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
去年也看了几本关于生死的，这又是一本，这回涉及了家庭、事业、留学、医患关系……多个话题。
推荐序
高尚并不是医生的选择，而是全心全意、不断付出的报偿。弗洛伊德所说：“精神健康的人，总是努力地工作及爱人，只要能做到这两件事，其他的事就没有什么困难。”
就医生这个职业而言，一个和谐社会应该能够鼓励个人的努力，褒奖个人的才干，也因此才能保护医者的单纯。
作者序
美国女哲学家图姆斯在以自身罹病经历为基础写下的《病患的意义》一书中曾说：“大夫，您只是在观察，而我是在体验。”作为一名医生，30多年来，我的真实感受是，其实医生并不仅仅止于观察，因为在生命面前，没有谁能置身事外。
你有没有勇气去拒绝自己不想过的生活？
巴一： 我很早就知道天很高，世界很大，我在哪里
日本的学院里等级观念很重，每天实验室里，如果教授没下班，副教授、讲师、助手都不可以走，学生就更不用提了，只有一级一级走了，最后才轮到学生走。但我运气很好，我的导师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没有这么严格的等级规矩，也不要求我们用那么多敬语，甚至认为“这是我们日本的糟粕，有什么话快点说，说完了就出去干活儿”。对于工作到凌晨三四点的人，他反而会批评说：“脑子跟糨糊似的有什么用？”他只注重结果，能拿出成果就行，其他不干涉。
但语言障碍的问题让我一直很苦恼，毕竟日语不是我的母语，有时候台下的人提问，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在问什么。直到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师兄也会如此，而他可是地道的日本人，我就明白了，我的问题并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和师兄一样的自信度不够所致的紧张，结果越想听明白就越听不明白。
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某种自尊心在作祟。因为，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和学习费用都是日方资助的，有些人在毕业后会想办法留在日本。所以，有些日本教授对此不太有好感，认为“我们本来是帮着你们中国培养人才，没想到你们来了就不走了”。我是一个很“虚荣”的人，不愿意被人说成这样，所以就立刻离开了。现在想来，当时还是太年轻，人不是为了这点虚荣活着，不过珍惜羽毛能让我们更约束自己的行为。 其实，在日本的这4年里，我身边的日本导师、师兄们都对我非常友善，不存在所谓“出资方”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且前辈欺负后辈的传统，他们也没有用在我身上。要知道，日本学术界等级森严，前辈可以使唤后辈干各种杂事，还不给好脸色，等到后辈熬成前辈时也可以欺负他的后辈。我的前辈不仅没有欺负我，而且当我被个别秘书为难时，比如给我脸色看、和我抢实验台等，还会维护我。
这期间，我对日本人有不好的感受或与之发生矛盾，基本也是因为听说其他中国人被“欺负”而出头去打抱不平。那时候民族自尊心特别强，现在想来也是我们过于敏感，而且不太善于自省自己的行为。其实被人家看不起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因为穷或者地域、国籍的问题，而是有些人的行为的确不太妥当，比如贪小便宜或者耍小聪明、钻空子等。
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念书，但我实在不是一个勤奋读书的人，可能父母遗传的学习基因比较强大，学医对我来说并不是太费劲，比如砖头厚的《内科学》，我只需要花不到20个小时看一遍，考试就可以考八九十分。这种高效率的学习能力，可能来源于我父亲，他的逻辑思维很好，很擅于找到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出共性就可以事半功倍。所以，我上学期间，虽然也很忙，但并不是那么苦哈哈的，还是有精力去做点其他事，没事就出去旅游，在日本那几年，几乎把全日本跑了个遍。
在这里，除了落日和海豚，更得天独厚的资源是这里的研究者。如果你愿意，每天都能听高质量的讲座，除了研究所本身的专家，外请的专家也非常多。 我的老板也每一两周就会请一位专家来做讲座，而且要求我们所有人必须提问题。我虽然英语不错，但毕竟达不到母语的程度，要完全听懂讲座并提出有质量的问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必须提前做功课，在某个专家来之前，我会提前把对方的研究、文章都查一遍，对他要讲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提前准备好要提的问题。这样的训练，极大地扩充了我的知识量，我也很快就看到了自己的进步。比如刚开始我要花很多时间预习，并且尽量最先举手提问，因为万一我准备的问题被别人问了，我就没“存货”了。