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系列，z.cn上少有的无副标题书。
两句很眼熟的：
- 同所有其他执政的共产党一样，苏联共产党从它宣称的历史永无过失的言论中汲取权威。当事件的发展未能遵照这一脚本时，它就很容易受到攻击。
- 只有苏联政府而非其他任何人能决定承认“人权和基本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
序言 前瞻
1946年，一个叫艾瑞克·布莱尔（Eric Blair）的 43岁英国人，在地球的边缘租了一个房子，他准备在这个房子里度过余生。这个房子位于苏格兰一个叫做朱拉（Jura）的小岛的北端，坐落在一条土路的尽头，既不通汽车，也没有电话，更没有电。往南走 25英里才能到离这个房子最近的商店，那也是这个小岛上唯一的商店。
第一章 恐惧的回归
在那里会师的美苏军队之间的相同点是那么肤浅，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相同点也是那么肤浅。美国和苏联都诞生于革命，两个国家都信奉具有世界意义和目标的意识形态。他们的领导人都认为，在他们自己国家适用的一套制度，也同样适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
与此同时，尽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巨大，但它手中仍掌握着一些强有力的牌。因为它处于欧洲，它不会将军队从欧洲撤出。在二战之前的年代里，当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能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时，苏联的意识形态却在欧洲很受重视，因为在二战中欧洲的共产党组织领导了反对德国的抵抗运动。最后，苏联红军在打败希特勒时所承受的巨大代价，使得苏联在参与筹划战后世界的安排时，在道义上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发言权。因此，1945年，共产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在决定未来世界走向的问题上影响力是同样大的。
从列宁开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最重要观点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能长期合作，因为他们将对利润的追求置于政治之上，这种出于本能的贪婪迟早会占上风，
而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美国人就总是既置身于世界之外，又要为世界树立榜样。
美国人在思想领域内确实寻求国际影响，毕竟他们的《独立宣言》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激进主张。但是，在美国人获得独立以后的140年中，他们并没有为在全世界传播他们的思想观念而作出任何努力。美国只是树立一个榜样而已，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自行决定如何仿效美国的榜样。
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入主白宫以后，就一直——经常是反反复复地——试图让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起更积极的作用，但这是一件很费劲的事。罗斯福曾经说：“我就像在一个黑屋子里摸索房门那样。”
罗斯福一直在告诫美国人：威尔逊的主张是对的，世界上别的地方发生的事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
但是他并不是真心要履行他的承诺。他对他的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olotov）说：“不必担心，我们以后按我们的需要行事。问题的事实是力量的对比。”
苏联起码三次成功地渗透进研制原子弹的拉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因为在斯大林眼里，在沙漠里试爆原子弹是一回事，真的将原子弹用于战争却是另外一回事。斯大林在得知广岛被美国的原子弹夷为平地的消息后，愤愤地说：“战争是野蛮的，但是使用原子弹则是超级野蛮。”斯大林一直坚信：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流了多少血，这个国家在战后就应获得多少国际影响，而美国试验原子弹的成功对斯大林的这一信念是一个挑战，因为一夜之间，美国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威力，这个军事威力不是依赖于美国在战场上部署了多少军队。
但是美国领导人并没有制定一个具体战略来用原子弹迫使苏联让步，斯大林自己的做法也使美国人用原子弹来压苏联的希望落空。在实现苏联的目标时，斯大林实际上采取了更强硬的做法，以向美国表示他是吓不倒的。
