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书中间有点重复，感觉主要内容在前几章…… 但是后面也值得一看，比如诸葛亮部分。
第一章 “理想国”与“理想民”
1．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封建贵族有可能与皇权正面博弈，形成较为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进而有可能诞生私有产权之类的概念。但官僚集团一方面是皇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秦制所追求的是“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 2．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这段话的大意是：财富的流出渠道必须单一，必须由政府控制，也就是“利出一孔”，不能让百姓有多余的钱，不能让他们有发财的渠道。政府做到了“利出一孔”，就可以“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恩赐与剥夺、贫困与富有全由君王决定，百姓才会视官府为日月，爱君王如父母。
商鞅的“理想国”：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
商鞅在秦国两年时间毫无进展，直到通过贿赂秦王的宠臣景监，才见到了秦孝公。
这一套变法措施的核心目的，都是提升秦国对资源（包括人力与物力）的汲取能力。秦国致力于消灭国内的贵族。秦民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人力物力，给国家添砖加瓦。
“六虱”的概念见于《商君书·靳令》，具体是指六种危害国家的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些东西在今人眼中属于最基本的人类文明，但在商鞅眼中，却构成了对国家强盛的威胁。
所以，统治者必须在百姓违法之前，提前实施刑罚，如此才不会出现“大邪”；统治者必须赏赐告密的百姓，如此才不会忽略“细过”。统治百姓，能够做到“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国家就会强盛。
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是第一次将“告密”纳入国家制度，也是第一次将“事前惩罚”制度付诸实施的变法。
汉文帝与众臣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以宽厚为务，以告密为耻，上行下效数十年，才使得“告讦之俗易”，社会上的告密风气得到纠正。事前惩罚制度也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罪疑者予民”（近似于疑罪从无）。
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力富）；富有之后，就会放纵、贪图安逸（淫），然后国家有“虱”，就不能强盛。所以，百姓富裕了，就不易役使，那就让他们拿出粮食来顶替外出服役。他们重新陷入贫穷，就不会怠惰，“六虱”就不会产生。所以，让国家富有，使百姓保持贫穷的政策，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也就是说，商鞅主张将百姓的生活水准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
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论。百姓越弱、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逻辑。
不要在战功与农耕的收成之外，以任何理由赐予官爵，尤其不可让百姓有机会通过知识来提升阶层。久而久之，百姓就会很自然地鄙视学问、专心务农。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
百姓反对变法时，商鞅曾把他们抓起来坐牢，甚至砍头；百姓转变立场，称赞变法，又被商鞅抓起来流放边关。反对不可以，歌颂也不可以，目的是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百姓不能议论，就会减少思考。
商鞅之后，将弱民、贫民、愚民之道进一步具体化，使之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的人是韩非子。韩非子建议，应该对百姓实施改造。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韩非子的逻辑了：这六种人有自己的追求，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对追求最大限度汲取人力、物力的秦制政权而言是有害的。
“禁心”的意思，韩非子的解释是“远仁义，去智能”，具体说来就是一手控制资讯，一手灌输错误逻辑，二者结合可以做到无往不利。比如，东汉时期用五斗米道统治汉中的张鲁就深谙韩非子所述的“远仁义，去智能”的手段。五斗米道发展信徒的办法是让信徒“有病自首其过”，但张鲁不会告诉信徒有些病是可以自愈的——这就是在控制资讯。只要有人在自我反省后病愈，单纯的先后关系就可以被张鲁渲染成因果关系。病好了是五斗米道的神力，病没好是自己反省不够，这就是在灌输错误的逻辑。
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而讳言自己是商鞅、韩非的信徒，是中国两千年秦制时代的常态。