慢慢地，我需要花在预习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听讲座的语言障碍也越来越小，后来不再怕别人抢我的问题，因为我能在完全理解和思考之后，真正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在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完成博士后研究后，我想做临床医生。2002年时，我已经年过三十，如果留在美国考临床医师，重新从住院医师一点点走出来，得熬到四十岁以后了。我从来都是一个不愿意太难为自己的人，于是我决定还是回国。 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我不知道自己在国外漂了8年后，还能不能适应国内的环境，因为现实中会有很多我不愿意低头做的事情。后来我想明白了，会不会做和想不想做不是一回事，愿不愿意做是自己的选择，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我们这些已经成熟的医生，平时遇到一两个不讲理的患者可能无所谓，但年轻医生不一样，他可能真的是满腔热情地选择了这个职业，遇上几件事之后，可能连学习的热情都没有了。慢慢地，他们只是把这个工作当成养家糊口的一种工具，工作的每一天都是对自己的摧残，自然只有挣钱才能让他觉得这种工作还有点价值，否则人生太悲苦了。
我父亲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推行分级诊疗，他很明白医疗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医生的问题，更大的责任在制度。现在医改也是希望把病人下沉，三级甲等医院尽可能治疗比较严重的、复杂的病，大部分常见的轻症，能够在基层解决。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病人对基层医生的信任度较低，造成大量的患者涌入三甲医院。我们的门诊中，病情真正严重到需要我们这级医生来看的病人，10个中可能只有1～2个，其他80%～90%的患者其实都不需要找我们看，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患者不信任的原因，主要还是基层医生的诊治水平存在问题，存在一定的过度医疗、误诊。其实，这些问题三甲医院也同样存在，不同的是，基层医生主要是知识水平不够，而三甲医院的医生主要是诊疗时间不够。三甲医院的医生，在一上午需要接诊80个病人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充分思考呢？这就人为造成了误诊率的提高。而误诊率的升高又会加剧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加剧医患矛盾，也加剧年轻医生对职业的不认同感，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同行之间也如此，我觉得资源在谁手里都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只要能出成果，能走出去就好，谁做出的并不要紧。可能是因为我在国外待得比较久，总是希望中国的医生能拿出自己的东西，但是出去开会时，我们做出的研究和外国人做的研究一比较，就能看出我们做得不系统，所以得出的结论就难以成为强有力的证据。所以我觉得中国医生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合作，互相扶持、支持，我们的研究质量才能提高。 我们中国的医生现在也很努力，整体的学术地位和以前比有很大的提高，国际权威杂志上中国医生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但是世界依然缺少真实的中国数据。 我们总是强调我们病人多，可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出的贡献是什么呢？总不能自我标榜说自己的贡献只是让病人活着，我想作为医生，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此。中国的医生光靠病人数量是很难在国际上有声音的，而且正因为我们拥有如此巨大的患者资源，我们更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比如给世界多提供一些数据，多发现一些新方法、一些新治疗手段，我们能有更多改善病人生活质量的措施，至少这些数据应该被用来指导我们对以后的患者实施更好的治疗。
回头看走过的路，似乎让我特别吃力的事不太多，但人生哪有真正轻松的事呢？只是我的人生目标定得没那么高而已。
