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就老是想起One Billion Customers。
第一部
第一章
人们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喜欢扎堆前行，只要有可能，总是紧紧跟在别的车辆后面。他们不大使用转向灯。相反，喜欢依赖汽车之间的身体语言：如果一辆车贴着左侧行驶，那么你可以推测得出，它即将进行左转弯。此外，他们还长于即兴发挥。他们可以把人行道作为超车道使用，如果能够快那么一点点的话，他们可以在环岛交叉路口逆向行驶。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开过了出口，他们会直接开到路肩上，往后倒，然后立马右转下道。每当交通拥堵时，他们喜欢从边上挤过去，跟他们排队买票时的做法如出一辙。
非常重要的观测结论：曼哈顿的驾驶员在夜间是要开灯行车的。回到中国后，陈希同要求北京的汽车驾驶员也这么做。至于这位市长在遭遇美国的民主社会后作出了什么样的政治结论，一直不甚明了（他最终因为贪腐而锒铛入狱），但他至少为道路交通的安全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可是，如果你在滂沱大雨中开着车灯行驶，对面驶来的驾驶员会毫不例外地把他的车灯闪动几下，以示不满。
在开阔的道路上，似乎每个驾驶员都刚刚从胡同里解放出来——突然加速，展开竞赛，而最惊悚之处，莫过于超越其他车辆。在山坡上，他们要超车；在弯道处，他们要超车；在隧道里，他们要超车。如果被别人超了车，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反超那辆车，就好像在比赛
根据我的判断，这是驾驶员考试题中唯一一道三个选项都正确的试题： 77题 超越其他车辆时，驾驶员应该：A）从左侧超车。B）从右侧超车。C）两侧均可，视情况而定。
事实上，窍门在于研究那些错误的答案。手册在描述常见的道路交通驾驶技巧时，说得十分生动，差不多让读者看清了驾车人的面部表情： 81题 超车后，你应该：A）等两车有足够安全的距离之后，打右转向灯，回到原车道。B）快速插入到其他车辆前。C）插到其他车辆前，并减速。
80题 准备超车时，如果发现前车准备左转，或者掉头，或者超车，你应该：A）从右侧超车。B）不能超车。C）鸣笛，加速，从左侧超车。
在中国的汽车上，喇叭从本质上说具有神经学的意义——它负责传导驾驶员的本能反应。人们经常摁喇叭，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喇叭声听起来都一样，但过了些时候，你就学会正确理解各种喇叭声的含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跟汉语一样复杂。
在明代城堡的墙上，也刷着一条白色的标语： 抓住世行贷款机遇，帮助山区脱贫致富 这些城墙一度为了抵御蛮夷而建，如今却已在欢迎世行贷款。我决定联系一下当地政府，看有没有人给我就这个项目介绍些情况，一个干部同意跟我见面，他是右玉县税务局的一个主任。他告诉我，过去的两年间，当地政府接受了世界银行大约两千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这样的项目，只是世行在黄土高原上资助的无数个项目之一。
在各省市，政府的车辆通常是黑色的，车窗是深色的，一般配有驾驶员。如果那个地区比较富裕，可以坐奥迪车，贫困地区则配有桑塔纳或捷达轿车。每到一站，会有人为你奉上茶水，以及各类统计数据。
在美国，只要说一声“我要开车”就够了——说了之后，就算完事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话语正好开辟了一条进行逻辑大讨论的途径，有些甚至让人很难反驳。喝酒的第一条理由通常是“既成事实”。“你一定要喝，”别人端着满满一杯酒，对你说：“酒都斟上了，你不要推辞。”第二条理由是，我开了这么远的路程，一定很疲倦。
喝过酒后，我可以慢慢地开。他们还会跟你说，美国人是靠右侧行驶，那意味着在中国开车没有什么不习惯的，稍微喝点酒没关系。不管怎么说——第五条理由是——酒杯已经倒满了。有时候，人们会跟我讲，如果让警察碰上了，他们看见老外开车，已经够惊讶的，肯定不会因为酒后驾车而抓你。一次，宴会主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大概二十年前。”“看见没？我们这里多数人开车才一两年。有那么丰富的开车经验，你当然可以喝点什么！”
他说的那句话——山高皇帝远——我在中国哪儿的农村都听到过。人们一致认为，问题出在地方上，高官们是诚信的，正派的，极少有人对这个制度的核心表示不满。
不过，这仅仅是另外一个统计数据而已：我只知道，那一百万个受惠者当中，肯定不包括跟我说过话的那几个人。对那些直接从首都安排下来，不与当地人打交道的开发工作，我一直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我的地图越来越靠不住，一天中总有那么两三次，我觉得自己“被地图”了：“被地图”进死胡同，“被地图”进水土流失地段，“被地图”进长满野草的断头岔路上。在内蒙古，受了一个很有草场气息的村名——韭菜村——的诱惑，我“被地图”到一个河床上。