第二章 胡亥亡国的技术分析
秦政的残暴在于制度化伤害
它对内施政的核心诉求可以简单归纳为三点： 1．强化管控； 2．增加汲取； 3．减少乃至回避义务。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开始实施严格的国家授田制度。土地的所有权被国家垄断，秦民只能由国家赐予土地的使用权，而不能获得土地的所有权。
自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一百余年是一个秦民无处逃遁的时代。皇（王）权通过土地国有建立起严密的户籍制度，再通过官吏系统层层传递，将控制与汲取的意志输送到底层，最后由“啬夫”之类的基层官吏负责将之落实。
无论秦民干什么说什么，总有一款秦律适合你。
这也正是秦朝（国）内政真正的残暴之处。所谓的“天下苦秦久矣”，重点并不在焚书坑儒、修长城等突发性的暴行，而在于“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的制度化伤害。只有明白了制度化伤害的严重性，才能理解刘邦入咸阳后的首要之务为何是公开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当然，待到夺取天下，刘邦又抛弃“三章”，重新拾起了萧何制定的改良版秦律。
对统治者而言，礼乐、诗书之类的东西容易铲除，但孝悌关系到秦民的养老，而养老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特别考量的事情。
然而，一个社会没有了孝的风气，绝不会只是百姓的道德素养出了问题，也绝非用法律强制百姓孝顺父母就可解决问题。秦人不孝的根源在于秦制的汲取与控制太过厉害，在于其弱民、贫民的政策太过残酷。不改变政策，寄希望于用法律手段强制秦人尽孝，实属缘木求鱼。
其实，对秦朝（国）而言，秦民的不孝之风是否有所改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把孝写入法律，将事关社会稳定的养老的负担成功转嫁在秦民身上。
东方六国的百姓鲜少有人愿意主动投奔秦国的怀抱，因为做秦民实在太苦。也就可想而知，在秦二世的时代，那些被纳入秦帝国时日尚浅的“新秦民”仍存有对昔日时光的怀念。他们体验过更多的自由、更轻的赋役、更松散的控制，见识过更好的生活，他们的记忆还没有还没有完全消失。
或者说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六国之地造就出“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
第四章 游士消亡与秦制回归
据他讲，往年朝廷一增加海租，海鱼就不出现了，当地的长老还说：“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说的是汉武帝时，朝廷垄断海场，搞起了官营捕鱼，结果鱼都消失了。后来恢复民营，允许百姓自行捕鱼，鱼才再次出现。
第五章 西汉知识界对秦制的批评
正是天下百姓的群聚为盗迫使刘彻停下了无休止的对外战争，将注意力转向内政。他颁布了严酷的“沈命法”，若有地方官的辖区内出现盗贼，而他不去捕剿，或捕剿了却没有成功，那么“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辖区内的地方官自上而下全部得死。但是，高压政策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底层官吏趋利避害，从此“虽有盗不敢发”，因担心无法剿灭而受到诛杀，他们干脆不再报告境内盗匪的情况。州郡官员同样怕受牵连，乐于与底层官吏合谋，隐瞒所有关于盗匪的情报。于是“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真实的世界已然鼎沸，奏疏里的世界处处太平。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便是，刘彻在位的 54年里，“人口能保持正常增长率（约每年增长 0． 7%）的只有 7年，低于正常增长的有21年，而人口减少或毫无增长的有 26年”。
官僚们说：俸禄不足一把米的人不配谈论治国之道，家中存粮不到一石的人没资格商议天下大事。你们这些儒生穷困潦倒，衣冠尚且难以齐全，哪里懂得国家之政、州县之事！
盐铁会议期间，贤良、文学不断地重申藏富于民的理念，将批评矛头集中指向了盐铁官营、国家均输等政策，即由朝廷直接经营或间接控制工商业。桑弘羊等官员则不断强调，正是自己藏富于国的经济政策造就了武帝时代的辉煌。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坚称，自己搞均输是一件“平万物而便百姓”、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贤良、文学却毫不留情地指出，他这是赤裸裸的谎言：以前向百姓征税，只征收他们出产的东西，不征他们没有的东西。农夫缴纳农产品，妇女缴纳纺织品。现在，均输法名义上是在当地征收特产，但均输官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其实际做法是不收当地出产的东西，改为索取当地无法生产的东西。老百姓只好贱卖掉自己的产品，去市场（实际上也是由官府经营）上购买均输官要求的东西。
换言之，所谓的均输法不过是朝廷以其“无远弗届”的权力在经济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垄断，操纵物价，贱买贵卖，以牟取暴利。自此，西汉的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全面商业化、逐利化，民营经济则彻底萎缩、集体退场（据《盐铁论》的记载，与官府合作囤积居奇的商人仍部分存在）。
