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演讲稿和QA，讲的不只是新闻写作。（BGM《EXEC_COSMOFLIPS/.》——KOKIA）
郜艳敏（代序二）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拍打我们副驾驶的车窗，我们正奇怪，摇下车窗的时候，这个陌生人把我们昨天被抢的机器递了进来。挥挥手，意思是你们可以走了。
“他（刘老三）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不同意？你不愿意跟着我，你可以上别处睡觉去，要不我上别处睡觉去，以后彼此都是清白的。我不敢说话，不敢相信他是真的。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说我送你走。但是他说我也有点不忍心。炕挺大的。他在炕那边。
从玉华： 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
《冰点》今年20岁了，它的妈妈《中国青年报》64岁了。这个有20年生命力的特稿文本，在国内真是开了一个先河。它曾经是奢侈品，今天仍然是奢侈品。因为一篇特稿的采访成本非常高，它需要时间来打磨。
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
忽然发现自己举着纸板的照片，已经被微博转发两百多次。此时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特殊”的事情。他和另外3位市民阻止了近60辆日系车开往可能遭遇打砸的方向。它们几乎包括所有日系品牌，从并不昂贵的铃木“北斗星”，到豪华的雷克萨斯。和那些底盘朝向天空、玻璃悉数破碎的车辆一样，它们都悬挂着“陕A”的牌照。
我们关注到1987年哈尔滨亚麻厂粉尘爆炸，那个工厂是仅次于苏联工厂的世界第二大亚麻厂，被视为中国纺织工业的明珠，58人死亡，185人受伤。27年过去，这些年轻女工的生活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青春戛然而止，美好的容颜不复存在，“像煮开锅的玉米粥”的伤疤会伴随到老。她们的人生发生了断崖式的急剧变化。至今这群人都住在一个红色的“鬼楼”里。所以我们用一个整版展示了这群女工27年的命运。
有人问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是墓地，这么悲剧？为什么不写得阳光一点？这问题问得太深刻了。甚至在别的大学讲课，有新闻系学生问我，你写这么多悲剧，性格很悲观吗？你写这么多小人物，和个人经历有什么关系吗？我总是解释我个人挺阳光的。我只是习惯了职业地记录悲剧。
前不久我们讨论庞麦郎的报道争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视角的问题。真正的新闻视角是不卑不亢，不匍匐、不倨傲，是平视的。在庞麦郎的报道中，记者的写作技能非常娴熟，一把真正的好牛刀，但缺一些同理心，有俯视感、道德优越感。记者的笔就像手术刀，解剖一个事实，而不是杀人的屠刀。
我想说，对弱势群体，溢出来的同情也是一种伤害。其实弱势群体不是你想的那么脆弱，平等、尊重就是最好的采访姿态。
就像赵涵漠说的，你变成他家的冰箱了，你的采访才刚刚开始。
如果停留在写他生活简朴，穿几十块钱的布鞋，被当成修空调的，怎样做“扫地僧”，就太花絮了。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总理手上拿不到一种很精确的遥感地图，他就非常伤心，他认为是他们的工作没做好。但其实他在国际领域做得非常好。
建议大家读一下杜涌涛写的《人物的写作十四条》，我觉得，完全可以纳入新闻写作教材了。
陈晓楠： 我们就是在做“活着”两个字
她穿着晚上上班的衣服就来见我，然后她给我讲了她是从外地来的，被男朋友骗到这儿来做性工作，但是她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她后几次被遣返回去她都是主动又来的，因为这种生活在她看来是很慵懒的一种生活，但是她因为已经28岁了，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家了，已经很难再做了。但是，她同时又不断地问我说，你是从香港来的，我怎么能去香港呢？就是她在这样的一种纠结当中完成了跟我的对话。
我们采访过在海滨的一个老太太，她盖了一个旅馆，专门来劝导、解救、收留那些跳海的人。于是有无数的人生展现在她面前。她只会给人家做一碗面陪他哭一顿，这是她解救所有处于濒死状态的人唯一的办法。
在巴格达，小型音像店有1000多家，你能想象得到的美国大片在这里应有尽有，上市的速度让人颇为吃惊，当然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还可以轻而易举找到最新的美国战争大片，比如刚刚在美国上映的《风语者》，每张卖得非常便宜——25美分。店主自豪地告诉我们，通常新片在国外上映10天之后，你就可以在他的货架上找到光碟版本，货源主要来自叙利亚、黎巴嫩，甚至
进口光碟经过文化部门审批，剪掉过度暴露的镜头就可以销售了，对于是否拥有版权则一概不问。店老板的说法很有意思，“我们的政府要操心的事情太多，这个就不用过问了”。
在这一点上，店主的理论水准很让人佩服，“这和美国没什么关系，也许我们恨它们，我们和它们有战争，但电影是文化，人们喜欢某个演员，喜欢电影故事，这比是谁拍摄的更重要。美国人的确通过电影传达他们的精神，但伊拉克人是很聪明的，他们不会理这些”。