“长电报”实际上成为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战略的基础。 凯南认为，莫斯科一意孤行的原因不是因为西方做了什么事，而是源于苏联政权内部的需要，对于这一点，西方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改变不了的。苏联领导人必须把外部世界看成是对苏联充满敌视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一个维持他们独裁统治的借口。“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统治苏联；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不敢对人民施暴；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说服人民作出牺牲。”指望西方的让步可以换来苏联的让步，是天真的想法，苏联的战略不会改变，除非在它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后，苏联将来的一个领导人意识到苏联的行为是有害于自己的利益的，但凯南不相信斯大林会有这样的觉悟。凯南不认为只有战争才能改变苏联目前的政策，他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西方应该对苏联采取一个“长期的、耐心的，但却是坚定的政策，以遏制苏联的扩张倾向”。
搞到这份电报并不难，因为尽管它是绝密的，但它在政府内部广泛流传。 斯大林也不示弱，他命令苏联驻华盛顿的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也起草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于1946年9月27日被发往莫斯科。在电报中，诺维科夫指出：“美国外交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目标是建立世界霸权。”因此，美国正在“大规模”地增加军费开支，在远离美国的地方建立基地，并和英国达成将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的协定。但是，英美合作“充满了内部矛盾，是不能长久持续的……近东很有可能成为英美矛盾的一个中心，近东问题将破坏美国和英国之间达成的协定”。
有几个基本判断决定了《马歇尔计划》的制定：第一，对西方在欧洲利益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苏联军事干涉，而是那些可能导致欧洲人把欧洲共产党送上台的饥饿、贫困和绝望等社会因素，那些掌了权的欧洲共产党人可能会服服帖帖按苏联意志行事；第二，美国的经济援助将首先发挥心理作用，然后物质作用，从而扭转欧洲往共产主义方向倾倒的趋势；第三，苏联不光自己不会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也不会让其东欧卫星国接受美国援助，从而使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第四，美国到时就可以在日益扩大的冷战中处于地缘政治和道德上的有利地位。
铁托对迫使他听命于共产党情报局的压力非常反感和气愤， 1948年6月底，他公开和莫斯科决裂。斯大林嘴上不示弱，他说：“我只要动一下我的小指头，铁托就没了。” 铁托的行为给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小指头的震动，它是共产党国家反抗克里姆林宫的第一次造反，铁托没被消灭，他很快就开始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
1949年，刚接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 Dean Acheson）用辛辣的语气说，南斯拉夫那个独裁者可能是个“狗娘养的”，但他现在是“我们的狗娘养的”。
西方盟国临时组织了一场用空投的方式为受到陆路封锁的柏林提供救援的行动，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柏林人的由衷感谢、大多数德国人的尊敬、世界舆论的好评。相比之下，斯大林显得既凶残无情，又笨拙无力。
因此，对朝鲜的占领并不是事先精心策划的，而是由突然事件（日本投降）引发出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莫斯科和华盛顿很容易地就同意用北纬三十八度线将朝鲜暂时一分为二，这个分界线将在朝鲜成立了一个全国政府以及占领军撤退以后取消。
权力成为意志，意志变成欲望，欲望就如一条贪婪不足的恶狼，它在得到了意志和权力后，把全世界都当做它的猎物，最后把自己也吃掉。
第二章 死亡艇和救生艇
当中国、美国以及它们各自的朝鲜盟友最后于1953年7月达成停战协议时，战争已经使朝鲜半岛满目疮痍，哪一方也没有真正获胜。南北朝鲜的分界线基本上还是1950年时那样，改动不大。根据官方的数据，共有36568名美国人在战争中死亡，但对于其他参战方的死亡人数的统计却难以精确作出。在三年的战争中，中国很有可能损失了60万士兵，可能有超过200万的朝鲜士兵和平民丧生。 3朝鲜战争有一个明确的教训：它为以后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先例，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卷入一场流血和持久的冲突，但它们不会使用核武器。