从小到大，父亲只强迫我做过两件事，一是学医，二是出国。我高中时擅长理科，逻辑思维不错，理想是当个工程师；我妹妹擅长文科，外语、口才、文学都很突出。但父母都是医生，他们真正以自己的职业为豪，认为当医生受尊重，能帮助别人，能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而且很快能看到效果，尤其适合女孩子，于是半强迫我们姐妹俩都学了医。 如果说有这样一位父亲，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好处，我想，他的确给了女儿一定的保护，让我们在现实的社会中，可以尽可能避免受到一些无谓的伤害或遭遇不公平，也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不那么功利的空间，可以从容不迫地按自己的节奏来成长。 父亲还常对我们说，帮助别人是因为自己有能力，而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感谢；做一件事情，也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或某些实在的好处，而是真正想做这件事。 有一句俗语说，父母的格局是孩子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父母带给我的东西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给我带来了看问题、看世界的一个更高的起点和更宽广的视野。
白莉： 姥爷曾对我说，不要用病人的眼泪发财
一名男患者，胰腺癌，不到50岁，女儿正在上中学。胰腺癌被称为“癌王”，是一种非常恶性的肿瘤，目前还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我告诉他，目前的治疗不仅不能获益，反而会降低生存质量，不建议让家庭背上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但患者本人坚决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来治疗，他妻子也表示就是卖房也要治。 他们夫妻自己的决定，我无话可说，但我一直在想，明知人财两空，还要不惜一切代价，留下的母女二人未来怎么生活？
很多时候，“不惜一切代价”更多是表明一种态度，即对生命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其实，不留遗憾的方式很多，我特别推荐电影《遗愿清单》。 你是否曾想过，当某个人有一天身患不治之症，生命进入倒计时，他会做些什么、想些什么。电影里说，人在进入天堂之前上帝会问两个问题：你快乐吗？你让别人快乐了吗？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你就可以上天堂了！
李宇红： 上天让我生这场病，也许是为了让我成为更好的医生
所以不要轻易说病人很矫情，因为他真的在经历痛苦，我们无法否定或者忽视。
以前一位主任开玩笑说，做个肠镜一觉醒来，一大帮人在那里等你就完蛋了，说明你的问题很严重了。当时就是这个场景，想起这个玩笑，我突然觉得有点好笑。
麻醉医生告诉我，要打麻醉了。我刚说一句“你们的床怎么这么舒服啊”，就失去了知觉。
放疗期间，每天都要来医院。一开始很怕别人看到我的样子，就戴着口罩。戴口罩的后果就是，我乘坐职工电梯时，别人会以为我是病人，而如果我把口罩摘下来，别人认出来是我，又会投来很诧异的眼神，这种眼神本身就是一种刺伤。后来我决定不戴口罩，而这个后果就是，谁遇到我都会关心地问一些问题，这对我也是个负担。
那段时间真的很艰难。但我更深地体会到，当我们遇到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时，给对方一个平淡的表情就是最大的善意，大惊小怪会伤害别人。
我在门诊常常会碰到一些病人，肿瘤标志物不太正常就会焦虑地缠着医生没完没了地问。我以前觉得他们紧张过度了，简直不可思议。但经过这件事之后，病人再因为这个来找我时，我都会看着他们的眼睛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真的不用过分担心。医生自己生病之后，有时反而会更焦虑，因为自己知道最极端、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样，而且什么样的状况都可能出现，很容易对号入座。
李洁：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做好，这个世界就好了
中年人的日常，表面镇定自若、从容淡定，背后其实一地鸡毛，因为随时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
面试和现在的临床考核形式差不多，主要是考察临床思维的过程。老师们给了我一个病人，要求我完成一次完整的接诊。问病史、查体、开检查单，然后他们根据我开的检查单把事先已经准备好的检查结果交给我，我根据检查结果做出鉴别和诊断，并给出治疗方案。整个过程我脑子一直是蒙的，事后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总算是顺利通过了。等我9月入学后，遇到了面试我的那位住院总医师，他一见面就笑话我：“还堂堂高才生，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啊，那么大个淋巴结都没摸到。”
