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物真不容易……
第二章 神圣的大学
回忆苏秉琦先生
在这本书的前言里，苏先生提出了关于学术界存在着“两个怪圈”的问题。“第一个怪圈”涉及中华文化的大一统观念，以及那些被视为正统和普遍适用的理论。他用考古学研究所得的证据批驳了相关的谬误。他认为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表述需要给予新的解释，黄河中游地区也不应再被视为中华文化的唯一发源地。“第二个怪圈”涉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发展观的片面理解。他认为，以往世界史学界对于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发展史研究，不能照搬过来说明中国的历史沿革。他不同意那种总是把前朝贬斥为异邦的观点，中国的现代文明在他看来，是融合六大地区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的结果。苏先生始终认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由此，考古研究才能上升为历史研究。
北大的精神传统和学术氛围
北大的精神传统对我自己最大的影响就是坚持做人做事的准则。一个人做任何事都要严谨诚实，你做不出来就是你做不出来，绝对不能糊弄人，不能还没做事情就乱忽悠。做人不仅要严谨诚实，还要有定力，有责任担当，不能乱跟风，要走在自己的路上。只有看清楚重要的是什么，才能在关键时候不糊涂。
正是北大教给了我做人做事的严谨和担当。我曾经碰到过一件事情。有个年轻人面临博士毕业，他的论文要评优秀论文，找我来评议。看了论文后，我说你既然叫我老师，那我就有义务给你提醒几个事。你的博士论文内容还有些问题，文字也不够好。如果这样的博士论文也能评优，其实是把你给害了。北大的这种学术精神，让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讲假话，为此我也得罪过不少人。
第三章 敦煌是我的宿命
我被分配去了敦煌
分配方案宣布之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自己分配的去向。没想到，父亲很快回信给我。这封信很厚，打开一看，信里夹带着另一封写给学校领导和系领导的信，是嘱我转呈的。父亲的来信我还记得，信是竖着写的，工工整整的小楷字。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的困难，主要是说“小女自小体弱多病”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去。但是，我看完父亲的信就想，这能交吗？仔细再一想，不行，绝对不能交。为什么？因为当时系里对毕业生进行毕业教育的时候，鼓励学生学雷锋，学雷锋就要看行动。当时的大学生奉献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是发自真心的。
到了“文革”期间，因为怕惹麻烦，我把这封信和其他父亲写给我的信全给烧了。
第四章 千年莫高窟
石窟艺术圣地
汉代悬泉置驿站遗址出土的简牍表明，敦煌在两汉时期，曾接待过安息（今伊朗）、大月氏（今咸海、阿姆河流域）、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大宛（今费尔干纳，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罽宾（今克什米尔）、乌弋山离（今阿富汗西南）等二十多个亚洲国家的使节。汉末三国至唐宋，对于东来传教的西亚、中亚的著名高僧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以及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法显、玄奘等，敦煌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前486）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原始佛教没有偶像崇拜，没有佛教造像艺术。约公元前1世纪，印度大乘佛教发展起来，掀起了神化佛陀的造神运动，将佛陀变成神圣偶像。出于大乘佛教的需要，还出现了许多佛和菩萨的偶像。
莫高窟创建于公元366年，迄至14世纪，其间连续建造时间达千年之久。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至今在1700米长的断崖上保存了735个洞窟（包括南区和北区），45000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此外，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公元4—11世纪初的50000多件文献和艺术品。敦煌西千佛洞保存了公元5—14世纪的22个洞窟，818平方米壁画，56身彩塑。安西榆林窟保存了公元7—14世纪的43个洞窟，近5200平方米壁画，200多身彩塑。世界上没有另一处佛教遗址能如莫高窟般绵延千年持续建造，又保存有如此丰厚博大的艺术和文献珍宝。
藏经洞文书的发现与流散
汪宗翰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官员，他也像王道士一样，漫不经心地翻阅一遍后，随身带走一两卷自己喜欢的。
第六章风雨飘摇的日子
父亲的突然死亡带来的伤痛
“共产党”这三个字在我心里是何其神圣，所以我坚信我的父亲一定会平反昭雪。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年。
简单相信，傻傻坚持
当时，我自己认为邓小平复出实施整顿有道理，不理解为什么又要“批邓”。我想不管怎样，在研究所内部都绝不能再发生互相上纲上线、检举揭发“窝里斗”的事。有一点我特别清楚，就是之后遇到任何问题一定要打个问号，不能盲目轻信。任何时候千万不要跟着风乱转，这个教训太大了，这都是我后来慢慢体会到的。这以后，我遇到任何事情都会不自觉地打个问号，问个为什么。
