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鼠疫剥夺了所有人爱的能力，甚至剥夺了友爱的能力。因为，爱要求一点未来，而我们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
·译序· 真理原本的面目
这里进一步说明了历史学家的笔法，特别强调客观性，不为追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事实。作者重申的这种写作态度，足以保证本书的宗旨和原则一以贯之，即我所说的通篇彰显的两大关目：普通人物唱主角，恢复真理原本的面目。这种创作理念，在《西绪福斯神话》这样的哲学著作中无法实践，于是加缪说：“你要想成为哲学家，那就写小说吧。”讲这话是有背景的，与其说是劝告别人，不如说是自勉。
第一部
如今，看到人们从早干到晚，余下的时间就去打牌、喝咖啡、闲聊，这样的生活恐怕再正常不过了。然而，也有些城市，也有些地区，那里的人时而会臆想别的事。一般来说，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只不过，总还有过臆想，这就比什么都强。奥兰则相反，看来是一座没有臆想的城市，亦即一座纯粹现代的城市。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具体描述我们这里相爱的方式。男人和女人，要么在所谓的做爱的行为中，快速地相互餍足，要么在婚约中长相厮守。这两种极端之间，往往找不到折中。
他跟妻子儿女说话全称呼“您”，对妻子彬彬有礼地冷嘲热讽，对两个继承人则要求唯他的话是从。
在鼠患期间，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现在却不置一词了。这是因为老鼠死在街头，而人则死在家里。报纸只注意街头发生的事件。
的确，天灾人祸是常见之事，不过，当灾难临头之际，世人还很难相信。人世间流行过多少次瘟疫，不下于频仍的战争。然而，无论闹瘟疫还是爆发战争，总是出乎人的意料，猝不及防。里厄大夫跟我们的同胞一样，也是猝不及防。必须这样来理解他的游移不决。也必须这样来理解他在担心和信心之间摇摆不定。面对一场爆发的战争，人们总是这么说：“这仗打不久，这么打也太愚蠢了。”毫无疑问，一场战争肯定是愚蠢到家了，但是愚蠢并不妨碍战争会持续很久。人若是不总为个人着想，那么就会发觉，原来愚蠢是常态。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又跟所有人一样，他们考虑自身，换言之，他们是人本主义者：他们不相信灾祸。灾祸无法同人较量，于是就认为，灾祸不是真实的，而是一场噩梦，总会过去的。然而，并不是总能过去，噩梦接连不断，倒是人过世了，首先就是那些人本主义者，只因他们没有采取防范措施。我们的同胞，论罪过也并不比别人大，只不过他们忘记了应当谦虚，还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这就意味着灾难不可能发生。他们继续经营，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能想到鼠疫要毁掉他们的前程，打消他们的出行和辩论呢？他们自以为自主自由，殊不知，只要还有灾难，就永远不可能自主自由。
即使在毫无偏见的人看来，他天生就是这块料，只配临时在市政府干些辅助工作，在平庸而又不可或缺的岗位上，每天挣六十二法郎三十生丁
当然，约瑟夫·格朗工作的动力并不是雄心大志，他用苦笑来保证这是实情。不过，靠正当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物质生活，又有可能做自己喜爱的事情而问心无愧，这种前景足令他心仪神往。如果说当初，他接受了推荐给他的这份工作，那也是有拿得出手的理由，可以说是忠于一种理想。这种临时的状态已持续多年，生活费用涨得厉害，而格朗的工资，虽经过几次普调，仍然很微薄。他向里厄抱怨过，但似乎没人予以理会。这里正表现出格朗的独特之处，至少显示他的一个特征。其实，他本可以提出主张，即使不要求他没有把握的权利，至少要求兑现向他做出过的保证。可是，首先，当初聘用他的办公室主任早已作古。其次，他这个职员眼下也想不起来，当时对他的许诺的确切说法。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约瑟夫·格朗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表达