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说的人多了，皇帝也终于慢慢失掉了自信，开始怀疑甚至默认自己的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汉哀帝刘欣就是那个失掉了自信的皇帝。
第六章 天下归心与天人共弃
所有这些手续，都是为了确保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崔自当不会逃往匈奴。审查崔的经济状况和犯罪记录，是为了确保他没有逃亡的动机，而且崔只能在居住地和特定的目的地之间流动。毕竟，只有将人口控制在汉帝国的疆域以内，汉帝国才是真正的帝国。
小民崔自当出门的故事，显示了汉帝国对自己在边境地区的统治并无自信。
王莽能够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与他近乎变态的政治表演有直接关系。比如，在遭汉哀帝逐出京城、在封地闲居期间，王莽曾逼迫儿子王获自杀，原因是王获杀死了一名家奴。这样极端的做法给王莽带来了极高的声望。
所以，一切都显得水到渠成。公元 8年腊月，王莽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拥上了帝位。新莽取代了汉，长安城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没人在意王莽受禅前夕的那些弄虚作假（比如盲流哀章伪造了受禅天命），那些都是无足轻重的细节。重要的是，上古的禅让终于重现，一个“内圣外王”的领袖终于诞生，一个有别于“以霸王道杂之”的时代即将到来。
但对王莽的权位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受到损害的主体是百姓而非权贵、官僚集团，后者才是王莽的统治基础。
做学问只重视书中表达的思想主旨，不玩割裂章句、附会谶纬的把戏。而且，他非但自己不玩，还两次冒死上奏，劝谏光武帝也不要玩。
第七章 皇权、宦官与士人
就统治技术而言，秦制王朝的亡国原因，总结起来无非三条： 1．外敌的压迫或入侵； 2．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统治基础）发生分裂； 3．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第一条大体属于不可抗力，第二、三两条大体属于统治技术问题。具备其中任何一条，都有可能导致秦制王朝的灭亡；如果同时具备两条、三条，灭亡的概率更大。
包括曹腾在内的宦官如此发迹，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东汉帝国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分裂发生的具体逻辑简述如下：秦制时代，与利益分配直接相关、最重要的权力莫过于人事权。东汉建国，以察举、征辟取士，人事权本由皇权和世家大族共享，大体的操作流程是后者举荐、前者盖章。
介绍以上内容，不是为了证明宦官集团其实挺冤，士人群体也不是好人。士人群体中有反秦制的，宦官集团中也有洁身自好的。但若将二者作为整体来审视，则士人群体也罢，宦官集团也好，都是统治集团的一分子。他们之间的惨烈杀戮，究其实质是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
张让的责问只是自我粉饰的遁词，宦官集团协助皇帝敛权、敛财，对东汉政治的全面败坏负有非常直接的责任。但这一遁词也确实道出了以士人为主体的官僚集团同样非常腐败（不过，士人集团中尚有许多怀有政治理想、不甘堕落者，而宦官集团中这样的人则极少见）。
第八章 如何自群雄中胜出
重量的下降意味着蜀汉敛财力度的加重。为了维持敛财力度，除了用严刑峻法构筑高压统治，诸葛亮还有一个袭自商鞅、韩非的诀窍——平等的贫穷。所谓平等的贫穷，简言之就是在百姓当中制造一种印象：社会不富裕，但社会是平等的。下层百姓每日只能吃一顿干饭，上层官僚每日也只能吃一顿干饭。
这样重学识、讲修养、有大儒之风的人物在曹丕、曹叡父子主政的时代却穿起了女装，闹得洛阳城中无人不知。史载，何晏不但“好服妇人之服”，被人斥为“妖服”，还“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
何晏仅存的两首《言志》诗，一首说自己“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一首说自己“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其惴惴不安、朝不保夕、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可以说是相当明显。涂脂抹粉，穿上“妖服”，成了何晏自污求存的无奈手段。从何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名士抛弃了阳刚之美，转走阴柔路线。皇权既然以集权为阳刚，追求阴柔的审美也就自然成了臣僚寻求政治安全的常规路径。
南北朝的情况也大体相仿。理想无处安放，有志者遭逆向淘汰，留存在权力游戏之中的人为了让皇权（或皇权的代理人）放心，也只好“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阴柔之态表示自己胸无大志。