憎恨美国是大部分伊拉克人不假思索的习惯，但是学生对美国明星如数家珍，而他们似乎也并不为此感到过多的困惑。
一个热爱麦当娜多年的年轻人这样说：“美国政府和人民是不同的，我们对美国人民没有反感，我们对他们也没有敌意，你看，我们听他们的歌，在他们的音乐中跳舞，我们看他们的电影，穿他们的衣服，我们对他们没有敌意，他们对我们也没有，但他们的政府站在阿拉伯人的反面，如果我告诉你我们恨他们，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美国文化、美国人民、美国政府，这些概念被年轻人划出清晰的界限，不过他们并不热衷战争的话题，甚至每当我们提起，他们都会有些诧异，仿佛希望一切事不关己。
有一次，我们走在大街上，我问他：“在深圳待了这么久，喜欢去哪儿呢？”他只简单说了一句：“这城市不是我的，我哪儿都不敢喜欢。”
院领导骄傲地说，“5·12”地震那天，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先抢着把病人护送出去，自己最后撤离。他说那么多的小年轻儿，平常那么孩子气不大听话的年轻人，真让他刮目相看。有的女护士一边哭一边运病人。
卫毅： 人物特稿就是去掉报告文学背后的金光
我觉得可能最相似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这是特别接近的一个概念，但是报告文学会有一些让人感觉特别不真实的东西。比如说写一个人物，他的后面是冒着金光的，我读报告文学就有这种感觉。非虚构写作可能就是把背后的金光去掉，我觉得这就是接近非虚构写作的概念。
因为我发现这个数据显示南宁有一条江叫邕江，这条江上的污染是逐年在变化的，我想到这个江上找水上人家，我觉得没有比水上人家更了解整条江的变化的人了，于是我就去那里找到在船上的渔民，跟他们一聊，我就发现了很好的一个故事。
他们原来希望这个水特别清澈，这样他们才能打到更多的鱼，获得更好的经济收入，随着水污染日益严重，水里的鱼越来越少，他们开始抱怨这个环境，直到已经没有什么鱼可以去卖了。但是呢，这个故事的另一半是他们后来发现一个致富的机会，他们发现污水的出水口有大量的淤泥，淤泥里面有红虫，特别细的红虫。红虫是喂花鸟市场养的那种金鱼最好的饲料，价格非常高，他们就开始挖淤泥里的红虫到花鸟市场去卖，
这个故事发生了转折，他们开始希望水质越来越差，只有水质越来越差，他们才能获得更多的红虫，然后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
《纽约客》当时一整本杂志刊登了他的这部作品，这是《纽约客》历史上唯一一次使用一期杂志只刊登一篇文章的方式发行，就是这部作品《广岛》。他的作品当时还出了单行本，被认为是美国杂志历史上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大家可以找来读一下。
有时候，中国人因为我是外国人，而以某种方式回应我，而读者明白这一点似乎很重要。然而，最主要的是，我想要传达住在北京胡同时，或者在中国的道路开车时，或者搬到科罗拉多州一座小镇时，我的真实感觉是什么。非虚构写作的乐趣就是寻找说故事和报道之间的平衡点，找出一个能够畅所欲言和观察入微的方式。——何伟《奇石》
另一个我想说的是，动机是看不见的东西，而太多的人自负地认为自己拥有看穿他人动机的本领。所以说，大家在网上看到的很多讨论都是我们太自以为是得出的，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法院的判决都仅仅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一个人内心真正的想法太容易达到，但是真实能达到吗？当时我跟编剧李樯谈，他想表达的一点就是人多大程度上能被认识，真相多大程度上能被认识。这可能是新闻经常讨论的话题。大家记不记得电影有一段讲的是萧军和萧红分手。电影其实表现了两个版本，萧红是这样说的，萧军是那样说的。其实现实生活中可能还有第三个版本第四个版本，电影为什么要这样呈现，因为只呈现一个那就不是真实的状态。它通过呈现几种不同的状态，才能在各种力量的互相制约当中接近真实的内心，内心的真实是特别难以表达的。
世界的本质是情。我看很多媒体作品时的感受是缺少感情，或者换个词说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很多人会说采访时要保持距离，这绝对没错，保持距离的采访，还有写作时的零度叙事这些都没问题。这是控制的问题。控制的前提是你必须有感情，没有感情，何来控制？要搞清楚，“冷静”是有而不发
《交流的无奈》大概是我十年前看的一本传播学书籍。这就是这本书最后一段话。我觉得采访就是在交流，所以说我想用这一段话作为结尾。
教诲要求人们没有差别地爱一切人，然而时间只允许每个人真正地关爱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居民。毕其一生，每个人只不过有时间给少数几个人以关爱。我们凡人所能做到的，恐怕只能够是爱比较亲近的人：不过，没有博爱之心又是不公正的。爱之悖论是，具体的局限性和要求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我们只能够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度过共同的时光，只能够接触一些人，因此，亲临现场恐怕是最接近跨越人与人鸿沟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直接面对的是，我们有限的生命既神圣又悲哀。——彼德斯
