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看。
解释了一些很“新鲜”的偏见，比如顶多有300年历史的国界；用一个和所谓正统史书不一样的新角度，来看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的地位；中国历史上有多段处于花钱买平安的附属国时代；“大秦国”和“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这些称呼；我国优秀的政府本位主义传统；蒙古政权“几乎是毫无意识形态、无所局限之物”……还有很多。
自序
一直以来，不分东西方，总之只要提到游牧民，一般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就直接做出负面印象的描述。从被世间称为名家的历史家或研究者，到民族学家、文明史家、评论家或作家等人士，大致也都以野蛮、杀戮等刻板印象来描述，几乎已经定型。
先是来自近代西欧的蔑视亚洲，以及与之互为表里的优越感或歧视思想，再加上日本及中国学者多以偏见或先入为主观念的助长，不知不觉间就创造出一个极为单纯、简化的“历史坏人图像”。在高中世界史教科书等书籍里头，这种图像也一直被视作理所当然。这种在升学考试下内化于思想中的刻板印象，在无意识中就被深植且定型了。“明明就不是这样啊……”的想法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写作动机。
但是在他寄给我的读后感想中，有几篇令人眼睛为之一亮，同时也让我想重新省思往常很容易就会不禁说出的“现在的学生呀……”等话语。
所谓的“中东”，这个由他人所给的称呼及其整体广大地域中，若要特意地找出一个共通点的话，就是在这个地域中的大大小小各种国家，几乎全都是在过去历史中曾有各种游牧民活动的世界，而且此一面向虽然会因为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到了今日仍未消失。
第一章 跨越民族与国界
欧亚世界史的特征
因此，结构完整、具备在大海航行能力的船只问世，对人类史实在意义重大，全球性的“世界史”，就是在大型船只出现后的事。在那之前的海洋世界，不过是小型舢板等船只沿陆地近海或在内河航行尔尔。于是日本群岛长期被视为极东之地；相对地，不列颠群岛则处于极西。
李希霍芬男爵虽有任务在身，调查内容却相当详实，他将探查结果集结成一部名为《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China, Ergebnisse eig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i ü ndeter Studien，原题英译为China: The results of my travels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的巨著。
游牧民世界的起源
日常生活用品到农业生产工具及各式战斗工具，亦常无法完全自给自足，综观以上，游牧实在不是容易生存的经济活动。
现在日本大众所使用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具有强烈刻板的语意印象，那是以距今20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为契机，根基于近代西欧所创的架构及价值观中的。所谓“Nation”这个人群的“实体”，是被视作超越地位或身份、财富或阶级而存在的，而国家则是被定义为以之为基础的人工产物。这其实是某种“神话”。如果不这么做，就算有波旁王朝，“法兰西”也不曾存在。这种论述获得普遍认同，德国及意大利的统一，都是利用此种趋势应运而生。
虽然记录者将自己当作“文明人”，然而真正的“文明人”应该不会局限于特定的狭隘价值观之内，但很可惜并非如此。不论古今，确实有时很难将自认是“文明人”的人与“偏见”“自傲”“自恋”等划清界线。
