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时间差不多，为什么人家已经是发达国家，护照好用，“融入”了国际社会呢？
读完觉得这份作业不好抄……
第一章 诗歌和政治：犹太民族寻找家园
坚持认为，其他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国家，犹太人也不例外。
遵循‘哪里好哪里是家乡’（ubi bene ibi patria）
第三章 是对话而不是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世纪之交时的分歧
赫茨尔对犹太国的设想缺少犹太特色，这让阿哈德·哈姆恼怒。他说：“如果犹太民族生活在一个沉溺于毫无意义的权力交易的小国中，除了国民是犹太先祖的后裔，这个犹太国和其他国家毫无区别，那还不如让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消失。”
第四章 梦想实现的曙光
这些犹太人很贫穷，但非常虔诚。他们和社团外的人联系很少，主要经济来源依赖哈卢卡制度（halukka，“分配”之意），这项制度从流散地收集钱财，发放给学者、寡妇、孤儿和其他需要经济支持的犹太人。
本－耶胡达的革命热情还表现在他邀请无数女性在他创办的各种期刊上发表希伯来语作品。他认为，女性在这方面能发挥独特的作用，能够“让已死、遭人遗忘、古老、单调、死板的希伯来语变得富有感情、温柔、灵活、微妙”。
1856年，奥斯曼帝国通过了允许外国人在帝国内购买土地的法律，但1881年奥斯曼政府开始禁止犹太人和基督徒购买土地，这条禁令一直持续到帝国解体。
面对这个问题，约60位谦逊的专业人士决定在雅法北部建立第一个“犹太郊区”。不同于古老的港口城市雅法，他们希望建造“一个‘干净、漂亮和健康的地方’。如果从欧洲的隔都跑出来再住进中东的隔都，那似乎不对劲，简直有点‘反犹太复国主义’了”。1909年，特拉维夫诞生。“特拉维夫”是赫茨尔乌托邦小说《新故土》的希伯来语翻译。对这个几十年后将成为世界级城市的郊区，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它建成“农庄，而是……一座城市，效仿了许多他们熟悉的欧洲城市。有人想把它建成巴勒斯坦的敖德萨，还有人想把它建成地中海边的维也纳”。
“特尔”（tel）指的是很多代人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和不断修建房屋留下的山丘。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生活过的地方会形成一个土堆，通过对土堆不同文化层的发掘，考古学家可以发现每代人生活的特点。在这个词语中，“特尔”代表的是历史。“阿维夫”（aviv）在希伯来语中是春天的意思。“特尔”和“阿维夫”合在一起（连读后成了“特拉维夫”），就捕捉到了赫茨尔书名中“新故土”（Altneuland）的那层意思。
第五章 《贝尔福宣言》：英帝国支持犹太国
赛克斯和皮科既没有考虑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利益，也没有考虑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利益，所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于这一协定都厌恶。两个外国势力还没有赢得战争就私自将中东瓜分，这让阿拉伯人勃然大怒。
第六章 无处可去，即使能离开
第四次阿利亚（1924—1929）主要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波兰移民，而现在，来到巴勒斯坦的第五次阿利亚（1932—1936）的移民被认为是家境富裕、接受过良好教育但急于逃离欧洲的德国人。
第七章 伊休夫抵抗英国统治，阿拉伯人反对分治决议
并非只有英国人反感犹太人，到处弥漫着对犹太人的敌意。在安置难民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将犹太难民和德国难民放在同一个难民营，当犹太人提出不愿意和刚刚还迫害他们的人待在一起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挖苦地回复说，将犹太人和德国人分开才会让德国的种族主义政策阴魂不散。
整整50年后的1947年，赫茨尔大胆的梦想即将成真。全世界的犹太人相互拥抱，喜极而泣。在巴勒斯坦，犹太会堂开放到深夜，供人们来做感恩祷告。数十万犹太人走上街头尽情舞蹈。有人回忆说，第二天上午“北部的犹太集体农场还燃烧着熊熊篝火，特拉维夫许多大型咖啡厅免费为客人提供香槟……有的犹太人嘲笑正在特拉维夫街道巡逻的英国军队，但也有人给他们递了红酒”。
194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耶路撒冷被大雪覆盖。从1948年2月起，阿拉伯军队封锁了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犹太居民无法得到食品和弹药补给，阿拉伯狙击手经常从远处射杀排队领取食物和水的犹太人，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也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第八章 独立：国家诞生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物资，包括“2.5万把步枪、5000挺机关枪、5000万发子弹”。讽刺的是，其中竟然有德国1945年5月以前出厂的毛瑟（Mauser）枪和MG机枪，上面还有纳粹党徽的标记（志愿飞行员的服装上也有）。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的枪，竟然落到犹太人手里，成为他们开启犹太史新篇章的工具。