第九章 控制与汲取的“进化”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创设进士科，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科举取士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作为秦制最重要的一次完善，科举制度给了普通读书人一种“我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的幻象。这种幻象极为坚固，以至于清廷取消科举之后，很多读书人对新的教育体制充满了抵触情绪。
科举之于清帝国，既在于造就一个由士构成的统治基础，也在于给士制造一种幻象，让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这种幻象没有年龄限制，每三年举行一次。无论落第多少回，只要还活着，似乎就仍有成功的机会和希望。换句话说，与其说它是一条上升通道，不如说更像是安慰剂，成功地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1905年之前，包括刘大鹏在内的上百万读书人（以获得“生员”资格为准），就安安静静地活在这样的幻象里。
元代统治者对中原王朝的秦制不甚了解，虽也开科取士，但只学了形式，未能真正制造出“永远有机会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的幻象。
其实，清朝之所以废除科举，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将读书人从“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的幻象中解放出来。只有读书人得到了解放，抛弃了八股，转而与近代制度文明、科技文明接轨，国家才有自强的希望。
这次变法的核心驱动力仍然是明朝政府的钱不够用了。钱为什么会不够用？自然是因为朝廷的开销没有节制，一年多过一年。朱明皇室疯狂生子，朝廷供养他们的费用以几何级数递增。百姓不堪重负，不断逃去依附官僚地主。朝廷能够征税的户口基数越来越少，开支的费用却越来越大，那么平均摊派到每户头上的赋税就只能越来越重。结果就成了恶性循环。
自秦汉至明清的绝大多数变法是奔着为朝廷增收而去的，但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其中一个难得的异数。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改革，主要目的不在敛财，而是想要缓解民生疾苦、整顿腐朽的官僚系统。
官僚是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的利益与皇权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皇权希望官僚尽职尽责，替自己运作人力、物力的汲取体制，维持统治的稳定，但官僚往往更在意任内不出事和捞足钱。论资排辈，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的规则很符合官僚的利益，但未必符合宋仁宗的利益。这些规则带来了“冗官”（人员严重超编）、“冗费”（财政不堪负荷）和玩忽职守（反正熬够时间就可以升迁），对宋仁宗追求的统治稳定显然都是不利的。这是宋仁宗支持范仲淹改革的主要原因。
第十章 王朝的盛世潜流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杜佑撰《通典》中又说天宝年间“所在隐漏之甚也”，许多百姓将自己藏了起来，躲避朝廷，原因是“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朝廷的政策只顾眼前的汲取，没有更长远的考虑。
自秦汉至明清的所谓“盛世”大体如此。当然，有地方可以逃亡来躲避朝廷，终究要好过无处可逃、只能去做盗贼的时代。这也是开元盛世何以成为杜甫怀念对象的重要原因。
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在做着殊死搏斗。朝廷控制下的大多数人口长期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面积没有大幅度的增长，农作物的亩产量也没有质的飞跃，无论先民们如何披星戴月， 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这承载既包括满足百姓免于饥寒，也包括满足统治集团的横征暴敛。
传统的历史叙述对皇权有着浓厚的仁政情结，认为治世、盛世一定是仁政的结果，实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误区。当中国土地上的人口从6000万锐减至1000多万，任何智力正常的君主，只要他没有丧心病狂，都可能实现所谓的文景之治或光武中兴。贞观之治也是同样的情形。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缓和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时代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增加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于是，生产力和生殖力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自唐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盛世”的到来恰恰用了二十来年。一切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既不必说贞观之治有多伟大，也不必谬赞李世民有多英明。