按照他的说法，他尤其觉得不能使用“权利”二字，这是他硬气不起来的，也不能使用“许诺”二字，这可能意味他是要讨债，从而带有胆大妄为的色彩，同他卑微的职位不相称。另一方面，他又不肯使用“照顾”“请求”“感激”一类的字眼，认为这有失他个人的尊严。我们这位同胞找不到恰当的词语，就这样继续履行他这默默无闻的职务，直到有了一把年纪了。况且，同样按照他对里厄大夫所讲的，他在实际当中发觉，他的物质生活有了保证，不管怎样，只要量入为出就能凑合过去。
不管怎么说，约瑟夫·格朗所过的近乎苦行僧式的生活，归根结底，也确实让他彻底摆脱了这类忧虑。他得以继续斟酌他的词语。在一定意义上，他的生活完全可以称为楷模。无论在本城还是其他地方，像他这样总有勇气保持美好情感的人，真可谓凤毛麟角。他流露出来的少许内在的东西，就的确表明如今大家不敢承认的善意和忠诚
然而，要想表达如此简单的激情，随便一个词，他都得绞尽脑汁考虑。这种表达的障碍，最终成为他的最大心病。“噢！大夫，”他说道，“我多么希望学会表达啊。”每次遇见里厄，他都要这样重复一遍。
“当然了，”省长说道，“不过，我需要你们正式确认，这是一场鼠疫。”
白纸小布告，匆匆张贴在城里最不显眼的角落，从内容上很难看出当局正视这种形势。采取的措施也并不严厉，似乎特别迁就那种渴望——不要引起舆论的忧虑。政府的这项法令开头确也宣告，奥兰地区出现了几例危险的高烧症，眼下尚难确定是否传染。这些病例还不够典型，不能真正引人不安，毫无疑问，居民自会保持冷静。
因此，省长一刻也不怀疑，全体民众一定会通力合作，支持他的个人努力。
“您去瞧瞧，对他准有好处。我发觉他人变了个样。”“怎么回事？”“他变得有礼貌了。”“从前他没有礼貌吗？”
只见电文上写道：“宣布鼠疫流行。全城封闭。”
第二部
沉迷在人的愚蠢的自信中，并没有把这次离别放在心上，满脑子还是日常事务，讵料猛然发现，这一别就遥遥无期，再难重逢，也无法通音信了。因为，在省政府公布法令之前几小时，就已经封城了，自然照顾不了每个人的情况。这场疫病的突然入侵，可以说头一个后果，就是迫使我们的同胞今后所作所为，再也不带个人情感了。法令开始实施那天，头几个小时，省政府就应接不暇，大批申请者，有的打电话，有的找官员，都陈述各自的境况，而那些境况都同样值得关心，也同样不可能予以考虑。实际上，我们需要好几天才能明白过来，我们落到了毫无回旋余地的境地，什么“通融”“照顾”“破例”等词语都丧失了意义。
省政府考虑了数日，答复说可以返城，同时又明确指出，返城的人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重新离开：他们可以自由来，却不能自由走了。
他们不由得哀叹，自己竟然对情人的时间安排不甚了了；他们责备自己多么轻率，忽视去了解，佯装相信对一个恋人来说，心上人的时间安排并不是所有快乐的源泉。正是从这时候起，他们才能很容易地回顾自己的爱情，并审查其中的不足。在平时，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我们人人都懂得，没有什么爱情是不可自我超越的，然而，我们却情愿让爱情停留在平庸的状态，还或多或少心安理得。
譬如说，我们有些同胞就干脆屈从于另一种奴役，甘受晴天和雨天的支配。看那样子，他们似乎第一次直接受到当时天气的影响。金色的阳光寻常的一次光顾，就让他们兴高采烈，可是一碰到下雨天，他们的脸上和思想上也都阴云密布了。几星期之前，他们还能避免这种软弱的表现，不至于这样不理智地受制于天气，因为那时候，他们不是单独面对这个世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置身于他们的天地的前面。反之，从这一刻起，他们显然听任变幻无常的老天的摆布了，也就是说，他们无论伤心痛苦，还是心存希望，都没有来由了。
