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反复地告诉独裁者他是永远正确的，他也就相信了这种鬼话。
前言
这些决策由德国、英国、苏联、美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领导人做出的。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决策机制各不相同，有两个法西斯国家、两个民主国家、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一个官僚极权主义国家。这些决策互相影响，互相交织。这些决策是怎样做出的？每一章都主要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随之又产生了相关问题：做出决策的负责人当时受到了哪些影响？政府官僚机构在多大程度上事先已经决定了答案，或者说决策多大程度上受到统治精英阶层内部各个派系倾轧的影响？ 这些决定意味着战争，那么鉴于当时各个政权的政治目标，还有能够获得的情报，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性的？在决策过程中心的个人扮演了何种角色，还有这种个人角色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当中有多大不同？战时领袖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有多大的自由度？外界的客观因素在影响和限制决策方面的作用有多大？在决策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选择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换句话说，在我们所研究的19个月时间当中，替代方案是怎么变得越来越少，甚至完全消失了的？这些决策产生了哪些长期和短期影响？这些就是下文试图回答的一些问题。现在回头去看，当时发生的事情似乎是带有必然性的。在研究战争历史的时候，可能目的论的冲动比研究一般历史更强；就是说，我们总是设想事情发生的方式就是唯一可能的方式。本书部分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第一章 伦敦，1940年春 英国决意独自抗战
很多人都同意当时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私下讲的一个笑话：“丘吉尔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摇篮边堆满了天使带来的上天赐予的各种礼物：想象力、雄辩的口才、勤奋、能力，等等。然后，又来了一位天使，她说：‘一个人不应该拥有那么多礼物。’然后她就把丘吉尔拎起来使劲摇晃，把上天赐予的判断力和智慧这两件礼物给晃没了。”
第二章 柏林，1940年夏秋 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
德国人意识到自己对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主宰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苏联。实际上在 1940年夏季，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经济条款，苏联源源不断向德国提供了食品和原材料，使德国获益匪浅。
希特勒同意德国经济部长瓦尔特·芬克的建议，即“德国的经济圈不能依赖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强权国家”。 这个观点在国防军、大工业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上层得到广泛支持。这就意味着希特勒对苏联开战的决策也应该能够在以上这些人中获得广泛支持。
第三章 东京，1940年夏秋 日本决定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国际舆论一致的谴责和拒绝接受伪满洲国现状的呼声当中，日本于1933年3月退出国联。这标志着日本彻底的孤立。在日本国内，入侵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行为无论在普通民众还是统治阶级当中都受到热烈欢迎。日本的国际孤立引起国内的愤怒和反抗。政府的军国主义宣传使普通民众相信日本的行动是正义的，而西方的态度是不公平的。
二是“帕奈号事件”。美国炮艇“帕奈”号停泊在南京以北的长江面上，艇上有外交人员和记者，炮艇遭到杀红了眼的日军飞行员的轰炸。日军士兵甚至向逃离熊熊燃烧的炮艇的最后一艘救生艇射击。
会议通常在小会议室举行，与会者围绕首相坐成一个圆圈。但是会议没有正式的主持人，讨论经常漫无目的，这是典型的日本议事方式：在冗长的过程中用模棱两可的语言逐渐地向某一个方向推动最后的决定，在整个过程中强调全体一致的意见。
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过程中，政府很容易利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内狂热情绪。而精英阶层蓄意制造出来的民间大国沙文主义情绪反过来又推动着上层精英。最重要的是，新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渗透到了军官队伍当中，从而影响了陆军和海军的所有官兵。在所谓“皇道”的旗帜下，在军队基层形成了比高层更为激进和冒险的军国主义。
