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言行不一，嘴上说得很好，却不肯去实行，他们制定的原则是要别人去做的，对他们自己并不适用。他们特别善于说谎、伪装和欺骗，萨特、德·波伏娃、罗素、海明威、高兰茨是突出的典型，他们的回忆录是完全不可信的。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美化中最危险的地方，是他们用似乎是惊人的坦率和承认有罪来麻痹读者，比如托尔斯泰的日记，虽然好像是诚实的，但实际上它们隐瞒的比披露的要多得多。
译者序
毫无疑问，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没有现代社会；可奇怪的是，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贡献常常被人忽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似乎并不很高，而对知识分子的调侃和讽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可以收集到一大堆妙言警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盟军总司令、后来又当上第 34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就说过：“我听到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
布莱希特除了自己的名声，其他什么也不关心，他说：“人们饿死关你什么事，一个人应该有所成就，应该使自己出名。”他两面三刀，周旋在两大敌对的阵营之间，终于从各个方面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奥地利的护照、东德的支持、西德的出版商、瑞士的银行户头。
以坦率诚实自命的罗素“不顾他的高龄，仍在追逐他遇到的每一个穿裙子的人”，而且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罗素把他的一笔笔收入都记载在一个小本子上，放在贴身口袋里，心绪不佳时就掏出来仔细翻阅，称之为最有益的消遣。
不能不承认，约翰逊击中了知识分子致命的一种弱点：脱离实际。罗素喜欢喝茶而不会煮茶，妻子外出时，把煮茶的程序一条条写在纸上，放在厨房里，让他依照着操作，可是这位大哲学家，还是把一切搞得一团糟。
柏拉图对自己不中意的人物，比如诗人，就要把他们驱逐走，不过他还准许诗人们做出答辩。此后，基督教的早期博士们在《圣经》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柏拉图的某些思想，建立了基督教的乌托邦——“天堂”。掌握了世俗权力的基督教会为了实现这种乌托邦（当然也包含了各种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采取的手段远远超出了柏拉图。他们使用了铁与火，双手带上了浓烈的血腥味，其中包括对异端的残酷迫害和十字军的七次远征。天堂离人们毕竟过于遥远， 15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中设计了一个尘世的理想国，此后各种此岸世界的乌托邦就接踵而来，层出不穷，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杰作。他们以为自己的信仰是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谁不接受，谁就是傻瓜或反动派；目标既然如此伟大，当然也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至于所付出的代价，那只不过是无足轻重、必不可少的牺牲。
1 卢梭：“有趣的疯子”
他深入自我的内部并把它表现出来给公众检查。这是第一次向读者展现一颗心灵的内部，也是现代文学的一个特色，尽管他的描述具有欺骗性，被展示的这颗心带有误导性，表面坦率，内里却充满狡诈。
卢梭所推行的第四个观念在某些方面是他所有观念中影响最深远的。社会从它的自然原始状态演化到复杂的城市，他认为这时人类腐化了：他天生的自私（卢梭称之为 amour de soi，即自爱）转变成一种伤害性要大得多的本能，他称之为 amour- propre，即虚荣。
1749年 7月，狄德罗因为出版了一本为无神论辩护的书，就被逮捕并单独囚禁在范塞纳堡。狄德罗在那儿被关了 3个月，卢梭曾去探望他。在去范塞纳堡的路上，卢梭看到了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布告，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道德的改善？”
《关于艺术与科学》的论文的出版，尽管流传很广，发表后收到的回信就近三百封，但这并没有使卢梭富有起来。论文实际的售出量不大，而且从中赚到钱的是那些书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卢梭可以自由进出贵族的府第和庄园了，这是为那些走红的知识分子设立的。
通常认为《社会契约论》包含了卢梭成熟的政治哲学。这本书始写于 1752年， 10年以后才最终出版，在他生前很少被人阅读，只是在 1791年被重印了 1次。当时的 500家图书馆中只有 1家收藏了这本书。
卢梭在生前已获得巨大的成功。在不带偏见的现代人眼中，他似乎没有太多好抱怨的。可在文学史上，卢梭是最大的牢骚者之一。他一直坚持认为他一生悲惨而又遭受迫害。他以那么惨痛的话语，如此经常地重复着怨言，人们感到不能不相信他。
实际上，他经常描述自己的遭遇，有不少人信了他的话，直到他们更多地了解了他的为人。尽管那样，仍有不少怜悯保留下来。
自怜的背后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利己主义。无论是他受的苦难，还是他的品质，卢梭都觉得自己与其他人完全不同。他写道：“你们的不幸怎么会和我的相同呢？我的处境绝无仅有，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类似的话还有：“能够以我爱的方式来爱我的人尚未出世。”“从来没有人比我更具有爱的禀赋。”“我天生就是从未有过的最好的朋友。”
既然卢梭自视过高、自私自利、又爱吵架，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准备与他交朋友？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入卢梭个性的核心及其历史意义。部分出于偶然，部分出于本能，部分是精心的设计。卢梭在知识分子中第一个系统地利用特权阶层的有罪心理，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还采用了全新的方式，有意利用了对原始质朴的崇拜。
卢梭是一位出众的心理学家，即便是忘恩负义这种最令人讨厌的恶行，他也从中得到积极的好处，成为他出风头、获取关注和恩宠的技巧的一部分。对他而言，这似乎不是过错。他在表白信仰自然的同时，实际上是一个精于算计的人；毫不夸张地说，他使自己相信，他就是人类道德的楷模，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其他人就比他更加会算计，动机更加不纯。所以他们在同他的交往中，会极力占便宜，他一定要以机智胜过他们。因此他与别人打交道的原则十分简单：他们给予，他拿走。他还以一个厚颜无耻的理由来支持这个原则：因为他是世上无与伦比的，所以任何帮助他的人，实际上都是在为自己谋利。
毫无疑问，坚信自己完全正确，这是他的主要症状。如果卢梭没有什么才能，也许这种症状就可以得到治疗，或者最坏也不过是造成一场小小的个人悲剧。可是卢梭作为作家具有惊人的天赋，这使他为人们所接受和称赞，甚至享有盛名。他确信他永远是正确的，这不是他主观的评判，而是世界对他的评判——当然，除去他的敌人，这种想法对他来说是不可动摇的。
卢梭把他与别人之间的大多数主要争论都写成长篇的抗辩信。这些文献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也创造了辩护技巧的奇迹，它们以超人的计谋狡猾地编造证据，篡改历史，混淆时间次序，目的就是证明对方是个怪物。
尽管卢梭将普遍意志解释为自由，但它本质上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后来所谓的“民主集权制”的雏形。在普遍意志的名义下制定的法律，必须具有道德的权威。“人们为自己制定的法律不可能是不公正的。”“普遍意志是永久合理的。”此外，倘若国家具有“良好的动机”（例如，它的长期目标是令人向往的），普遍意志就可以很安全地让领袖们来解释，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普遍意志永远支持最有利于公众利益的决定”。因此，任何人一旦发现自己是在普遍意志的对立面，他就一定是犯了错误：“当一种与我的观点对立的观点盛行时，那就证明我错了，我以为是普遍意志，其实并不是。”更确切地说，“如果我独特的见解被时代所接受，我就走到了我的意志的反面，我也会因此失去了自由”。这种说法使我们几乎进了亚瑟·凯斯特勒[ 5]的小说《中午的黑暗》中的寒冷区，或是想到乔治·奥威尔的“新话语”。
当然，卢梭自己也非常真诚地相信，这样的国家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人民会被训练得去喜欢它。他没有用“洗脑”这个词，可他写道：“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
2 雪莱：无情的理念
作为一位艺术家，雪莱显然不是自我中心主义者，没有什么诗人像他那样，很少为自我满足而写作。
事实真相见于各种不同的材料，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是雪莱自己的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时，雪莱的专心致志令人吃惊，但他又是冷酷无情甚至是野蛮地清除那些阻挡他道路的人。同卢梭一样，总的说来他爱人类，但对特定的人他常常是残酷无情的。强烈的爱使他燃烧，但这是一种抽象的火焰，可怜的凡人靠近时常常会被烤焦。他把观念放在人之上，他的一生就是在证明无情理念是怎么一回事。