其实，贞观时期的君臣自己也很清楚贞观之治的含金量。
史书上的“贞观之治”有两个重要标签：民生丰足与从谏如流。民生丰足的含金量已如前文所述，下面再说一说从谏如流的含金量。
士大夫希望君王寡私欲而好仁德。李世民善于纳谏、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论”与“水舟关系论”深入人心，看起来也很符合寡私欲以弃巧利的圣君标准。不过，如何说是一回事，如何做又是另一回事。
贞观五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李世民突然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了日程。民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李世民称赞了戴胄的直言，并提升了他的官爵，也没忘了兴建洛阳宫，且极为奢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纳谏”游戏之中，李世民与他的臣僚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频繁进谏，极力想要压抑李世民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轨道。李世民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几乎无不大加赏赐，行动上却又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了谏臣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他想修筑新的别宫，也仍然会修。
追溯起来，唐太宗君臣形式主义的“进谏—纳谏”游戏实始于玄武门事变之后。彼时的李世民急于打造自己帝位的合法性，遂与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士大夫们一拍即合，开启了一场从谏如流的表演秀。李世民不断纳谏，不断奖赏进谏者，但对执行进谏的内容一直兴趣索然。随着在位时间越来越长，帝位的合法性越来越不是问题，李世民也渐渐不想再玩这种游戏。
李世民想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同时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形象。为兼顾二者，他选择一再违制向史官索求与自己相关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他要求阅读国史，被谏议大夫朱子奢驳了回去。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良自己起居注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
最终，他如愿以偿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也对国史如何纂修给出了自己的指导意见。
但贞观之治的士大夫仍然是幸运的，至少，李世民愿意陪他们玩这样的形式主义游戏。
自秦汉而下，中国古代的大城市有两个基本特点： 1．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由政治权力推动建筑，在布局与管理上完全遵从权力的意志。 2．城中不存在独立的市民群体，也没有独立的经济结构。城中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商业全部依赖城中贵族的消费而存在，是政治权力的附属品，从业者与行业俱受到政治权力的严格管控。
用日本学者妹尾达彦的话说就是：“长安城的建筑原本就不是以居民生活为出发点的，而是根据 6世纪末到 7世纪初王都的理念，设计建成的一座宏伟的理想都市。”
大约在同期，还出台了另一项赋税上的优惠政策：“外蕃之人投化者，复十年。”( 70)前来大唐，且接受归化的外国人可以享受免除十年赋税的特权。十年后，再与华夏百姓承担相同的赋役。
第十一章 另一个造极之宋
市易司的贷款已经让许多开封百姓家破人亡，朝廷之前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把被抵押的房屋还给百姓，还放宽政策，允许他们按月还贷。这本是仁政，谁知没搞多久，又出政策说除了偿还本金和利息，还得按月缴滞纳金。滞纳金才搞没多久，又闹着要搞“大拘掠”，朝廷的政策怎么可以这样变来变去，毫无信用呢？
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队、官僚和皇室、贵族（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僧尼、道士）构成了开封城核心的消费人群。城内的其他居民，也就是普通百姓，则主要靠给这些人提供服务来维持生计。开封是一座没有产业的城市，它几乎完全依赖“公务员消费”来维持运转。这一点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孟元老笔下的开封有着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奢侈消费，但几乎没提到任何其他产业。若将吃财政饭的群体集体撤离，开封的繁华就会瞬间崩塌，整座城市也会瞬间失去活力，归于死寂。
也就是说，宋都开封是一座纯消费型的城市，它的活力的源头是权力集团的极尽奢靡，它的繁华背后是全国税赋源源不断地输入。
