞的是不是某某主义，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所以，意识形态的口号与号称在某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是两回事，这个问题往往具有较大的迷惑性。
3.7 什么是保守主义？
为什么法国需要拿破仑？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拿破仑在当时代表了秩序和稳定，代表了对社会分歧的弥合。特别是，今天你被推上了断头台，明天他被推上了断头台——法国人后来发现再不能忍受这种生活了，整个法国渴望回归秩序。所以，在长时间混乱之后，拿破仑成了法国人民欢迎的人物。拿破仑带来的是稳定的秩序、财产的保障、有效的政府力量及军队的服从。
3.9 什么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后，社会主义学说后来又有新的发展，被称为改良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性人物是德国思想家与政治活动家爱德华·伯恩斯坦，他认为应该放弃暴力革命，主张通过议会方式进行民主斗争，并进而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强化再分配，实现社会平等以及建设福利国家。数十年之后，伯恩斯坦倡导的很多主张已经成为欧洲发达国家的基本政策和实际状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的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其政治经济模式已经融合了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因素。
3.10 从民主社会主义到新工党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很多重要的代表人物，当然最重要的是卡尔·马克思。但考虑到读者对马克思学说相对比较了解，本书不打算花很多篇幅讨论这个专题。
与此同时，伯恩斯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政治纲领与社会设计充满了担忧。首先，他认为，完全的公有制将会造成劳工阶层的积极性不足。后来很多关于计划经济的研究已经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其次，这种模式会导致生产过程的官僚主义化。从企业与市场由资本家主导的管理模式变成一种由行政官僚统治的管理模式——行政官僚本身缺少市场激励，整个生产过程极易变成一种官僚化运作。再次，无产阶级一党专政有可能会成为新的专制统治——伯恩斯坦认为至少有这种可能性。最后，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中心论有可能是反人道主义的。如果说工人阶级需要特殊优待，那么其他阶级呢？比如，管理阶层、知识阶层、农民阶层呢？实际上，伯恩斯坦的部分担忧已经为苏联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某些实践所证实。
第4讲 政治生活中的国家
4.1 世界版图上的国家
相对来说，印度在国家问题上的压力要大一些，但印度的情形要优于很多非洲国家。印度的首要问题是族群和宗教结构异常复杂。当时英国考虑撤出印度时，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作为国家的印度到底该怎么办？印度历史上固然有印度国家的观念，但印度的版图更多时候是四分五裂的，而且印度历史是不断被征服的历史。当英国计划撤出印度时，就有人提出过不同的国家和版图方案，最后决定印度和巴基斯坦实行分治。由于孟加拉国最初是巴基斯坦的一块飞地，后来孟加拉国也独立了。所以，1947年之前的印度今天已成为三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尽管印度历史上有比较成型的国家形态，一些王朝有着较长的历史，但由于复杂的族群与宗教状况，印度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上的挑战仍然很大。
第5讲 不同的政体：民主、威权与极权
5.1 全球视野中的政体类型
而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英文单词的词根是“total”，是“整体”或“全部”的意思。“整体”或“全部”在这里的含义是，政治权力试图囊括一切、无所不包。极权主义意味着政治权力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所以，极权主义政体又译为全能主义政体。
5.5 民主的悖论与被误解的民主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美国通常被视为政治发展的特例。其他大国——诸如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都经历过较为曲折的过程，这些国家至少都经历过一次民主政体的崩溃。
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不少人把民主的文本或宪法简单地视为一套可拆卸的政治装置。一旦一个国家安上这套政治装置，该国就变成民主国家或立宪国家了。但实际上，民主的文本或宪法本身不过是几张纸而已。民主的文本或宪法能否生效，能否运转起来，以及能否运转得好，全赖实际的政治过程，全赖主要政治力量的所作所为，全赖政治家的领导力与选择。所以，民主这套政治装置究竟怎样，不仅取决于这套政治装置本身，更取决于安装和操作这套装置的人。很多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制定了宪法和确立了民主框架，这套政治装置仍然无法运转？或者，为什么这套政治装置启动以后，就背离了原本的设计机理和设计初衷？这是比同义反复的解释与思考更有价值的问题。