我是林教授招收的第一个应届研究生，我前面的师兄师姐都是有工作经验的。林教授当时也不到50岁，对学生很“惯着”，这个可以不做，那个可以免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允许我们“无组织无纪律”
没有认真做相关的检查和体检，结果等其他症状出现再检查时就已经是很晚期了。如果放在现在的医疗环境，他们遭遇的情况，很可能又是医患之间的一场纠纷。但那个年代，淳朴的老百姓对医生很尊重，遇到医生在诊疗工作上的疏忽甚至过失，病人及家属虽然心有不满，但还是会比较克制，很少做出过激的行为。医疗上很难对过去做评判，因为医学太复杂了，很难说如果怎样做一定会有怎样的结果。比如这个病人，也许即便及时做了相关检查，早点诊断出直肠癌，也不一定会改变他的结局。但我想，如果能够早些确诊，早点开始规范治疗，至少病情不会发展得这么快，不会拖到这么晚期，他也许能多存活一段时间吧。我知道他们的遭遇，所以在病人在这么短时间内过世后，他弟弟对我说的那番话，那种理解，让我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虽然他并不是在针对我，但作为医生，我为这个年轻的生命感到可惜，也非常愧疚，无法为他们做更多。这个病人，这段话，对我今后的从医生涯都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提醒。有时候医生真的太骄傲了，常常会陷入自己的经验里，或者陷入医生的定向思维里。不同专业的医生，思维的角度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不同专业的医生遇到病人时，往往会先从他们专业的角度开始排查，把能想到的情况都排查完，才会考虑是否是肿瘤；而我们肿瘤专业的医生，遇到病人，首先想到的是排查肿瘤，排除了肿瘤的可能性，才会往其他可能性上思考。这种惯性思维的不同没有对错，只是无论哪个专业的医生都应该多想一步。后来很多年，我在给研究生、进修医生讲课时，都会提到这个病例，告诫大家对病人出现的任何症状都不要“想当然”，一定要多想一想还会不会有别的可能性；当我们确实无法明确的时候可以观察，但不要观察太久，一定要想办法去查清楚，要找到答案。
现在反过来了，是带学生的老师一到毕业季就抓狂——是的，不是学生抓狂，是老师抓狂。有一次，一位同事苦笑着和我开玩笑说：“现在看见学生我绕着走，因为一见他们就要催交文章，催得我都不好意思了，索性躲着他们。”
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数字的记忆力比较好，我经常记不住别人的长相和名字，但对数字很敏感。一张化验单，如果我认为一个不正常的结果很重要，那么只要看一眼，第二天查房时我就能直接说出数值，所以年轻医生好像都有点怕我，也许是因为我不那么容易糊弄吧。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我都觉得我现在不带学生的这种状态挺好的，不会令别人失望，也不会对别人失望。我一直觉得，不要总想着去管别人，每个人把自己管好，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尽量做好，这个世界应该就好了。现在有不少人管不好自己却还要去管别人，所以才会感觉更乱了套。
李萍萍： 人生第一个迷茫路口，我明白了如何善待他人
其实，牧区有一个习惯，因为各家蒙古包之间距离很远，天黑了让客人留宿是最起码的待客礼节，因为晚上一个人在草原走是很危险的，容易迷路，还有狼，更何况这还是风雪交加的冬天。
有一次我在门诊，一个80多岁的老病人，是肺癌，他对我说：“李大夫你身体是不是好一些了？”我很奇怪，问：“您怎么知道呢？”他说：“以前你给我把脉的时候手是凉的，现在手是温的。”原来，我在感觉他的时候，他也在感觉我，病人的观察和感觉很细腻。
很多时候，家属以为瞒着病人是保护他们，殊不知这样也把沟通的路堵死了，双方无法讨论、商量事情，患者也会因无法被人理解而可能封闭自己。
李燕： 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虽然从小妈妈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但是在我们成年后，她却界限感很强，从不给我们子女添麻烦。不干扰任何一个子女的家庭和生活，小夫妻吵架闹别扭，她总是批评自己的子女，偏袒“外人”，说得最多的就是鼓励我们努力工作，学术进步。
大家都以为家里有个医生，能把家人照顾得很好。但实际上，我的父母并没有从我这里得到多少照顾。在我爸眼里，我只是他的女儿，没把我当医生看。他患有多种慢性病，我告诉他应该怎么吃药和饮食，他不太听，他宁愿听信周围老头老太太的传言，后来我只能改变策略，把方法告诉我弟弟，让他转告我爸说，这是北大的教授给他的医嘱，他才听一点。
我一直都认为不管怎么样，人这一辈子应该丰富一点，什么事都可以去试一试，没结过婚怎么体味婚姻的滋味呢？离婚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怀孕生子也应该是女人的一种经历。人生应该去体验各种不同的事情，尽量去尝试，人活一辈子才没有什么遗憾。而最重要的是女人要有随时能自立的能力，哪怕全职在家带孩子，也不要放弃自己保持经济独立的能力，这很重要，能让我们保持从容。
沈琳： 在肿瘤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自己