第四章 罗马，1940年夏秋 墨索里尼出手瓜分世界
可以说，法西斯意大利和希特勒德国的政权不同，它更多的是一个“权力联合体”。 30墨索里尼在 1922年通过“进军罗马”“夺得政权”是法西斯党编造出来的神话。实际上他是在和全国范围的保守主义权力精英团体做了交易之后，被他们赋予权力的。那“不是一次革命，而是政权的妥协”，建立了一个“根本上联合多个机构和系统的政治独裁体系”。 31大企业、教会和国家官僚机构在法西斯政权下仍然有相当的自主权。在经济领域，墨索里尼只能与工商业和金融业巨头合作，而不能发号施令。天主教在意大利影响巨大，教廷就在首都，墨索里尼除了和教会和平共处之外别无选择。
1940年夏秋，意大利保持善意中立对于德国的好处可能和加入战团一样大。其实，后来的事实表明，意大利如果保持中立，德国少了个猪一样的队友，对德国可能更好。
而且他们之前几个月和墨索里尼心血来潮却完全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的瞎指挥进行过太多消耗性的斗争，已经筋疲力尽，这使得他们现在很容易屈服于领袖的命令。所以墨索里尼的决策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原本由他一人作出的决策现在获得了军方高级将领的一致背书，变成了作战训令。
人们反复地告诉独裁者他是永远正确的，他也就相信了这种鬼话。
第五章 华盛顿特区，1940年夏到1941年春 罗斯福决定伸出援手
丘吉尔在1940年5月15日第一次以英国首相的身份致信罗斯福，从此开始了双方篇幅浩繁而意义重大的战时通信。罗斯福和丘吉尔在 1918年见过彼此，不过只有罗斯福记住了那次会面，丘吉尔根本不记得。未来的美国总统记得未来的英国首相是个“很恶劣的人”。
“二战”开始以后，罗斯福还是把丘吉尔看作是一个死抱着维多利亚时代观点不放的老古板、反动派，他对丘吉尔著名的嗜酒习惯不以为然。罗斯福听到丘吉尔出任首相的消息时说，也许就算丘吉尔一半时间都是酩酊大醉的，英国也找不出比他更合适当首相的人选了吧。而丘吉尔对罗斯福喝酒的习惯也是颇有微词，因为罗斯福喜欢把甜的和干的苦艾酒兑在一起喝，丘吉尔认为这简直就是暴殄天物。比喝酒习惯更重要的分歧在于，丘吉尔认为美国近10年还没能走出经济萧条的阴影，主要是因为罗斯福对待大企业过于苛刻。他很高兴看到美国在整军备战，虽然加强军队的过程非常缓慢。不过在1940年春夏两季的时候，丘吉尔仍然怀疑罗斯福是不是真的把英国的利益放在心上。
而丘吉尔和罗斯福保持私人通信的动机则更为简单，他后来对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说：“能时不时地给罗斯福一些信息总是好的。”两个人从最初的不良印象开始，通过这种通信的方式逐渐建立起信任关系，这对在1940年至1941年间锻造英美特殊关系的纽带，并最终形成战时同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第六章 莫斯科，1941年春夏 斯大林的刚愎自用
党内经常会对重要的政策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列宁在建立政权最初的那些年里也乐于接受这种争论。
党内外无数的苏联公民支持并积极参与了大清洗，相信这是清除“内部敌人”的必要手段。大清洗不但没有削弱斯大林的统治基础，反而加强了它，虽然大多数苏联人不是发自内心地支持斯大林，而是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恐惧和害怕。如果说在德国，群众的支持是希特勒权力的主要支柱的话，那么在苏联，恐惧对每一个个人都是潜在的威胁，无论这个人的地位有多高，他都遭受到这种朝不保夕的恐惧的折磨。
党的权力机构中央委员会多年前就名存实亡了。列宁时代的中央委员会有 46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自那时以来，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大大增加，而开会次数却越来越少。它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斯大林控制，成为执行他的意志的工具，为他的权力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在大清洗达到高潮的1937年，中央委员们甚至随时准备在中央全会上公开出卖同僚，以博取斯大林的青睐。
斯大林通过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和其他一些人来监视红军将领。但是，既然他很少离开克里姆林宫和他的郊区别墅去视察部队的真实状况，他只能听信别人告诉他的信息。
令人震惊的是，斯大林认为德军的进攻可能是由个别的德国军官为了引发全面战争而擅自发动的。他说：“希特勒很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为此谴责里宾特洛甫。斯大林有一段时间还认为德军的进攻是为了恐吓苏联，使它在政治上对德国做出让步。他要在听到柏林的消息以后才会下令红军采取作战行动。
斯大林认为这是“不可置信的”，把入侵称为“弥天大罪”，愤怒地说一定要有人为此负责，要有人头落地。第一批人头落地的将领包括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他和其他3名前线指挥官一起被处决。即使是斯大林都觉得他们的罪名“反苏军事阴谋”太荒唐了。但是他批准了判决
第七章 华盛顿特区，1941年夏 罗斯福决定不宣而战
他提到了缴获的德国统治南美洲计划的秘密地图，还有纳粹想要消灭一切宗教的计划——其实这些都是英国情报机构伪造的，总统照单全收。
第八章 东京，1941年秋 日本决定开战