遭受游牧民攻击、支配时所留下的文史，很容易受到被害者主观意识左右；而在承平时期或自己发动攻击时期的史料，又会透露过度的优越感或轻视。
能留在史册的是幸运，没留下的便很容易就被后世妄下不合理的论断。然而，是否要留下记录事实上是根植于其生活中的某种价值观。那是只要生存就会有的“形态”，也可说是“文明”的“形态”。至于留或不留下记录，这件事本身就不是决定个人或人类集团之优劣的因素。由于研究游牧民有以上困境，在探讨它所建构的欧亚史时，需要确实交叉比对原典及史籍之后还原史实，要达到此标准即具相当难度，因此必须从各类范畴和既存的众多语言文献中挖掘，遗迹、古文物这类线索也不可放过。
第二章 中央欧亚大陆的结构
眺望广阔的大地
然而，“国界线”这个概念是近代才形成的。就算是历史久远的国界，也顶多是300年前的产物，不用很仔细计算，几乎大半界线是在近半世纪才确立，甚至是在这四五年，有些更在这一两年才划定。甚至是“国界线”这个概念本身，历史也不长久。因此希望读者可以忽略国界线这回事。
眺望广阔的大地
由于是这种程度的建造物，故不持久，只要下雨就会流失；冬天的强烈北风，偶尔会吹残土壁。只要没有不间断地修补，不用几年就会变成柔软的土丘，即使文献中有记载“修长城”，但是否能与现存的哪一部分“遗迹片段”连结呢？抑或原本真的有修筑吗？无法明确判断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眼前的明代长城，壮观得超乎寻常，也是普遍对长城的印象。然而，就算是明代的长城，也仅在北京附近的八达岭等区域或关隘才是用砖块砌成的坚固建筑。
其实在历史中，长城几乎没有发挥过实际功效，就算多少还有点抵御或屏障的效果，但北方来的攻势几乎常无碍地到达中国领土，耗费了庞大群众生命和资源换来的结果，也只是权力者的“一时安心”。
清朝也镇压了由穆斯林苏非教派主导的天山南侧绿洲，并以帕米尔高原以东的疆域命名“新疆”；天山北侧为“北疆”，南侧为“南疆”。现在北疆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谷仓之一，也是油田、淬炼、化学工业的模范地区。
在18世纪后半期以后的清朝，动不动就被认为是受到“西方冲击”（Western Impact）影响的衰老大国。然而，这是从“海洋世界”看到的印象。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节团认清清朝权力腐败之时，清朝在“陆地世界”方面还是个刚成年没多久的巨型帝国。这之后，清朝虽然渐步衰微，但其领土仍持续扩大。同俄罗斯帝国一般，直到崩解前都还是膨胀状态的庞大帝国。
西藏也曾经有“王国”。最初施行政治权力的“王国”，也有人称“帝国”。大约在唐朝的时候，松赞干布（Songtsan Gampo）即位后便迅速成为强大势力，与唐朝曾有战事并签署结盟，目前还可见当初的纪念碑。后来松赞干布也占进中亚，曾掌权敦煌一带，不过时间并不长。遭贵族割据的西藏，宗教势力渐渐抬头扩大，并朝着以宗教权威为首的“王国”之路演进。西藏佛教从安多（青康藏高原东部）进入蒙古高原传教，范围达亚洲东半部，形成辽阔的“藏传佛教圈”。16世纪后，达赖喇嘛的权威影响已不局限于狭义的“西藏”地区，也获得北亚到中亚东半部广大信众的支持。
等山头参错各立中，萨迦教派的年轻导师八思巴后来成为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国师”，后来更成为“帝师”，藏传佛教正式成为元朝皇室的宗教。
达赖喇嘛〔直译为“海的高僧”，喻义为“传遍四海的师僧”。以“达赖”来表现“海”“大海”般深邃的威严、喻令及恩典之意，出自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蒙古帝国第三位大汗贵由写给罗马教宗伊诺森四世的国书〕