在癌症面前，当每个人都回归本来的样子时，你就可以看到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真圣人，还有一种是社会培养的假圣人。所谓“假圣人”，其实并不是说他品质不好，而是他本人其实并不具备当圣人的品质，却硬被社会塑造成圣人，结果一遇上癌症，就被打回原形。
几年的治疗过程中，我就看着这个孩子从像小猫一样依赖妈妈到一天一天坚强起来，反过来妈妈对她越来越依赖，生命的强弱就发生反转了，两个人的角色都变了，孩子一天天长大，妈妈一天天虚弱。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家庭里，都不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母亲已经86岁了，她承受不了女儿生病的事，孩子就是她的天，如果告诉她，除了增加她的负担，还会把她的负担又转化成我的负担，所以我觉得这样处理是对她最好的，也是对我最好的方式。
我们都知道，血管堵塞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应，因为血管坏掉了，所以堵住了，如果强行通血管，是存在出血的风险的。
张小田： 越珍惜身边的小确幸，幸福感越强
每个职业到一定阶段都会有倦怠期，医生的职业倦怠感可能会更严重一些，尤其中国的医生，我们医院也曾做过一次职业倦怠感的调查。30多岁的主治医生阶段，可能是职业倦怠感最强的时候。这个阶段对工作已经失去了刚入行时的好奇、新鲜感和强烈的求知欲，而且这个年龄，已经组建了家庭，有了孩子和各种经济方面的负担等。临床工作外各种课题论文，再加上家庭里一堆琐事，各种焦头烂额，就会让人想逃离，我真的考虑过改行。但熬过那一个阶段之后，也就坚持下来了。
在现在的医患环境下，我们经常互相调侃的一句话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前两天，有一次面试一个学生，当问他“为什么要选择我们肿瘤科”时，他说：“我觉得这里的医患关系比较简单，来的人也没打算医治好，可能工作压力不会那么大，医患关系不会那么紧张。”这样的考虑既现实又令人深思。
我也和女儿聊过这个话题，我问她：“你告诉我一下，你觉得家庭和工作应该怎么平衡。”她想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对我好难，我既没有工作，也没有事业，还没有自己的家庭。”
工作中的妈妈需要不停地学习、去解决各种问题，这对孩子是一种很好的“身教”。我经常会和女儿一起写作业，一起去图书馆，一起打羽毛球，一起吐槽作业又没有写完。有一次，她说：“我有一张数学卷，我有两张语文卷，我有三篇英文作文。”我说：“我有一个国自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我有两个PPT，我有三个审稿。”然后我们俩就跟打擂台一样，几个回合之后，她也就不会在学习上有那么多抱怨了。
张艳桥： 没有赢在起跑线，没有抄近道，我很知足
为什么后来女儿还是上了医学院呢？也是一次偶然。高考后，各个大学都去学校招生，想抢优秀生源，我们都会时不时去学校看看信息。有一天，我在女儿的学校偶然碰到学校的教导主任，也是她的化学老师，她随口问我女儿志愿报得怎样了，我说还没想好。她说：“复旦大学来招生了，你要不去看看？现场签约还能降分录取。”结果我去找复旦负责招生的老师一谈，感觉很好，老师把复旦描述得特别美，并说：“你把孩子送到复旦来，在上海我保你孩子是安全的，特别是女孩子，在复旦校园里，后半夜两三点回宿舍都很安全。”这个老师很厉害，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心，母亲嘛，总是担心孩子不安全。
很多女人在40岁之后会有所谓的“中年危机”，但我没有，因为我40岁才改行，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一参加工作就没了父母，结婚后公公婆婆一直跟我一起住，我把他们当亲生父母一样孝敬，整个家都让他们说了算。很多婆媳之争，就是家庭主权之争。我是直接放弃家庭主权。婆婆也去世得很早，之后我们家都是我公公说了算，他买菜，他做饭，他愿意吃啥我们就跟着吃啥。我有个同学笑话我，说看你在外面这样，还以为你在家多说了算呢，原来在家说啥都不算。我公公特别支持我的工作，对我特别好，直到现在还逢人就说：“儿媳妇比姑娘要好。”老人家80多岁了，我出差回来半夜12点到家，他都会起床，问：“吃没吃饭？要不给你做点饭？”你说有这样的老人替你操持着一个家，你还有什么可争的？
实在没什么业余爱好，不像很多人期望退休后满世界游玩，我对这些从来没有期待，可能主要是因为非医学类的书我读得太少了，没到这个层次，出去玩也看不出什么道道来。我向往着退休后练练字，因为从小没练过童子功，长大后字就像我的性格一样，急躁，风风火火，什么都要快快快，没耐心一笔一画好好写。我现在写的字有时候自己都不认识，还好我的秘书不错，我自己认不出来的字，她都认得。
张晓东： 在天堂门口的守护
以至于现在形成了一种特别奇葩的现象：亲人死了如果不骂医生、不和医院打架就是不孝的表现。急救中心的病人家属，至少一半是这样的。
