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部分有种Yes Minister的感觉——怎么过了这么久，还这么准确？

导言

我以为观察中国之唯一方法，亦即所以观察其他任何各国之唯一方法，要搜索一般的人生意义，而不是异民族的舶来文化，要渗透表面的古怪礼貌而觅取诚意的谦德；要从妇女的艳装异服下面，寻求真正的女性与母型；要留意男孩子的顽皮而研究女孩子的幻想。此等男孩子的顽皮，女孩子的幻想，以及婴儿之笑窝，妇人之哭泣，丈夫之忧虑——它们都是全世界各处相同的表象。是以吾人只有经由丈夫之忧虑与妇人之哭泣，始可能正确地认识一个民族，差异处盖只在社会行为之形式而已，这是一切健全的国际批评之基点。

第一章 中国人民

中国政治领袖又有一特性，即一登政治舞台，大多不复继续求学生活，亦不复从事写作——只有孙中山先生为唯一之例外——而当其发挥议论，洋洋洒洒，则人人以第一流大学者自居。倘使中国领袖中会有《托洛茨基自传》那样的巨著出世，那算是超乎尘世可能的奇迹。

第二章 中国人之德行

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

吾人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布朗（Tom Brown）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儿个人的一些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

这里我们好像已经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祸，因而明了无可无不可之消极态度之由来，此冷淡之消极态度亦即受尽现代列强冷嘲热讽之“中国人无组织”之由来。这样看来，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为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从未有人能见及此。没有人巴望它，也没有人诚意热切地需要它。

有些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岁，便成坏坯子，无论怎样，吾们年纪越大，越不要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会为了金钱目的而嫁人，四十岁的女人，不大会不为金钱目的而嫁人——她们或许称之为稳当。

照中国知足原理上的见解，倘能够吃一顿菲薄而安逸的苦饭，吃了下肚不致担什么心事，便是大大运气。中国有位学者说过：“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从理论上观察，中国人应该是幽默的，因为幽默产生于实用主义，而中国人是非常的实用主义者；幽默生于常识，而中国人具有过分的常识。幽默，尤其亚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闲的产物，而中国所有的知足和悠闲，超乎寻常之量。

充满了把人生当做戏剧的比喻。如官吏的就职卸任，中国人称之为“上台”“下台”；而人有挟其夸张之计划以来者，谓之“唱高调”。吾们实实在在把人生看做戏剧。

第三章 中国人的心灵

《日知录》中一两行的文字，有时需要后人几年的考据，这真是再科学没有了

第四章 人生之理想

东方人则可以不费十分心力，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是以中国式的判断，可以立一个万应的公式：“A是对的，B亦未尝错”。

你倘使读了陆丽京传记，便不难明白：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

许多中国小说，确有描写僧尼之卑劣行为者，所是基于全人类的某种天性，总喜欢揭露伪善者的内幕。所以把中国和尚写成卡萨诺瓦（Casanova）那样的人物，加上以巫术与春药之类的秘技，是很平常的。实际也确有这种的事情，例如浙江省的某处，那里的一所尼姑庵实在是一个秘密卖淫窟。不过就大体上讲，大多数和尚是好的，是退让谦逊优雅的善人，倘把罪恶加之一切僧尼是不公平的。倘有任何恶僧的干犯法纪，只限于少数个人，而小说中的描写，因为要绘声绘形，写得生动，也未免言过其实。照我个人的观察，大部分和尚是营养不足，血虚体弱之辈，不足以闯乱子。

这是一段昆曲，叫做《思凡》，那是很受欢迎的题材，故采取此同样题材，被之管弦者，曾有数种不同之歌曲。下面一段是从中国著名剧本《缀白裘》里头拣选出来的，其文辞堪当中国第一流作品之称而无愧色，其形式采用小尼姑的口吻独白。

下部：生活

第六章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在中国人看来，社会工作常视作干预他人的事。一人热心于社会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业，看来常觉得有些可笑。吾们不顾他的诚意，又不能了解他为什么跑出来干这些事业，用意何在？是不是在向社会公众献殷勤？为什么他不效忠于家庭，更为什么不巴图上进，升官发财，俾及早帮助其亲戚和自己的家庭？吾们决定他因为是年轻，或则为正常人类典型的迷路者。

家族制度的影响于吾人，就恰恰在于私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从吾们手中剥夺了订婚权，而以之授予我们的父母；它使吾人结婚不是娶了一个妻子，却是娶了一房媳妇，更使吾人妻子生产儿子成为“养孙子”；它把新娘的义务加重了百倍；它使年轻夫妇白昼掩扉成为非礼行为，而使“秘密”二字成为中国人所不知的名词。