他习惯于仅仅考虑陆军的利益。他一味维护军部的利益，拒绝在从中国撤军问题上妥协，而这正是导致近卫内阁倒台的和谈的关键所在。他是个眼界狭窄的人，无条件对天皇效忠。他说过：“我们都是凡人，而陛下是神，我永远都会在陛下的神圣和伟大面前低头。”现在，东条被要求在危难之际出任首相。他之前连想也没想过担任这一职务，但是他现在必须把眼光放远一点，看到陆军以外更广泛的国家利益。
日本政府起草了一份冗长的包括十四个要点的文件。在文件最后声称，与美国合作的希望已经彻底丧失，即便继续谈判也无望达成任何共识这份文件本应在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即夏威夷时间早晨7点半，也就是袭击珍珠港之前半个小时递交给美国政府。这需要非常精准，实际上过于精准了。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工作人员非常无能，耽误了这份重要文件的解码工作。东京故意把第十四点耽误到最后一刻才发出来。这部分电文到中午12点半才完成解码，文件全文的打印稿到下午1点50分才完成。
不仅仅日本大使馆有无能低效的情况。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在12月7日华盛顿时间上午11点半，即夏威夷时间早晨6点就收到了破译的最后一部分日本文件，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那时也收到了破译的电文。他和斯塔克在电话中商讨过两次，他们决定向部队发出警告。警报在华盛顿时间中午时分已经发给旧金山、巴拿马运河和菲律宾的美军指挥官们。但是气候状况使夏威夷没有收到电报。警告没有通过另外的保密电话或者海军无线电通讯站渠道发出去，而居然是通过西联公司的商业电报网发出的，而西联的电报网没有通往檀香山的直线。在日本开始攻击珍珠港的时候，这份警告电报还没有到达夏威夷。
第九章 柏林，1941年秋 希特勒决定向美国宣战
即使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最信任的部下戈培尔，也曾隐晦地暗示过他对将一个强大的敌人拉进战争的担忧。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柏林之后不久，戈培尔和希特勒通了电话。他在日记里记录和元首的通话要点的时候说，“根据三国条约”，德国恐怕“不得不向美国宣战”。然后他又说，“那也不坏”，因为美国运往英国的援助物资不得不向太平洋战区分流。这就很隐晦而间接地承认，戈培尔也对向美国宣战充满隐忧。当然这种下意识的担忧很快被他表面上装出的自信所掩盖。
此外，他对美国的另一个看法更是加强了这个观念，尽管这种强化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认为美国虽然白人占大多数，但却是一个由犹太资本主宰，在政治和文化上被犹太人所控制的国家。
在30年代初期，希特勒很少谈到美国。他和当时很多人以及纳粹宣传机构的官方言论一样，认为美国被1929年10月底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导致的经济危机大大削弱了。据希特勒的朋友恩斯特·汉夫丹格说，希特勒认为一个受到内政问题严重困扰的国家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汉夫丹格本人就有一半美国血统。这次经济危机很可能也使希特勒更加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切实保证。不过事实上，他在公共场合很少提到美国的大萧条，而把言论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德国国内失败的民主制度。
第十章 柏林/东普鲁士，1941年夏秋 希特勒决定屠杀犹太人
但是在两者之间也有重要的区别。对亚美尼亚人的清洗并不完全是因为种族上的原因。大约有多达2万名亚美尼亚族人皈依伊斯兰教从而避免了屠杀。
这个行动是由营里“一小撮纳粹狂热分子”发起的。
在德国本土，东线战场传来了浴血苦战的消息，再加上戈培尔的宣传煽风点火，公众对犹太人的憎恨情绪正在变得极端刻毒。德国城镇中的犹太人在每一个角落都遭受追捕和迫害；恶毒的宣传把他们描绘成颠覆者、煽动者和制造麻烦的人。他们被描绘成对社会无用的人，应该被送到苏联去，或者最好是干脆杀掉。在8月中旬，戈培尔向生病易怒的希特勒提出建议，应强迫犹太人佩戴身份标识；这一建议获得了首肯。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大卫星的政策从9月1日起施行。德国犹太人成了被明确标识的少数民族，完全暴露在迫害者面前，无所遁形，而且无力自卫。
以上区域性的屠杀还不能构成系统的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德国占领区的民事当局肯定还不知道要开展大规模的由中央协调的种族屠杀。在明斯克，白俄罗斯的纳粹专员威廉·库贝反对枪杀德国犹太人，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我们文化圈里的人类”，和“当地的野蛮人”是不同的。他向上级要求明确指示，澄清应该如何对待获得战争勋章的犹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的犹太人与混血犹太人。东方地区帝国专员欣里希·洛泽接到军队的要求，要保留犹太熟练工人，请示是否应该在处理犹太人的时候，考虑经济需要。上级很快回复洛泽不要考虑经济问题。不管经济上有任何不利结果，都一定要灭绝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