这两次原子弹的使用也成为20世纪对原子弹的唯一两次使用。随着打大规模战争的手段变得更加具有摧毁力，出现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也在变小，并且最终将完全消失。与修昔底德从他那个时代的大规模战争 所得出的教训相反，人类的本性真的改变了，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打击所产生的震撼开始了人类改变自己使用武力习惯的过程。
改变人们使用武力的习惯需要有人起领导的作用。在这方面率先采取最重要行动的领导人是哈里·杜鲁门，他又是唯一一个曾下令使用原子弹杀人的领导人。他曾说，他今后一生都不会因为下令使用原子弹而失眠，但是他的实际行为却表明：他对使用原子弹是很谨慎和不安的。就在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沙漠试验成功的那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机器的发展要比道德的进步快好几个世纪，当道德的进步最后赶上机器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任何机器了。”一年以后，他在日记中进一步阐明他对技术发展的担心，他写道：“在过去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及其思想改变不大，但现在人类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否则，人类将面对完全和彻底的毁灭，接替人类的可能是昆虫时代或一个没有大气层的星球。” 1948年，杜鲁门对一些顾问说，“下令使用具有如此巨大破坏力的武器……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这个武器的破坏力超过所有我们手中武器的破坏力……所以，我们在对待这个武器时，必须采取同对待步枪、大炮以及其他类似的通常武器不同的态度。”
杜鲁门以为，让苏联人亲眼看了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就能改变斯大林这个老独裁者的行为，但是杜鲁门低估了斯大林，因为斯大林从他过去的经历中早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不管你有多大的恐惧，都不要表露出来。我们现在知道，斯大林是充满恐惧的，因为他曾经私下说，原子弹是“一个巨大的东西，威力非常巨大”。 他的恐惧促使他启动建造苏联原子弹的重大工程，这个工程对苏联受战争摧残的经济造成了巨大负担，这个负担要远远高于曼哈顿计划对美国经济所造成的负担，因为斯大林使用强制劳工，并根本不顾该工程所带来的健康和环境方面的负面作用。
斯大林在这一时期说的另一句话更耐人寻味，他说：“如果战争爆发，原子弹会不会被使用，取决于像杜鲁门、希特勒这样的领导人是否掌权。人民不会让这样的人掌权，使用原子弹就意味着毁灭世界。”
实际上，苏联科学家从1946年开始就一直在研发他们的“超级弹”，但是他们不像美国的核科学家那样把注意力集中在区别核裂变武器同核聚变武器上。他们也不像美国人那样认为氢弹要比原子弹更有威力，他们并不认为使用氢弹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苏联主要依靠他们的聪明才智，而不是依靠间谍活动。1952年11月1日，美国第一次试验氢弹，削平了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接着苏联于1953年8月12日在中亚沙漠中也第一次试爆氢弹。那颗氢弹的核爆力是1500万吨，比预期的500万吨要高两倍，是轰炸广岛的那枚原子弹核爆力的750倍。氢弹试爆所产生的放射性微粒随风飘散了几百英里，污染了一艘日本渔船，导致一个日本船员死亡。
因为用核武器进行的战争会毁灭战争原本要保卫的东西，这样的战争绝不应该发生。对核危险的共同意识又一次占上风，这一共识超越了美苏双方在文化、民族、意识形态、道德观以及国民性方面的差别。但是，不管是马林科夫，还是丘吉尔，他们都没能改变冷战战略。
实际上苏联实际拥有的导弹数量远远少于赫鲁晓夫说的数量，同时苏联的导弹缺乏精密制导装置来使弹头准确地命中目标。赫鲁晓夫后来承认，“在公开场合说我们可以用导弹击中远处的苍蝇，可以振奋士气，我夸大其词了一些”。他的儿子谢尔盖是个火箭工程师，他坦白地说：“我们用我们手中没有的导弹来威胁对手。”
早些时候，他曾经对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掌握了洲际导弹，我们可以卡住美国人的脖子。美国人以为别人够不着他们，这已不是事实了。”
这三种办法都不成功，因为侦察机常被苏联人击中和击落；气球经常因迷失方向而最后爆炸；间谍常被抓捕、监禁和处决，因为苏联特工人员金姆·菲尔比（Kim Philby）正好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工作的英国联络官。
对赫鲁晓夫在古巴布置苏联导弹的最好解释是：赫鲁晓夫完全是受他的意识形态浪漫主义情怀的支配，在这种状态下，他不能理性地作出战略分析。他在情绪上已完全融入古巴革命，为了古巴，他不惜将苏联革命、他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置于危险境地。卡斯特罗后来说，“尼基塔非常热爱古巴，你可以说，在古巴问题上，他有情感上的弱点，他是一个有政治信仰的人”。 但是，列宁和斯大林也是有政治信仰的人，而他们很少让他们的个人情绪影响他们对革命目标轻重缓急的判断。赫鲁晓夫手上掌握的武器所能产生的破坏力要远远大于列宁和斯大林手上掌握的武器所能产生的破坏力，但是赫鲁晓夫在制定政策时要比列宁和斯大林表现得更不负责任。他像一个脾气暴躁的孩子，手上在玩弄着装满了子弹的枪。