莫高窟没有被破坏是个奇迹
虽然当时研究所总共48个人还分了16派，甚至有的一人就宣布是一派，并且各派之间也都写大字报，互相攻击，互相批判，可对于洞窟保护和绝不把武斗引入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尽管也有各派之间的“窝里斗”，但是始终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文物的事件。
没想到这群年轻人说：“你们不要紧张，我们就是来敦煌看看。”我心里一下就明白了，这应该是一群借“串联”之机，溜到敦煌来看莫高窟艺术的首都学生。
第七章 敦煌的女儿
我其实想过离开敦煌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渐忘记了都市，忘记了一切和城市有关的生活，忘记了我也曾是“南国女儿”。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中。刚到敦煌工作的日子里，只要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会感到一种失落，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拽向忧郁的深渊。为了抗拒这个深渊，我必须学会遗忘。我把临出门时我姐姐送给我的小镜子藏起来，不再每天照镜子，直到现在我也不怎么照镜子。我渐渐习惯了宿舍没有地板的泥地，地上永远也扫不干净的沙尘；习惯了用报纸糊起来的天花板；习惯了半夜里老鼠掉在枕头上，然后我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亲
可是就在临近分娩前的一个多月，我去向革委会请假。当时研究所的革委会主任不但不给请假，还对我说：“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听到这样的话，我整个人就愣在了那里。
我看着他们父子三个，心想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那怎么才能离开敦煌呢？有人给我支了个招，说只要半年不到单位上班，就算自动脱岗，自动离职，这样就可以离开这个单位。我那天想好了，就采用这个脱岗的办法，不回敦煌。我在武汉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顾他们父子三人的生活。
半年一过，我又回了敦煌，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不在敦煌的半年时间，单位不给我发一分钱的工资，仅靠老彭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要回敦煌才有工资。省里当时也要求我尽快回去，因为我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副所长。我想，回敦煌也好，可以当面与组织说明困难，名正言顺地调走。
花甲之后拼尽全力
莫高窟的特点是价值珍贵、洞窟狭小、材质脆弱、病害频发。面对逐年迅猛攀升的游客人数，为了既保障文物的安全，又对游客参观质量负责，我们在国内首次开展了文化遗产地游客承载量研究，对开放洞窟的游客数量、流量和窟内微环境变化常年实时监测，确定了莫高窟日游客最大承载量的科学依据。在中央和甘肃省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建设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创了“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洞”的旅游开放新模式，既保障了洞窟安全，又满足了游客的参观需求。
我的老彭走了
有一次看到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的文章，她是医生，见过无数病人痛苦而走，她说人最佳的一生就是“生得好、活得长、病得晚、死得快”。她不主张无谓的抢救，认为这样非但不能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反会给病人增加痛苦，主张要给临终病人一个尊严。
其实，我一直觉得他还在，他没走。有一次别人给我打电话，问你现在跟谁过啊，我说就我跟老彭，对方一下不说话了。
第九章 保护就是和时间赛跑
抢救和预防：保护工作的“二重奏”
8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率先在国内的文博系统中开展对外合作，学习国际先进保护理念和先进保护技术。我们意识到石窟保护需要从过去单一的抢救性修复，转化为系统的科学保护修复。文物保护不仅是文物病害发生之后的修复，而且要根据环境影响和制作材料及制作工艺，对壁画病害的原因和发生过程进行综合研究，从而能够从病害发生源头加以防控，以达到减缓病害发生的目的。也就是要逐渐从“抢救性保护”过渡到“预防性保护”，努力使洞窟环境保持安全稳定，最大限度地阻止或延缓壁画和彩塑病害的发生乃至最终劣化，做到防患于未然。
与盖蒂的合作
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专家们在莫高窟的工作方式很独特。这些外国专家并不急于进实验室，而是先请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为他们讲解每一幅壁画的内容、含义，了解其中的珍贵价值，记录下大量的笔记。这种工作方式给了我一个莫大的启示。文物保护表面上看是以技术为主导，但实际上保护工作者首先要面对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一道墙，或者一堆泥土，而是人类文化遗存的价值。就莫高窟而言，每一个正在发生病变的洞窟都是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艺术博物馆。在对待这些壁画的时候，如果能够有一种人文的情怀和素养，将会激发起自己的使命意识和奉献意识。能够通过自己的技术，让奄奄一息的人类杰作获得重生，这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艺术创造。