5.6 威权主义政体的逻辑
第四个特征是意识形态控制和政治动员程度总体偏低，这也是威权政体不同于极权政体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或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实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控制，也没有出现政府出面实施的全面政治动员。
5.7 极权主义政体的逻辑
极权主义政体是另一种政体类型，是指国家试图“完全”控制国民和社会的一种政治体系。当然，这里的“完全”需要打引号，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政体国家能真正做到完全控制国民和社会，但极权主义试图这样做。与传统的威权主义政体不同，极权主义政体的出现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兴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第6讲 政府结构与政治制度
6.1 如何理解政府机构？
比如，以早期的美国为例，当时普遍认为联邦政府主要是解决外交、防务、州际贸易及其他全国性问题，其他大量的公共事务则交由地方政府去处置。地方的道路、本地的公共基础设施及公立学校等，都应该交给地方政府去管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19世纪，中央政府履行的职能非常之少，中央政府人员规模也非常之小，一方面是因为政府职能范围本身比较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政府职能是地方政府在承担。到了20世纪，西方国家政府机构演进的基本特点是：首先是政府职能范围与规模（相对于市场和社会）的大幅扩张，其次是中央政府职能范围与规模（相对于地方政府）的大幅扩张。比如，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为例，一战以前西方主要国家大致停留在10%左右的水平上，而今天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平均已经达到30%—50%。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占整个政府收支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以美国为例，1929年联邦政府占所有政府支出的比例仅为17%，2009年则增至54%。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总趋势也大体如此。如今，很多国家都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大规模转移支付政策，这无疑扩大了中央政府职能的范围与规模，也增加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
6.2 政治系统与官僚系统的比较
从录用方式来说，两者也是不同的。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家职位或政务官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选举的方式；另一种是经由选举产生的主要行政官来任命，亦政治任命，比如总统任命国务卿、部长或驻外大使。此种政治任命往往也是政治家贯彻自己政治意图和政策的重要方式，比如国务卿应该要贯彻总统的外交立场，财政部长应该要执行总统的财政政策。官僚系统的公务员与事务官的录用一般是考试和升迁的办法。在官僚系统中，比如英国、美国或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序列一般最高能晋升到副部长这一级，这是事务官的最高行政级别。副部长以上的部长和内阁成员则是由总统或首相任命的，或直接由选举产生。这种级别的政务官一般都有政党身份，主要取决于政治竞争的结果。
那么，政治系统与官僚系统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政治系统要有效，很大程度上依赖官僚系统的有效性。在政治过程中，实际做事的是官僚机构，政治家把握的是方向和目标，政治家的意图要依赖官僚系统去贯彻和执行。如果官僚系统有效性很低，就会导致整个政治系统出现问题，整个国家的治理绩效就不会太好。另一方面，官僚系统则依赖于政治系统的指导。事务官只能到副部长这一级，政策方向与目标应该是部长、内阁及政府首脑来把握的。当然，在一些特殊领域，两者的关系更为复杂。如果某个领域的专业性程度非常高，政治家可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专业官僚给出建议。比如，对美国来说，当年面对伊拉克或阿富汗的局势，究竟是否要采取军事行动？这里既有政治决策，又要听取美国军方的建议和意见。所以，一般来说，官僚系统依赖于政治系统的指导，但有时因为专业性的原因，官僚系统也可能会影响政治系统的决策。
6.3 政府形式：议会制、总统制与半总统制
首先来看总统制。在总统制条件下，选民选举立法机构，即一院制或两院制国会；同时选举总统，民选总统选择与任命内阁部长并领导内阁管理政府部门。总统制的主要特征是：第一，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均由民选产生，民选总统是政府首脑。第二，总统任期与国会任期固定，彼此互不统属，互相均不能推翻对方。第三，总统任命与指导内阁，并具有宪法承认的部分立法权。