汉代从此获得进入西域的钥匙，为了防止右贤王匈奴的右翼军再来袭，于是便沿着祁连山北麓设置星罗棋布的管理据点，从中国境内依序订定武威、张掖、酒泉及敦煌等河西四郡（元朝时称凉州、甘州、肃州及沙州），现今甘肃省即取自其中两州的名称，总之即是点与点连成的防御线和领地。
欧亚的西半部
蒙古以来在伊朗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居民广设称为“坎儿井”的人工地下运河。在山麓间挖凿深深的直立坑穴，在与地下水相接处挖掘横向穴道，便成为地下运河。从地下水的源头到让水涌出地面的居地和农地为止，大约间隔20至30米处，以相等间隔距离依序挖凿直立坑穴，再交互重复直立坑穴及横向穴道的挖掘工作。
“Barbaroi（译注：不会说希腊话的人，意指蛮族）”
据称咸海在21世纪前半期就会消失，俄罗斯帝国曾积极迁移农民进入开垦的七河之地，巴尔喀什湖也在缩小中。由国家主导的犯罪，不只是压制或迫害个人及群体，甚至也会经年累月地在大地刻画出破坏环境和改造自然的痕迹。
第三章 追溯游牧国家的原貌
希罗多德说故事
在这里，希望可以摒除无条件地将以希腊为中心的西洋人所说的话直接囫囵吞枣。或许，这也是近代“文明主义”以及西欧中心主义的遗产之一吧！在历史过程中人们所谓的“常识”，在很多时候不如说只是以一种鲜明形态显现出来的，过去所有偏见或误解的“陈旧污垢”。
换句话说，人类原本就是以词汇进行思考。即使是抽象的概念，几乎也都是以词汇作为媒介在脑中进行思考。关于过去与现在的事情及事物，也是以“用词”“单字”进行区分及判别。但一旦以相同“词汇”被命名、被表现后，早就再也几乎不会意识到一开始选择词汇时的不用心、规定概念时的不可靠及暧昧。
首先，欧塔尼斯（Otanes）表示：“对于独裁者这件事，因为在我们之中只有一位认为既不喜欢也不是好事，但我的想法是独裁这件事早就不该存在，理由在于相信大家对于冈比西斯二世是如何可能地残暴这件事都很清楚，此外，大家也都刚亲身经历过祭司的暴虐手段。不用思考必须负担的责任而可允许其任意作为的独裁制度，如何可以建立有秩序的国家政治呢？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即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一旦坐上了君主位子，就会忘记曾经有过的心情。
因为在现有的荣华富贵引诱下，就会渐渐地产生傲慢心理，再加上还有人类与生俱来的嫉妒心。在拥有这两个弱点的情况下，渐渐地独裁者就会出现所有的不良恶行。（中间省略）相对于此，应该要将大众统治列为第一优先，且可使用万民同权这个在普罗大众间可获得称赞的美名。第二是绝对不可进行任何与独裁者相关的行为。职务的掌管由抽签决定，公务员必须负担责任执行职务，所有的国家政论都由大众公论决定。那么就我个人的立场，在此提出应该要放弃独裁体制而确立大众主权的意见。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与多数人相关。”接着是麦加比苏（Megabyzus）表达对于寡头政治的支持。
结论是七位出席者中，四人赞成大流士的想法。波斯帝国的政治体制，就决定维持在独裁体制。这是多数的决定。
关于斯基泰解体及其经过的详细内容，很可惜不是相当清楚，在此不得不采用暧昧的说法。欠缺文献资料这件事，果然是相当痛苦。斯基泰被大幅地记载在文献中的大概就只有大流士的治世及亚历山大相关事迹等，或许这件事情本身就代表着不会进行自我表述的游牧民的悲哀宿命。
同时兼顾中央及属国两个面向为基础组成的大流士各项政策，几乎完全网罗了在整体意义上的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各个要点。在这之后人类史中所谓“国家”的原点，尤其是可被称为“帝国支配的原始样貌”之大半形态，几乎都曾出现在大流士的国家建设事业中。将目光移转到约300年后的东方，在后继会说明的由秦始皇进行的统一化政策，可说几乎是这个的翻版（或者可说连其一半都没有达到）。几乎在一代之间就被完成的这个国家建设之庞大也难与大流士比肩，就其根本性而言，在世界史上能与大流士相提并论的，或许大概就只有后面会阐述的忽必烈吧！两者的共同点相当多，例如同样都不是国家的创立者而是复兴者；都是在