这时候，张院长想起了我，主动联系我，说：“你的条件我们同意，去心电图室，但我有个条件，你得兼顾全院急诊会诊。”我想，反正肿瘤医院的急诊不会天天有，就答应了。1995年10月，我正式调入北大肿瘤医院心电图室。1年后，1996年年底，医院要申报三甲，按规定没有急诊室一票否决，医院又把我拉出来干急诊科。我说我不干，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了，又让我干急诊。院领导说，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答应你，评审完就让你回心电图室。就这样，我重操旧业，在肿瘤医院干起了急诊科。在我的训练下，3个月临时组建的急诊科团队以满分通过评审。在急诊科我又工作到2000年，然后调入消化内科。
这种情况，就是老北京说的“不留念想”，也就是人到最后要离开时，用折磨人的方式让亲人割舍，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这个意思。
在肿瘤科工作快20年了，在这里，无论患者还是家属，情绪都比较缓和，因为他们来医院时，就已经是抱着“必死之心”。但凡在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和患者有良性沟通，站在患者的角度多给他们一些安慰、帮助，他们都会很感激。
在肿瘤医院，真正意义上的抢救极少，因为对于临终的患者，本人和家属的抢救意愿都不强烈，因为到那时抢救意义不大，反而会增加和延长患者的痛苦。大部分肿瘤患者接受的都是常规治疗，真正的疑难杂症只有不到20%，所以肿瘤科医生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沟通和安慰。
虽然半路转专业，不是我有意而为，但现在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十几年的急诊科生涯，对我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消化道肿瘤专科医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我认为，如果每一位内科专科医生都像我这样，干10年综合内科后再进专业，对疾病的认知水平将会大不一样，视野和思维都会非常宽广。每一位医生都应该掌握一定的跨科知识，比如消化科医生，对呼吸、内分泌、神经内科都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但很遗憾，在现有的医生培养体系里，跨专业知识培训的时间太短，住院医师3年转科的规范化培训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导致年轻医生的知识面太窄，只懂自己本专业的知识，跨专业知识根本想不到，使得他们在临床中处理疾病时会出现很多问题。
这种成长的过程常常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医生的成长，代价往往是患者的生命。因此，我们需要更加用心，尽可能减少成长中的代价。
我想，哪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除了我儿子会伤心两天，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改变。无论你是什么专家、教授，在浩瀚的宇宙、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旦某个人觉得“我是专家，我很重要，这个工作离开我不行”，那么他就离“死”不远了。
我希望，在我退休后，能建造一个医养结合的养老院，这个想法来源于我在台湾的一次经历。当时去参观台湾的慈济医院，本来是去参观学习它的医疗流程管理和技术、设备，结果一进医院就看见有很多穿着深蓝色统一服装的人，推着病人，很悠闲轻松地晒着太阳聊着天。我就问，他们是护工吗？他们说，不是护工，而是志愿者。
林洪生： 做一个知进退、有分寸的女人
十几年前，当我和学生们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建议我开一个博客，可以随时记录零碎的感想，于是我开通了自己的博客，陆续写了些“门诊感悟”。写多了便觉得自己感情流露得太多，记得网上有这样一句话，“博客让人没有了隐私”，虽然我没有什么“不良行为”，但也不愿意让人把我看得“清澈透底”。这时有了微博，我决定把博客停下来写微博，然而，我浓缩文字的能力实在太差，写了几次都超出了当年140字的最高限，只好放弃。
国家两次制定中药新药审评标准，中医肿瘤药物的内容都是我带团队写的。为中医的有效性找出证据，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比如说，西药止吐就单止吐，升血小板就是单升血小板，都是单一功能，但是复方中药是补气、补血都可以，也就是又能止吐又能止血，西医认为这两方面是不可能混在一起的，但中医辨证是补气血、调脾胃。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评价这个药是有效的？我们必须有科学的评价方法，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评价都是遵循美国的标准、国际的标准，而中医拿出来的评价标准国际上不认可，也不被国内西医专家认可，所以我请国内西医专家、美国专家和中医专家坐在一起讨论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评价指标。