这么多年过去了，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已离开了人世，苏联也已不复存在，但当年苏联导弹要保护的卡斯特罗还活着，还在哈瓦那掌权。
这个新战略就是“相互确保摧毁”（Ma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理论，它的英文缩写就是“疯狂”（ MAD）。这个理论的基本概念是：如果没有人能确信自己可以从一场核战争中存活下来，也就没有人愿意去挑起一场核战争。这个理论只不过是重复了艾森豪威尔很久以前就已提出的思想，即随着热核武器的出现，战争已经不能再成为政治的工具了，国家的生存要求战争不再发生。
第三章 指令社会抗衡自发社会
1961年，赫鲁晓夫承认，苏联可能真的落后于西方，但他强调十年之内，苏联的住房短缺将消失，消费品将大批出现，苏联人民将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在二十年之内，苏联“将上升到一个高度，相形之下，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将远远落在后面”。
但是，历史没有像赫鲁晓夫预见的那样发展。到1971年的时候，苏联和东欧卫星国的经济停滞不前。到1981年的时候，苏联的生活水平下降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人均寿命也出现下滑。
现在很清楚了：赫鲁晓夫的语言完全是基于一相情愿的表述，而不是以事实分析为依据。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当时有那么多人对赫鲁晓夫的话信以为真，这些人不光是共产党人。比如，美国新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召开的维也纳高峰会议上碰到赫鲁晓夫时，就被赫鲁晓夫表现出的意识形态自信震住了。肯尼迪承认说，“他把我吓得不轻”。
当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比任何人都更加意识到当时形势的严峻。像列宁一样，威尔逊也知道：思想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国家的行为，他自己不就是在1917年4月以“创造一个保证民主生存的世界”这样的口号带领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吗？但在威尔逊眼中，他想要的世界不是一个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世界，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会使世界不安全。
威尔逊于1918年1月发表的《十四点》（Fourteen Points）演讲是直接回应列宁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挑战，威尔逊的演讲是20世纪阐述美国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文件。
这个两种不同思想之间的对抗的实质就是迪斯雷利《两个国家》小说中所提出的问题，即如何在治理正在工业化的社会时，找出一个能让社会中所有人都同时受益的办法。
罗斯福比任何人都明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以后，同莫斯科的合作可能将终结，但是，他要苏联，而不是美国，来承担停止合作的责任。为此，他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成立的三个新的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对于这三个机构，罗斯福保证美国将全力支持。
不管斯大林本人是否相信这样的话，这个被称为是“人类最大的天才”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孤独的、充满幻觉的和恐惧的老人，热衷于在遗传、经济、哲学和语言等领域发表错误百出的评论，热衷于和惊恐万状的下属一块吃吃喝喝大半天，每次都以醉醺醺结束。