“看来我打扰您了，”朗贝尔又说道，“我只是想问问您，能否给我开一份证明，确诊我没有感染上这种可恶的病症。我认为这也许能帮上我的忙。”
“您要相信，您的心情我理解，”里厄最后说道，“不过，您讲的理由没有什么说服力。我不能给您开这份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感染了这种病症，还因为，即使您还没有感染上，我也无法证明您出了我的诊所，直到您走进省政府这段时间，就不会受到感染。况且，即使……”“况且，即使？”朗贝尔问道。“况且，即使我给您开了这份证明，您也未必用得上。”“为什么？”“就因为在这座城市里，像您这种情况的有数千人，然而，不可能都放他们出城。”“如果他们本身没有感染上鼠疫呢？”“这种理由不充分。我知道，这场变故很荒谬，但是涉及我们所有人。那就得既来之，则安之。”
里厄没有立即应声。继而，他说自认为体会到了。他竭尽全力渴望朗贝尔同他的妻子团圆，渴望天下有情人都能相聚，但是，还有政令和法律，还有鼠疫，他的职责所在。要做他应做的事情。“不对，”朗贝尔痛楚地说道，“您理解不了。您满口大道理，是在抽象概念中打圈子。”
可是大夫一走，家人就关上房门，他们宁肯同鼠疫相厮守，也不愿和患病的亲人分离，因为他们现已知道分离的结果是什么了。喊叫，勒令，警察介入，接着动用武力，破门掳走病人。
参加祈祷的人，大多数都认可一名信徒在里厄大夫面前讲的话：“不管怎么说，这也不可能有什么害处。”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就连塔鲁本人也在笔记中记下，在类似的情况下，中国人就敲锣打鼓送瘟神，然后他也指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事实上，鼓声是否比预防措施更有效。接着，他仅仅补充这样一句：必须弄清楚是否存在瘟神，这个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而我们在这方面无知，有多少见解也都是无稽之谈。
更值得注意的是，朗贝尔也同样注意到了，在灾难最猖獗的时候，政府的一个办事机构还能以什么方式继续办公，还像往常那样自作主张，最高当局还往往不知道，而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这个办事机构就是为了办这种事而设立的。
帕纳卢神父的讲道，塔鲁也做了笔记，并且附有如下的评论：“我理解这种赢得好感的热忱。灾难初起和结束时，有人总要耍耍嘴皮子。灾难初起的时候，习惯还未丧失，等到灾难结束时，习惯又已经恢复了。只有在灾难最严重的时候，大家才实事求是，也就是说保持沉默了。等着瞧吧。”
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来自愚昧无知，善意如不明智，就可能跟邪恶造成同样的损害
人无知只有程度之分，这就是所谓的美德与恶行了。最可恨的恶行就是愚昧无知的行为，自以为无所不知，因而自赋权力杀人。
是的，他疲惫不堪，全副精力耗在推敲词语上了。
科塔尔忽地站起身，一脸受触怒的神态，拿起他的圆帽，来了一句：“我不是干这行的。”接着，他又操起虚张声势的口气：“况且，这样闹鼠疫，我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要掺和进去，出手遏制鼠疫。”
第三部
希望体面地安葬亲人，这种意愿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普遍，如果说那种安葬法起初给民众的精神造成苦恼，那么幸而过了不久，食品供应成为最难解决的问题，居民的注意力便为之转移，忧虑这种更急迫的事了。大家想要吃饭，就得排队，走各种门路，办各种手续，精力全被占用了，也就没有闲工夫去想周围的人如何死法，自己有一天死了怎么办。这样一来，物资匮乏原本是坏事，随后又显出其裨益来。大家都看明白了，如果不是鼠疫这样蔓延，本来什么事都可以心满意足。