议会制下，选民选举议员组成一院制或两院制立法机构，然后由立法机构（通常是下院或众议院）选举或任免首相及内阁。纯粹的议会制的主要特征是：第一，立法机关由民选产生。第二，由首相（或总理）与内阁成员构成的行政机关来自于立法机关。第三，立法机关多数通过“不信任投票”可以罢免行政机关。
6.9 央地关系：联邦制与单一制
在政治制度安排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对大型现代国家而言，央地关系上有两条通行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必须实行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以保证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必须实行某种程度的地方分权，以保证治理的有效性与灵活性。所以，任何一个大型政治体基本上不存在不要集权或不要分权的问题，而一定是集权和分权的某种组合。
正是由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组合模式的不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央地关系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联邦制和单一制。一般来说，联邦制指主权或主要政治权力由联邦政府与州或邦政府共同分享的一种央地关系模式，联邦政府和州或邦政府同时从宪法与人民的授权中获得政治权力。在这种模式下，州或邦政府的政治权力不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授予，而是独立地来自于宪法与人民的授权，邦或州政府不是联邦政府的下级或下属单位。比如，在联邦制国家美国，没有人会认为总统奥巴马是各州州长的上司。所以，联邦制下的这种制度安排，通常是单一制国家很难理解的。单一制指主权或主要政治权力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州或省政府的政治权力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授予。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实际上相当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是中央政府的下级或下属单位。在单一制国家法国，各个地方的政治权力主要来自于法国中央政府的授予。
第7讲 法治与公民权利
7.3 宪政与宪法的基本问题
在国内，法治的概念则容易跟法制的概念相混淆。国内学界的一般看法是，法治对应的是“rule of law”，法制对应的是“rule by law”。法治是指法律的统治，而法制则是用法律统治。对于前者，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于后者，法律不过是一种统治或治理的工具。就后者而言，如果法律只是一种统治或治理的工具，这意味着法律本身并没有超越政治权力。这样，法律只是政治权力用于实现统治与治理目标的手段。
7.4 宪政与司法审查
全球范围内主要是两种制度安排：一个是像美国那样由联邦法院即最高法院来负责实施，一个是像德国那样由专门的宪法法院来负责实施。
由此可见，现代国家的宪政观念是指通过宪法和法律约束政府与政治权力。这样，宪政的一边是宪法和法律，另一边是政府和政治权力。但问题是，在政治实践中，宪法和法律可能是死的，政府和政治权力是活的。如果是这样，宪法和法律如何能限制住政府和政治权力呢？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另一个悖论是，谁是宪法或法律的捍卫者和执行者呢？一个通常的回答是政府（广义的政府）。那么，问题就来了，一方面政府是法律的执行者，另一方面却又要用法律来约束政府，这又如何可能呢？因此，对很多国家来说，实践宪政并非易事。
第8讲 民主转型的政治逻辑
8.1 民主转型遭遇僵局？
即便是最近两年，民主在一些国家止步不前的同时，却在另外一些国家迈出了新的步伐。比如，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国显露出新的民主迹象，非洲的肯尼亚和马里等国举行了基本符合透明、公正、非暴力原则的新大选，等等。可以预见，一些转型仍会遭遇挫折，但另一些转型将会获得成功。所以，尽管民主转型充满不确定性，却没有理由过分悲观。按照自由之家2013年的评估，过去40年中全球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从44个跃升至90个，国家比例则从29%增长至46%。若以长时段来考察转型问题，好消息要远远多过坏消息。总之，民主的确面临着很多问题，但也面临着至少同样多的机会。
8.6 政治文化重要吗？
比如，爱德华·穆勒和米切尔·塞列格逊在1994年的跨国研究中指出，大多数公民文化态度不会对民主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而人际信任——即公民文化中的一项态度，很明显是民主的结果而非原因。此前，有人注意到民主国家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更高。有人说，信任导致民主。但是，有人反过来说，当一个国家长期实行民主制度后，人与人的信任程度就提高了。那么，何为因何为果呢？
8.7 影响转型的国际因素
由此看来，国际因素的影响也是相当不确定的。卡琳·冯·希佩尔研究了冷战以后美国对巴拿马、索马里、海地和波斯尼亚等国的军事干预后认为，想通过军事干预方式建立民主制度和新的国家的理念是一种“危险的傲慢”。
8.8 转型政治中的精英行为
他们强调，“成功的转型取决于政治精英之间的协议”，因此，“高超的领导力”是成功民主转型的关键。
第9讲 如何参与？为何抗争？
9.2 政体类型与政治参与