追忆平山先生
平山郁夫认为，莫高窟第220窟前壁门上方的说法图和日本法隆寺的观音壁画，无论是笔触、起势、转折、运笔走向，线条的运用或是色彩的配置都极为相似，相隔四千多公里的两幅壁画仿佛失散多年的孪生姐妹。他在笔记中写道：“两处壁画的观音像从画风到肌肤的颜色、线条、花纹、璎珞的颜色完全一样。”经平山郁夫考证，这两幅壁画应该是根据同一个底稿画出来的画，一幅被画工携往莫高窟，一幅被遣唐使带回奈良，它们都来自唐朝的长安画坊。
平山郁夫是莫高窟的知音。他后来多次造访敦煌，每到敦煌必至洞窟欣赏、揣摩，百看不厌。他还拿起画笔抒写自己对敦煌的感悟，创作出许多以敦煌为题材的上乘之作。他在担任东京艺术大学教授、校长时，更是要求本校日本画科的学生必须到敦煌石窟考察实习一次，吸收敦煌艺术的营养。这些举措，对于向日本和世界弘扬敦煌艺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时俱进的保护理念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绝大多数文物保护单位的档案都很简单，有的一处文化遗产就只有几页纸，唯有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档案是一个洞窟一本档案，而且是每个洞窟都有全面、简明的平面和剖面图，以及照片、文字等专业记录。
“数字敦煌”的实现
例如，在复杂的洞窟环境中，如何在图像采集过程中精确地打光，是一项技术难点。如果不能做到精确，由于光源误差，将造成照片的色彩不统一。为增强采集图像的综合质感，又不伤害壁画，我们不断地探索改进摄影照明方式。最初使用排灯直射，后改用直射式柔光箱，最后应用自主设计的反射式柔光箱，并采用标准色温（5500K）冷光源照明系统，保证了图像采集的色彩质量，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洞窟壁画。经过反复尝试，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终于摸索出了一套灯光及色彩管理系统。
由于佛龛中平面的壁画和立体的塑像结构不同，摄影采集空间不足，因此佛龛内的数字化采集成为一项技术难点。我们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经过反复试验，研发了10亿像素级相机。这部相机在符合分辨率为300DPI的条件下，能够用一幅照片就拍摄一个完整的中型佛龛及龛内的塑像和壁画，而且利用该相机特有的功能，使得佛龛内每尊塑像、每处壁画都呈现焦点清晰的影像，阴影区域也保留了丰富的细节。这是敦煌石窟数字档案采集的一个重要突破，把过去无法拍摄高分辨率的佛龛和塑像照片变成了可能。
第十章 永久保存，永续利用
“保护文物也是政绩”
让旅游公司经营管理莫高窟这样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就会惊出一身汗来。同时我也感到，要改变地方政府的想法非常困难。怎么办呢？一时间束手无策。恰在2012年12月19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63号）（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内容包括严格执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严格履行涉及文物的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审批，合理确定文物景区游客承载标准，加大对文物保护的投入，加强文物旅游的指导和监管，切实落实文物保护责任，认真履行文物保护职责，依法纠正违法违规行为这八个部分。我按照文件精神，多方奔走，最终使得捆绑上市的悲剧没有在莫高窟发生。
接听电话的校办工作人员问：“你是谁？”我自报家门说：“我是北京大学的一个老学生，老校友，我的名字叫樊锦诗。我想核实一个情况，北京大学有没有一个‘北京大学××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这个设计院为甘肃省敦煌市政府设计了一个旅游景区的规划，存在严重问题，我认为这不代表北大的水平。我从爱护母校声誉角度出发，也为了弄清挂着北京大学牌子的这个机构是什么性质，特此求证。”校办工作人员回答说马上进行调查。然而就在我等待北大方面答复的时候，第二天就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此人在电话中说自己是“北京大学××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的负责人。我听电话那头的声音半是道歉半是试探：“樊院长，我们早就想向您请教了。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没有及时请教是我们的问题。”我就回复他：“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子。是谁告诉你我的电话的？我不认识你。”就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就在挂电话的一瞬间，我突然感到有些后悔，心想应该通过此人了解更多的情况。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感到了一种不安。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情况？为什么我刚向北大请求调查，就马上有人找上门来？