他却占据着一个更容易堕落的位置：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一份巨大的财产和一个爵位的继承人。作为长兄，他下面有 4个妹妹——她们比他小 2岁至 9岁。现代人已经难以理解，他的这一位置在 18世纪末的意义：对于他的父母，甚至对于他的妹妹们而言，他是万物的君王。
全家似乎都害怕雪莱动粗，蒂莫西·雪莱写信给惠吞说：“只要他留在苏塞克斯，我一定要招来特警到我身边来。他的母亲和妹妹被他吓得要命，现在她们一听到狗叫就赶快跑上楼梯，他现在除了一年 200英镑之外就无话可说。”还有一件更令人感到可怕的事，雪莱这时过着一种波希米亚式的浪荡生活，他还在引诱一个或几个妹妹到他那里去。在日期注明是 1811年 12月 13日的一封信中，他企图劝诱菲尔德庄园的一个猎人把一封信偷偷带给海伦（“记住，艾伦，我不会忘记你”）。这封信显然是很阴险的——海伦还只有 12岁，它足以使父母感到心寒。
不快。他是那种崇高的利己主义者，有一种强烈的道德化的倾向，他认为对于他的决定，别人不但有义务服从，而且要欢呼。
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一代英国诗人在改造了英语世界的文学时是多么年轻。他们去世的时候实在是太年轻了——济慈 25岁，雪莱 29岁，拜伦 36岁。
葛德文并不是雪莱生活中唯一的吸血鬼，还有另一个始终向他讨钱的知识分子李·亨特。
他劝诱雪莱说，对他们这样具有先进思想的人来说，还清欠债在道德上是不必要的，为人类而工作这本身就够了。
雪莱在性关系和财务问题上的不端，他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朋友、同伴和商人的关系，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同的分母是什么？他除了自己的观点，没有能力看到别人的观点，确实是这样，简言之，是想象力的缺乏。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想象处于他的政治复兴理论的核心，按照雪莱的说法，需要用想象或“智力的美”来改造世界；正是因为诗人在最高水平上具有这种品质，因为诗人的想象力在人类的全部中最具有价值、最富创造性，所以他才把诗人称作世界自然的立法者，尽管没有被承认。然而他就是这样一个诗人，而且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许他能够想象性地同情整个阶级、被奴役的农业劳动者、路德派成员[ 27]、彼得卢[ 28]的叛乱者、工厂工人，他却从来没有拿眼睛看人；他能够抽象地感受整个人类的苦难，然而，不是一次而是多少次、几百次可以证明，他不可能通过想象深入所有同他每日交往的那些人的头脑和心灵之中。从书商到从男爵，从女仆到情妇，雪莱完全不能看到他们有权采取同他自己不同的观点。对他们（对他的）不肯让步，他就转而辱骂。雪莱 1813年 3月 21日写给约翰·威廉斯的一封信就把他想象力的局限完全概括出来，信的开头是对不幸的拜德威尔的文字攻击；接着是对更加不幸的希钦纳小姐的猛烈抨击（“一个具有极端的观点和可怕的热情，而又是冷酷地、坚定不移地进行报复的女人……对她落入磨难我由衷感到高兴”）；这封信以对人类的誓言结束——“我准备为我的国家和朋友做任何事，为他们服务”；最后是“其中也包括你，我仍然是你亲爱的朋友”。
雪莱运用他所具有的卓绝的诗才，一生致力于政治的进步，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在想象力上的欠缺，也没有努力去改善它，去了解他希望帮助的那些人的实际情况。他甚至在把脚踏进爱尔兰之前就写好了《告爱尔兰人民书》，到了那里以后，他也从来没有带着同情试图去调查情况，了解爱尔兰人自己实际上需要些什么；他甚至秘密地计划着消灭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对于英国的政治和公众的意见，对于滑铁卢战役之后政府所面临的问题的危险性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真诚的努力，雪莱同样一无所知。
雪莱显然想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政治改革，包括消灭组织化的宗教。但是对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他并不清楚，有时他宣扬非暴力，有人把他看作非暴力抵抗运动真正的第一位布道者、甘地的先驱。
3 易卜生：“恰恰相反！”
然而，卢梭劝说男人与女人回归自然，并因此促进了一场集体性的革命，而易卜生则宣扬个体对支配着每个小城镇、甚至每个家庭的陈旧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抗。他教导人们，尤其是妇女，他们的个体意识及个人思想的自由比社会的要求在道德上更重要。他因此促成了人们在观念和行为上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甚至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并跳跃式地一次次发生，延续至今。在弗洛伊德之前很久，他就为这个宽容的社会奠定了基础，对人们反政府的实际行为方式产生过如此之大的影响，这一点，也许连卢梭都不曾做到。易卜生及其作品构成了现代性大门的基石之一。
易卜生从这种窘境中挣脱出来的漫长过程是一部孤独的自学者的史诗。他从 1850年开始自学大学课程。从那时起，直到以后许多年，他的生活一直极为穷困。他写过诗歌、无韵诗剧、戏剧评论以及政治评论。他最早的剧本、讽刺剧《诺尔曼人》没能上演。第一部被搬上舞台的诗体悲剧《凯替来恩》遭到失败。第二部搬上舞台的《圣约翰之夜》同样运气不佳。第三部剧作《勇士之墓》在卑尔根失利。第四部，散文体剧作《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匿名演出，同样也失败了。
易卜生的情况是，创作以前的那段时期特别艰难，因为他所做的是全新的工作。像所有最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他不能忍受重复自己，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基本上都不同于以往，通常是通往未知领域的新的一步。
易卜生提出了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如金钱的力量，对妇女的压迫，甚至人们忌讳的有关性病的问题。他以简洁的日常语言以及人人都能识别的布景将基本的政治、社会问题忠实地展现在舞台上。他所引起的激情、愤怒、憎恶，但主要是兴趣，都是巨大的，并从斯堪的纳维亚扩展到广大的其他地区。
但是，易卜生发现自己难以定下心来做一位具有社会目标的剧作家，即使是在赢得世界声誉之后。经过多年漫长的积累，他的事业的第三次高峰到来了。这一时期，可以看到他从政治问题转向个人解放问题，与人类生存的任何其他方面相比，这个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可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他在记事簿上写道：“解放在于保证个人获得自身自由的权利，每个人都按照他特殊的需要生活。”他不断地论证说，除非社会中人们的实际行为能够保证这一个人权利，否则，形式上的政治自由将毫无意义。
不仅如此，这些思想已传遍世界。世界各地的戏剧观众都能够从他的戏剧中那些遭受苦难的受害者和深受折磨的剥削者的形象上，找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邻居的影子。他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攻击，他为个人解放制定的规划，以及他关于所有人都该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的呼吁，到处受到欢迎。
在他生命的最后 10年里（他于 1906年去世），这位当年的药房学徒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出名的人物。他甚至同俄国的托尔斯泰一起被普遍认为是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和预言家。他的名声经由威廉·阿契尔[ 37]和乔治·萧伯纳这样的作家传播开来。新闻记者们千里迢迢地赶到他在维多利亚·泰勒斯的阴暗的寓所进行采访。他每天在格兰特饭店咖啡厅里的露面成为首都的一道景观。在那儿他独自一人坐着，对着镜子，好看到屋子里的其他人。他边读报纸边饮用一杯啤酒，外加一小杯法国白兰地。他每天非常准时地走进咖啡厅，这时全屋的人都站起身向他举帽致敬。直到这位伟人落座后，其他人才敢再坐下来。
这是一位伟大的解放者，他研究并看透了人类，他为此悲叹，他的作品教导人们如何从传统的羁绊和令人窒息的偏见中解放自己。然而，倘若他对人类怀有如此强烈的感情，那么为什么似乎又在排斥个体的人呢？他为什么拒绝同他们接近，而宁可通过阅读报纸的专栏来了解他们？为什么他总是独自一人？他那强烈的、强加于己的孤立从何而来？
甚至据说在 19世纪 70年代，为了得到奖章，他会脱帽向经过身边的车身上带有皇家或贵族徽章的马车致敬，即使车上空无一人。
在正常的家庭生活背后，有一个被更加小心地隐藏起来的、痛苦的故事。它可能出自易卜生自己的某出戏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易卜生的整个一生就是一出遮遮掩掩的易卜生式的戏剧。