所以人在写作或者采访或者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谦卑的心，我觉得有个谦卑之心很重要。不要像上帝一样，以为自己完全可以理解这个世界，理解你所看到的世界。我为什么可以愿意继续做记者，我最想说的就是这个。我希望跟人接触，去写人，或者说我希望了解人是什么样。但是我写了这么多人，我觉得都没办法完全了解人，通过我的工作，我可以对人的了解不断加深。
Q：采访中遇到最大的阻力是什么？A：就是没办法发表。
杨潇： 从过度书写开始
我2004年进新华社的一个部门，基本上你要是在那工作半年以后就掌握了所有的技巧，然后，之后半年所有东西都是简单重复，但对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需要更多新鲜信息表达欲望，需要刺激。所以，当时我在那里基本上一周歇一周，去了很多其他地方，包括新浪网球，包括《芝加哥论坛报》，也在那里做兼职。大概在2007年1月，我在新华社西门外吃贵州酸汤鱼，突然接到《南方人物周刊》副主编万静波老师的电话，他问我能不能采访到当时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俞可平，然后合作一篇稿子试试看。
我能给你们的建议是，你们一定要学会检视自己的文字，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你要跳出来审视自己的文字，检视它，看这些文字到底是空洞的还是表意的，是准确的还是模糊的，是有新鲜语感的还是陈词滥调的。
2008年曹筠武写了一篇《系统》，通过一个游戏玩家的过程隐喻中国。这篇文章出来，隐喻就成为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会发现很多圈内的人都在说我们要写隐喻色彩、有魔幻色彩的文章，就好比说李海鹏当年写《举重冠军之死》，他开始是引用了一个人的梦境，在这个举重冠军死之前，他妈妈梦见了两个人，大概是黑白无常
可能是我写的时候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稿子写，我本来打算贴在自己的博客上，能不能发无所谓。当然最后稿子确实发了，我写了6000字，发了2000字
确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觉得把它当作博客写，而不是当作职务写的时候，我非常自如，而且我发现我写的过程中是非常舒适、自在的表达
把外国当作中国来写 把中国当成外国来写
再接着说杰克·哈特，有一句话挺有意思，他说：作者都害怕陈词滥调。但是这是句子层面的，我理解的这是写作层面，写作千万不要用陈词滥调或尽量避免陈词滥调。但是在观念层面，陈词滥调经历蜕变，变成永恒真理，我们关心的问题都是陈词滥调
我建议大家在写作交代背景的时候，因为背景不一定是像译文这么有意思的东西，有可能是特别无聊的解释性、科学性的东西，就好像说明书，说明书谁愿意读，没有人愿意读说明书。
然后缅甸就开始走向和解，缅甸走向和解你需要知道具体怎么和解？体现在哪方面？其实特别明显的就是审查。其实这个稿子发表于2012年2月，大概是半年还是一年以后，缅甸就取消审查了，就是检查司真理部已经不存在了
“媒体也在不断地试水，看看底线到底在哪里”，一位资深媒体人说，“有媒体不送审就发表一些文章，然后就得到停刊两期之类的小惩罚。”
如果材料不足以完成连贯叙事的话，尽量不要用语言去生硬过渡，生硬的过渡不如不过渡直接写。生硬的过渡就是那种但是、尽管如此或者什么，刚才我已经引用这些。如果你实在找不到过渡材料、找不到故事来过渡，你就不过渡，不过渡怎么说呢？假如你没有重头文章，通过昂山素季来帮你带出她父亲，你就直接写，读者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东西的。
这是采访得来的，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而且和中国相关，能反映出现在改革到了什么程度，议员可以站起来反驳部长，在中国可以做到吗？也许可以，但是缅甸已经做到了。当然我不是说一定要拿这个文章提供中国关照，也不是说让这个文章来推动一个什么东西进行指桑骂槐，只是我觉得中国的读者可能会关注这些。
到了最后，她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你对政治犯感兴趣吗？”“你认识他们吗？”我随口应了句。“我有很多政治犯朋友”，她顿了一下，说，“其实我也是政治犯。”
“大多数政治犯都会这么做（停止思念），”昂山素季回答，“任何理性的人都清楚，为一件你根本没法掌握的事情苦痛是没有用的，全世界的政治犯都会告诉你这一点。”
那时缅甸的民主运动正处在低潮，更多的人忙着出国或者挣钱，有时参加集会的只有寥寥数百人，这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国观光客，但她坚持了下来。有一次Alan Clements很直率地问她：“你是不是有点过时了？”昂山素季回答说：“谈论道德、对与错、爱与慈悲这些东西，如今被认为是过时的行为，不是吗？但说到底，这个世界是圆的，也许什么时候好多事情要重新来过，也许到那时，我就又走在时代前面了。”
赵涵漠： 采访永不落空
在艺术或者文学性的工作里面，灵感是一个最靠不住的东西，而最靠得住的是我们的勤奋苦干。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写好非虚构写作，或者特稿写作，那在这个品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采访。