从海外运送来的不仅是武器。战争初期以色列没有军用飞机，飞行员也很少。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却有几百架编余的飞机，也有为美国战斗过的犹太飞行员。以色列开展了秘密工作，寻找这些飞行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高度同化，但纳粹大屠杀唤醒了一些飞行员对犹太同胞的责任感。少数人甚至不顾美国法律，协助购买了美国的编余飞机，将飞机飞到欧洲，再飞到以色列。就像印有纳粹党徽的步枪一样，这些飞行员后来穿的二手军装上也缝着纳粹空军的标志。
第九章 从建国之梦到建国之路
一年后，在1950年7月5日，议会制定并通过了最能代表以色列国家性质的《回归法》，赋予所有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权利。当时的另一项法律让犹太移民踏上这片国土时自动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
对犹太人而言，进入以色列虽然已经不是问题，但离开东道国变得越来越困难。伊拉克政府最初规定，只要犹太人放弃伊拉克公民权，就可以离开。政府预计有1万—4万名犹太人离开，但最后移民人数超过12万，
犹太总人口的90%。这让政府非常震惊和难堪，立即着手冻结犹太人的资产，（从1951年开始）还禁止犹太家庭携带财产出国。几乎一夜之间，这些移民从伊拉克上层社会的富人变为身无分文的以色列新移民。
由于伊拉克犹太人移民变得越来越危险，以色列发动了“以斯拉和尼希米行动”。2500年前在居鲁士统治时期，正是以斯拉和尼希米带领巴比伦犹太人回到犹地亚。为了让伊拉克犹太人尽早回归以色列，大拉比不顾犹太教的标准规定，破例允许飞机在安息日运送这些移民。
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以色列执行了多次史诗般的移民营救行动。1949年6月至1950年9月的“魔毯行动”几乎将也门所有的犹太人空运到以色列。也门犹太人在上飞机前，艰难地跋涉到事先指定的集结点，从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租赁的DC-4“空中霸王”运输机再将他们送到以色列。以色列还在集合点安排了医疗人员，帮助也门犹太人做好长途飞行的准备。其中一次大规模空运就运送了45640人，这些运输机内的座椅全被拆卸，每架飞机每次能运送500—600人。
影片还暗示基布兹没有完全向移民敞开大门，这引发许多基布兹成员的不满，他们大概从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萨拉赫·沙巴提》提醒以色列人，把犹太人弄到以色列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对于这些将犹太国当作家园的人今后的生活，国家还有更多的义务和责任。
与此同时，新上任的总理不但认为建设国家是当务之急，还认为只有自己能胜任这一角色，许多他不认可的计划遭到搁置。比如，以色列的《独立宣言》规定议会最迟于1948年10月1日正式签署宪法。但本－古里安知道，一部宪法所创造的司法体制会让部分法律失效，会巩固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的地位，在这一选举制度下任何党派都难以获得多数选票，宪法还能通过多种方式限制总理的权力。长远看来，他赞成总理的角色将由标准的民主限制来管理，但眼下他需要得到不受限制的权力来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所以他推迟了宪法的制定，
本－古里安实际上还禁止人们看电视，不允许成立政府电视台。曾担任过哈加纳高层领导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伊加尔·雅丁建议通过电视来教育新移民，让电视成为凝聚人心的媒介，但本－古里安没有退让，他认为电视传播的低俗文化对整个社会没有好处。此外，政府还通过以色列广播局和军队电台这两个受政府控制的单位来实现对全国无线电广播的管控。以色列的新闻报刊业非常活跃，但本－古里安也对其施压。他明确告诉新闻界，如果和政府合作就可以得到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消息，有的消息甚至来自总理本人。
第十章 以色列登上国际舞台
伊扎尔提出的批评非常严厉，但同样重要的是，他的书没有遭到冷遇，作者也没有被以色列社会遗弃。相反，《赫贝赫泽》成为以色列的畅销书，1964年还被收入以色列高中教材。S.伊扎尔多次被选为以色列议会的议员。自我批判仍将是以色列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这一事件对以色列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还体现在法律上。审判期间，以色列法院第一次讨论到在什么情况下以色列安全人员可以不服从明显违法的命令，哪怕是顶头上司下的命令。本雅明·哈利维法官（他单独审理的这一案件）写道：“所有明显违法的命令有个显著特征，这些命令上方都应该飘着一面黑色旗帜，上面警告：‘禁止执行！’”哈利维裁决中“明显违法的命令”成为以色列人在讨论战争行为是否道德时经常会用到的表达。