斯大林一去世，贝利亚就迫不及待地着手改正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最恶劣做法。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列举和谴责斯大林的罪恶，他的讲话使参加会议的代表大为震惊。通过对斯大林的批判，赫鲁晓夫推倒了用恐怖和谎言建立起来的外表，这个外表在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眼前遮挡了斯大林政权的真相。赫鲁晓夫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挽救共产主义，改革的第一步是承认过去的错误。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不管对我来说风险多大，我必须说出过去事实的真相。” 但是，赫鲁晓夫想要挽救的制度本身，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年代开始，就是建立在没有错误、永远正确的宣言之上的。共产主义不是从一开始就宣称它找到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吗？一个基于科学的政治运动是不应该有悔罪、认错和改正错误的。因此，从赫鲁晓夫结束他的演讲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为他自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造了许多新的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讲话所引起的震惊效应。共产党人很少听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承认错误，特别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历数斯大林的失误。
波兰共产党领袖波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在阅读了赫鲁晓夫的演讲后，心脏病发作，很快去世。
波兰共产党认真地吸取了教训。在贝鲁特去世后，波兰共产党开始释放政治犯，解除政权中斯大林主义者的职务，结果是：就像不久前东德在同样情况下出现动乱一样，骚乱也在波兰发生了。但是在波兰的动荡中，强硬派没有重新掌权，与此相反，波兰把哥穆尔卡请了回来，他过去在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中被解职。波兰共产党在没有得到赫鲁晓夫批准的情况下，任命哥穆尔卡为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大怒，他没被邀请就自己飞往华沙，大发雷霆，威胁要派苏联军队去波兰，但最后只好默不作声地接受了波兰的新政府，毕竟波兰新政府只是像赫鲁晓夫自己曾经宣称的那样：要给“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一个“人性的面孔”。
但是，苏联占领的东柏林也有它自己的空虚薄弱之处，就像1953年那里发生的骚乱所表明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东柏林人不满情绪的根源来自当时东西柏林人可以自由地互相访问。一个东柏林人后来回忆说，“柏林是个很奇特的城市，你只需乘上地铁或火车……你就可以到另一个世界去……两分钟之内，你就可以从社会主义……到达资本主义。” 从西柏林往西德移民很容易。东西柏林在生活水平方面的明显差异在苏联占领区内引起“巨大不满情绪”。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乔治·马林科夫在1953年东德骚乱事件之后承认，不满情绪“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东德人开始往西德移居”。
至少从1952年开始，乌布利希就计划在东西柏林之间修筑隔离墙，以阻止东柏林和整个东德的居民往西柏林移居，但是苏联和其他的东欧国家反对这个计划。1953年，苏联指出，乌布利希的计划会“在柏林人当中引起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在东德的驻军的敌视和不满”。赫鲁晓夫认为，应对西德挑战的更好办法是：“用文化和政策改善生活条件，赢得民心。”
赫鲁晓夫承认，柏林墙是一个“引起仇恨的东西”，但是“我该怎么做？7月里，3万多最优秀的人才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如果我们不赶紧设法阻止东德人大规模的外逃，东德经济将崩溃。……修筑隔离墙是唯一可以采用的办法”。
霍布斯鲍姆对社会主义失败的解释还过于狭窄，因为只是在经济表现方面评价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继理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不够的，这些理论所造成的生命代价是巨大的。在实现这些理论的过程中，大约有1亿人在20世纪中丧生。我们无法估计共产主义试验失败对那些幸存者造成的影响，他们的生活被共产主义思想扭曲了，他们的命运被专制政策禁锢了。在历史上还找不到几个良好的愿望造成巨大灾难的例子。柏林墙被推倒以后，在一个东德工厂的墙壁上出现了一行字：“我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道歉。”这是一句非常合适的话，也是早该有人说出来的话，没有人需要为这句话署名。
第四章 自主的兴起