信源！信源！信源！
为什么讲课不按课本上的来？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们孩子高考怎么办？然后这个老师最后就在台上哭了。最后可能就连他的学生也不能够了解他，因为大家都会想，我们要高考，那你教我们的这些东西到底足不足以让我去应对高考。
我们可能会常常想，名人有公众面具，因为人家身经百战，你所提的问题他们都可以预料到。但是其实普通人也有很多的公众面具，这也很正常，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防卫机制。
在《人物》杂志的编辑部，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灭绝式采访”。我觉得这也太恐怖了，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今天把这个人写了，特别是封面报道，那你们其他人就不要再做了，因为你也写不出什么新东西了。当然这是一个理想，我不觉得我们真的能达到，也更不能说每次都能达到，但它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状态。李海鹏老师当时就说“真正的采访是从第三次开始的”，我真的是感受至深。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经历，就是我写《地下室里的沈文裕》前后经历了整整6个月。
你开始会想到说，他是一个被父母控制的小孩，但是后来会发现其实不是，沈文裕非常认真地考虑过关于独立的这个问题，但他最后选择还是不要独立了。一是他也抗争不过他爸爸，但另外一点，他也发现，在不独立的生活中，他能够有很多便利之处，他所有的生活他都不需要操心，他只要跟他的钢琴拴在一起就OK了。
蔡康永说：其实我也没做什么，我就是一直盯着那个人的眼睛，然后就把他盯累了，大概他就说实话了。
当时是2006年世界杯，所有的报纸都要发关于世界杯的稿子，但是这一篇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当时有一些农民工在广州盖一个高层，这个高层对面是一个夜总会，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巨型屏幕，上面在播放世界杯，这些工人就通过这种方式看世界杯。大家每天到那个时间点就会坐在旁边马路上，因为那个屏幕是没有声音的，就有人带上收音机，这样能够实时地听解说。
如果这个稿子不真实，首先它对不起的并不是读者，读者是往后排的，它最对不起的其实是各类的采访对象，就是因为采访对象破除了很多的心理障碍，破除了很多困难，他愿意敞开自己跟我们去聊，结果最后这个稿子只因为你两三个细节的不真实让大家把注意力转移了，你会觉得采访对象对你的信任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一个范文库，比如说《巴黎评论：作家访谈I》《猎奇之旅》《弄潮儿》《甲骨》《先上讣告，后上天堂》《肖像与观察》《八十年代访谈录》《刽子手之歌》，等等。
这么说可能大家都觉得比较鸡汤，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记者需要一种良善的品性，让对方感觉到你没有什么攻击性，没有恶意的，他会愿意跟你多敞开一些东西。包括我刚才说的同理心，其实是很有用的。
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自我防御机制，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就会更加警惕，因为当时各种各样的信息实在太多，更何况我们学媒体的同学都知道，我们是非常擅长去防备别人的，不知道我的哪句话会被利用，会出现一个什么样可怕的情形。
Q：你写作有什么特殊习惯吗？A：我觉得好像每个人在写稿的时候都有点仪式感，我的习惯就是，这段时间我是不洗澡的，然后也不能走出这个家门，就是要叫外卖，但是会洗手。我觉得我的仪式感主要来自于洗手。
袁凌： 每一个字都是炼出来的
你最好说明白是你的猜想或设想。你猜的就说是你猜的，不要去表达成人家真有了那个心理活动。
这是我在《新京报》的第二篇稿子，叫《衡阳大火和反思消防体制》，你看当时的标题就起得这么直白。《新京报》是2003年11月11日创刊的。11月11日创刊上有我的一篇深度报道，就是《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不完全调查》，第二篇深度报道也是我的，名字叫《衡阳大火和反思消防体制》
你看到一个人在被送进焚化炉膛之前，脸上化有淡妆，衣服非常整齐，覆盖着国旗，旁边还有鲜花，以最庄重的仪式告别。那是他一生中最漂亮的时刻。可是当他被送进炉膛，你看到那个盖子一打开，把那个人往里一推进去，立刻一下子燃起来，轰隆一下，感觉这一切都是白做的。那刚才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轰地一下人都燃了。那个烟囱也不是特别高，油烟立刻就落下来了，每个人的衣服都黏腻腻的，脸上又是黏糊糊的。
这个人很有意思，早年他是一个农村领袖式的人物，他也普法，带着大家反对农业税也被抓起来过，也被拷过，差点失去性命，后来成为一个城市流民，他被迫到了奉节县又赶上三峡的库区蓄水，后来因为在上访、帮别人爆料和采访的过程中，他就慢慢地接触到一些人。最后他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培训，变成有证的基层法律事务工作者，就是靠给别人打官司来养活自己，就这么一个人，他的儿子在矿上出现了事故之后，他又没办法保护他的儿子。所以我觉得他的身世很荒谬，因此我就为他写了一个《父与子》。