在意大利，流亡的同伴注意到他把哪怕是最微小的花费都记在笔记本上。从 1870年到 1900年他第一次中风，他保留着两本黑色的笔记簿，一本用来记载他的收入，另一本记录他的投资，他的投资全都是绝对保险的政府债券。直到他生命的最后 10年，按照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标准，他的收入不论怎样都算不上丰厚，因为他的剧作很迟才得以在世界各地上演，而且，任何情况下版权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 1880年，他的收入首次超过 1000英镑，根据当时挪威人的标准，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他的财产总额继续稳步增长，投资也是如此。实际上，很可能没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样把个人收益中如此大的部分用于投资，在他生命的最后 25年里，他投资的比例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当他的婚生子西居尔问道，他们为什么生活得如此俭朴时，他回答说：“睡得好而吃得不好比吃得好而睡得不好强。”尽管他的财富在增加，他和他的一家依旧住在陈设破旧的房子里。他说他羡慕比昂松，因为他拥有房子与土地，但他自己从不打算购买任何房产，甚至不买家具。易卜生最后在维多利亚·泰勒斯和阿宾斯街的寓所与他过去的住处一样，不像是私人住宅倒像旅馆。
1864年，他写信给比昂松：“我不能与那些给予自己自由并毫无保留的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我宁愿将真实的自我封闭起来。”
如果他把自己看成何种人的话，那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愚蠢地相信（正如以后的许多人一样）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他对公众的态度也反映出思想与现实的对立。 1888年 3月 20日，他给克里斯蒂亚那的工人联盟发了一份电报：“在我国所有阶级中，工人阶级使我感到最为亲近。”这是谎话，除了他的钱袋，任何东西都不会让他感到亲近。在现实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对工人表示过丝毫的关注，对他们的见解也只有蔑视。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明他曾帮助过工人运动。另外，他发现迎合学生是精明之举；反过来，他们喜欢以点燃火炬的队伍向他表示敬意。但是，他与他们的实际交往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中结束了，这是从 1885年 10月 23日他写给挪威学生同盟的一封幼稚而荒唐的长信中反映出来的，他在信中痛斥他们当中“占优势的反动分子”。
1898年 5月 26日，他想方设法逃避挪威妇女权利联盟以他的名义在克里斯蒂亚那举行的一个正式的大型晚宴。当他无法避开时，就做了一场很能代表其个性的、怒气冲冲的演说。不过灾难还是避免了，因为女士们有所察觉，于是让年轻漂亮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众所周知，易卜生非常喜欢她们。
她允许他亲吻自己，但她心里明白，他们的关系是浪漫的、书本上的，不是性关系，也不是严肃的。当她问他是如何看待她的，易卜生回答道：“你非常年轻，还是个孩子，你是青春的化身，我的创作需要这些。”这句话自然解释了他所谓的“合作伙伴”的含义。 40年后，海伦娜写道：“他同年轻姑娘们的关系丝毫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对妻子不忠的成分，这只是出于他的想象力的需要。”这样的姑娘是为他的戏剧所采用的原型，是观念制造出来的血肉之躯，而不是具有感情的、由于她们自身而令他希望去喜爱的活生生的女人。
易卜生不仅把真实的人放入他的构思中，而且在无所顾忌地暴露他们时，冷酷地漠视他们的情感，这都是他特有的行径。劳拉·基勒是其中最恶劣的一个例子，她是一位不幸的挪威少妇，易卜生曾与她见过几次面。她的生活受到丈夫巨大的影响，她想帮助丈夫，就去偷窃；当她的罪行被察觉时，丈夫把她看作累赘和耻辱，而且一度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易卜生把她看作受压迫的妇女的象征——又一个观念制造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用她塑造了他的《玩偶之家》中的虚构人物娜拉。这部光彩夺目的剧作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广大公众的注意，他们自然将刺眼的聚光灯投射到劳拉的身上，人们普遍认为她就是原型。她十分痛苦，希望易卜生公开声明娜拉不是她。这样做不会使他受到丝毫的损失，但他那封回绝信简直就是卑鄙骗子的一篇杰作，他说：“我实在不明白劳拉·基勒脑子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她总想方设法把我卷入这些琐碎的争吵中去。她建议我发一个声明，证明‘她不是娜拉’，这不仅毫无意义，也很荒谬，因为我从没有说过她是……我想你会赞同我，对我们共同的朋友来说，我最好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
报社文件里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可以将易卜生与那些文章联系起来。惊恐之下，他一连隐匿了几个星期。那两个人被判监禁 7年。易卜生太胆怯了，他既不敢为他们挺身而出，也不敢对这种野蛮的处罚提出抗议。他是一个善于言而怯于行的人。
易卜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易受惊吓的儿童，他变成了年轻的老妇。他所惧怕的事情若列成表，那可是没完没了的。威廉·贝瑟曾描述 1867年，他站在伊斯基亚岛上，担心悬崖和岩石会坍塌，而且惧怕那儿的高度，他尖叫道：“我要离开这儿，我要回家。”在大街上走着的时候，他总是担忧瓦片会落在他的头上。加里波第的起义令他极度不安，因为他害怕大街上流血。他担心可能会发生地震。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实际上，这只是在一颗不懂得爱或是不会表达爱的心灵深处，恐惧与仇恨争夺统治所带出的结果。世界北部国家的酒吧里塞满了以同样方式高谈阔论的男人。
4 托尔斯泰：上帝的兄长
“他们从不相信任何教义，而是真诚地按照生命的意义去思考和说话”。但是，托尔斯泰并不打算做个“默默无闻”的人。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当他还只是个 25岁的青年时，就意识到一种独特的力量和统领道德的使命。“今天读了一篇关于文学天才的性格的作品，它唤醒了我的自信：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工作热忱，我都是杰出的。”“至今我还未遇到一个像我这样有道德的人，一个能够相信我时刻铭记着一生向善并随时准备为之牺牲一切的人。”他感到自己的心灵“无比崇高”，并为别人不了解他的品质而沮丧：“为什么没有人爱我？我不蠢，也不丑陋。既不邪恶，也非头脑空空之流。这真是不可理解。”
当他成为一位作家，也许是所有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时，他便轻而易举地确认了这种上帝般的力量。他对马克西姆·高尔基说道：“我在写作的时候，突然对某个角色产生了怜悯之心，于是我就赋予他某种美德，或去掉其他某些人身上的美德，这样，与其他角色相比他就不会显得过于黯淡。”而当他成为一个社会改革者时，那种以上帝自居的欲望也就越发强烈，因为他的实际规划和神一样广大，正如他自己界定的：“谋求全世界的幸福的愿望……我们称之为上帝。”
随着年龄的增长，托尔斯泰摒弃了特权阶级许多浮华的秉性，但代之以一种更为深入的土地购买欲，用他的文学创作的收益，以一种王国奠基者般的冷酷无情，贪婪地接二连三地买下数公顷土地。他不仅拥有着土地，而且还统治着土地，直到他决定放弃它们为止。托尔斯泰的精神实质是独裁主义，它直接来自对土地和农奴的世袭权力。他的儿子伊里亚写道：“世上的人分为两类：一部分是我们这样的人，另一部分是其他所有的人。我们是特殊的人，而其他人不能与我们相提并论……盲目的自大和自尊被反复地灌输进我们的头脑，我发现它们是如此顽固，难以摆脱，（我的父亲）对此负有相当的责任。”
他的写作并非总是那么容易，他给自己设置了很高的标准，因此，写作是艰苦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战争与和平》中的大部分内容至少写过 7稿。《安娜·卡列尼娜》的修改稿就更多了，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中的内容发生了基本而重大的变化。在这些连续的修改稿中，安娜从一个令人反感的高级妓女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悲剧性的女主人公。
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人曾像他那样将大自然描写得如此逼真、细腻。写于 1856年的《暴风雪》记述了他从高加索返回雅斯纳雅·波良纳途中遭遇的一场暴风雪和他险些丧生的经历，其中有一股几乎令人目眩的力量。这部作品是他早期成熟的写作技巧的范例，这直接得益于剪裁和精确的细节。他既没有用联想或寓意，也没有进行诗化或是暗示。正如爱德华·克兰克肖所说的，他就像一个画家，他不屑于运用明暗的对照，他只要那种完美的清新明晰。
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轮盘赌进行了 6轮，输掉了一切。”“向一个法国人借了 200卢布，然后又输了。”“向屠格涅夫借钱，全输了。”
曾一度公开鼓吹教育农民是完全必要的，并亲自在他的庄园里为农民的孩子办学校，但他并未做任何事情以让他的私生子学会如何读书和写字。也许，他是担心日后的继承权要求。他似乎并无怜悯之心，从不考虑非婚生子女的各种权利，而屠格涅夫不仅承认自己的私生女，还想方设法地以恰当的方式把她教养成人。托尔斯泰对此心怀怨恨，也许是因为屠格涅夫的做法反衬出他自己的行为。有一次，托尔斯泰含沙射影地提到她的身世，言辞间侮辱了那个可怜的姑娘，从而引起一场他与屠格涅夫的激烈争吵，而且差一点以决斗的方式了结。因此，季莫费被指派管理马厩；后来由于行为不端，被降级为守林人。 1900年以后，季莫费的资料就没有了，那时他已经 43岁，但是我们知道，他一直受到托尔斯泰的儿子阿列克赛的帮助，阿列克赛让他做了自己的马车夫。