他每天过着普通的、世俗的、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一种生活，这是一种正常状态。在民主政体下，政治参与是公民个人的自由选择。换句话说，如果他想积极参与的话，政治制度给他提供了空间和可能；但如果他不想积极参与的话，他完全可以做一个政治消极公民。这是他的个人选择。
按照黑格等人的看法，威权政体下的政治参与，主要目标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力，是为了制造民主的假象。二战以后，民主政体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所以所有政府、政党与政治领导人都倾向于把自己标榜为“民主”的。比如，即便是伊拉克前政治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也要搞出一个投票选举的形式，而他在“总统选举”中能够获得超过99%的选票。这一高支持率，是任何民主政体下的政治领导人望尘莫及的。
9.3 投票与选举权的普及
在经济市场上，消费者通常用脚投票来改变厂商。比如，有人长期使用某品牌的牙膏，后来他发现这个品牌的牙膏不够好，或者他发现了更好用的牙膏品牌，就开始换用另一品牌的牙膏。这就是消费者的一种选择。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过程，消费者给厂商制造了压力：如果你的产品质量不够好或性价比不高的话，我随时会用脚投票。其实，政治的机制也一样。
有些政治家自称衷心服务于公众利益。但问题是，谁来评判他是否服务于公众利益呢？如果多数人不满意，可以把他选下去吗？只有通过这样一种选择机制，问责制才能得以落实。因此，没有选择权的问责制不大可能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问责制。
比如，你的财产要达到多少标准，或你的纳税要达到多少标准，你才能享有这种投票权。当然，一些国家还有教育资格或识字资格的限制。那么，其中的逻辑是什么呢？最早的逻辑并非财产歧视，而是在于一种理论主张——只有有财产的人才会对这个社会承担起责任。如果财产跟社会直接挂钩的一个形式是纳税的话，那么只有一个纳税的人才会对社会负担起实际的责任。所以，只有这样的人，社会才应该赋予他们投票的权利。
但是，大家应该了解这个主张背后的逻辑。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不少保守主义者或保守的自由派们担心，如果没有收入者也能获得投票权，这意味着可能赋予了他们通过政治手段对有产者进行剥夺的权利。比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就把通过多数投票方式制定的累进所得税政策视为“不负责任”的“温和的抢劫”。[233] 至于教育资格的限制，过去也有一些国家是这样做的，比如20世纪早期的智利。这种限制的主要考虑是一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或技艺。这一主张的逻辑可以在柏拉图那里找到最早的论述。柏拉图曾说：“统治是一项专门的技艺。”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参与政治，参与政治的人应该有起码的知识与技能，否则可能会造成很多问题。当然，这个说法一定会引起争议，但大家最好了解这种主张背后的逻辑。
9.5 社会运动与非暴力抗争
当然，也有人认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所以能够奏效，乃是因为英国政府尽管是外来的却是较为文明的统治者。
第10讲 政治文化真的起作用吗？
10.4 英格尔哈特：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
由此看来，经济发展水平是关键变量。当然，亦有例外。在英格尔哈特这项研究中，日本是属于人均GNP高但生活满意度低的国家，而爱尔兰是属于人均GNP低但生活满意度高的国家。
图10.1 经济发展与人际信任资料来源：Ronald Inglehart，“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2，No.4（Dec.，1988），pp.1203-1230，figure 4。
英格尔哈特1997年出版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一书，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这一研究的延续。他把研究范围扩大至43个国家样本。他明确认为，物质主义价值观是把经济和物质安全放在第一位，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将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作为优先目标。两者的分野很大程度上与大众对安全的感知有关，一个普遍感知不安全的社会和一个普遍感知安全的社会，会呈现巨大的差异。这种感知的差异也会产生显著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后果，参见表10.1。
第11讲 民族主义与族群政治