我觉得你要注意方言里面和底层人民的动词。因为底层人民跟劳动离得很近，他对动作的感受是最准确的。一旦他对动作的感受准确，他就会用一些很好的动词。可能他在用形容词的时候，你觉得俗。比如说庄稼绿油油的，你不觉得有啥。可是他一旦用起动词就不一样了。
即使只是用这条床单，即使只是用自己的牙齿，也能够自杀，这是王多权想好的。但是活下来却没有这么多条路
上帝说，我用7天的时间创造了一个世界，而你做一条裤子你用了这么久的时间。这个裁缝就对上帝说，可是你看看我做了一条什么样的裤子，你造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比如“大爱清尘”，他们为什么没有“免费午餐”做得成功啊，因为免费午餐是形式化的，所以只要有一个小孩子他很可爱，他的那些故事也就具有传播价值，而大爱清尘你能举出来一个具有传播价值的故事吗？它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苦难，而这个苦难是没有一个形式可以在里面让你去看到它的边，看到它的线索，去把握它，接受它。
这个白夜好像又不像真正的夜晚，大家都觉得平安无事活着很好，可是你偏要去干这样的事情。如果是真正的夜晚，大家都会感到黑暗，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们会感到很残忍，很多人都知道，当时都已经感到很荒谬了。可是如果是一个白夜呢？大家觉得挺好的，你在那儿反思个什么劲啊，你为什么要去追这些问题啊！所以他是孤独的，在白夜里面可能更孤独，包括他的亲人们也不理解他，他写这个书的时候是孤立无援的。
和儿子说，你知道吗，你爸爸在写一部伟大的东西，他当然不能跟别人说这个伟大了，因为他只是一个副教授而已，他怎么能跟别人说我在写一个伟大的东西呢？他只能跟儿子说。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到他的痛点在。
我觉得适度的紧张感对人是有好处的，它可以提供一种节奏，就是你需要睡好，你就能睡好。如果说你没有感觉到你需要在这个时候睡好，你觉得明天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那你可能就睡不好了。
有的时候感到很困惑，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稿子，在国内来说我们觉得已经尽力了，已经到了我们的边界了，可是在一个国外的同行来看，我们的意义只能说是非常有限。
所以，我想我们能到达的边界是事实本身我们能还原多少一定要去还原多少，除非是我们采访不到的。第二个就是有一个绝对的禁区，如果你去碰它，一个是发不出来，你可能立刻就再也从事不了这个行当了。
这种情况下长文章是受待见的，我举一个例子，《世相》或者《正午》这样的公众号每天都推送一篇长文章，这些文章都很长，可是它的粉丝量增长得很惊人，影响力也很大。可能有一些人会去看一些口水化的东西，比如视频什么的，可是那种东西说实话你看了之后你是感觉不到快乐的，但是看那个长文的时候，你可能非常舒缓，没有人强迫你，你自己就放松了。我对长文章并不担心，我觉得人生活的长度决定了我们会追求一些有长度的东西。
张鹭： 坚守一线的调查记者不足百人
在2006年的时候，《财经》做了一个上海社保案系列，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媒体也在做。上海社保案当时直接指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也就是说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针对政治局委员的调查，这个在级别上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个行为，也是里程碑式的。在此前都是没有的，最高指向陈良宇政治局委员。
选题的来源大概就分为这几个：1．公开报道；2．同行朋友；3．自行网络搜索；4．热线线索；5．累计选题；6．中纪委网站；7．人大政协通报；8．审计署报告；9．深喉举报。
机场就一条跑道，停满了飞机就没法降落。所以进不去怎么办？但是稿子还得出，于是就用了陌陌。陌陌有一个付费的功能是它可以远程定位，你可以在北京定位陌陌在加德满都的用户，然后你再加他就可以了。包括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有大量的资源可以找到，社交媒体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后来微博上有一个网友爆出了其中一个专家的名字，于是他们知道其中一个专家和调查组住的酒店，就派了一个记者跑到酒店里面去，想办法去找到这位专家。
结果他的儿子一听是记者，他说什么呢？他就说电话可能不太安全，这通电话可能会被监听，于是给了我一个QQ号，然后我就在QQ上完成了这个采访。
举《南方周末》一个案例，说调查一个非常大的基金会，它们把募捐得来的钱是不是真的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它们用在什么地方？如果这个钱都募到这个地方来，它们每年只需要花一定的比例，那么还有大量的沉淀资金，沉淀资金它们怎么用？答案是它们拿出去放高利贷。放高利贷怎么去取证？