在中国，让自己的父亲在停车场上教你开车是不允许的。再说，停车场并不多见，而且多数父亲自己也没有行车所需的驾照。
六名学员的性别结构是四男两女，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下。他们之前缴纳过两千多元钱的学费——在基本月工资大概只有五百多块钱的小城市，这算是不小的一个数目。只有一个学员，家里已经买了车。其他人跟我说，也许哪天他们也可能买车。其中的大学生们——一共有四个——相信，驾照会让他们的求职简历增添一些亮色。
那天下午比较晚的时候，学员们回去继续进行道路驾驶训练，其中一个学员向我请求，让他开我租来的车进行训练。就在那一瞬间，经过极其简单的考虑，我决定借此看看他们在一个月的训练中收获如何。那个学员开到空旷路段之后，就醉心于超车了，可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有那么两次，我只好大吼大叫，让他不要在盲弯处大幅占道转弯。还有一次，我伸手一把抓住方向盘，阻止他撞上另一辆正在他左侧加速超车的车辆。他从不观察后视镜或侧后视镜，他不知道盲区的存在。只要遇到会动的东西，他都要鸣笛。完全忽视交通指示灯的存在，倒还是最次要的问题。他差点撞上了一辆停靠着的拖拉机，距离只有几厘米。他甚至差点撞上一面水泥墙。最后，当车辆进入驾驶训练场的时候，我真想俯下身去亲吻我膝下的单边桥。
在北京的时候，总有外国人对我讲，我真不敢相信，你能在这样的地方开车。我这样回答他们：我真不敢相信，中国驾校毕业出来的驾驶员们驾驶的出租车、公共汽车，你们也敢乘坐。一旦上了路，所有人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迷茫的一代——但作为驾驶员，总还能够有那么一点点操控感。
第二章
某些车型可以跟某些性格类型相配，到了路上，我得学着加以分析。最大的风险常常来自车辆谱系的两个极端。如果某人开着梅赛德斯或者顶级别克轿车，那他可能属于第一拨成功的商人行列，这帮人开起车来毫无畏惧之心。我对那些廉价到底的轿车、破旧的夏利车和长安车也得时刻提防，因为驾驶这些车辆的算得上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乡下，车窗遮得严严实实的黑色桑塔纳也是麻烦事。那一般是领导坐的车，所在地的政府要么没钱，要么没本事用公款买奥迪轿车。在小镇上，桑塔纳行驶起来像是一个市井无赖：喇叭摁得震天响，从右侧超车，对行人毫不相让。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官员大多乘坐黑色的奥迪A6、A8，遇到这种车，也要尽量避让，如果你骑的是自行车，更应该避让。我对奥拓都市贝贝这样的微型车也感到害怕，原因却有所不同。它们一般是中下阶层购买的第一辆车，这些人既没有驾驶经验，开起车来又犹豫不决。
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军队向中国的西南地区运送吉普车和大卡车，以支援中华民国，却遭遇了大量的交通事故。车辆是按照右侧行驶的习惯设计的，美国驾驶员需要适应中国的道路行驶习惯，于是麻烦不断。美国将军魏德迈提出了一项十分简单的解决方案：中国全境转向美国的驾驶模式。对美国的支持仰仗甚多的蒋介石很快就同意了这一方案。1945年12月31日，日本人早已投降之后，该转变方案正式实施。
这一点，已经成为奇瑞公司的专长：他们生产的轿车疑似市场上的主导车型，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我喜欢从“首都汽车”租车，原因却恰恰相反——这家租赁公司给人一种“慢”的感觉。当时它仍旧是国有性质，属于旧时的公有经济体制，它的公司文化跟奇瑞这样的公司恍若隔世。在“首都汽车”那里上班的，多是中年人，坐在那里，要么抽烟，要么看报纸。尽管率先进入到这个前景看好的市场里，那些人却几乎没采取任何措施，以充分发挥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优势。
回到办公室，王先生笑眯眯地在一堆文件上签字画押，顺便祝我好运。他没有问我要去哪里。这个人的善良和礼貌，让人无话可说，竟像是一种谨慎——在他看来，从“首都汽车”租车用于做什么事情，完全是我的私事。
仿佛看到一群乌鸦停在了寂静的树林里。在中国的农村，桑塔纳通常是领导的坐骑，如果他们成群结队出现在旅游点，一般说明公款旅游十分盛行。我到达成吉思汗陵的时候，中午刚过，许多领导在午宴上喝得醉醺醺。他们跌跌撞撞地从桑塔纳里钻出来，在停车场上又吼又笑。我跟随三个摇摇晃晃的男子，跨上台阶，来到陵墓入口处。在这里，他们一行人跟服务人员争执了起来。服务员是个蒙古人，他根据三十五元的收费标准，要他们购票。这点钱若是换成美元，不到五美元。“你看，这——样行——不？”其中一个领导嘟囔着说，“三个人一百元。”
每个人说话都是这样慢吞吞的，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争执了整整五分钟之久。在中国，国营旅游景点的门票是不讲价的，我不明白，那位服务员为什么竟能如此耐心。后来，我才发觉，他也喝醉了。他倚靠在办公桌上，整个售票亭都弥漫着一股酒精的气味。