11.1 什么是民族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依然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比如，以东北亚的朝鲜和韩国为例，大家会发现两国的共同点并不多。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等维度来看，两国差异都是极大的——一个是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经济发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尽管如此，两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都是朝鲜族。朝鲜和韩国在历史上属于一个国家，他们彼此认为两国都属于一个更高的共同体的一部分。这个共同体就是统一的朝鲜民族。从这个案例看，民族有时甚至可以超越国家。尽管两国已分裂六十多年，而且互相承认对方为独立国家，但两国的政治家仍然宣称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是其政治目标。
又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曾经是一个欧洲国家，但今天已和平分裂为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该国分裂的主要原因也是民族问题，过去捷克斯洛伐克版图的西侧主要是捷克族的聚居区，东侧主要是斯洛伐克族的聚居区，两族人口占东区和西区人口的比例都超过80%。鉴于这种地理与人口结构，两个民族认为他们没有必要成为一个国家，可以和平分手。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和平分裂，史称“天鹅绒分离”。
11.2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理论
“根据欧内斯特·盖尔纳的观点，各种民族主义和民族都是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是现代的、工业化时代的必然社会现象。”这里强调的是，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一种高级文化现象，而正是现代化实现对社会文化的改造，作为现代现象的知识增长和教育普及是其基础。
比如，德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拿破仑战争刺激的产物。拿破仑战争使得德意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从地缘政治格局来说，德意志东有俄罗斯，西有法兰西。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的精英阶层认为，他们要是不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和国家，德意志的生存都会成问题。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讲中也表达了这样的焦虑感。所以，对当时的德意志来说，可以理解为民族主义是由国际政治竞争和地缘政治局势引发的。
总的来说，民族是通过想象来构建的。所以，在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印刷品和媒体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都开始阅读类似的报纸与杂志时，共同体意识就开始被构建起来了。
11.3 民族国家与族群政治
基本上，族群是指在一个较大的社会里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的群体。……族群是亚文化群体，它们保持的特定的行为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使它们区别于社会主流文化或典型文化。
第12讲 暴力、革命与内战
12.4 国家与社会革命
换言之，温和反对派主张的是改革，激进反对派主张的是革命。
米涅这样说：假如人们能互相谅解，假如一些人肯于把过多的东西让给别人，另一些人则虽然匮乏而能知足，那么人们就会是非常幸福的。……但是，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在牵涉到牺牲切身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应当做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做出牺牲的总要强迫人家做出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是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除去暴力之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
第13讲 经济增长与国家治理的政治学
我们如何能防止我们建立的政府成为一个无法控制的怪物——它会破坏自由而我们建立政府的本来目的是保护自由？……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我们可以践行自由；然而，由于权力集中在当权者手中，它也是自由的威胁。——米尔顿·弗里德曼
13.1 蛋糕政治定律
这实际上接近于政府单方面的财产征收。汉武帝说，我要打匈奴但没有钱怎么办，收点新税吧？我说一个数字或比例，符合条件的就照此上缴。大家知道，这里并没有什么规则可言，国家说怎样就是怎样。后来，为了有效征收算缗，汉武帝还鼓励国民互相揭发，不按规则做的商人或富户就有坐牢甚至灭门的危险。当然，此类事件并非古代中国所独有
13.3 私人部门治理