终究不论哪一个的权力核心都是具备丰富移动性、集团性、机动性及战斗性的军事集团，若缺少这样的威力就无法建立帝国。再加上，为了让权力及疆域更加扩大，无论如何都必须具备“联合体”这一面向，更进一步地作为其结果的广大国家中，理所当然地会强调超越种族主义及地方主义的混合性格，这些与在近代被编织出、所谓“民族”等狭隘艰涩的架构完全不相符等等，
司马迁眼中的当代史
武帝即位前，匈奴这个国家一直是西汉朝的主导者。汉朝始祖刘邦被匈奴帝国创建者冒顿单于打败后，大约半世纪的时间，汉朝都以匈奴附属国之身份对其进献贡物及公主，换取和平。虽然也有中国史研究者不同意这一点，但就客观事实而言应该是没有第二种可能。
希罗多德的《历史》及司马迁的《史记》有令人惊讶的相似处。两者都是为了“现在”而有历史。
若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从汉朝建立一开始就成为其头上重担的匈奴，在以前不过是个于鄂尔多斯（Ordos）地方过着穷苦生活的小集团而已。
回过头来说，所谓的华夷之别，也就是相对于“中华”的“夷狄”之设定，如字面般将“中华”放于中央、在其外侧的就成为“夷狄”之二元世界印象，都是相当后期的事情。在秦汉以前根本是连这样的意识都没有。尽管如此，至今所见之相关叙述及议论，都是因为在书写者本身的脑中有某种“刻板印象”所导致。
秦始皇的统一政策，包含统一度量衡、建设道路网络，被称为“郡县制”而广为人知的由中央管理进行全疆域重划等，其中某些制度不禁让人联想到大流士的政策。然而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就多被讨论的是其中到底实现了多少之疑问。不仅是对于实现程度的疑问，在统一事业的构想、规模及内容等方面更是完全无法与大流士相比。因为秦始皇原本就不是相当贤明的人物。而且帝国仅维持11年的时间实在太短暂了。先不管秦始皇所代表的象征性意义，他的政策在现实上非常接近于虚幻。至今所给予的高评价，实在有点过誉。
此时，汉王刘邦正与项羽对峙，“中国”（接近中央之国之意涵）处于疲于战争状态。因此，冒顿成功地强化自己的国家，成为拥有30多万名“控弦之士”（拉弓弦的战士）的强国。
至少到司马迁的时代为止，冒顿应该才是最终最终的胜利者。司马迁对于真实状况了然于心，他以若用心注意阅读就会明白的方式写出。
也就是英布，燕王的臧荼，赵王的张敖，此时都仍各自保有王号及领土的既有势力。战国时期割据的“遗风”，仍旧相当浓厚。即使汉朝成立，但若是认为理所当然地变成家家户户都被染成同色的统一政权等想法，可就完全不对了。所谓刘邦汉朝这个出类拔萃的“王国”，反而该说是个作为其他大中小各个王国中央政权而暂且得到承认的“缝补手工物”，更为接近事实。如同后续会说明的，汉朝真正成为可被称为汉朝者，终究是到了汉武帝时代才开始。不过，若从尽管迅速地完成政治统一，但仅是“拼凑”这一点来看，其实匈奴也没太大的差异。
这一点近乎残酷地被完美呈现。历史上著名的白登山之战，开创了绵延70年的“匈奴时代”。
司马迁眼中的当代史
事情的详细就如同上述般。由这个事件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被游牧骑兵的自由展开力玩弄这一点，虽然与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军相同，若与判断应该要避免全军覆没而自己果断地决定撤退的大流士相比，自己没办法脱逃而采用贿赂单于王后才捡回一命的刘邦是有点过于狼狈。若当时冒顿没有放弃的话，汉朝的“天下”真的就会如同朝露般消失（关于刘邦，虽然除了对于自己的无能毫无自觉外，至今还有如打败过度信任自己的才能的项羽并成为“天下之主”、刘邦才是中国风格的王者等各种解释，但若观察此事的过程，实在让人不得不侧颈省思。身为汉朝记录者的司马迁，在此记录下身份特别的王朝创始者之失败。不难想象实际上有可能是更加悲惨、凄惨的状况。虽然书中也进一步地叙述了战后由汉朝派遣使者这件事，但若从之后汉朝对于匈奴的卑躬屈膝态度来看，反而可能隐瞒了不是以那么简单的形式恳请和平之处）。