当然不可能那样长久，即使是最驯服的妻子也会发现难以忍受这样一个罕见的利己主义者。索尼娅有充分的智慧和勇气来抵制他压倒一切的意志，至少有时能做到。因此，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糟糕的（也是记录最完备的）婚姻之一。托尔斯泰以一种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将这场婚姻公布于众。这位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认为保守秘密，尤其是那些有关性生活的秘密是有害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公开”，每一个潘多拉盒子的盖子都必须揭开，丈夫与妻子应该相互告诉对方“所有的一切”。于是，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由此产生。托尔斯泰开始履行他的“公开性”准则，他坚决要求妻子阅读他已经写了 15年的日记。她吃惊地发现——那些日记都是以一种毫无保留的方式记录下来的——里面记载着他所有性生活的细节，包括光顾妓院，以及他与妓女、吉普赛女郎、乡村妇女、他的女农奴，特别是还有他母亲的女友等的性关系。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些可怕的日记拿走——为什么你要拿给我看？”
她从痛苦的经历中发现，托尔斯泰一旦停止写小说，就容易做出蠢事来填补生活的空间，这必然会伤害她竭力想保持完整的家庭。
他教训人的冲动比谁都要强烈。一旦某种事物吸引了他，他就想写一本关于它的书，或者着手进行一连串根本性的改革，却常常又怕麻烦，自己不去领会它，也不去请教真正的专家。托尔斯泰曾经经营了几个月的农业，就去设计和制造农业机械。他学习弹钢琴没多久便开始写《音乐基础和学习音乐的规则》。刚刚开办了一所学校，他就彻底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他深信终其一生，自己能够掌握任何学科，并发现其中的错误，然后，从第一条原理开始重写它的规则。同他改良土壤一样，他至少尝试过 3次教育改革，并在最后一次自己编写课本。索尼娅对此十分厌恶，不时给予冷嘲热讽，但又不得不把原稿抄写成清清楚楚的副本。
托尔斯泰总是像热衷于“教”一样热衷于“行”。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其一生中有一段时期，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当作“劳动者”中的一员。这种想法在 19世纪 60年代与 70年代就时不时地冒出来，但被最认真地付诸行动是在 1884年 1月。他放弃了爵位（但没有放弃他那种专断的作风），并坚决要求别人称他为“平凡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同这种语气相配合的是知识分子喜欢的服装上的花样之一：打扮得像个农民。这种阶级的易装癖与托尔斯泰对戏剧和戏装的喜好正相一致。这种装束与他的外形也十分相称，他有着一副农民的体格和相貌。他的靴子、罩衫以及大胡子和帽子，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新托尔斯泰——这位全人类的预言家的制服。这是大多数世俗大知识分子们似乎都具有的公共关系方面的天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新闻记者们不远千里来探望他。托尔斯泰晚年时，摄影术已经普及，新闻影片才刚刚起步。作为媒体上的第一位预言家，他的农民装束配合他显露的圣体，真是十分理想。
此外，托尔斯泰对历史缺乏全面的理解。他不仅对历史所知甚微，而且没有考虑过伟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屠格涅夫曾为他的《战争与和平》惋惜，因为他加入小说中的那些令人尴尬的历史演讲带有明显的自学者的特点，这些历史演讲都很“滑稽”，是纯粹的“诡计”。福楼拜在写给屠格涅夫的信中也提到他对小说中的“哲学”感到惊愕。我们读这部伟大的作品，并非为了读其中的历史理论，而是相反。托尔斯泰是个决定论者和反个性主义者，对他而言，认为历史事件是一些权势者深思熟虑的决定所造成的想法，这完全是一种错觉。那些似乎掌权的人甚至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更不用说去策划了。只有无意识的活动才是重要的。历史是无名小人物的无数个决定的产物，而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一无所知。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想法与马克思的完全一致，只不过殊途同归罢了。
5 海明威：深渊
然而，美国社会要出现如我所描述的那种知识分子尚需一段较长的时日。这有几个原因：独立的美国从来就不曾有过旧制度，特权的建立与其说是依据占有的惯例，还不如说是以自然形成的公平原则为基础的。不存在不合理、不公正的既定秩序以供新型知识分子去设计方案，不需要用建立在理性和道德基础上的太平盛世的模式来取代。与此相反：美国本身就是对不公正的旧秩序进行革命的产物。美国的宪法以理性的和道德的原则为基础，经过筹划和撰写，再通过和颁布，然后按照早期的实施经验，又由一批知识渊博而又富有哲学旨趣和道德修养的人士加以修改。因而，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之间毫无分歧，他们是完全一致的。此外，正如托克维尔[ 62]所说的，在美国没有一个制度化的神职人员所组成的阶级，因此也就没有对教权主义的反抗，教权主义正是使那么多欧洲知识分子产生骚动的原因。宗教在美国是很普遍的，却处于非宗教人士的控制之下。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教义。宗教是自愿行为，还有多种教派，它所表现的是自由，而不是对自由的限制。
这里土地价格便宜，供应充分，不会让任何人陷入贫穷。这里没有任何一眼就可以发现的不公道，而在欧洲，正是这些不义鼓励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接受那些激进的思想。这里没有什么罪孽迫切需要上天复仇——确实如此，大多数人都在忙于赚钱、花钱、开发、巩固，有谁顾得上对他们社会的基本设定提出质疑？
可以发现，唯一可靠的原则是自我调节供需的尺度。不要立法，干预一下你们的节约法，你们就抓住了关键。不要发津贴，而要制定平等的法律，保障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你们就不需要施舍。向有才有德者打开机遇之门，他们就会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而财富也就不会落入坏人之手。在一个自由而又公正的国家里，财富会迅速地从懒惰者与低能者那里转向勤劳、勇敢而又意志坚强的人手中。
但是爱默生力图证明知识再加上道德品性将会有助于企业成功。许多人慕名而来，却困惑地发现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所说的在他们看来都是常识。《辛辛那提报》说他“没有装模作样……就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读他那本《圣经》”。演说中爱默生还有不少题外的话，诸如：“每个人都是消费者，而且也应该是个生产者。”“宪法规定了人的价值，人应该富有。”“生命就是追求权利。”
最迟到 1918年，海明威快 20岁时，他向母亲保证说：“别再为让我成为一个好基督徒而担心、哭泣和烦恼了。其实，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每晚都做祈祷，信仰仍然坚定。”不过这是海明威的谎话，他这么说不过是为了避免和家庭发生冲突。海明威不仅不再信仰上帝，而且认为组织化的宗教对人类的幸福构成威胁。
比如在其自传《流动的圣节》中谈到那些拙劣的画家时（他的母亲也作画）说：“他们不会像家里人那样做出可怕的事来使亲人受到创伤，对于那些糟糕的画家，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不去理睬他们。可是，对于家里的人，即便你已经学会不去看他们，不去听他们，不去回复他们的信，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是很危险。”
是他亲身所看见、所感觉、所听到、所嗅到、所品味过的东西。海明威钦佩康拉德的文学理论以及他对自己的目标的总结：“一丝不苟地忠实于我自己所感觉到的真理。”这正是他的起点。但你又怎样来表达这种真理呢？大多数人，包括大部分职业作家在写作时，往往都是以别人的眼睛进入事物去观察。这是因为他们继承了陈旧的表达和语言组合方式，用滥了的隐喻、题材和文学比喻。新闻记者尤其是这样，时间的要求常常掩盖着重复和平庸。但是海明威却得益于在堪萨斯《星报》的良好训练。该报相继几任编辑编了一本具有职业风格的书，其中有 110条规则，目的在于促使记者使用朴素、简洁、明快、摆脱陈词滥调的英语，这些规则被严格地执行。海明威后来宣称：“那些都是我所学到的有关写作的最好的规则。”
当他向斯蒂芬斯展示自己的第一个成果时，他大喊着：“斯蒂芬斯，看看这份电文：没有冗词、没有形容词、没有副词——除了血、骨和肉就什么也没有了……这是一种新的语言！”