可见，丧葬的组织工作有条不紊，省长表示相当满意。他甚至还对里厄说，看历史记载，从前发生鼠疫，尸体堆在火车里，由黑人运走；比较起来，说到底，这里要好多了。
实话实说，鼠疫剥夺了所有人爱的能力，甚至剥夺了友爱的能力。因为，爱要求一点未来，而我们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
第四部
他的敏感性失控了。大多数时间，他的敏感受到约束，显得冷酷无情，因而逐渐衰微，将他抛给他再也掌握不住的冲动。他唯一的护身法，就是躲避在这种冷面硬心肠后面，收紧自身所形成的纠结。他很清楚，正因为有这种好方法，他才得以干下去。此外，他并没有多少幻想，而劳累又夺走了他尚存的幻想，只因他心里明白，值此他看不见尽头的时期，他的角色不再是治病救人，而是做出诊断。发现病情，看到征兆，描述并记录下来，然后判为绝症，这便是他的任务。
一些患者的妻子抓住他的手腕，哀号道：“大夫，救他一命吧！”然而，他职责所在，不是为了救命，而是命令隔离。
“您的心肠太狠了。”有一天别人对他这样说。其实不然，他心肠很好。正因为有这样一副心肠，他才能每天坚持工作二十小时，眼看着生于世上的人一个个死去。正因为有这样一副心肠，他才能周而复始，每天从头做起。从此往后，他的好心肠刚刚够他维持工作。这样一副心肠，怎么还有余力救人一命呢
在闹鼠疫之前，大家接待他，如同接待救命恩人。他给打一针，再给三片药，就把人给治好了，病人家属紧紧搂住他的胳膊，沿走廊给他带路。这恭敬有加，但是也危险。现在则相反，他去患者家，要带着几名士兵，敲门必须用枪托，人家才肯开门。他们恨不得拖着他，拖着全人类，跟他们一起同归于尽。
这种想法不管对错，总归能让科塔尔保持好心情。只有一件事他不希望发生，那就是同其他人分开。他宁肯同大家困在一起，也不愿意独自去坐牢。现在闹了鼠疫，就谈不上暗中调查，立档案，填卡片，秘密审讯并立即逮捕了。严格说来，这里没有了警察，也没有了新旧罪案和罪犯，只有坐以待毙的患者，等待着极其专断的特赦，其中就有那些警察。
他们当中哪个每次说话，纱布口罩就鼓起来，对着嘴的部位也随之潮湿了。因此，这种谈话颇显得虚幻，仿佛雕像在对话。
“请您原谅。真的，疲劳也是一种疯狂的形态。在这座城市里，有些时候，除了反抗，我没有别的感觉了。”
“不，神父，”他说道，“对于爱，我另有看法。我誓死也不会爱这个让孩子受折磨的世界。”
这样的隔离营，城中还有好几座，叙述者没有第一手材料，为谨慎起见，不能再多说什么。不过，他所能讲的，就是那些隔离营的存在，从那里散发出来的人的气味，黄昏时分高音喇叭震耳欲聋的声响，神秘的围墙，以及那些被打入另册的地方所引起的恐惧，都沉重地压抑着我们同胞的精神，给所有人平添了慌乱和忧虑。跟当局发生的争执和冲突也越来越频繁了。
老人告诉他们，有些人并不同意当局的做法，总是同样一些人捞油水，总是同样一些人受罪，总用瓦罐打水早晚得碎，他说到这里，还搓着双手补充道，很可能要出大乱子。他趁着大夫给看病的工夫，嘴上不停地评论时事。
父亲，对我关怀备至，我甚至相信他还试图理解我。
总之，他不算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现已不在人世，我明白了他这个人的一生，即使不能说是个圣人，也不能说是个坏人。他介于两者之间，仅此而已，对于这种类型的人，大家都有一种适度的好感，正是这种好感能让人继续下去。
我几乎什么也不听了，感到有人要杀死这个大活人，一种强烈的本能，像浪涛一样，把我卷向被告那边，带有一种固执的盲目性。直到我父亲开始宣读公诉状，我才真正清醒过来。“我父亲穿上红色法袍，完全变了个人，和善、亲热，统统不见了踪影，他满嘴冗长的语句，像蛇一般不断爬出来。我听明白了，他从社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甚至要求砍下这个人的脑袋。不错，他仅仅说：‘这颗脑袋就该落地。’不过，归根结底，这没有多大差异。