“我……很高兴这个党能发展到甚至罢黜它的第一书记的地步，”他接着说，“你们给我扣屎盆子，而我却说：‘你们是对的’。”人们对赫鲁晓夫的指责远远超过他个性的缘由。他因粗鲁无礼、精神错乱、傲慢自负、无能、任人唯亲、妄自尊大、抑郁消沉、变化无常以及衰老而备受指责。他容许发展对他的个人崇拜，不再听取顾问的建议。他破坏了苏联的农业并将世界带到核战争的边缘。他下令建设柏林墙，这是一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开羞辱。他早已成为他试图领导的这个国家以及他试图激励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耻辱。而作为他的接班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认为还应加上另一条罪状：赫鲁晓夫曾经将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描述为“对着路边石撒尿的狗”。
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产生出两个结束殖民统治的有力理由：第一个来自布尔什维克革命，列宁号召结束所有形式的“帝国主义”；另一个来自美国。当伍德罗·威尔逊在十四点原则中提出民族自决原则时，他的意图是削弱布尔什维主义的号召力，但其效果却引发了整个亚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受此激励的有英属印度的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法属印度支那的胡志明（Ho Chi Minh）、日占朝鲜的李承晚（Syngman Rhee），以及在中国一个叫毛泽东的不知名的年轻图书馆员。
赫鲁晓夫更为精力旺盛：与斯大林不同，他热爱出国旅行并乐此不疲，从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在他钟爱的目的地中有许多是从欧洲殖民统治下新独立的国家。
美国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表示……我们可能准备好离开朝鲜，”艾森豪威尔悲观地说，“但事实却是，我们当然无法真的离开。” 如此一来，李承晚有了一份双边安全条约，还有一份来自华盛顿的承诺，即为了确保南朝鲜的国家安全，美国军队可以根据需要尽可能长久地在那里驻军。这就意味着美国保卫着一个独裁政府，因为李承晚对于民主化毫无耐心和兴趣。南朝鲜就成为了李承晚而非美国所希望的南朝鲜，并且他发明了一种极富吸引力的冷战勒索模式，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对我太过施压，我的政府就会垮台，而你会为此感到后悔。
毛泽东向国际体系中的均势逻辑发起挑战，找到了一种不同的均势：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可以将在中国内部挑战他统治的风险最小化，不论这种世界危险来自美国还是苏联或是两者。 这种战略非常成功。
第五章 公正的恢复
他的问题在于，同所有其他执政的共产党一样，苏联共产党从它宣称的历史永无过失的言论中汲取权威。当事件的发展未能遵照这一脚本时，它就很容易受到攻击。
它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让人越来越难以置信的意识形态之上，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那么一小撮不满者，即便他们是著名人物还能指望获得谁的支持来反对呢？这正是勃列日涅夫喜欢缓和政策的原因之一，他的一个根本性的假设是西方世界不会寻求改变马列主义政权的内部性质。相反，它们的目标是鼓励这些政权在国际舞台中表现得更负责任。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勃列日涅夫坚持认为阶级斗争会在安全的地方继续进行，特别是在“第三世界”。 但是，他准备做出暗示，接受北约的永久存在以及让美国在欧洲继续扮演角色。作为回报，他希望美国人及其北约盟友们正式批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东欧边界。
“在我们自己家里，我们是主人”，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让勃列日涅夫放心。只有苏联政府而非其他任何人能决定承认“人权和基本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些经历给了哈维尔激励和时间，他通过写作文章和剧作，成为记录了他这一代人对共产主义幻灭的最有影响力的纪实者。他被称作“列侬主义者而非列宁主义者”。 哈维尔并不主张直接抵抗；鉴于国家警察的强大力量，那么做毫无意义。相反，他鼓励做更微妙之事，发展出与政府行为准则不同的个人行为标准。那些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他写道：“认同这个体制、为这个体制尽责、造成这个体制、就是这个体制。”但是那些可以对自己的信仰保持真诚的人们，即便是做诸如啤酒酿造者们以比官方制定的更高标准酿造更好的啤酒这样的小事，也能够最终推翻这个体制。“当一个人打破了游戏规则的时候，游戏就被揭露为一场游戏而已。当某人高喊‘皇帝没有穿衣服！’转瞬间一切就暴露在另一种光明之下，并且整个好似由一张被撕裂的薄纸做成的外壳，正在难以控制地四分五裂。”
第六章 演员
在马列主义国家，民主似乎仍然存在于遥远的未来；但即便是在这些国家中，官方批准的高等教育正使得政府越来越难以阻止人民进行独立的思考，尽管他们还不得不将这些思想隐藏于内心。而在像大多数“第三世界”那样的民主和教育还未普及的地方，另一股世界潮流——大众传媒的出现——正使得开展运动成为可能，而其方式是那些领导人并不总能预料到，也并不总能控制的。