他为自己确立的“写作的基本原则”是值得研究的。海明威曾继康拉德之后为小说艺术界定：“设法找到给你带来激情的东西，使你感到兴奋的行为，然后把它们写下来，写得清清楚楚，这样读者就能看个明白。”一切都要写得简洁、经济、朴实，用动词和短句；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或制造效果的东西。“散文就是建筑物”，他曾写道，“不需要任何内部的装潢，巴洛克风格已经过去了”。海明威特别注意表述的精确性，为了找到词语，他不厌其烦地查阅字典。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他散文风格的形成期，海明威也是一位诗人，并深受埃兹拉·庞德的影响。海明威曾说，庞德教给他的东西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庞德“相信精确语——即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词可以运用——他教我不要相信形容词”。海明威还非常仔细地研究过乔伊斯，乔伊斯对动词的精确性特别敏感，这使他成为海明威尊敬和模仿的另一位作家。说到海明威的文学前辈，确实可以说他是吉卜林和乔伊斯联姻的产儿。
海明威所做的是所有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伟大作家都会做的事——他开辟了自己的市场，他以自己的趣味感染读者。在 1923- 1925年，海明威的方法已显露出来，他对事件进行质朴的、精确的描绘，同时又将相应的情绪精细地暗示出来。
海明威的目的是要避免任何类型的直白说教，他还谴责别人的这种做法，即使他们是最伟大的作家。“我热爱《战争与和平》”，他曾写道，“因为它对于战争，对于人物做了精彩的、深入而又真实的描写，但我从不相信这位伟大伯爵的思想……即便他可能比世上其他任何人创造出更多的东西，具有更强的洞察力，拥有更多的真理。不过他那种沉闷而自以为是救世主的思想并不比许多其他热衷传道的历史学教授更高明。从他那里我懂得了，不要相信自己创立了一种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思想体系。在写作时要尽可能地真实，尽可能地坦率，尽可能地客观，尽可能地谦逊”。在海明威那些最优秀的作品中，他总是尽量避免向读者说教，甚至尽量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笔下人物的行动方式上来。
精华部分就是他对人物的观察，如拳击手、渔夫、斗牛士、士兵、作家、运动员，或者几乎所有的人，都依据各自的价值标准做出明确而又熟练的行动，力图幸福而正直地生活，然而他们通常是以失败而告终。悲剧的产生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本身被证明是虚幻的或错误的，或者是由于自身的缺点、外来的陷害或是难以驾驭的客观事实，导致了失败。但由于看到了真理，由于获得了发现真理的能力和正视真理的勇气，即使失败也得到了补偿。海明威笔下的人物是能够站住还是倒下，就得看他们是否诚实。真实是海明威散文中最基本的成分，而且正是一条贯穿其道德体系的线索，是它始终如一的原则。
创立了自己的风格和道德标准后，海明威发现自己必须遵循这两者来生活。
他对危险有着敏锐的感觉，这方面有许多轶事可以证明。他知道害怕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如何克服自己的恐惧——从来没有哪位作家把胆怯刻画得比他更生动。海明威使读者感觉到他的意愿就活在他的小说中。
但是为了把他的道德人格化，为了维护他所创造的传说，海明威如同在服苦役，一直到死，他也不允许自己停止下来。正如他母亲将母爱视为银行账户，海明威也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经历存入他的个人户头，然后支取出来放入他的小说。 1917- 1918年他在意大利战争中的经历是他的原始资本。 20世纪 20年代，海明威已经用尽了这笔资金的绝大部分，他就用疯狂的体育运动和斗牛比赛来平衡支出。 30年代，他通过围猎做了有价值的储存，西班牙内战又让他得到了一笔意外横财。不过，海明威却懒于好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机会，当他投入其中时，已嫌迟了，没能为他的写作资本添加些什么。此后，他的主要进项来自打猎和钓鱼。他也曾试着重新参加围猎射杀和斗牛巡回演出，但带来的与其说是回报，还不如说是笑料。埃德蒙·威尔逊指出了这种他在写作上和行动上都存在的巨大反差：“一位年轻的大师与一个老江湖骗子。”事实上，海明威仍喜欢一些运动激烈的消遣，但并不如他自己说的那样狂热。人们可以察觉到他对荒野的热情已经衰退，只要他有胆量，似乎他更愿意挂起猎枪，坐在他的图书馆中。
他认为——有时是在鼓吹——撒谎是他成为作家的训练内容之一。海明威会有意地或不假思索地说谎，有时他确实知道自己在说谎，在他那部精彩的《士兵之家》以及在其主人公克雷布斯身上，他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写道：“最优秀的作家都是说谎者，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们这一行的主要工作就是撒谎或是虚构……他们经常是无意识地说谎，当想起自己的谎言时又会深深地自责。”
在海明威令人最难以理解和重复次数最多的谎言中，有许多都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服役经历有关。当然，大部分士兵，即便是非常勇敢的人在谈到他们的战争经历时都会撒一些谎。对海明威的生平进行详尽调查，总是可以发现海明威所言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样，海明威捏造的关于他在意大利的经历简直是罕见的厚颜无耻。他最初说他自愿报名参军，但因为视力不佳而未被录用，可在档案中并没有找到有关资料，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他是一名非战斗人员，而且这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
海明威特别喜欢在城市下层社会中交朋友，尤其是在说西班牙语的国家里。他乐意与那些可疑的人物来往，包括一帮斗牛士、海边咖啡馆里的吸毒者、皮条客、妓女、业余捕鱼人、警方雇用的告密者以及诸如此类的各色人等。这些人对于海明威所提供的免费酒水和小费都做出热情的反应。
这正是海明威典型的口吻，他和过去的朋友争论时，常常采用这种语气。一个人可以在原则上和小说中都颂扬友谊的美德，但他却会奇怪地发现，要保持长久的友谊又是多么困难。这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样的——比如卢梭和易卜生——海明威与同时代作家的争吵尤其激烈。甚至以作家的标准看，海明威的妒忌心也是超乎寻常的，他妒忌别人的才能和获得的成功。到 1937年，他已经与所认识的每一个作家发生过争吵。只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这个例外也使他获益匪浅。在他的自传中，唯一没有受到指责的作家就是埃兹拉·庞德，而且从头至尾海明威都是用赞赏的笔调写他。从他们初次相识开始，海明威就钦佩庞德对其他作家无私的慷慨。他从
格雷戈里在他的书中写道：“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只要他身体健康，处于他的权势之下也是一件好事，但他的灵魂已从内部腐烂的时候，你去告诉他，他在发臭，那会给你自己带来什么呢？”
而且很可能是遗传性的抑郁症，酗酒反过来更加重了他的病症。海明威曾告诉麦克利什说：“问题是，在我的一生中，每当事情真的非常糟糕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杯，立刻，情况就会变得好多了。”海明威从 10多岁就开始喝酒，当地的铁匠吉姆·迪尔沃斯偷偷地向他提供烈性的苹果酒。
海明威还显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他能在短时间内削减自己的饮酒量，甚至彻底把酒戒掉。这一点再加上他那健壮的体格，使他能够活得长久。不过，慢性酒精中毒对他的影响却是无情的。海明威遭遇过无数次意外事故，饮酒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海明威有许多严重的过失，但有一样东西是他从不缺乏的：艺术上的诚实。这如同灯塔照亮了他的一生。他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创造一种新的英语写作方法和小说写作方法；他获得了成功。在我们的语言历史上，这是重大事件之一，而现在这已是我们的语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为这一任务倾注了巨大的、创造性的技巧、精力和耐心。这一任务本身就是困难的，但正如他发现的，更困难得多的是维护他自己确立的创作的高标准。 20世纪 30年代中期，对他来说，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这也加重了他那惯常的抑郁症。从那时起，他的短篇小说很少成功而且每况愈下。
他完全可以去写作和出版次等的长篇小说，许多作家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当他写出来的东西赶不上他最好的作品时，他知道自己的知识已经无法胜任了。这时他便在酒精中寻求帮助，甚至在工作时间里也是这样。在 20世纪 20年代，有人第一次看见海明威写作时面前放着一杯圣詹姆士牌的朗姆酒。这种习惯最初是偶尔为之，然后变得断断续续，再后就无法改变了。据说在 20世纪 40年代，他在清晨 4点 30分醒来，“通常立即开始饮酒，同时站着写作，一只手上是铅笔，另一只手上是酒杯”。这对他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是灾难性的。一位有经验的编辑总是能够辨别出那些借助于酒精而写出的作品，无论作者有多么高的天分。海明威开始制造大量的不够发表水平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他感觉没有达到他自己确立的最低标准的东西。
6 布莱希特：冰一样的心