恰恰相反，行刑队靠近要被处决的人，相距只有一米五，这您知道吗？犯人若是往前跨两步，胸口就能顶到枪口，这您知道吗？这么近的距离，行刑队员的枪口又都对准犯人的心区部位，他们一齐开枪，射出的大型号子弹能将人胸口打出个大窟窿，拳头可以伸进去，这您知道吗？不，您不知道，因为那是细节，大家都不讲。
于是我想明白了，在这些漫长的岁月中，至少我始终是个鼠疫患者，而我还恰恰以为，自己全心全意在同鼠疫做斗争。我得知自己间接地同意了数千人的死亡，甚至煽动杀死他们，即认为必然导致他们死亡的行动和原则是正确的。而这种事，其他人似乎没有什么碍难，或者至少，他们从来不会主动提起。可是我，嗓子眼却发紧。我同他们在一起，又深感孤独。有时我表明自己的顾虑，他们就对我说，必须考虑这是一场什么博弈，他们向我摆出的理由往往惊心动魄，好让我囫囵吞枣那样接受。不过，我回答说，那些高贵的鼠疫患者，那些身穿红色法袍的人，他们在这种判决中，也同样有充分理由；如果我赞同普通鼠疫患者提出的不可抗拒的理由和必要性，那么我也不能拒绝高贵的鼠疫患者陈述的理由。他们就向我指出证明穿红袍的人有理的好办法，就是让他们独自掌握判处的大权。可是我心想，让步一次，那就没有理由停下来了。我觉得历史证实了我有道理，如今，都在比谁杀人最多。他们全都在疯狂地杀戮，而且也不可能换一套做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仅仅发现，今天，比较而言，即使好人也难免杀人或者被杀，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逻辑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致人死亡。是的，我依然感到羞愧，我领悟了这一点，也就是我们所有人都陷入鼠疫中，我丧失了宁静，至今我还在寻找这种宁静，尽量理解他们所有人，不要成为任何人的死敌。现在我仅仅知道，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以便不要再成为一名鼠疫患者，唯独这样，我们才能期望安宁，得不到安宁就安详地死去。唯独这样，才能给人宽慰，即使拯救不了人，起码也尽量少给他们造成伤害，有时甚至给他们做点好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有理或无理的杀人行为，也不为杀人的行为辩解。
从现在起到那时候，我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毫无价值了，而且从我放弃杀人的那一刻起，我就判处自己终身流放了。历史将要由其他人来创造。我也知道，恐怕我审判不了那些人。我缺乏一种特质，不能成为一个通情达理的杀人者。
第五部
因为他了解这欢乐的人群并不知晓的事实：翻阅医书便可知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中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死去，给人带去灾难和教训。
·附录· 加缪生平与创作年表
受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的影响，加缪开始构思长篇小说《鼠疫》。他在《介绍赫尔曼·麦尔维尔》的文章中写道：“这是人所能想象出来的最为惊心动魄的一个神话，写人对抗恶的搏斗，写这种不可抗拒的逻辑，终将培育起正义的人；他首先起来反对创世和造物主，再反对他的同胞和他自身。”
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加缪在《战斗报》撰文：“机械文明达到了野蛮的极点，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必须抉择：要么集体自杀，要么聪明地利用科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