我看到有些摩托车，在后挡泥板上面贴着一张计算机上使用的光盘，作为很好的反光材料。
一般情况下，他们结伴出车，一人开车，一人睡觉。在中国的专业汽车驾驶员大军中，他们的技术是最娴熟的。出租车司机往往太霸道，因为风险很低：城市中的车辆移动太慢，人们对擦刮事故不太在意。长途公共汽车驾驶员则最糟糕：公共汽车不是他们购买的，薪水则主要靠车票提成。这就给了他们超速的诱因，在以口号标语和交警塑像为主要公路巡逻方式的地方，尤其如此。无论我什么时候读到关于严重交通事故的报道，那总跟长途公共汽车有关。然而，卡车司机很少让我如此神经兮兮。卡车多数会超载，因此跑不快。他们一般不会冒险行车，因为卡车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总是走熟悉的固定线路，还会根据天气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跟他们聊天也很有趣。
这条道路刚刚修好，两车道，两边全是高高的岩石和泥土。时不时地，一两条标语打破了单调的路面：“危险！此坡容易打瞌睡！”
在接下来的一个弯道处，有一块标语说明，此处已有五十三人死亡。标示牌上列出了几种速度，好像是菜单上的一个个选项： 时速40公里最安全时速80公里很危险时速100公里进医院
第二部
第一章
我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在我的内心，隐隐约约有一种想法，想过那种隐居式的作家生活——从城市生活中悄悄地躲开，把手中的工作暂时放下来。
中国的警察有时候也许有些粗野，但实际上，他们跟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一样，讲求实用主义。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承担任何责任。
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更多一些耐心；一般而言，他们只要看见说汉语的外国人，就会倾向于表现出一种夸张的尊敬。通常，这样的敬重会给生活带来不少便利。因此，跟所有长住的外国人一样，我也学会了利用这种优势。不过，对于敬重的真正含义，我倒是从没抱过幻想。在那层敬重的深处，是一种局促不安：从内心深处来说，很多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人在外来者面前的表现还是感到有一丝耻辱的。赵医生没有把我当成是一个关心病孩的人；在她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个外国人，一个不信任她的专业能力的外国人。
过去一周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非常平静：没有流泪，没有惊慌，没有提高过嗓门。乡下的生活已经教会了他们要坚强，也让他们了解了“没办法”这几个字的含义。
第二章
村里人有个习惯，邻里生病，大家会互相帮助。如果某位三岔人生病入院了，其他村民会来到这家人的家里，送上现金——在一个没有农村医疗保险的国度里，村民们以这种方式应对医疗费用。病人康复后，充满感激的一家人通常会摆上一桌宴席款待大家。
接着——我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由自主的——我问，那两尊塑像花了多少钱。曹春梅的语气依然友好，但她纠正了我的说法。“像这样的东西，我们不说‘买’, ”她说，“我们说‘请’了两尊塑像回来。我把它们请回家来，是因为他们会保佑我这个家庭。”
那正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可取之处——人们表现出的关切出自真心实意，他们对学习的信奉根深蒂固。尽管工资很低，老师们普遍具有奉献精神；尽管各自的背景不同，家长们会尽量做好自己的分内事。
不过，如果中国学校教育的力量在于它的良苦用心的话，其弱点则正存在于那些细节之中。我对魏嘉所要学习的那些东西简直是迷惑不已——无关的事实和毫无系统性的知识，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杂合在一起，然后硬生生地填塞进肺活量只有一千四百毫升的小孩子身体里。令人吃惊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他有一本课本，名叫《小学奥林匹克读者》，专门讲述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要举行的各个体育项目。在中国的农村，在长城脚下，小孩子们要学习裸体希腊人摔跤的图片，要了解名叫顾拜旦的法国人在1896年把奥运会重新引入欧洲的过程。还有一本书，名叫《环保与可持续发展》。
星期五，我到学校去接魏嘉，他告诉我，他刚刚学习了Google（谷歌）。“创办者是美国的一对兄妹，”他说，“他们一起创业，后来成了富翁。”那就是中国的农村人杜撰出来的谷歌——也许不太精确，但至少符合每个家庭的价值观。