第十一章 以色列直面大屠杀
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本－古里安对此予以反驳。他认为犹太国只有实现经济繁荣才能获得国际认可，犹太人要赢得尊严有很多方法。本－古里安清楚，当时以色列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政府不得不实行食品配给制，缺少建设国家的重型机械，犹太国急需住房安置几十万来到以色列的贫困移民。如果德国人的钱能让以色列国更稳定，这不失为索取正义的一种方式。
和本－古里安判断的一样，德国赔款和其他来自国外的援助，让以色列经济得以恢复。政府用这些资金改善了住房条件，建立了一支舰队和一条国内航线，修建了公路和通信系统，建立了电力网络。德国赔款还被用于修建以色列的全国输水系统（National Water Carrier），这项工程帮助以色列将水资源输送到干旱地区，让那里变得适于居住。这在干旱的中东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色列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超过了德国和日本。除了经济，德国赔款还产生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多年来，大屠杀幸存者和以色列社会都回避谈论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欧洲的事情。对幸存者而言，这段回忆过于痛苦。对以色列社会而言，这个话题会让人们想起伊休夫当年没能帮助欧洲犹太人，同时想到以色列试图摆脱的那种作为受害者的欧洲犹太人的形象。在接受德国赔款后，以色列人拒绝面对大屠杀话题的态度首次出现变化。大卫·本－古里安的政治对手梅纳赫姆·贝京扮演了捍卫以色列犹太人良知的角色。
德国赔款让基布兹的这条政策也发生改变。生活在基布兹的幸存者认为，自己能得到赔款，是因为经历过难以形容的苦难，他们忽然拒绝将这些钱交给集体，让那些没有经历大屠杀的人使用。他们坚持认为，有些财产不能共有。在某些基布兹，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比议会会场上的争论还要激烈。一些基布兹在这个问题上同个人达成妥协，成员可以保留部分赔款，剩下一部分则成为集体资金。基布兹这一机构还将在以色列存在很长时间，但基布兹绝对平均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几十年后，基布兹开始私有化进程，取消公共财产制度，有人不无讽刺地发现，是德国赔款最早动摇了以色列这一标志性的社会主义机构。
跟德国赔款一样，卡斯特纳审判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在谴责卡斯特纳时，法官无意中强化了这种观点：能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多少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否则，为什么几百万犹太人都死了，唯独他们却活了下来？
法国人对纳粹占领下的法国维希政府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也感到愧疚，因此答应了以色列的请求。此外，当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深陷泥潭，殖民主义日薄西山，法国希望通过同以色列合作来维持在中东的影响力。法国承诺向以色列派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提供用于分离钚的设备和导弹技术。在法国帮助下，以色列将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
1960年，美国得知法国正在帮助以色列建立核反应堆。1961年初，致力于推进核不扩散的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他对以色列的核计划深表担忧。后来，美国和以色列签订协议，以色列承诺从1962年起允许美国官员每年访问一次以色列核反应堆所在地迪莫纳（Dimona）。但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人没有发现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证据。美国人的疑心越来越重，以色列就把迪莫纳的设施藏得越来越深。以色列人修建了用于迷惑美国人的控制室，还封住了迪莫纳地下设施的入口，
人们的用词很能反映出态度，“在大屠杀中被杀的人一般叫‘消亡’，而在巴勒斯坦的战争中战死的犹太人叫‘阵亡’”。
当时有个厨子……是奥斯维辛幸存者，手臂上文有蓝色的囚号。那里的长工叫他“肥皂”，因为人人都知道纳粹用尸体脂肪做肥皂的计划。每当他们说：“肥皂，午餐吃什么？”
泽夫·埃克斯坦（Ze’ev Eckstein）曾是一名负责监视（仅仅是监视）极右翼分子的辛贝特（ShinBet）特工，但在此过程中他接受了极右翼思想，成为他们的一员。因为谋杀卡斯特纳，他在监狱中服役7年，谋杀案过去将近60年后，埃克斯坦出版了自传《被毯》，他在其中写道：“我今天不会这样做。我不会开枪。这一点毫无疑问。”