布莱希特还有在公众面前保持声望的其他手段。他让人拍下他在一群工人中写诗的照片，以强调浪漫的政治个人主义时代已经死亡，诗歌现在成为无产阶级的集体活动。他公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原则。他把自己的校园剧《赞同者》带到共产党开办的卡尔·马克思学校，请学生们提出批评并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剧本（成名后，他又悄悄把剧本改了回去）。他不断强调自己作品中合作的成分，而一旦某部剧作失败，他又立刻声明自己的参与很有限。
委员会并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布莱希特认识到这一点，谎撒得流利而诚恳。“你的很多作品是否都以列宁和马克思的哲学为基础？”“不，我认为他们的学说并不太正确。当然我曾研究过，作为一个写历史剧的作家，我不得不研究这些。”当被问及他为《共产党歌曲集》写的歌时，他说那些都是误译。事实上他打算作一个归顺声明，宣称“我的活动……一直是具有严格独立性的纯粹文学活动”，只是没得到机会宣读。他是那样令人信服地撒谎，那样一丝不苟地纠正每个事实的错误，表现得那么真诚而急切地想尽其所能帮助委员会，竟被作为特别合作的证人得到公开感谢。
1945年起，他开始把这些“日志”和其他工作记录称作“档案”。他用当时相当于微缩摄影的技术把它们都拍下来，并说服纽约公共图书馆收藏了一整套。目的是通过方便学生以鼓励他们撰写关于布莱希特作品的博士论文。另一套胶片到了哈佛毕业生杰拉尔德·内尔豪斯手中，他已经着手写那样一篇论文，并顺理成章地成为布莱希特形象在美国狂热而有效的宣传者。
他时时准备逃避责任，实在无法凭借他的诡计逃脱时也尽可能少承担一些。从很早起，布莱希特就不仅实践而且崇拜一种出于私利的奴性。他的至理名言是：“你绝不能忘记艺术是欺骗，生活也是欺骗。”要维持生存，你不得不让自己谨慎而成功地从事各种欺骗行为。他的作品中存在大量此类忠告。
布莱希特在台下也反复申述这一信条。他告诉自己 15岁的儿子斯蒂芬，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贫穷，因为贫穷就不可能慷慨。为了生存，他说，你不得不自私自利。最重要的指示就是“善待自己”。
这种哲学的背后是坚定不移的自私自利，这似乎成为重要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但布莱希特以一贯的冷酷无情追求他利己主义的目标，即使以知识分子们的标准来看也非常罕见。他接受了关于屈从的无情逻辑：那就是，如果他向强者低头，他就可以统治弱者。
当时“大清洗”刚开始，胡克举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例子，问布莱希特怎么能忍受与那些宣扬自己罪恶的美国共产主义分子共事。布莱希特说美国共产党无足轻重——德国共产党也不行——唯一重要的团体就是苏联共产党。胡克指出他们是同一个运动的一部分，都应当对逮捕和监禁无辜的昔日同志负责任。布莱希特说：“至于那些人，他们越是无辜就越应当被枪毙。”胡克问：“你在说什么？”布莱希特回答说：“他们越无辜就越应当被枪毙。”
布莱希特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代表大会上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的流传深感沮丧，强烈反对把它公开发行。他对一位追随者说出自己的理由：“我有一匹马，它瘸腿、斜眼还长着疥疮。有人过来说：这马斜视、瘸腿，看看，它还有皮肤病。他说得对，但那时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别的马，不存在另一匹马。我想，最好还是尽可能地少想它的缺点。”
暴动的发生似乎使他大吃一惊，这表明他完全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他有足够的外币并经常去国外旅行，他和妻子大都在国外购物；在东德国内，他可以进入那些只为特权人物开设的特别商店。但普通百姓却全为政府反复无常的配给政策所摆布，很多人濒于饿死，仅在西柏林避难的就有将近 6万人。
在这篇文章中，我曾力图找些对布莱希特有利的话来说。但除去他总是非常勤奋地工作这一事实——和“二战”中及战争刚结束时给欧洲人民寄去食物包裹（但这也许是魏格尔的作为）——对他没什么好话可说。他是我所研究过的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位似乎没有丝毫拯救希望的人。跟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重视思想甚于重视人。他在任何人际关系中都没有温情。他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朋友。
7 罗素：一则合乎逻辑的废话
历史上没有一位思想家像伯特兰·罗素，即第三代罗素伯爵（ 1872- 1970）那样，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向人类提供劝诫。
他的著述如此丰富，最大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发觉写作于他真是易如反掌，而且也可以获得丰厚的收入。他的朋友迈尔斯·梅尔森在 20世纪 20年代写道：“每天清晨，伯迪[ 113]要一个人出去散 1个小时的步，构思出他一天中要写的东西。然后他回来，用早晨余下来的时间写作，他文思流畅，下笔轻松，没有丝毫的修改。”这项令人惬意的活动为他带来的经济收入都被记录在一本小小的记事簿上，他把一生中发表作品或在电台做节目得到的酬金都一笔笔记入其中，放在一个贴身的口袋里。偶有懒散或是灰心的时候，他就会把它掏出来仔细翻阅，并称之为“最有益的消遣”。
15岁时，他用希腊语写日记，在那些窥探的眼睛下将自己的想法隐瞒了下来：“我已经……研究过我生长于其中的那个宗教的真正基础。”他变成这个时代的怀疑者，在他的余生中也始终如此。绝大多数人承认并且需要某种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这种念头对罗素没有多少吸引力。他相信所有宇宙之谜的答案都将由人类的智慧发现，或者根本就没有答案。
在他的一生中，对于数字的科学怀着一种最基本也是最强烈的热情，没有什么比这门学科更加远离人群了。在一群善于死记硬背的老师帮助下，罗素获得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奖学金。 1893年他被列为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一等第七名。随后他成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与 A. H.怀特海[ 116]合写了巨著《数学原理》的草稿，这本书完成于 19世纪的最后一天。他写道：“我喜欢数学，因为它是超越人类的。”在《数学原理》中，他充满喜悦地说：“数学拥有的，不仅是真理，而且是超凡的美——像雕像般静穆而庄重的美，它不诉诸我们任何日益软弱的天性，其至纯至美只有最伟大的艺术才能表现。”
但是公众乐于有一位哲学家走出书斋步入尘世。此外，人们感到罗素无论是对是错，他有勇气坚持己见，并为此甘受惩罚。正如爱因斯坦为了逃离纳粹暴政而流亡，罗素多次与各种权威发生争执，并勇敢地接受惩罚。例如， 1916年他匿名为“拒服兵役同盟”写了一份传单，抗议不顾征兵法中的“自愿条款”而将一名拒服兵役者送入监狱的做法。散发传单者被拘捕，审讯后被判入狱。罗素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是传单的作者。结果他被送上了法庭，在市府大厦当着伦敦市长的面，他接受了审判，被罚 100英镑。
事实上，认为罗素将哲学引入日常世界的观点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恰恰相反，他试图把日常世界塞入哲学中，他没有成功，他发现这种做法并不适宜。爱因斯坦的情况就与罗素完全不同，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所关心的是宇宙的真实的运转，并决心把他对这一运转的描述，按照最严格的标准，加以经验的证明。纠正了牛顿的物理学说后，他改变了我们看待宇宙的整个方式，他的学术成果有着数不尽而且持久不衰的实用价值——他对原子论的贡献确实是通往人造核能之路的第一个伟大的里程碑。相比之下，没有人比罗素更远离社会现实了。他不会操作最简单的机械装置或是从事任何日常事务，而这样的事即便是娇生惯养的人无须动脑筋也能做。他爱喝茶，却不会煮茶。当他的第三个妻子皮特不得不外出时，她要在厨房的石板上留言：“提起埃斯（炊具）上的衬垫，把壶放到加热板上，然后等待水开，然后把水从水壶倒到茶壶里。”在进行这番操作时，他还是不幸失败了。上了岁数后，他耳朵渐聋，为此他配上了一副助听器，但离开别人的帮助，他根本就无法让它工作。
他曾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降临逼迫他“改变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在此之前，我曾以为父母爱自己的孩子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但是战争使我相信这是少有的例外。我曾以为大多数人对于金钱的喜爱几乎超过了其他一切，但是我发觉他们更爱破坏。我曾以为知识分子通常都热爱真理，但是我再次发觉在这些人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宁要真理不要出名”。这一愤愤不平的段落暴露出他对战争时期，实际上是其他任何时候，寻常百姓的情感活动是如此无知，几乎是蔑视公论。他的多卷本的自传，还有其他许多言论，都使普通读者大惑不解：如此充满智慧的一个人，竟然对人性视而不见。
1920年他访问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并于 5月 9日与列宁有一次会面。他发现列宁是“一种具体化的理论”。“我有这样的印象”，罗素写道，“他鄙视民众，是一位知识分子贵族”。罗素清楚地看到这种结合使一个人不可能聪明地进行统治；进而，他又加上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与他（列宁）会面时不知道他是谁，我绝不会猜到他是一个伟人，我会认为他是一位固执己见的教授。”他不可能也不会明白，他对列宁的描绘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他自己。他也是一位知识分子贵族，他鄙视民众，有时候也会对民众施以怜悯。