他满脑子都是否定性的话语，这些否定性的话语就像鸭子背上的水珠一样自动洒出，而他看上去一点都没有不安之处。跟所有中国小孩一样，他很擅长进行自我批评。他知道哪些语言恰当，什么语气合适，哪种体态恰当：头要低着，声音要轻柔。某些目标批评起来非常容易——自我批评的标准版本是说自己没努力学习。
第三章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抽烟对于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都十分重要。有些牌子的香烟甚至有补贴——最廉价的牌子价格只有两元多，因为官员们担心，如果农民们买不起烟，他们会不高兴。健康问题基本上是另外一回事。2000年，中国疾控中心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跟吸烟有关的健康花费超过了这个行业所带来的税费收入。但那个统计数据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看谁付出了什么。时至今日，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制度，政府把烟草产生的全部收益收入囊中，而无需为它所带来的危害付出一分钱。每一年，死于跟烟草相关疾病的中国人超过一百万。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有望再翻一番。既然政府已经在尝试着建立某种形式的全民健康覆盖机制，也许他们对于烟草行业的态度会有所改变。但就目前来看，这个行业依旧是一种税收来源。
在三岔，2006年成了垃圾之年。经过五六年的时间，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到了这个点上：到处都是新路、新车、新的建筑工程；村民们用上了有线电视，手机有了信号覆盖。但能够说明他们繁荣富强的最明显的证据，却是垃圾。我第一次来到三岔的时候，人们简简单单地把垃圾扔在山坡上，滚落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干涸的溪沟里。在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垃圾产生，所有东西村民基本上都加以重复利用，人们也很少食用袋装食品。但随着经商和旅游业的兴起，这一切都被改变了。方便面包装袋、饼干包装袋越积越多，那条溪沟的河床上很快便堵满了泡沫和塑料垃圾。有一年，眯眯组织人们进行过一次清理。但直到2006年，当地县政府才终于在这个地方实行了垃圾定期清运服务。就在那一年，小贩们也来了，他们开着厢式货车，收购一切可以回收利用的物品：瓶子、罐子、报纸等。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开着车到三岔来购买垃圾！
原住民们搬了出去，房屋被推倒在地，一座座新建的水泥、玻璃大厦在原来的果园地上拔地而起。在三岔，村民们忙着把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长租出去。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修建新的建筑物。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村子里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被人们抢购一空。就连搅屎棍也跟一个北京人达成了一笔买卖。签下协议之后，搅屎棍立马对他的房屋进行了一番雄心勃勃的改造。就在改造工程做到一半，也就是一道砖墙刚砌到四米多高的时候，他突然抬高了价格。
虽然大家都签有合同，但这些合同一文不值。北京人别无选择，要么加价，要么走人。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他真的走人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搅屎棍才察觉到，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村主任由所有村民通过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而候选人可以不是中共党员。但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成为党支部书记这个村子里最大的官。在三岔，刘绣莹就是从村主任开始她的政治生涯的。她第一次坐上那个位置是在1993年，五年之后，她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从那以来，她身兼两职，而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地区也越来越普遍。政府支持这种状况的出现，因为这样做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起到了巩固权力的作用。