第十二章 改变国家命运的六日战争
艾希科尔出现这种状况是有原因的。他本来计划在家里把讲话录下来，但他审稿太迟，等他改完后，演讲稿上满是删除符号、批注和箭头。后来演播室通知他已经来不及提前录音，总理只好拿着涂满修改、不好辨认的稿子到现场念。但覆水难收，公众对他的信任已不复存在。有人呼吁他下台，还有人建议由本－古里安担任临时总理。
甚至出现了黑色幽默——以色列人开玩笑，说以色列唯一的国际机场打出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最后离开者，请关灯。”
为了不暴露位置，所有飞行员不得使用无线电通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使用无线电求救。如果遇到无法独自解决的危险情况，只能让飞机在大海上坠毁。
以色列损失了17架飞机，牺牲了5名飞行员。其中一架飞机受损后飞到以色列核反应堆所在地迪莫纳的上空。由于飞行员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地面，以色列自己发射了“霍克”防空导弹将之击落。
古尔命令他的空降部队从狮门进入老城。一小时后，他们已经冲进老城城门，来到圣殿山。莫塔·古尔拿起无线电发报机，发出了一句后来在以色列广为传颂的话：“圣殿山已经在我们手上。”仅在三周前，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还悲痛地喊：“我的耶路撒冷在哪里？”这把当时在场的学生震住了。现在，他随着刚刚占领老城的空降兵从圣殿山走到西墙前。
独立战争期间，有大约70万阿拉伯人离开以色列来到附近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拒绝他们成为公民，让他们成为永久性难民）。六日战争再一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发现自己不再生活在约旦统治下，而是回到以色列控制下。在1967年，大约125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他们的命运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问题。
战争发生30年后，那一时期的文件已被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解密（阿拉伯国家的档案仍在封存，其解密遥遥无期）。通过阅读这些文件，我们能够相对客观地还原当年的外交史，
之作《六日战争》中所写：“以色列不顾一切试图避免战争，直到战争前夜，还在尝试各种可能避免战争的途径。”枪声停息、威胁解除后，以色列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氛围中。犹太国不但生存下来，还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这一次，以色列被法国人背叛、被美国人拒绝、被苏联人威胁，但孤军作战的以色列在战争中大获全胜。
由于成本过高，1968年后以色列不再每年举行阅兵仪式。最后一次阅兵在1973年，当时是为了纪念建国25周年。
第十四章 赎罪日战争：“构想”心态破裂
多年后人们发现，尼克松对犹太人非常反感。他的得力助手亨利·基辛格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复杂态度是出了名的。耶胡达·阿夫纳大使后来写道，犹太人身份让基辛格“神经衰弱”。在2010年公布的尼克松录音带中，可以听到基辛格对总统说：“就算苏联人把犹太人关进毒气室也不关美国的事。”
第十六章 效法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
斯大林上台后，苏联犹太人受到政府的强压。政府试图扼杀犹太传统教育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几乎所有能体现犹太身份的事物都沦为打击对象。
第十七章 和平进程陷入僵局
就在克林顿即将离任前，阿拉法特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他说克林顿是位伟人。克林顿总统回答说：“主席先生，我不是伟人。我是个失败者，这都是拜你所赐。”在总统任上的最后一天，克林顿还提醒乔治·布什和科林·鲍威尔，不要相信阿拉法特将对他们说的任何一个字。他告诉他们，相信阿拉法特是“他担任总统期间犯下的最大错误”。克林顿让阿拉法特和拉宾实现了那次著名的握手，但离开白宫时，他没能解决巴以冲突。
建国60年来，以色列的经济总量翻了50倍。2008年，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3.1%，领先世界大多数国家。以色列的工程师、研发中心和初创公司的密度居世界第一。同年，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超过整个欧洲大陆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总和。以色列人均风险投资额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