人们也从未料想到，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竟然能够挑战西欧的社会福利国家。同邓小平一样，玛格丽特·撒切尔通往权力的道路并不平坦。她的出身既不富裕也无权势，在一个男性主导政治的社会中由于性别而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她通过努力的工作、不加掩饰的雄心抱负，以及对装腔作势的厌恶，终于攀登到了权力的顶峰。她的首要目标是实现高税收、工业国有化、尊重工会和侵入性的政府规制。
也使得他的对手，有时甚至是他的朋友低估了他。但那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里根正是这个国家多年来所需要的那种精明的政治家和最敏锐的大战略家。 他的实力在于他对事务的观察能够由繁及简。并且他所看到的很简单：因为缓和政策使、并且意在使冷战长久延续，所以只有废除缓和政策才能终结冷战。
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最初发生在权力的最高层。在波兰，情况相反，是人民起来造反，全都不再相信这个国家的政府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层……波兰军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且热爱祖国。他们不会向自己的人民开火。
莫斯科的核力量难以使它回避这样的事实：“任何无法以和平方式使其领导人具有合法性的体制，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
自斯大林之后，还没有人如此年轻就能攀登到苏联领导层的最高峰。自列宁之后，还没有过一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苏联领导人。并且，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开放地看待自己国家的缺点，或如此坦率地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接受的教育是成为一名律师，而非演员，但是他像里根一样明白该如何利用人格魅力。
戈尔巴乔夫“有才智、受过良好的教育、精力充沛、诚实、富有思想和想象力”，他的一位亲密的顾问安纳托利·切尔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在私人日记中如是写道。“神话与禁忌（包括意识形态的那种）都与他无关。他可以把它们全部打碎。”当一位苏联公民于1987年初在信中祝贺他已经取代了一个“石面狮身人面像”的政权时，戈尔巴乔夫骄傲地公开了这封信。
尽管如此，一场核危机还是发生了——不是因为战争，而是源自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Chernobly）核电站的一场爆炸。这一事件也改变了戈尔巴乔夫。它表明“我们体制的弊病……封锁或掩盖事故真相和其他坏消息、不负责任和麻痹大意、工作草率马虎、酗酒误事”。他严厉地责备政治局，几十年来，“科学家、专家和部长们一直告诉我们一切都安全……你们认为我们把你们当神来供奉。但是现在我们却遭此惨败”。所以，苏联自身内部要实行公开化（glasnost）和政治经济改革（perestroika）。“切尔诺贝利，”戈尔巴乔夫承认，“使我和我的同事们重新思考了很多事情。”
“信任，但要核查”（Dovorey no provorey），里根在签署仪式上如是坚称，这句话似乎穷尽了他的俄语知识。
戈尔巴乔夫的敏感性还表现在经济方面。在就任领导职位前到外国旅行的经历使他认识到，“那里的人民……过得比我们国家的好很多”。似乎“我们年迈的领导人们不那么担心我们无可否认的低下的生活水平，我们令人不满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在先进科技领域的落后”。 90但是他并不清楚对此应该做些什么。所以，国务卿舒尔茨——这位前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当仁不让地要对这位新任苏联领导人教育一番。
早在1985年，舒尔茨就已经开始给戈尔巴乔夫讲解为何一个封闭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人民必须能够自由表达自己，按自己的意愿到处流动、迁移和旅行……否则，他们就无法利用可以利用的机会。苏联的经济必须进行剧烈的改革以适应这个新的时代。”“应当由你来莫斯科掌管计划办公室，”戈尔巴乔夫开玩笑说，“因为你的点子比他们多。”
第七章 希望的胜利
戈尔巴乔夫回忆道，“作为有教养的人，我的政治局同事们并没有表现出不悦。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受到了他们糟糕的情绪。党独裁统治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尽管每个人都对此心知肚明，可又能如何呢？”
1989年6月赴波恩途中，他被人群欢呼的口号恭维着：“戈比！做爱，不是建墙。” 在10月份东德庆典中，他在无名红军“解放者”烈士墓前朗诵了一首诗，让听众感到意外：我们时代的神谕已宣告统一，它只能由铁和血铸就，但我们试图以爱来打造，我们将会看到哪一种更为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