考虑到魏嘉经常患感冒，我曾建议他多吃橘子，但他的母亲说人在冬天的时候应该尽量少吃水果——不顺气。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魏嘉很少饮水。关于一天中哪些时间不宜进补液体，中国人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观念。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很多人饮水不足。
在西方，报纸上讲述中国的文章总是着眼于巨大的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他们甚至也会根据农村地区发生的一些抗议行为，来强调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他们愿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计算机系统还分析了孩子的生日，得出的结论是他的五行中最缺水。我不用计算机也知道这一点——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
我时常听到村民们说起这个词语——官僚主义。“意思是说，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曹春梅说。
第三部
第一章
在温州市，出租的车辆油箱是空的。2005年7月，我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挑选了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他们就是这样迎接我的。我付过押金，插入钥匙，油量不足的提示灯随之亮了起来。油箱里的燃油刚好够开到加油站。以往，在北京的“首都汽车”租车的时候，我曾经抱怨过他们的油量多少不一。然而“温州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这些家伙，竟然以他们精明的商业头脑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我还回去的桑塔纳轿车里还剩一升汽油，他们都会把它吸出来，然后卖掉。
后来我才了解到，武义年产扑克一百万副，占到了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的一半。八十公里外，义乌市生产的塑料饮管占全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一个叫作永康的地方生产的各类衡器占中国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在浙江的另一个地区，菘厦年产雨伞三亿五千万把。汾水专门制笔，上官专门生产乒乓球拍。大唐的袜子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全世界一半的领带产自一个叫作嵊州的地方。
当地的一位企业家很认真地跟我说过：“我们这里是浙江的西藏。”在中国一派忙碌景象的东南部，在离海边仅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竟然存在着这样的自相矛盾——就像人们把某个地方称作新泽西州的阿拉斯加。不过，毫无疑问，即使按照浙江省的标准来看，丽水也称得上是地处偏僻。
他们之间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在浙江，各地的方言十分难懂，经商的人们只要去到别处，就要讲全国通用的语言。
那人问，他们需要什么时候把预算做出来。“今天下午怎么样？”高老板问。承包商看了看他的手表，已经是下午三点四十八分了。“没那么快。”“那么，明天一早告诉我。”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私有经济迈出实验性的步子，温州人的反应非常迅速，连中央政府都赞扬那是农村发展中的“温州模式”。他们的经商策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
总体而言，中国人对于地区差异的认识是高度协调一致的，他们很快就能够提炼出别处的弱点。北京人会讥笑河南人档次低，深圳人看不起从湖南和四川来的务工人员，很多人对上海女人的坏话不一而足。不过，温州人的自我评价倒是与众不同。
温州的老板们经常提出同样的问题：“你怎么看我们温州人会做生意这个问题？”如果我的回答是“环境”，他们会感到比较高兴，这样的回答跟那些有关温州人的书上所宣传的环境决定论不谋而合。这个地方可耕地极为稀少，在封建王朝时代，因为地形崎岖的缘故，跟内陆地区的交通联系极为不畅。由于选择的余地不大，温州人将目光投向了大海，到17世纪，也就是明朝末期，他们已经形成了很强有力的贸易文化。他们还形成了迁徙的传统，温州移民形成的小团体已经在世界各个港口城市站稳脚跟。在毛泽东领导的年代，这些商业网络幸免于难。同样幸免于难的，还有温州人的商业天性。一旦共产党政府允许他们离开农庄，建起工厂，当地的经济就开始起飞了。