调取工商资料。他拿到了相关公司的财务报表以后，发现它的资产负债表上面，有一个项目叫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这两个科目非常巨大，大过远远大于正常的数值。
就是尽量以书面为主，口头证据为辅。再一个是口头证据类的录音，还有一个就是重大信息要调查核实。最后，就是你写完稿子以后要反复阅读，改掉任何引起纷争的表述，一些往往都是你自己没有注意到的小地方可能会出事。
举报人他希望利用记者来达到他的一些目的，记者希望利用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来进行采访报道，就是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
陈琳： 极端环境的现场报道是对人性的挑战
我记得我是带着新闻理想来的凤凰卫视，但是来了不久，我看了吕宁思的一本书叫作《凤凰卫视新闻总监手记》，吕宁思曾经做过我们的采访总监。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让我既沮丧又觉得实在是很深刻，他说，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好记者？其实如果你有独一无二的消息源，或许就是最好的记者。
因为新闻不能落，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一事件背后是什么东西。比如，你看到法拉利撞车，你只有去了现场，或者说你只有了解到关键信息、关键人，你才知道，很有可能故事背后还有故事。
你一定要脑子里非常清醒知道你的热点在哪儿，外面的人在骂什么，尤其是外媒在骂什么，你才会做出好的新闻。
先是碰到了王毅外长，后来又碰到了商务部长。然后我就堵了他们两个人谈了一下，一个是从外交，一个是从经济的角度，中国是怎样去处理俄罗斯受到制裁的这个事件，这两个人都给了非常一致的答案，王毅说我们中国会花一切代价去帮助俄罗斯。然后商务部长也是这样说的，说我们现在跟俄罗斯的经济联系不是特别紧密，但我们愿意提供所有的帮助，也愿意借此机会加强繁荣，紧密联系。
比如说，这一届领导人刚刚换届完了，然后出来第一场直播就是我做的，然后我在镜头前就出现了口误，说：“新任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李克强。”
最让我感动的是娱乐记者。我在跟房祖名出狱的这件事上，真的很感动。你知道娱乐记者是怎么样分工合作的吗？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人，我接到这个指令，要去拍房祖名出狱，然后我从公开法院信息上获得的资料，房祖名是判6个月出狱，我会算一下。打个比方，他2月6号入狱的，那我可能就算他8月6号出狱对不对，那些狗仔队根本就不是这么算的，比如说60天，比如说6个月，他就给你算几种方案。
他们一共算了三种方案，然后这几个娱乐记者是不同媒体的，因为自己媒体是有竞争的，不同媒体的也有竞争。但是不同媒体的至少大家可以作为好朋友，没有在自己的媒体里去抢工。他们几个好朋友分成三路去盯梢，比如说15号是你，16号是你，17号是你，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是哪一天，
他们完全像一个谍战片，他们其实是兵分三路，有三辆车走的，你就看狗仔队在那儿拍的时候你完全能听到他的说话，他们不惜闯红灯，闯高速公路的关卡，他们还要不惜一切代价识别哪辆车是有看守所给的烟雾弹，比如，他们三辆车有一辆跟到几十米的时候，突然发现在那个巷口停下了，然后这边需要通过微信喊，快点快点，这辆不是。他们那种分工合作就是让你想到了，如果我打CS有这种合作，我一定不会输，就是那种感觉。
并不是说政客护得多好，很多政客都是没有公关团队的，只是因为我们不够敬业，就这么简单的一点，真的是我们不如狗仔队敬业。
如果有一天你在朋友圈里，你的留言永远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还特别愿意回应你，基本上你就成功了1/3了。
比如说，我做一个市场类的节目，今天CPI出来了，今天GDP出来了，你去采访，有各路人供你采访，你就算是找不到发改委你也能找到一个靠谱的人吧。你不能但凡金融就把李稻葵揪出来吧，我现在最看不惯的就是财经新闻揪李稻葵的人了。
但是记者算什么，马云一出场，N多人都扑上去。后来我扑了两次之后，马云就会把他的公关挡下来，就说我跟这个小孩聊几句。那聊一聊就很简单了，聊一聊，递一个名片，然后说，马总还是挺想做采访的，我现在忙，说了几句话，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就收到一个短信说，那天实在是太忙，以后再约吧。然后你发出一个短信说，你是马总本人还是他的公关。他说当然是本人，然后OK，这个联系就建立起来。
刚开始这些家属都是比较倾向于找外媒的，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媒体受限制，不能真实报道。他们刚开始都愿意跟美联、法新社这样去联系。但当事件进入到十天之后，他们还是把目光放在了国内的媒体上，我们凤凰是比较早获准进入的。所以说，你怎样在你的报道中建立一种相互的信任，就是你播出的东西是比较中立、不偏不倚，而且你播出的东西你不能被牵着走，但是你要让他看到在新闻里，他的诉求被表达，你是一种善意的沟通，良性的沟通，这样时间长了，慢慢就跟他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肯定是有的，尤其是你在语言不通的战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比较容易用你的亲和力去获取别人对你的一些独到的帮助。如果你是一个女性，你死缠烂打不太会容易被别人反感，但如果你是一个男性死缠烂打，估计安保人员就把你架出去了。