如果暂且接受经济人假设，那么私人部门治理应该基于何种规则呢？首先，既然人是自利的、理性计算的和追求效用最大的，所以先要明确一条基本规则：每个人的财产都应该得到保护。由人的自利性可以推导出：财产权利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激励结构。如果财产不受保护，这种激励结构就会遭到破坏，社会的基本规则就会乱套。因此，私人部门治理的第一个条件是界定和保护财产权利。如果没有明确的产权规则，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其次，由人是理性的可以推导出人应该是自我利益的最好判断者，所以经济自由就非常重要。经济自由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市场主体可以自主选择，他可以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第二，不同市场主体之间可以自由竞争，而竞争是效率改善和创新的主要动力。放眼全球，所有发达国家的私人部门都符合这两个条件——即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和自由竞争。一个经济体的效率提高、创新出现及财富增长都跟这两个条件有关。
所以，私人部门治理要想有效还需要第三个条件，即契约的强制执行。如果没有一个机构来强制执行契约，市场机制可能会垮掉。此外，有人不想生产和交易，而是想通过欺诈、偷盗乃至抢劫获取财富，这样做可以吗？当然不可以。由此可见，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如果没有法治，交易环节的造假欺诈、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以及其他经济犯罪活动等就会层出不穷。对私人部门来说，国家的强制力是必需的，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实现私人部门有效治理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二是交易与经济自由，三是契约的强制执行与法治。
13.4 公共部门治理
在现代政治中，公共部门存在着三种主要角色：政治家、官员和选民。政治家和官员被视为公共服务的供应者，而选民被视为公共服务的需求者。按照经济人假设，从政治家、官员（两者可以统称为官员）到选民都被视为经济人，都是自利的、理性计算的和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这里隐含的一个假设是：一个人不会因为成为政治家或公务员就变得高尚起来，而过去国内一般认为政治家或公务员更高尚一些，至少经济学家们会认为这是一种错觉。
13.5 激励结构与经济增长
某些条件下，不创新也能成功地牟利。比如，通过占有资源、获得牌照、与政府合作等等——一句话，企业家通过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或参与寻租活动——就能获取丰厚利润时，他们根本没有动力去从事创新。判断一个国家的企业家是如何致富的，最简单的办法是观察该国的富豪排行榜。对一个经济真正繁荣的国家来说，哪里会产生更多富豪呢？往往是创新部门。对一个经济结构扭曲的国家，哪里会产生更多富豪呢？往往是垄断部门、资源部门和寻租部门。
第14讲 如何做政治科学研究？
14.5 社会科学需要探索因果关系
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社会科学在研究的核心逻辑上与自然科学并无实质区别。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仍然是发现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
14.6 社会科学与变量语言
北京大学袁方教授认为，在界定概念时要把“概念名词”“抽象定义”和“经验现象或事物”三者统一起来，请参见图14.3。概念直接表现为名词，比如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名词。接着可以问：社会主义的抽象定义是什么？这个必须要界定清楚。最后还要问：经验世界中实际观察到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社会主义的抽象定义、经验世界中观察到的社会主义三者相一致时，这个概念才是可以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如果这三者不统一，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做研究的。要么这个概念的边界是模糊的，是随时可以扩张与收缩的；要么名词、抽象定义、经验事实三者之间存在矛盾。当然，政客们可能喜欢玩这种游戏。但对学者来说，如果这三者不统一的话，就没有办法做研究了，因为你甚至无法说清在研究什么。所以，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准则是概念要有明确和清晰的界定。
后记
很多学者的体会是，研究愈是深入，愈是不敢发声和落笔。学术世界的博大精深和学术边疆的不断拓展，使得任何一部著作都可能招来批评。所以，我的希望仅仅是，读者们会说，有这样一部作品要好过没有这样一部作品。这就实现了对世界的微小改进。
[90]上述观点来自于课堂学生发言，多数是2012年入学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大一本科生。文字经过作者的修改和润色，感谢这些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的同学们！
[315]用腐败感知指数来衡量腐败有一个问题，腐败和对腐败的感知可能是两回事。现有的数据库都是对腐败感知的衡量，但你会发现，有的国家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很低，有的国家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很高。但是，现在可得到的数据就只有腐败感知指数。这方面的知识得益于跟我复旦大学的同事李辉副教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