后来《纽约时报》派出记者到敦煌来采访我。我在接受采访时，主要介绍了莫高窟的保护，同时也向记者透露了我的担忧。后来有人认为，我随便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十分不妥。我回答说：“这没有什么不妥，我没有说任何不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形象的话，我只是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说了一些关于莫高窟保护的担忧而已。”
“申遗”成功给我的启示
我国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总体偏低。一流的遗产，得不到一流的管理，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对于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认识存在偏差。有人把“申遗”当作摘取“金字招牌”，发展旅游，增加经济收入，“申遗”成功后便把对公约承诺的义务和责任丢在脑后。还有人对国际公认的真实、完整和可持续保护的理念，对文物缓慢退化、极易损坏、不可再生的特性缺乏深入了解，对文物修复“最低限度干预”“不改变原状”的原则认识不到位，导致重申报，轻管理；重利用，轻保护，甚至重建的现象普遍存在。
第二，法律法规的衔接不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我国文物保护管理的专门法律，但此法没有明确的世界遗产保护法律支撑。有关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与管理等依据，均散见于国务院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中。
第三，规划统筹不到位，多种规划交叉重叠。我国世界遗产保护规划编制、管理申报分属不同部门，由于各部门规划标准、时限、审批程序、权限不同，修编的规划一旦出现冲突，往往难以协调。一些地方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短期内多次随意修订规划，造成规划朝令夕改。经批准的规划又缺乏刚性效力保护。
第四，职能交叉，多头管理。我国不少世界遗产集文物、寺庙、古城、山林、水系、风景名胜、旅游景点于一地，故除文物主管部门外，还涉及文化、城建、林业、规划、国土、环保、宗教、旅游、财税、公安等政府部门，形成多头管理格局。而且世界遗产地的管委会大多以抓旅游为主，虽有文物管理部门，但文物保护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第五，缺乏有效的监管。从实地调研情况看，一些世界遗产保护区、缓冲控制区违规经营，破坏景观、自然环境建设。有的经营、建设项目明显与世界遗产的历史和文化属性不协调，如清东陵保护区由于限制批地，存在农村大量宅基地违法建设、私搭乱建、占林地搞种植甚至蚕食核心区的问题。长城沿线控制区，存在搞建设破坏历史风貌、景观和自然环境问题。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缺乏刚性的约束，对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一般来说无可奈何，法人违法现象屡禁不止。
第六，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经费严重不足。一些世界遗产所在地政府在保护管理经费方面投入不足；保护管理机构设置臃肿，负担很重；为“申遗”整治环境，改进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量资金而负债累累；门票收入的相当部分被用于旅游开发；主管部门的专项经费只能专门用于重大保护维修项目，日常保养维护与监测的经费严重不足，存在结构性偏差；研究和管理经费短缺。
第七，世界遗产管理机构设置参差不齐，管理层次偏低。有的世界遗产由部级管理，如故宫博物院属文化部；有的由省政府管理，如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有的由世界遗产所在地市县政府属地管理，政府又通过内设派出机构具体管理，如承德避暑山庄、湖北武当山，文管部门或管委会均为内设机构。不少遗产地位置偏、待遇低，难以吸引人才。这些机构真正从事日常保养维护和监测的人员紧缺，其领导班子成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管理和专业水平大多偏低，难以承担起一流的世界级遗产保护、科学管理与合理利用的任务。
莫高窟告急！
段文杰和当时来访的日本画家平山郁夫谈了这个想法。在中日双方的努力下，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成立了。陈列中心实际上就是一个敦煌的博物馆，博物馆建成后，展示了不少1:1原大复制的洞窟。可是，中心建成后没几年，就发现一个问题：游客不爱看。为什么不爱看？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复制洞窟是“假”的。真的莫高窟洞窟就在旁边，已经看过了，为什么要再看“假”的？其实陈列中心展示的复制洞窟，都是敦煌研究院老一代资深画家花很长时间临摹的精品，欣赏效果是很好的，但是游客不买账。莫高窟的压力依然没有解除。
耗资四亿的数展中心
节目画面的超高分辨率，形成海量数据，也给后期制作带来巨大挑战，仅仅渲染一项，即使依靠强大的渲染农场，制作完成的8K单帧画面通常需要渲染两个小时，一秒钟的画面大约需要六十个小时，全部渲染完成需要耗时近一年时间。虽然是只有约20分钟的球幕电影，前后共有近百人的专业创作与制作团队用了四年多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第十二章四十年后终成卷
为了“还债”
宿白先生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保护吗？”我说：“我不懂。”宿先生说：“你不懂你怎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