像这样的情况，在他之前我还遇到了另外两例，这种做法我不赞同。如果父母年过七十，身体不好，没有文化，也许可以考虑瞒着。但是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疾病，也有选择治疗的权利，尤其是肿瘤已经被列入慢性疾病，随着有效治疗手段越来越多，肿瘤患者的生存期也越来越长，但这个前提就是患者能遇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这些刚刚成年的孩子，敢承担这样的家庭重任值得肯定，但他们也更应该懂得尊重父母的选择和决定。父母是经过风雨磨炼的一代人，他们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一切。
金晶： 人生苦短，不愿意自己的余生将就
后来有一天，放疗科的主任很含蓄地对我说：“你们俩晚上挺忙的，都在看文献吗？”我一惊，他怎么知道了？随即一想应该是有监控摄像头，于是问：“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看吗？”他说：“可以看。”我又问：“我能复印这些资料带回去给中国医生学习吗？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好的资料。”他竟然答应了。
所以在我女儿的成长过程中，爸爸妈妈都是缺位的。这些经历造就了她的独立，说得好听是她的一笔财富，但在父母看来，是对她很大的亏欠。
比如，孩子小时候总是黏我，我又老要值班，每次一出门，孩子就喊：“妈妈抱，妈妈抱。”那时候觉得自己都快累死了，哪有力气抱，就把她推开，现在孩子长大了，你想抱，人家都不让你碰了。所以，我总劝那些孩子还小的妈妈，趁孩子还需要你抱的时候，多抱抱。
好朋友说我傻，女人这么大岁数离婚，而且还没找好“下家”。其实这不是有没有“下家”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勇气去拒绝自己不想过的生活的问题。在做决定的那一两年，我也反复问自己，很多家庭都是这么忍到老，吵吵闹闹到老，别人都能忍，我为什么不能？
袁瑛： 每周留一天给自己，把生活和工作划个界限
我读书期间，担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的是郑树教授，她是我国肿瘤界著名的老前辈，从1984年开始做了13年校长。她对七年制医学生的培养做出一项大胆的改革：学生在7年的学习中，前两年在浙江大学就读，由理学院开课。郑校长推出这项措施是借鉴了自己在接受医学教育时很受益的那段经历——她1949年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时任校长是竺可桢教授，教生物的则是同样鼎鼎有名的谈家桢教授。她的大学时代，前三年在理学院生物系学习，后面再进入医学专业。她认为，这对打基础很有帮助。学生的思路灵活、开阔，而医学院的学生学的都是医用物理、医用数学、医用化学等，金字塔要想堆得高，离不开一个坚实宽阔的底座。所以，我们这一届七年制的学生，头两年是委托浙江大学培养，让我们得到足够的理科基础、现代实验技术和外语等的训练，第三年回医学院本部继续医学课程和临床学科的学习。
章真： 一个人连自己都能面对了，人生也就没有恐惧了
我这个人比较干巴，很多医生都能讲出很多感人的患者故事，但是我记不住，就连和我先生吵架时，他会说“你以前也这样”并能举出例子来佐证，等换我这边，他让我举例说明，我就接不下去了。
我觉得，一个人要到一定年龄、有一定阅历才会知道自己要什么。欧洲的孩子中学毕业会面临一次选择，是继续读书还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职业去接受职业培训，过几年你想读书可以再回来读。而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没有机会回头再选择。这就是中国孩子最大的悲哀，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要做很多决定，等有点明白自己要什么的时候却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太功利，一锤定终身。 我认为，可能国外的教育和中国的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普通孩子的成长方向。国外的家长和老师常常允许孩子多尝试几个方向；而在中国的很多家长和老师看来，孩子的成长方向只有一个。
后记
对于成熟、理性的成年人，对别人暴露自己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有足够真诚才敢如此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