环境决定论有它的道理，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因素，那就是自我决定论。浙江南部的温州人对他们自身精明的商业头脑是认同的，他们对于自己降低行业的毛利率和建立贸易网络的能力颇感自豪。他们信奉自身，信奉商业——做一个冷血商人不是什么可耻之事。几年前，温州一家报纸《财富周刊》出过一期情人节专刊，其中有一个关于本地男性百万富翁的调查报告。报纸问那些男人，他们喜欢在什么地方享用浪漫的情人节晚宴，还列出了他们购买给妻子或女朋友的礼物。其中一个问题要求受访者回忆“一生中你最感动的时刻”。最普遍的两个答案是“当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和“当我离婚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在家庭和生意之间做出抉择，你会怎么办？”在所有受访者中，百分之六十选择生意，百分之二十选择家庭。另外百分之二十无法做出决定。
十五年前，该地区还是一片农田，但是它经历的发展十分迅速，村与村之间古老的界线已经看不见了。现在，你只能根据道路两旁的广告来判断村子与村子之间的过渡，因为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一次，我往南行驶，过了飞机场，就走到了这一区域。首先，我经过了一条路段，所有的广告牌都跟铰链有关。随后，我看到了电源插座和适配器广告。没过多久，取而代之的是塑料开关。再随后，出现了日光灯管。不管走到哪里，我总能看到一排排的仓库和厂房。但是，那条道路本身还是保持着乡村道路的规格：两车道，没有路肩，坑洼遍地。
“九十年代的生意好做一些，”有一次，他对我这样说道，“那个时候开工厂的人还不太多。”对于那个年代，他总是津津乐道。对高老板来说，他那个时候才三十三岁，九十年代成了他的过去好时光，因为那时候的竞争还没有那么激烈。“那个时候，靠产品质量说话，”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一般来说，你得搞清楚哪样产品没有人去生产。不过，现在全中国上下，每一样东西都有人在生产。不管你生产什么，都会遇到竞争。所以，现在不是质量说了算，靠的是产量。”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经济开发区已经存在并运行了二十多年，而新的开发区还在不断地冒出来。他们的基本策略都是一样的：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向工厂老板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然后在投产后的头几年时间里给予税收减免。
在丽水市的建设初期，要来这一带闲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经济开发区，基本上看不见政府官员和警察的身影。如果你出现在那儿，那么，人们觉得你肯定有出现在那儿的理由。这些人极其友善，也很坦诚，其实大家也都是从别的地方到这里来的。我到那一带闲逛的时候，从未事先申请过。只要什么东西令我感到有趣，我都可以去看看。
此外，我参观的建筑工地简直多得数不过来。有一次，我停下脚步，跟几个工人交谈了起来，他们当时正在一家新建工厂的地基上进行钻孔作业。他们边喝啤酒边休息。交谈了大概一刻钟之后，那几个人递给我一把钻头，让我一露身手。就这样，我为丽水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作出了我的一点点贡献：一块十几厘米厚的泥土被我钻了起来。我倾尽全力不让那肮脏的玩意沾到鞋上，惹得那几个工人哄堂大笑。可有谁来管这些呢？
不过，他主要是想招聘女工。工厂的活儿大都不需什么技术，对体力的要求也不高：工人们只是分拣生产出来的胸罩衬骨，监控生产线，把调节环成品进行装箱。跟其他的工厂老板们一样，王老板也表现出对招收年轻女工的偏好。“女孩子更有耐心，更好管理一些，”他这样解释道，“男孩子的麻烦多一些——他们喜欢打架，喜欢惹是生非。”我问王老板，什么样的工人才符合他的理想，他说应该是年轻的、没有经验的那种。“如果她已经做过别的工种，那我给她的钱就要多一些，”他说。还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更愿意招收教育程度低一些的应聘者。如果一个女孩子穿着比较整洁，发型又有点与众不同，那可是个不好的兆头。长得漂亮的女孩子也有一定的风险。“我愿意雇佣那些看上去长得一般的女孩子，”王老板说，“太复杂的，我也不大爱聘用。我可不愿意招进来的人还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我觉得那样肯定不好。”招工的时候，王老板喜欢问及应聘者的业余爱好。如果某位应聘者的回答是“打牌”或者“跟朋友呆在一起”，那就太负面——太无聊了。如果是“看书”这样的答案，则说明那个人很懒惰。最糟糕的，莫过于应聘者说她喜欢上网打发空闲时间。“我喜欢听到应聘的女孩子回答说喜欢跟家人在一起，或者照料自己的母亲等等之类。”王老板说，“从农村来的女孩子，就要那样单纯才行。我喜欢吃得起苦的人。”
第二章