第四章 贯穿草原及中华的变动波潮
互相争执的两个帝国
汉武帝时期，除了极度的重税之外，并实行货币改铸、盐铁酒专卖、均输及平准等物价调节政策，用各种方式尝试解除危机。甚至，在汉武帝时代展开的一连串专卖制度，被日后的中华王朝所继承，最终成为占了将近一半的税收。
但是时至今日，史家笔下的武帝时期是汉代国威的全盛期。若将所有事物都以具有“发扬国权”之全体主义、国家主义、扩张主义的意义进行思考的话，或许可以这么评价。但是若就当时的现实状况来看，就如同经常会使用“丝路”的开拓等不切实际之印象语言来美化般，这绝对不是一个快乐时代。
与其这么说，不如说他不在意任何的流血、负担及不幸。而他本人却一直留在首都长安，没有任何想要到前线体会战争艰苦的意思。他是一个纯粹下命令的人。
互相争执的两个帝国
以上的说明方式，也就是所谓的“掠夺理论”，遗忘了非常理所当然的“交易理论”而坦然自若，真是太厉害了。不管是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或是点头赞成的人，恐怕都仅是将游牧民当作“抢匪”或“小偷”般对待。
逆转的时刻
关于“大秦国”是指何处这一点，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东洋史的著名学者都进行各类争论。但简而言之，不变的大致上都是指罗马帝国，更详细来说就是其境内的东边区域。另一方面，就“大秦国”这个名字的意义方面，几乎没有人反对是指较秦朝更为伟大的国家之意。对于具有强烈自尊的中华王朝，至少仅就其文字表现来说这的确是件有趣的事。
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憧憬，是跨越时代的体质之一。在这一点上，也可以明确感受到这种性质。大体上来说，包含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等，中国对于周边区域都是采取蔑视说法，但在这种情况中的“西域”一词，却是个具有特殊气氛的表现。无可否认地，它明确地飘散着正面含意。
但相当可悲地，使用汉文文献的人都受到每个汉文字所包含的华夷思想的束缚，而且无法轻易地摆脱。
顺带一提，此种景象是当时的真实状态。不仅如此，事实上直到现代也没有太大的改变。若试着在洛阳周边的山野林地间漫步，经常会遇到追赶着羊群而逐渐趋近的穆斯林牧民。他们不住在城镇街道上，而是居住于山野之间。
第五章 撼动世界的突厥·蒙古族
庞大的突厥世界
就这样，突厥在仅仅不到20年的时间内，建立了东起满洲，西至拜占庭帝国以北，南到兴都库什山的庞大版图。世界史上第一个涵盖欧亚大陆东西方及南北方的庞大政治势力，至此出现。
成为隋文帝的杨坚，是个阴险且冷静、城府很深的男人。在政权内部方面，为了防止北周王室复活而将宇文氏一族全部杀害。但讽刺的是，这却成为招致隋王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在对外政策方面，为了回避与强大突厥的直接冲突而展开巧妙的外交战术，引发诱导突厥帝国的分裂。公元583年的突厥东西分裂，除了原本就是分成两组管理体制之外，也是隋文帝的离间政策导致的结果（前述砺波护著作之第181页）。
成立初期的唐朝，也许是再度强盛起来的东突厥之附属国。即使突厥的颉利可汗从六盘山出发逼近到非常接近长安之处，并且架设一整排帐篷建立大型营区，唐朝政府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只能送给大量物资请他们回去。但是这样的关系也立刻出现逆转。