此外，罗素不仅仅全然不知多数民众的实际行为，还极度缺乏自知。他也不能看到在列宁身上反映出来的自己的特点。更为严重的是，他没有发现自己正暴露在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力量面前，对公众中的这股力量，他本来是感到悲哀的。罗素的总体立场是，世界的种种弊端将主要依靠逻辑、理性和节制来解决。如果男人们和女人们服从理性而不是情感，依靠逻辑来讨论问题，节制而不是极度放纵，那么就不会有战争，人际关系就会和谐，人类生存状况也会稳步改善。
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罗纳德·克拉克曾证实的那样，罗素在若干年中，不是一次，而是许多次主张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与大多数的左派人士不同，罗素一向彻底地排斥马克思主义。
罗素一再强调速度的重要性：“迟早有一天，苏联人也会拥有原子弹，那时，事态将会更加严峻。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尽快进行，要以最快的速度。”实际上，当苏联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他依旧坚持他的论点，强烈要求西方必须发展氢弹。“我并不认为，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达成限制原子战争的协议只会造成损害，因为每一方都会以为对方在躲避战争。”然后，他毫不妥协地提出了“死比赤化好”的观点：“下一场战争，如果要来临的话，将会是人类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最大灾难。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更大的灾难是：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扩展到全世界。”
两个例子都是由于毫不带感情地、不考虑人类地使用逻辑推理，将论证的理性界线推向极端的例证。这正是罗素的弱点所在。他重视逻辑命令的虚假价值，以此告诫人们应该如何行事，让逻辑超越常识本能的要求。
获得如此显要的对待，罗素很高兴，他的另一个缺点——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的判断力——这从不是他的特长，已经失去了效用。
关于这场漫长而又充满怨恨的争辩，读过各种不同的叙述后，人们不能不同情多拉，自始至终她都忠于自己的准则，这正好和罗素形成了对比，罗素一旦发现准则对他个人有所不便，便弃之不顾，然后就完全求助于法律的力量。
罗素向来不是一个积极的登徒子，搜索着捕获女性猎物的捷径。但是，他会毫无顾忌地引诱任何一个女人上钩。更确切地说，关于老练的奸夫在尚未开放的年代里所必须掌握的各种伎俩，罗素确实是一位个中高手。例如，有一次他写信给奥托琳夫人说：“……对你而言，最保险的方案就是到车站来，在发车站台的头等候车室内等我，然后随我上一辆出租车到某一旅馆，并与我一同进去。这种方案，比其他任何计划所承担的风险都要小，而且这样也不会引起旅馆老板的怀疑。” 30年后，他将这类经验主动告诉给西德尼·胡克：“胡克，如果什么时候你带了一个姑娘来到一家旅馆而那个接待员似乎对你们起了疑心，当他报给你房间价格时，你就让那位姑娘高声抱怨：‘这也贵得离谱了吧！’这样，他肯定会认为她是你的夫人。”
克劳谢—威廉斯在日记中写道：“他喜欢我们鼓励他细细讲述他现在所赚到的纯收入。”他特别津津乐道于 1960年被授予的丹麦桑宁基金会奖，价值 5000英镑，免税。“没有附加税”，他欣喜若狂，“净收入！”
与同时代的丘吉尔一样，罗素是最先意识到名人书信的经济价值的人之一，而且保存了他所收到的全部名人来信（加上他寄出信件的副本）。到 20世纪 60年代，他的私人档案中已存有 25万份文献，被称为“英国个人同类档案中最重要的”。苏恩曼是一个宣传能手，他用两辆装甲车把这一档案运送到伦敦，在大量这类让人眼花缭乱的举动之后，档案卖给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得到 25万美元。苏恩曼的妙策是创立和平基金会，根据大西洋和平基金会的先例，罗素这个基金会获得了免税的慈善机构的地位。“这大违我的本意”，罗素洋洋自得地说，“我的同僚一定要在这个基金会上加上我的名字”。在他的暮年，他能够把大笔款项投入所有他喜欢的事业，他既明智又愚蠢，他得意于有大笔收入，也尽可能合法地少缴税款。当苏恩曼创立了这一巧妙的机构后，没有人过分客套，请他出去的门打开了。罗素，
一个是实现自我正义的进步世界，一个是特权世界，从这两个世界中得到最好的东西，这种技能是贯穿于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主题，在这方面没有人能超过伯特兰·罗素。如果说他没有经常地积极去追求，他也绝不拒绝血统、声誉、关系和头衔给他带来的好处。
在自传中，罗素自己的叙述表明，对他的宽大应归功于一位哲学家同行，即当时的外交大臣：“在亚瑟·贝尔福的干预下，我被定在第一级，于是在监狱的时候，只要不进行反战宣传，我就能够随心所欲地读书和写作。我发觉监狱在许多方面还是颇令人愉快的。”在布瑞斯顿期间，他写作《数学哲学导论》，并开始写《心灵的分析》。他还能够读到最新的图书，包括林顿·斯特雷奇颠覆性的畅销书《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名人传》。这本书令他笑得“如此响亮，以至于看守走到我的单人牢房前，要我必须记住监狱是一个惩罚人的地方”。与显贵人物关系稍逊一些的其他和平主义者，如 E. D.莫奈尔，在第二级监禁中都损坏了健康。
这时他没有对特权提出异议——谁会呢？甚至在战后最糟的物品短缺时期，一家有名的苏格兰酿酒厂每个月送给他一两箱威士忌酒，箱子上面标着“罗素伯爵”的牌号。
8 萨特：“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
他养成了每年读大约 300本书的习惯并一直保持着。他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酷爱美国小说。
1942- 1943年，他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这本书非常全面地阐述了萨特的行动主义原则。写书的那个冬天极冷，咖啡馆的老板布巴尔先生却有办法弄到烟草和取暖的煤。于是萨特每天在那儿写作，裹着一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鲜橙色的人造皮毛外套，虽然又难看又不合身，却很暖和。他总是先喝下一杯奶茶，然后拿出钢笔和墨水瓶，连续写上 4个小时，很少从稿纸上抬起头来，就像“一个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西蒙娜·德·波伏娃这样描述萨特。她指出，书中的“猥亵段落”是为了使这部长达 722页的著作更富生气，“有人关注普遍的生存困境，另一个人却一心想着肛门和意大利式的做爱”。
这是法国人一向具有的杰出天赋——吸取德国的思想，并给它们加上华丽时髦的包装。
她主要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描写了战后的法国文学界，并获龚古尔文学奖，这部小说远胜过萨特的任何一部作品。另外，除了撒谎，她没有萨特那些个性弱点。然而，这位才华横溢、意志坚定的女性，却几乎从第一次见到萨特起就成了他的奴仆，而且终生不渝直到萨特去世。她做他的情妇、代理妻子、厨娘、经理、女保镖、护士，却从未在他活着的时候得到相应的法律或经济地位。实际上，萨特待她还不如卢梭对待苔莱丝，因为萨特的不忠是臭名远扬的。在文学史上，像萨特这样自私地利用女人的例子实在少见。更不寻常的是，德·波伏娃终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1949年她出版了第一部现代女权主义的宣言《第二性》，畅销全世界。书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
是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卷首语有意识的回应。德·波伏娃事实上是女权运动的先驱，平心而论，她本该成为女权运动的守护神。但她在生活中却完全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主张。萨特如何确立并保持对德·波伏娃的控制一直是个谜。她无法真实地记述他们的关系，他则从不愿自找麻烦地就此事写下只言片语。他们刚认识时，萨特比她更善于读书，并能把书中的精华融入滔滔不绝的独白中，使她为之倾倒。他显然是从智力上而非性关系上支配着她。
她最重要的“边缘”伙伴，某种程度上她终生爱着的，是美国小说家纳尔逊·阿尔格伦。当他 72岁时，他们的事情已成为回忆，在一次采访中他对波伏娃的泄露表示非常愤怒。他说把他写进《名士风流》已经够糟的了，不过那起码还有个化名遮蔽。可在她自传的第二部《生命的精华》里，她不仅指名道姓，还引用了他的情书里的文句，而这些情书他又不能不承认是他写的。“见鬼，情书应该是隐私。”“我去过世界各地的妓院，那里的女人们都知道要关上房门，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在印度，只有这个女人砰地把门打开，才会叫来公众和新闻界。”显然，阿尔格伦想起波伏娃的行为时非常愤慨，以至记者走后，他心脏病猝发，当晚就死了。
当萨特向左转，加缪却变得更独立。某种意义上，他占据的立场与乔治·奥威尔在英国的地位相同：他反对一切独裁政体，把斯大林看成是与希特勒并无二致的恶棍。跟奥威尔一样，而与萨特不同，加缪坚持认为人民比思想更重要。德·波伏娃曾转述加缪 1946年向她吐露的心声：“我们，我和你，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人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宁要具体不要抽象，我们宁要人民不要‘主义’。我们把友谊置于政治之上。”