那其实已经形成了体系，在浙江南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体系具有十分强大的功能。送出去的礼物已经标准化，需要便于携带，这就使它们更像某种现金。某个商人可能收下一条中华香烟，他送给了另外的某个人，然后又转手送到了某位干部的手中，而这位干部可能又把它送给某个职位更高的人物
要是中华香烟能够说话就好了！也许一箱箱的中华香烟就这样从瓯海的滩涂地踏上旅程，送到了杭州的某个庭园里，最后转遍了浙江省全境，一路上只在钮扣城或者仿皮村做过短暂的停留。不过，最要紧的是，有了关系就方便多了。高老板告诉我，他有时候要给一些官员们送现金卡，那样的卡在当地的超市就可以使用。我问，他怎么知道送多少才合适。“反正知道呗，”他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也说不清楚，不过那是明摆着的，”他说，“在这里，连一个学生娃都知道该送多少。”
最遭殃的是那些最没有权力的人——农民们。他们失去的土地实际上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补贴，而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追索权——要推翻一个村党支书记已经难上加难，更不用说其他的了。不过，大多数农民们一心想的是外出务工，或者变成个体户，因此，他们丝毫不会为修改宪法这样的事情操心。
最多的一次，我一天收到了三张罚单。有一次在丽水市，我在一个小时之内两度被逮住。我并不是一个轻率鲁莽的驾驶员，我之前的记录没有留下任何污点——拿到中国驾照的五年间，在来到浙江之前，我从来没有违章行驶过。可是，南方各地的有关部门很快就琢磨出了超速陷阱所具有的投资潜力。他们把照相设备装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字路口。在高速公路上，有些路段的速度限制会在毫无理由、毫无提醒的情况下突然降低。他们还设置了雷达枪。本地的驾驶员都能够记住那些地点，我也尽可能地去记住那些地点，可要记的路段竟是如此之多。首先，我得提防那些开着奥迪A6以一百六十多公里时速飞奔，然后在雷达照相机面前急踩刹车的老板们。在那条高速公路上，我从来没有看见真人警察出现过。“对警察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业务，”
他说得对，警官们以私人股东的形式投资雷达照相机，然后以股息的形式获取收益。在浙江，一个警官如果在高速公路超速陷阱上投资五万元，那么，他可以从每张违章罚单的收益中分到百分之七点五的利润。每部照相机以四个投资者为限，年轻警察没有资格购买股份，只有累积到一定的资历后才获得购买资格。阶位高的警察可以多买相机股份。他们有抽奖系统，决定哪几个警察购买高速路上哪几个路段的照相机。这个产业甚至催生了私人借贷者，因为人们知道，借钱给警察用于参股超速陷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他们不再招徕临时性的组装工人，削减了所有高层技术人员的薪水。小龙的薪水被削减了百分之四十，罗师傅的薪水减掉了一半。这都违背了他们几个跟工厂之前签订的劳动合同。从理论上说，他们可以向当地劳动部门进行投诉，可中国的工人们很少迈出这一步。他们对于政府很少有信赖感——“这些事情，得靠你自己处理，”
第三章
中国人的抱怨总是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就像有害菌一样在人群之间传播着。这跟群体冲动有一定关系，大家根本就是情不自禁——如果他们看见别人这么做，马上就会产生共鸣。在火锅馆，我们这一桌就是如此。罗师傅点评说，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干净；他的朋友则说，这家馆子的蔬菜看起来也不咋样。汤太咸，肉的分量不足，质量也不高——他们一边抱怨着，一边把菜肴倒进油锅中，大快朵颐。中国人的饭菜评论通常是：评论归评论，胃口可不会受到影响。吃完了饭，程有琴甚至把茶水也贬了一番。一句坏话也没说的，只有那个小孩子——他平静如常，吸着二手烟，流淌着汗水。在火锅馆的烟熏火燎中，真像一只可怜的小猪仔。
跟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他们对当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觉得贪腐只是地方一级官员的毛病。
她从来没有因为兴趣而画过画——当我问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时，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是我的脑子进水了。
第四章
2007年夏天，我的中国驾照过期了。那时，我已经回到美国，重新适应了新的道路行驶规程。在车流中，我学会了不开快车，也不从右边的路肩上超车。我的手指不再摁住喇叭按钮不放。走到十字路口，遇到绿灯变亮时，我得压制住在中国开车时迎着来车立即左转的冲动。我不再担心遇到三轮拖拉机、长途大客车，或是黑色奥迪A6轿车。我把车开到修理厂的时候，修车师傅没有抽烟。