如此惊人的成就得益于多方面因素。俄罗斯犹太移民功不可没。俄罗斯移民中，数万人拥有高学历，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初到以色列时艰苦的生活条件。以色列一位著名政策专家指出：“移民不怕一切重来，他们天生是冒险者，每个移民国家都是创业的国度。”以色列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现在，这个政策开始给国家带来红利。俄罗斯移民融入了教育、军队、社会和经济等领域，给这个年轻的国家注入了巨大活力。
联合国并非唯一的战场。许多看似公正的人权组织也专门针对以色列，对以色列采用明显的双重标准。
第十八章 犹太国的犹太复兴
在节目中，拉皮德说自己不信上帝存在，他回忆说：“在这期节目上，某个极端正统派的政客愤怒地向我吼：‘如果你不信上帝，那谁来认定你是犹太人？’我吼回去：‘希特勒。’演播厅顿时鸦雀无声。”
但阿里克·艾因施坦作为以色列一代摇滚乐天王，本来非常世俗，他身边这么多家人从世俗精英转变为极端正统派宗教人士，很能反映出以色列社会生活中的变化。
内容是如何让以色列既能在公共空间表现出明显的犹太性，又能尊重个人权利。公约涉及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犹太人身份、婚姻、安息日、西墙和国防军等。他们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比如双方一致同意，所有想结婚的人需要在民事部门登记，但任何宗教仪式将是非强制性的；安息日是以色列的公共休息日，但餐厅、娱乐场所与部分杂货店、加油站和药店可以正常营业，此外，安息日还应该有替代性的公共交通。
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为打破隔阂而携手努力的例子还有很多。许多年轻的犹太教徒急切地与年轻的世俗人士接触，而除了接触，世俗人士还想从宗教人士那里学习宗教经典，这是“从塔纳赫到帕尔马赫”的世俗教育未能提供的内容。
特拉维夫仍然是高度世俗的城市，和以色列大部分地方截然不同，以至于它有时被称为“特拉维夫国”。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多个以色列，宗教在每一个以色列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即便存在地区差异，人们还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感受到一些变化：以色列社会越来越接受被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抛弃的犹太传统；与前几代人不同，新一代以色列人开始注重自己的精神需求。
东方犹太人认为，即使不严格遵守全套犹太教律法，也可以成为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这种对待宗教的方式，就有可能让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亲近犹太传统，对犹太传统心生尊敬和忠诚，而不是害怕成为“宗教人士”，许多从小在世俗世界成长起来的以色列人仍然很反感“宗教人士”这个标签。
本－古里安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他犯下的这个错误有多么严重，受到威胁的绝不仅是国家的权威。2014年，哈瑞迪人占到以色列人口总数的15%，这一比例还在上升。平均每个哈瑞迪女性会生6.2个孩子，而其他犹太人只生2.4个孩子。[12]大多数哈瑞迪男孩在14岁时就不再接受世俗教育，他们难以适应就业市场，对政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2010年，时任以色列央行行长、广受爱戴的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提出警告，如果不做出重大的政策改变，以色列的哈瑞迪人口将让这个国家的经济繁荣“无法持续”。
结语 《贝尔福宣言》发表一个世纪后的犹太“民族家园”
赫茨尔的愿景中还提到，犹太国将向全世界分享其进步和科技成果，这一点以色列也做到了。1977年梅纳赫姆·贝京上台后，第一个举措就是下令营救几十艘载有越南人的船只，这些船淡水耗尽，无助地漂浮在公海上，其他国家的船都无情地从旁边驶过。以色列接收了他们，让他们加入了以色列国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对以色列并不友好，但他后来在评论贝京的决定时说道：“这是充满同情和体恤的行为，贝京及其政府认识到家园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对于那些以相同方式表达个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这也典型地体现了以色列人自身的奋斗历史。
在一片荒凉而狭小的土地上，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起一个持久的国家。它有军事实力，但并不穷兵黩武。它接收了一批批难民，再把他们塑造成公民。它为信仰保留了空间，但仍然是个世俗国家。面对长期围堵，它仍然坚持民主精神。阿拉伯人本可以从这种经历中学到东西，但他们因恐惧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