事实上，原本“Arab（阿拉伯）”是指游牧民。不管是从不同学说的语源起点到伊斯兰时代也都维持一贯相同的意思。在伊斯兰中具有浓厚的游牧民影子。
欧亚大陆重组之浪潮
虽然北京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但如同隋炀帝及唐太宗相继将其当作远征高句丽的前线基地，原本是位于中华本土东北偏僻位置的“边境”。但因为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交接地带，交错着哈萨克斯坦大草原路线及绿洲路线，更成为前往满洲及朝鲜半岛起点的重要地方。自古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个多种族、多文化、多语言，混合多种风土民情的地方。尽管从中华本土来看是个“边境”，但若将视野放大到东亚整体的话，北京已经开始走向具有高度国际性的“中心”之路。
仍是被契丹国家及金帝国拼命打压。不仅如此，甚至连西夏也称霸一方，宋朝以超过50万大军常驻于陕西，也只是勉勉强强地抑制住其侵袭就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简单来说，宋朝尽管有庞大的军队及莫大的军事经费，却在军事上依然软弱。但是实况就是如此而已。不知为何一般人很容易就会舍去军事上积弱不振而以欢乐印象过度夸饰宋朝中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契丹这个名字在中亚以西的世界中，取代了过去的“拓跋”，成为东亚，尤其是中国方面的代名词。即使到了现今，若说俄语的“Kитай（Kitay）”及波斯语的Khitai，都是指中国〔顺带一提，国泰航空（CathayPacificAirways）英文名字中的英语“Cathay”也是相同〕。
第六章 蒙古的战争与和平
渐渐成形的“世界”
平常会说北京或北京出身者种种坏话的上海人在提到9月、10月的北京时，也会以心荡神驰的口吻描述。似乎是有什么可让人陶醉之处。
首先，就必须要从世界各地挖掘及搜集堆积如山的史料。光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耗掉大半生命。另外还必须要有解读20多种国家语言文献的能力、精力及持久力。但是，身为寿命有限的人类之悲哀，就是无法保证永远不会失去已经一度具备的能力。当忙着处理其他文献时，经常会在不知不觉间就失去了某种能力。
蒙古为何能够扩张？
但是，对于成吉思汗及其“政府”首脑部来说，最大的战利品应该有两点。第一，是让之前处于敌对状态的各路牧民集团根据自己订定策立的作战计划而采取组织行动。第二，是借由长达六年间的离乡团体生活，让这些牧民拥有对于“蒙古”的共同意识。
结果，成吉思汗从这场“西征”归来之后，立即又展开西夏战役，但就在快要消灭西夏、即将攻入其国都兴庆的前三天去世。此时为公元1227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总而言之，成吉思汗在建立了“大蒙古国”之后，于其21年的统治期间，除了刚开始的整治内政期及大作战之间的休息期，都是专心一意地率领所有蒙古战士群出外进行对外远征，都未曾好好地待在“蒙古高原”。
在蒙古时代于欧亚大陆东西方活跃的“回鹘人”，被认为最显眼的就是具有格外特殊才能的人们。在波斯语中被称为“Uyghuristan”（回鹘之地）的这个国家，是个提供人才的宝库。
若是冷静地观看原书史料及客观事实相关内容，可以发现蒙古让欧亚大陆草原军事力量达到史上最为广阔及有效的组织化。接着运用此股力量，让蒙古这个组织体之网络也在农耕世界中得到扩展。在此，几乎可说没有人种主义的差别待遇之存在。蒙古得以扩张的核心因素，可说就是擅于创造朋友。除了几个堪称为战争的例外，事实上蒙古几乎没有任何作战。当真正战争时，反而是蒙古输的情况较多。蒙古是不作战的军队。对于他们来说，战争就接近于是接受、合并别人的“活动（Campaign）”或“示威运动（Demonstration）”。归根究底，“蒙古”是人们组织的大型漩涡。若是置身于其中，至少可以保全人身性命。若换成现代用语的话，就是借由加入蒙古，可以得到最低限度安全的保障。关于这一点，或许在某一方面就与近几年来借由美国这个“单独武力”形成的“国际和平”相似。