1954年 6月，在一次苏联之行后，萨特接受了政治同伴《解放报》的一位记者两小时的采访。这可算是自 20世纪 30年代初期萧伯纳臭名昭著的东方之行以来，西方思想界要人关于苏联所发表的最卑躬屈膝的谈话。他说苏联公民不去旅游，并非因受禁止，而是他们不想离开自己美好的国家。他断言“苏联公民能比我们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评政府”。他竟坚持说，“在苏联有绝对的批评自由”，
这段话写于 1954年，当时萨特还有上百万字要写。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没什么意思。萨特总是宁可写些废话，也不愿停笔。他确实证实了约翰逊博士尖刻的论断：“法国人不管有没有弄清楚，都要说个不停。”正如他自己所言：“（写作）不仅是我的习惯，也是我的职业。”他对自己作品的效果持悲观态度：“多年来，我一直以笔为剑，现在才认识到我们多么无能。不管怎样，我在写作，我将继续写作。”
这种漫不经心有使人愉快的一面。与许多知识分子，尤其名人不同，萨特用钱确实十分慷慨。他经常在咖啡馆和饭店为素不相识的人付账，并以此为乐。他也为各项社会运动捐钱。他给 RDR提供了 30万法郎（按 1948年的汇率，超过 10万美元）。他的秘书让·各说他：“不可思议地慷慨和轻信。”他的慷慨和偶尔的幽默感是他性格中最好的部分。
9 威尔逊：因忏悔得救的人
威尔逊一直能坚持认真而系统的阅读。他的笔记表明，从 1917年 8月到一战停战的 15个月期间，他读了 200多本书
“一旦人们破了产，首先放弃的就是书。”
10 高兰茨：被折磨的良心
现在又要谈到两个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欺骗——包括自我欺骗——起了一种核心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他说服了厄涅斯特·本恩爵士，让他把书籍部改造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他拥有代理权和股份， 3年之中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本恩在日记中写道：“这反映了对维克多·高兰茨的天才的最大信任，他一个人承担了责任。高兰茨是个犹太人，他很少见地把教育和艺术的知识同经营能力结合了起来。”高兰茨的秘诀是成批出书，包含各种价格，全部不受季节和风气变化的影响，还无耻地用一些轻浮的广告有选择地把它们推出去。他出一些关于新技术的书，诸如汽车电话，那些生意人就不能不卖，但他也出各种小说。
高兰茨公司的繁荣除了这些完全商业方面的原因以外，还经常使用秘密的、精明的手段和欺诈。他的间谍向他报告其他公司的内部事务，特别是作家心怀不满的情况，如果高兰茨认为这个作家有获得的价值，就会给他写一封长信，带上他所擅长的奉承。还有些人不请自到，因为高兰茨在其鼎盛期，比大西洋两岸任何出版家都更善于推出新人，或是把一本平销书变成畅销书。甚至“广告促销”这个词在伦敦为人所知之前，他已使这门艺术变得完美了。高兰茨阵营中的作家们曾经发现其弊端，但是他却真诚地相信，在卖书的时候，他的方法远比文本重要得多，他为了提高广告的预算，毫无顾忌地强迫作家们接受较低的预付款和版税。他恨经纪人，因为他们不喜欢他的这种方法，他尽一切可能劝告作家完全不用经纪人。他喜欢达芬·居·莫瑞埃这类作家，因为他们对钱不感兴趣。他常常在“友谊的基础上”达成口头协议，他自信具有完美的记忆力。他有一种在脑袋里重新编写历史的惊人的本领，然后慷慨激昂、不容置疑地捍卫他的新版本，于是就出现了争吵和责骂。
他喜欢带着长线的电话，这样他就可以一边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边对着话筒向经纪人或其他敌人大喊大叫。
不是高兰茨不能发现男士的才能，正相反，他非常善于发现，但他不喜欢男士，男士也不喜欢他，他不可能同他们一道工作一段长时间。
本书的主题之一是：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们的公开形象是不能分开的，一个可以帮助解释另一个。私人的罪恶或弱点几乎总是反映到他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中，高兰茨就是这一原理的一个著名的范例。
说：“在这件事上，我不能违背良心行事。”
高兰茨的虚荣心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总以为自己比实际上更著名或更声名狼藉。 1946年，他在一艘船上度假，船靠近加那利岛群岛。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怖并大声喊道：他一上岸，佛朗哥的警察就会逮捕和拷问他。他坚持要英国领事到甲板上来保护他，领事派他的书记来向他保证，这个岛上没有任何人听说过他，高兰茨失望地说道：“他自己就没有听说过我。”
11 赫尔曼：谎话，该死的谎话
被她的传记作者、细心而又公正的威廉·赖特做了追踪，然而赖特发现，要从赫尔曼很不可信的自传中清理出线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无论如何，诉讼总是有害于公共关系，一个起诉别的作家的作家从来不被人喜欢。大家都知道赫尔曼很有钱，而麦卡锡却不得不卖掉房子来支付诉讼费用。双方的朋友都往这场官司里挤，并带来金钱和建议。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场官司带来知识分子的一种新游戏：追查赫尔曼杜撰过些什么东西。麦卡锡很快就不得不支付 25000美元的费用，当她面临经济破产的时候，她除了带领着这群家伙前进之外别无选择。正如赫尔曼的传记作者威廉·赖特所说：“赫尔曼起诉麦卡锡，她就逼迫这个国家最敏锐、最生气勃勃的头脑之一去仔细检查赫尔曼的全部作品，追查谎言。”其他人也很乐意加入其中。在 1981年春天出版的一期《巴黎评论》上，玛莎·盖尔霍恩列举并用文献证明了赫尔曼关于西班牙的八大谎言。
12 理性的逃亡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世俗知识分子的主要目标有了重要变化，重点从乌托邦主义转入享乐主义。
奥威尔的文章《如此如此快乐》是没有什么特色的夸大，甚至虚假。他在伊顿公学的导师 A. S. F.高欧对私立学校颇为了解，他相信奥威尔是被康纳利所收买，才做出这种不公平的指责。如果是这样，那是康纳利唯一的一次机会，去诱惑奥威尔干一种不道德的事，特别是其中包含着谎言。正如维克多·高兰茨紧咬着牙所评价的：奥威尔令人痛苦地诚实。
他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一个目的：“我觉得我不但要脱离帝国主义，而且要脱离任何人统治人的形式，我自己要深入被压迫者之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站在他们一边反抗暴君。”
这样，到了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不但道义上支持共和国— 90%以上的西方知识分子都是这么做的——他还同他们所有的人不同，他实际上为共和国进行战斗。而且他正好是战斗在共和军中负担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支——无政府主义的民兵（ POUM）中，这一经历对他此后的一生是极具关键性的。
奥威尔把服役的民兵描述为“一个团体，在那里更常见的是希望而不是冷漠无情或玩世不恭，在那里‘同志’一词意味着同志关系，而不是大多数国家里那种骗人的鬼话”。那里“没有人热衷名利”，“一切都短缺，但没有特权、没有奉承拍马”。他觉得，这种“朴实的迹象，社会主义的开始阶段也许就像这样”。他在信中最后的结论是：“我看到了一些美好的东西，终于真正信仰了社会主义，我过去从来没有信仰过。”
但是，随之而来的令人沮丧的经历，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清洗。成千上万个奥威尔的同志被直接杀死或投进监狱，再拷打、处死。所幸他逃过一命。在回英国的途中，他清楚地看到，要出版对这些可怕事件的叙述是困难的
重点的这一转移必然导致奥威尔对知识分子本身采取高度批判的观点，这也充分地记录了他的可以称之为军人的而非波希米亚的气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一些离题的话，比如（在谈到埃兹拉·庞德时所说的）：“即使是从诗人那里，人们也有权期待普通的礼仪。”而他的警句是：穷人、普通人，比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看重他所谓的“通行的正派”，更依附于诸如正直、忠诚、诚实等朴素的美德。
我们的探讨现在要结束了，从世俗知识分子开始取代旧式的神职人员，成为人类的引路人和导师，至今大约是两百年。对于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我们已经查看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个案，考察了他们是否具有完成这一任务的道德的和判断力的资格。我们特别考察了他们对待真理的态度，寻找证据和评价证据的方式；他们对待特定的人，而不是不是对待人类整体的态度；他们对待朋友、同事、仆人，首先是对待家人的方式。我们也涉及按照他们的劝告会带来的社会的、政治的后果。
一种怀疑的倾向正在日益增长：他们是否有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导师，或是作为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我也具有这种怀疑。在街上随便找十来个人，他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很可能与同一个层面的知识分子至少一样合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