王安石对宋神宗说，开封的茶叶生意是控制在茶行手中的，茶行则由十多户有官僚、权贵背景的大商人控制。外地商人运茶来京，首要之务就是去拜见这十多户大商人，请他们吃饭喝酒，以亏本的低价将茶叶卖给他们，来博取他们的欢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允许，将剩余的茶叶定个高价，再卖给城内茶叶行会里的那些“下户”。王安石说，不但茶行这样玩，城内其他行业“盖皆如此”，全是这样的套路。
也就是说，官府吸行会的血，行会的控制者们一头吸外来商人的血，一头吸行会底层成员的血。开封城内的行会控制者又大多有官僚背景，或是权贵的亲戚，或是高官的代理人。
第十二章 明太祖猛于虎
曾几何时，刘基的心中是有一个“理想国”的，也一度以为朱元璋是一个可以托付理想的明君。在《春秋明经》里，刘基描述过他期盼的君臣关系。他说，自己信奉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坚信忠之大者是“以道事君”。君臣之间必须要以“礼”相待，“礼”就是不能徇私，因为彼此是公事上的上下级关系，不是私人间的主仆关系。臣与君共事，要以“忠”自处，“忠”是站在公事的立场上责难、批评和提意见，不是阿谀、承顺与唱赞歌。( 9)遗憾的是，朱元璋要的忠与刘基愿意奉行的忠并不是同一种东西。朱元璋要的忠是写在侮辱刘基的诏书里的那些鬼话与浑话——臣须永远无条件服从“国之大体”，也就是永远服从皇帝，永远奉皇帝的意志为绝对真理。冲突的结果是朱元璋的屠刀战胜了刘基的信念。
需要注意的是，朱元璋只赋予了百姓捉拿污吏的权力。但对待贪官，他的政策仍然相当保守。
稍后，在那篇著名的《大诰·乡民除患》中，朱元璋第一次明确“发动群众”，同时也限定了百姓有权捉拿的对象：“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 17)只有胥吏和顽民，官员并不包括在内。简言之，朱元璋发动群众告发的范围只限于污吏。对于贪官，群众是没有权力捉拿的，只能走传统路径告状。许多野史笔记及通俗历史读物未能注意到这一点，过分夸大了朱元璋的“群众反贪运动”。愤怒的百姓冲进官衙，把贪官抓起来绑送京城，这样的场景并不存在。
朱元璋的“猛”还表现在他敢于开创先河，公然删节《孟子》。删节的原因是朱元璋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
以上所列40条被删除的内容全部引自容肇祖 1947年发表的文章《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被删除的内容后括号中的简略解读是笔者所加。容肇祖将被删除的内容归纳为十一项： 1．不许说人民有尊贵的地位和权利； 2．不许说人民有可以报复暴君的权利； 3．不许说人民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权利； 4．不许说人民有生存的权利； 5．不许说统治者的坏话； 6．不许说反对征兵的话； 7．不许说反对捐税的话； 8．不许说反对内战的话； 9．不许说政治黑暗； 10．不许说行仁政、救人民； 11．不许说君主要善良，若风俗败坏，君主要承担责任。
第十三章 东林挽歌
自天启年间（ 1621— 1627年）开始，朝廷即致力于将东林党人形容为一群无事生非、沽名钓誉之人。至乾隆时代，更是借修《四库全书》的机会，由皇帝钦定，将东林党人定性为明朝灭亡的核心原因之一。“明朝亡于东林党”的论调之后在中国知识界不断发酵，形成了如下针对东林党人的集中批评： 1．东林党专注党争，只批评，不建设，且批评多集中在道德层面。相比之下，魏忠贤的阉党更为实干，延缓了明帝国的崩溃。 2．东林党人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对灾民的悲惨遭遇视而不见，一味阻挠朝廷征收商税、矿税，实为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3．东林党不考虑国家前途，以道德为出发点，为了反对而反对，决不妥协。国本之争，考察、任用官员之争，抑制矿监、税监……一言不合就抵制加捣乱，阻碍政务的正常开展。这些批评与史实是不符的。
第十四章 雍正密折治国
朝廷的调查缘于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的一道折子。当雍正皇帝借着摇曳的烛光在田文镜的奏折里读到关于翟世有的汇报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种巨大的满足感瞬间充溢胸间。在那道长达一千二百余字的《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中，雍正皇帝将那乡野间的拾金不昧上升到理论高度。他大发感慨地说，孟津翟世有拾金不昧的事情充分说明朕这些年来尽心竭力、耗尽心神的教化工作取得的胜利，“乃风俗休养之明征，国家实在之祥瑞”，并大力称赞田文镜这些年在河南“奖劝”民风功不可没。
康熙对自己的判断力极为自负，不止一次言及自己在甄别真伪方面的经验极为丰富，自信“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雍正对自己的判断力的自信远甚于康熙。
利用密折制度，雍正将清帝国的核心官员全部纳入自己的间谍网络之中，官员们的一举一动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同时，他也成功将自己丢入了如山的垃圾奏折之中。
雍正的十三年皇帝生涯，可以说是埋头批阅垃圾奏折的十三年，每天批复奏折的平均文字量高达八千字。
这些严厉的斥责不会起效。皇帝既然要“以一人治天下”，臣僚也只好玩“以天下奉一人”，事事禀报，等待皇帝圣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