欧亚大陆大交易圈
根据当时的记录，若将运用通惠河的水运与一般的马运比较，在费用方面几乎是一比十。因此也可以了解忽必烈政权要拼命开凿的理由。
1276年阴历一月，位于杭州的南宋政府正式立下投降文书并送到主帅伯颜营帐处而全面投降。在兵不血刃情况下，杭州就像部分居民对于南宋王朝灭亡这件事毫无知觉般被和平地接收。此外，虽然当初有反对打开杭州城门的一部分南宋军队，随同少年皇帝赵昺兄弟一同流亡到东南沿海，但三年后在广州湾尽头的崖山溃败。
虽然也有些微奖励，但缺乏由政府率先组织航海以进行海外交易的热情。在南宋时代，简单来说就是“依靠民间型”，不论是对贸易的努力或是对航海的用心，全部都仰赖于各个港湾都市的居民。可说是半管理半放任的状态。忽必烈政权则完全相反。在短时间，就由政府主导将整个局势组织化。南宋的“遗产”在得到了忽必烈政权这个使用者后开花结果。忽必烈政权之穆斯林经济官僚在与南宋作战的高峰期，就与中国东南沿海的穆斯林海运商业势力取得联系。其中的大支持者，就是以泉州为据点的蒲寿庚。
资本主义萌芽
有趣的是，不论是在东方的汉语史料或是在西方的波斯语文献，都可见到相似的故事。不知该说是不论到哪里人类所想的都相同，还是该说在蒙古时代不论东西方的发展状况都相同。总而言之，不变的就是用印章来代表身份这件事情本身的滑稽性。
这就是土地的产物可以完全使用于该土地之态度。蒙古不拘泥地方统治方式，大多是采用当地既有方式或是直接委任当地有力者进行。这也是一种间接统治方式。忽必烈国家所采用的税收体制，完美地呈现这种尊重当地、反过来说的话就是较不关心地方统治的体质。
在中华世界，历代王朝的政府与盐商的关系，就算是共同吞食庞大利益的公权力与地下社会之模式，或许可说就算连同近现代在内，通过中国史可以看见政府权力与秘密结社这两大对立构图。
中华这个“文明世界”，在好长一段时间将只能代表最低金额一文的铜钱，当作唯一主要货币使用。这是一件相当不可思议之事。若是日常小额买卖的话还好，当金额稍微变大时，就会变成相当不便之事。在金额庞大的交易时，就必须要准备几千枚、几万枚的铜钱（一贯是指一千枚一文铜钱。“贯”是一串的意思。其缘由是因为以串铜钱用的绳子或是木制道具等串穿铜钱中央的孔穴而来。一贯也可称为一缗，其理由也相同）。在旅行中，也不可能携带大量笨重的铜钱，甚至可说就是荒谬之事。铜钱除了表示各种物品的价格之外，也近似于代表最低基准的象征。仅发行铜钱也泰然处之这一点，就代表从一开始就不关心（或是视而不见）现实社会生活之不便的想法，相当明显的是政府本位主义之立场。
蒙古完全颠覆这种状况。干脆地舍弃了中华传统的“铜钱至上主义”，而转换成交钞。蒙古是个远远超越中华框架的、具有世界观、疆域超级广阔的政权。而且，蒙古权力几乎是毫无意识形态、无所局限之物。对于他们来说，由于古怪的坚持所产生之不方便及不具经济效益，皆显得相当愚昧。
世界史的分水岭
将俄罗斯民众从蒙古邪恶统治中拯救出来的这个神话，就成为俄罗斯君王（Tsar’）让自身统治得到正当性的手段之一。东正教则是持续扮演着将这个神话庄严化的角色。
第七章 探寻近现代史的架构
海洋及枪炮的时代
不论好坏，应该没有人会否定美利坚合众国是个重要存在吧！尤其是为了理解现代美国，虽然必须要从光荣与黑暗两面对美国的历史进行细部的理解与通盘的掌握，但在现状中却只有极为少数非常优秀的孜孜不倦地人们以及组织进行非常仔细的研究。对于美国史研究的单薄程度及微弱程度，与日本这个国家的弱点相联结。敬请日本国民再多加考虑。
重新检视欧亚大陆
无论如何，不过度偏向特定价值观的新世界史样貌，就是从谦虚直率地检视过去开始。现在，持续转变为可以容易进行理解的状况。希望诸君可以坦率地接受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