林珊珊： 人人都会讲故事
《故事技巧》，里面讲道：“故事已经是我们本能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以叙事的方式做梦、回忆、期待、希望、绝望、相信、怀疑、计划、修改、批评、建构、闲聊、学习、憎恨和热爱，所以故事是无处不在的，甚至我们生活的本身就是一种叙事。”
你也知道，中国的时政人物是特别难做的，通常要不就是官媒的文章，或者是干巴巴的报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封面人物是王岐山，我们的另外一个记者做了一个特别扎实、特别好的报道，是写他本人的，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封面来讲可能还不够，可能还需要另外一篇文章去补充它，所以就有了这篇文章：《九号院的年轻人》，也有了这么一个传播点。当时和编辑商量好热点和结合点之后，没有想到这么一个1.6万字的文章，这样一个关于讲历史的报道居然传播得特别广，所以我觉得可能跟我们挖掘故事的意识是密切相关的。
他说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医生跟他说，你是拿刀的我也是拿刀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明天你要做手术了，我要帮你祈祷。他拒绝了那个传教的人，他说谢谢你的好意，如果好人也信神、坏人也信神，神对好人、坏人都保佑，那好人、坏人有什么区别呢？
后来我没有办法了，就以截稿时间作为我一个判断的标准。但是那么多素材我怎么弄呢？我一般采访一个人回来，我就会很兴奋地跟我身边的人讲讲，其实你没有很多思考说你跟他讲什么，那你第一反应讲出来的可能是你觉得特别深刻的地方，然后很多都是我讲完之后说好了你可以退下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你们去旅行，你们对一个旅行的同伴讲很多很多话，然后把你跟平时很多人讲的话都告诉他了，你就再也不想看到他了。
余楠： 当我写娱乐圈时我写些什么
我看到一些资料上公布的这个片子的制作费后非常吃惊，因为我知道这个项目实际上真正的运作是怎么回事。打个比方，如果他这个片子对外宣布是花了2000万成本的话，可能当时真正给到他的制作经费不到100万。
“如果周杰伦没有红，只说明了两件事：一、我眼光有问题；二、我能力不够。他一定会红，而且是大红大紫。”十几年前，杨峻荣这样告诉吴宗宪。这话放在今天，没有人会怀疑。但在他之前，大概没人相信。
我们要提供独家的资讯。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如果大家通过网络就能获得的信息，就不要再去占用传统媒体的版面了。光是微信朋友圈的内容估计你们都看不完，所以我们在写一个关于娱乐圈的特稿时，独家的资讯是永远需要的。
而娱乐圈的资源截然相反，所以你的写作中，存在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你有可能会沦为营销的一个工具。
如果说他看完片子发现这是一个烂片，而你之前对它进行了正面报道，你的个人品牌就已经开始逐步瓦解了。
这是我们在进入这个行业最初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你需要一个过程和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历，才能够把这个角色和这个人区分开。因为这个行业里面有些人会让你失望。你接触完之后会发现他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想办法把粉丝心态摘除掉。写稿的过程一旦有粉丝心态侵入，你就很难再做到中立、公允和冷静了。
角色的成功，是由很多原因促成的。但是一个良好的表演状态，一定跟你日常的修行休戚相关。后来他说：“演戏就像放风。放风你快乐吗？一定快乐。你珍惜吗？肯定珍惜。那你至少得先把自己关起来吧。”
当时我偶然买了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那个红皮的书。他这样描写开国大典的一幕：1949年10月1日，55岁的毛泽东步出他的书房，去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自升起国旗。这时候游行人群已慢慢挤满了长安街。毛泽东乘坐的小车前面有一辆坦克开路。这是辆谢尔曼坦克，编号为237438W14。它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从底特律运来上海，目的是帮助蒋介石消灭毛泽东。谢尔曼237438W14曾在“自由世界”服役一个时期，现在它正隆隆地碾过故宫门前的大道驶向一个不同的世界。
史晨： 高价的体育、廉价的诗歌，谁之罪？