中国社会固无所庸于阿拉伯良马，其最充分之明证即为中国社会之从不产生良马，中国社会把良马屠杀个精光，把它们穷追驱入山林，或把它们禁闭入收容所。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马为呆滞鲁钝服缰之马，果然，吾们的社会上便真饶有这样的驽马。

一个部长，不独位置其侄儿于部内，同时还须安插其他官员的侄儿——倘这些官员是比他高级的，还写着荐贤书给他，那么许多贤侄儿往哪里去安插呢？

如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培养出了个人主义，而限于家族以内的合作观念，产生了盗窃狂的结果，此盗窃狂却又带着利他主义的色彩，真是妙不可言。

中国人对待其朋友及其熟习的人是并非无礼貌的，但超出了这个界限，则在社会行动上常对其旁边人取积极的敌意的；如果他是公共汽车的同车乘客，或戏园子卖票间附近的客人，彼此的争先恐后，不让于世界大战时火线上冲锋的勇猛。

吾们中国人不欲与此大榕树斗争，而却趋躲它的荫盖之下。吾们不会弹劾官吏，像美国人；也不会焚烧富人屋宇，像布尔什维克党员。吾们只想做做权势人家的守门人，沾沾他们的官势的光。

其他国家中，从未有如此拿对贤人君子的态度对待官吏的。假令韩非子生于今日，他将劝导吾人以坏蛋视之，因而对官僚说：“吾人不欲箴劝你们行仁义之道，亦不复建立牌坊来褒扬你们，即使你表现为贤人君子的行为；但你胆敢做出欺民亡国的坏蛋行为，则吾人将请你进牢狱。”这办法是消灭腐败政治的比较健全而敏捷的方法。

韩非子所评述的当时韩国的弱点，深与今日中国之过失相暗合，至于那时的官僚和人民的特性竟那么相像，使吾们读了他的文字，直不辨其所描述者是否为现代之中国。

第七章 文学生活

因为中国古来学术需要无限的艰苦，异常的博识，与几乎超人的记忆力，致使学者须穷其毕生之力以研习之，有几个学者竟能背诵卷帙浩繁的司马迁《史记》，自始至终，鲜有脱误。因为缺乏索引的工作，学者得一切仰赖记忆的积累。实际容易揭明出处的知识在任何百科全书中可能找到者，常被轻视，而优秀学者是不需要任何百科全书的，吾们固有许多鲜皮活肉的活动百科全书。临到探本溯源欲有所引证时，在昔时长闲的生活中，固满不在乎出于一时之记忆，抑或费全日工夫始寻获者。

旧式和新式的教育制度，大家都上了一个愚昧信仰的大当，盖他们误信知识才学的高低可以用赓续的考试方法来测量的。考试制度由其本质的性能，不能不是机械式的，不能不集中注意于知识量的蓄藏，而忽略判断的智质之发展。因为鉴识力是不容易分等级的，也不是容易用分数品评的，至于出一个罗马迦太基战争日期的问题，则其答案可以用分数来评分了。任何大学考试，都是同一性质，学生总能接到通知后一星期内预备之，否则大家都得不及格了。任何知识，凡能在一星期内预备速成强记者，其遗忘之速亦如是，防免应急速成的考试方法，至今尚未发明，而受其欺的可怜虫，只是那些大学教授，他们真会相信他们的学生确实明了所学的科目。

旧式的学府制度，不论乡村的学塾或书院（高级的学府）显然较优越于现代学校，事实极简单，即是他的学业进修，不是依赖学程分数为手段的，至于科举考试，那是例外。旧时学府，是一个师传监护制度，教师很明了学生读过什么书，未读过什么书，教师与学生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没有人升级，也没有人毕业，也没有人为了文凭奖状而求学，因为没有这种设备。

要明了中国政治，你必须先明了中国文学。或许这里吾们应该避免用文学二字，而说“文章”以代之。这样狂热地崇拜文章，在国内已变成一种真实的精神病。这在现代宣言中表示得最明显，不论是学生团体、商业机关、政党，当草拟宣言或类此文件时，第一个想象，是怎样使它音节嘹亮可诵，怎样铺排得字面美观，而一个读报者的第一个想象，亦为此等宣言之美丽可诵与否。这样的宣言，差不多都是说不出一些事实而却篇篇说得很美丽。一个明显的谎言倘用了优美的形式说出来，也可以受到赞美。

第九章 生活的艺术

倘不知道人民日常的娱乐方法，便不能认识一个民族，好像对于个人，吾们倘非知道他怎样消遣闲暇的方法，吾们便不算熟悉了这个人。当一个人不在办理应该办理的事务，而随自己的意兴无拘束的行动时，他的个性才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