100年前的美国，有一波记者和媒体野蛮生长的黄金时期，出现了“扒粪运动”。当时的美国和我们现在很像，急速的城市化，暴露出很多社会矛盾，我们现在所有的媒体上看到的腐败、矿难、食品安全、竞选贿赂、国民素质等那时候都有。“扒粪运动”一开始是轰轰烈烈的，后来这个运动突然就衰落了，但是同一时期，美国的智库兴起了，社会发展到一定成熟的阶段，它可能不再满足于那种很简单的披露式报道，这时候立场在中间的、美国的第一轮智库，包括现在大家可能都知道的美国经济研究局、卡内基货币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这一波顶尖的智库兴起了。
为什么一门专业非常重要？我前几年大量带实习生，那些你看上去性价比比较好的岗位，稍微给你自主性的、接触的人也比较高端的，都需要一个专业，都有一个进入的门槛。
彭博政府”你点进去以后，它能够帮你梳理你现在比如说要做一家清洁能源的企业，然后有这么一个关于清洁能源的立法，这帮记者再帮你筛出来支持你的议员是谁，反对你的议员是谁，摇摆的议员是谁，摇摆的议员谁在筹款期，谁是他的智库，哪些专家他的思想倾向是什么，哪些专家可能可以影响他的观点，他会参加哪些研讨会。彭博会花大价钱购买这样的服务，然后，企业以更高的价钱从彭博身上购买这个服务。
最大的困难就是，现在思想市场上的竞争方式，它的激励结构是让越极端的声音传播力越大。大家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左右之争，为了让别人听我的，你故意的只能把话说得更极端。这样它就不存在一个重叠的共识，也没有办法进行讨论，这个是现在媒体影响公共政策最大的困难。其实，现在大量的媒体讨论是在破坏公共政策良好的制定和测试。
Q：您的文章中，常常针对公共事务的解决，提出指向性很明确的措施和观点，那么是否要考虑所提观点的平衡和客观？立场和角度如何把握？A：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我特别想分享。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社会学家，他叫怀特·梅尔斯，他的墓志铭上有这么一句话，上半句叫“我力求客观”，下半句话是“但我不自诩超然”。
我这么说可能有点极端，但是兴趣其实并不像你想得那么重要。当你没有做过足够多的事情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在哪里。如果一件事情是你的优势，你能做得足够好，不断有社会的肯定和正向的反馈给你，你觉得时间长了以后，你能不对它产生兴趣吗？所以，不是有了兴趣、有了情怀才去做事，而是你把这个事做好了以后逐渐产生兴趣和情怀的认同感。这可能是一个更偏实际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规律性的，更偏实际、更偏真实的一个情境。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青年人决定你成熟的标志，是你能否在你的脑中容纳相互竞争的几套思想和假说，同时又能保持行动能力。因为新事物会越来越多，思想市场上的各种说法会越来越多，这时候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不断修正的，我觉得未必需要预设一个立场，你可以不断在实践的检验中快速的失败，快速的迭代，然后形成能够保持你行动能力的那一套行动准则。
吉姆·沃尔夫： 国际新闻是世界历史的初稿
但是去了以后发现，CIA完全不通情达理，不允许我女儿进去，就因为我女儿没有得到授权。所以，最后结果是我自己一个人独自进到CIA总部去参加新闻发布会，而把我的女儿留给了CIA的一个大堂特警帮我照看着，最后，我全程参加了这个新闻发布会。
我接受路透社训练的时候，路透社曾经给我们一个方法，如果有一天被劫持了作为一个人质的话，有一个策略叫“格雷先生”，Mr. Gray，就是灰色。灰色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去太强烈地表明你的态度，你保持自己一个中间灰色地带的身份。不管是你个人的身份，还是你个人的性格，你是合作还是抗拒，更加开放还是更加保守，沉默还是多说话……所有一切叫作取其中，用一种中庸的方法来处理。这样可以大大增加你被解救的可能性，就是随波逐流一些，go with the flow，这样可能能够增加你生存下来的可能性，这是一个被迫之举，叫作Mr. Gray，只要被抓，你就去做那个“格雷先生”就好。
美国行政首长奥巴马总统就说，不允许CIA雇用本国的任何记者在海外从事间谍和情报工作。因为如果一旦这么做的话，就可能让所有美国的海外记者都处在被怀疑是CIA特务的嫌疑之下。让所有美国的在外记者都处于危险中，所以这个事情是不太可能的。
刘子超： 面包、黄油会有，还有诗歌和远方
你要用各种手段记录你旅行的体验，不管是拍照还是摄像、录音、记笔记。我随身会带一个笔记本，一有些想法，或者是看到一个事物产生的一些转瞬即逝的念头，我都会马上掏出笔记本，把它记下来。因为我觉得90%以上的当时想法在晚上回去以后你就完全想不起来了。
往往是你走出游客区，所谓的comfort zone，你才能真实地感受到你去的地方真正的精神面貌和样子。
我为什么说走之前看些纪录片是非常必要的，它会给你提供一些很有帮助的采访对象的人选，一般纪录片会很明确地标出采访的是谁，这个人是什么title、什么职位、在哪工作，然后他对哪个问题在纪录片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愿意上纪录片的人应该愿意接近媒体，如果他谈的话题恰好是你感兴趣的，你可以在出国之前做好相应的联系工作，比如，你上他的工作网站去查这个人的联系方式，给他写邮件，约采访，我的结果来说几乎都没有人拒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